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仲舒与儒学研究》专栏特约主持人按语

近代以来，所谓“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问题一直引起热议，甚至已经在我所主持的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课题《董仲舒传世文献考辨与历代注疏研究》中列为一大公案。本栏先后发表过邓红、吴光、秦进才、丁四新等教授的相关论述。董金裕教授强调“董仲舒思想实已融汇诸子百家，岂有罢黜其学之理”，汉武帝立五经博士，并不等于“独尊儒术”，仍准许诸子百家公开讲习，由其传承不断。依罢、尊的语意判断，立则两立，破则两破。评议“罢尊公案”，必须区分帝国主导意识形态与一般学术存在，前者只能定于一家，占学宫，立博士，成经学，作为官方指定的权威话语体系则不可挑战；后者则作为正常的学术形式，任其在民间社会生成、流行和发展，并不受到来自经学的欺凌和威胁，官方甚至也可以为其提供必要的实质性资助。作者始终以“杂有”一词描述董子对阴阳家之说的吸收、改造和消化，则尤为刺眼，既低估了董子开辟新儒家的博大思想情怀及其所依赖的深厚资源基础，又不得董子在“轴心时代”为中华文化构建天道宇宙观之深刻蕴涵。

儒家的学术内容不只有“道气心性”的面向，更有“礼乐刑政”的维度。方朝晖教授以其丰厚的中西学养而富有创新性地探讨“儒家治道”，显然是对心性之儒研究范式的一次重要突破。文章虽仍不脱框架性、纲领式气息，但也很有学术价值和启发意义。把不是建立在强力而是建立在道义基础上的社会当作儒家治道的最高理想，并上升到“文明原理”的高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