杨小兰

摘 要：鄂尔多斯地区青铜遗存丰富，金代铜镜体现出金代的时代特征，折射了鲜明的时代背景、社会风尚和民族精神，是金在中国历史上特殊贡献的一个小小折射。文章选取内蒙古鄂尔多斯地区博物馆收藏的金代青铜镜进行赏析，探讨金文化对鄂尔多斯地区的一些细微影响。

关键词：宋金代;青铜镜;金文化;鄂尔多斯

在鄂尔多斯地区青铜遗存丰富，鄂尔多斯式青铜器闻名于世，时代上从商代到汉代，其中春秋战国时期为其发展高峰期，属于北方民族畜牧游牧文化一类的遗存。秦汉时期农耕文化性质的青铜器制品也有较多的发现，反映了秦汉时期中原政权经略“河南地”的真实历史。辽西夏金时期，这里有不少铁器、瓷器等被发现，但以西夏时期的居多，除窖藏相对较多之外，其他遗存也有，青铜质遗存主要以钱币为主。

20世纪八九十年代，金代遗存在鄂尔多斯地区全域文物普查中就有发现，有房址、墓葬、窖藏等，但数量不多。辽灭亡后，在黄河以东、以北地区辽王朝原占据地区被金取而代之，公元1124年，西夏附金称臣，原辽王朝“阴山以南图绿泊以西之地割让给夏国”，但没有多久，辽悉数夺其地，夏人求和，又回到其原來的地方—鄂尔多斯。①在黄河南岸、西岸夏人控制的地域有金代遗址，金代遗址较秦汉时期遗存数量较少，从侧面反映出金历史时期对鄂尔多斯地域发展的一些实际影响。

对于金代青铜镜，1990年的8月，在鄂尔多斯伊金霍洛旗新街镇东约10千米的红碱淖尔就有发现，当时发现了一座古墓葬，墓内除人骨和完整的一具马骨架外，还有铜器和陶罐等，其中出土的双鱼纹带柄铜镜移交当地文物站，其余均散失或被破坏②，具体发掘报告未见，实为憾事。后来笔者在查阅资料时，发现1991年的《内蒙古文物考古》中有一则发现金代铜镜的简短报道，但是那一次被移交物的简短报道仅有几百字，只对发现的金代铜镜作了一些描述。除此之外，在以后很长的文物保护历史中，相关金代铜镜发掘出土的情况鲜见报道。

笔者统计，到目前为止，鄂尔多斯全市几个市级博物馆馆藏青铜镜有300余枚，入藏的金代青铜镜有20多枚，其中征集品居多。

缘于鄂尔多斯青铜器博物馆打造地域青铜文化宣传平台的需要，近几年，曾两次大规模举办青铜镜方面的专题展览（本地非国有博物馆或个人收藏），展出规模都在300枚以上，大体涵盖了古今中外各个时期的青铜镜，与鄂尔多斯式青铜器为主的馆内基本陈列同馆推出，形成很好的互补展示。此次一并拣选了几枚青铜镜，同文刊发，借以传播传承历史文化，与大家共同交流学习。

1 鱼纹青铜镜

宋金时期继隋唐以来，青铜镜的题材内容更为广泛，其中，金镜中的鱼纹镜大多是双鱼纹，是金镜中最富有特点的青铜镜。笔者选取了其中的三枚，与大家分享。

双鱼纹青铜镜（图1），直径11.8厘米，缘厚0.5厘米，重378克。圆形，圆纽，两尾鲤鱼绕纽按顺时针方向布局，摆尾张鳍，衬以水草纹，似逐浪嬉戏，非常生动。双鱼纹饰带与边框间饰有连续水草纹。

“君用”铭双鱼纹青铜镜（图2），直径10.23厘米，缘厚0.5厘米，重257克。圆形带柄，镜饰纹饰与上同，纽部设有长方形方框，内铸“君用”二字，楷书，带柄，柄部素面，末端为圆弧形，仅边沿有凸棱。

双鱼纹青铜小镜（图3），直径5厘米，缘厚0.2厘米，重23克。圆形，无纽，中饰正方形图案，正方形上下各饰一椭圆形，双鱼同向置于正方形、椭圆形图案左右。边框饰一圈乳钉纹。该镜小巧，图案简化而不简单，装饰性更强。

此三枚青铜镜中第三枚双鱼纹青铜小镜无纽，应为怀镜。三枚镜均以鱼纹装饰，说明鱼纹饰是金人比较喜欢的一种图案。女真族世代渔猎，鱼与女真族的关系密切，这大概也是金代鱼纹饰较多地被应用在日常用品的主要原因之一。

2 花鸟纹青铜镜

从隋唐以来花鸟纹青铜镜就颇具特色，宋金时期的花鸟纹镜更注重现实生活真实感受的表达，更生活化，也更客观，图案化下的图景多了些许写生的味道，应是宋金时期花鸟等写生创作画高度发展的一种积极影响，直至今天，藏在博物馆等收藏机构宋金时期的花鸟画仍然是我们学习的典范。

八雁穿云纹青铜镜（图4），直径10.8厘米，缘厚0.4厘米，重155克。圆形，桥纽，饰连珠纹，镜背被分割为四个扇形，扇形内饰有对雁和祥云。画面舒朗、高远，反映出天高云淡、大雁高飞的美好画面，极具诗意。

仙鹤江水芦苇纹青铜镜（图5），直径18厘米，缘厚0.5厘米，重447克。八棱花形，圆纽，纽较小。画面下段为水波纹，江水泛泛;中段于水畔处设置四株高低不一的芦苇;上段为天空和飞翔的仙鹤。整个画面十分唯美，水纹、芦苇、仙鹤如现实湖畔之景的定格，令人神往。花形镜缘与画面之间饰一圈卷云纹，铜镜更显精美，上有刻款和花押。

3 龙纹青铜镜

和仙鹤江水芦苇纹青铜镜一样，下文的两枚龙纹镜也有刻款和花押。青铜镜镜缘錾刻有官府验记文字和押记，是金代铜镜的一个重要特征之一。这与当时的铜禁、铜镜私铸、铜镜流通等有关。

双龙纹镜（图6），直径18厘米，缘厚0.7厘米，重817克。圆形，圆纽，双龙首尾相连，姿态不同，一龙屈身昂首，张嘴向纽，一龙身躯左右扭转，抬头向前，腿、爪伸屈各异，形象活灵活现。双龙外饰有一圈卷叶纹带，素缘，缘上刻有“长泰”二字及花押。

双龙咬尾纹镜（图7），直径16.4厘米，缘厚0.6厘米，重433克。圆纽，八棱花形，双龙相对，口尾咬连呈环形，龙尾回绕。双龙咬尾纹外饰一圈连续的卷草纹。花形缘上有“官”字刻款和花押。

当时战争频繁，铜禁严格，官府禁止私铸铜镜牟利（铜镜作为日用品，私铸可获厚利）。《金史》载：“私铸铜器，法当徒。”就反映出官府不许民间私铸的史实。但因利益的驱使，私铸铜镜屡禁不止，官府就通过检验加刻边款及花押进行控制，检验通过，刻款、花押后才允许其流通。当时设有专门的查验机构，辽朝五京置有警巡院，诸府及节镇为录事司，防御州、刺史州为司候司。①金镜中这种龙纹镜也多见，应是金代主要的铜镜装饰纹饰之一，说明女真族同汉族一样崇尚龙。②

4 人物青铜镜

金代的人物青铜镜，也是一个较大的一个类别，主要有反映现实生活的神话传说、民间故事、宗教等方面的，具有创新意义。

四童子攀花镜（图8），直径13.7厘米，缘厚0.7厘米，重406克。圆形，圆纽，镜纽上下左右各有一童子，为四童镜，童子或攀枝、或俯卧、或仰爬，嬉戏于茂密的花草间，花草枝叶缠绕，童子若隐若现，体现了人与自然的和谐。以童子形象为内容的青铜镜在金代以前没有发现，具有强烈的时代氣息。

牛郎织女故事镜（图9），直径9.2厘米，缘厚0.3厘米，重107克。圆形，圆纽，纽上部的天空烟云映带、一弯新月，层层波浪翻滚的银河浩浩荡荡，牛郎织女七夕踏浪在鹊桥相会，地上金牛俯卧，回首仰望，思绪无限。

除此之外，还有一些铭文镜，如“承安四年上元日，陕西东路运司官造监照录事人（花押）”铭纹镜、“乙丑”铭文镜等。这些精美的铜镜都体现了金代的时代特征，运用现实化、思想化的主题设计铸造青铜镜，其立意自由，风格朴实，新颖又贴近生活，折射出鲜明的时代背景、社会风尚和民族精神，是金在中国历史上特殊贡献的一个小小折影。

5 结语

实际上金代遗存发现见诸报端的也只有为数不多的几处：其一，是鄂尔多斯准格尔旗前房子遗址，遗物有双凤纹青铜牌、铁权、铁环及“正隆元宝”钱币;其二是鄂尔多斯市达拉特旗发现的一处金代窖藏，发现46种、31个年号、2437枚钱币，年代上起西汉，下至金代中后期。③还有就是本文文首提到的鄂尔多斯市伊金霍洛旗新街出土铜器和陶罐等。这些零星的遗存基本在当时西夏与金控制地带的接壤处，处于西夏的实际控制范围内。

总体来说，鄂尔多斯地区博物馆馆藏青铜镜，多以本地及周边征集所得居多，发掘出土的非常少，历史上鄂尔多斯地域为西夏的实际控制地带，与金王朝隔河而治，具体反映为鄂尔多斯旗区的金代遗存少、金代青铜镜发现少，这自然也都在情理之中了。金镜的发现应是当时东胜等榷场的设立使用所至，是西夏、金文化贸易等交流的直接结果。从侧面也可真实反映金与西夏接壤地带两国关系中金文化对鄂尔多斯地区的一些细微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