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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减”政策后校外培训机构如何再进行教育焦虑贩卖?

2021-12-16谢欣荷

教师教育论坛(普教版) 2021年5期
关键词:批评话语分析双减政策

摘 要 2021年7月19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进一步减轻义务教育阶段学生作业负担和校外培训负担的意见》,表明了国家治理校外培训机构的决心。整治的主要原因是校外培训机构基于盈利的目的在社会上宣扬和贩卖焦虑,加重了学生和家长的负担。该政策的出台对改善这一现象产生了积极的正面影响。然而,基于A校外培训机构为个案的教师课堂话语分析后发现,校外培训机构通过多种手段打政策“擦边球”,依然在课堂中制造和散播焦虑。对此,通过提升学校教育的教学质量,丰富学校教育的内容,注重学生的个性需求并增加学生的可选择性,进而让学校教育在教育市场中居于绝对领导地位,是解决校外培训机构贩卖教育焦虑问题的根本出路。

关键词 “双减”政策;校外培训机构;教育焦虑;教师课堂话语;批评话语分析

中图分类号 G46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2095-5995(2021)10-0013-04

一、问题的提出

早在2018年,国务院办公厅就发布了《关于规范校外培训机构发展的意见》,该意见提到:“一些校外培训机构违背教育规律和青少年成长发展规律,开展以‘应试’为导向的培训,造成中小学生课外负担过重,增加了家庭经济负担,破坏了良好的教育生态,社会反映强烈。”[1]这一方面说明,因教育造成的社会焦虑早已经受到了国家的高度重视。教育焦虑不仅会影响中小学生的身心健康发展和教师的职业生态,还会直接造成过重的家庭经济负担,进而影响到每一个家庭的幸福感。

另一方面说明,教育焦虑现象在很大程度上与校外培训机构的焦虑贩卖有关。例如,校外培训机构过度宣扬培训效果,“不要让孩子输在起跑线上”等广告的宣传营销策略潜移默化地使得整个社会充斥着焦虑和不安。为此,国家在今年陆续颁布一系列政策,制定了一系列措施来为学生和家长减负,如制定学生寒暑假托管政策,成立校外教育培训监管司,等等。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关于进一步减轻义务教育阶段学生作业负担和校外培训负担的意见》(简称“双减”政策)指出:“深化校外培训机构治理,……构建良好教育生态,有效缓解家长焦虑情绪,促进学生全面发展,健康成长。”[2]由此可见,国家的整治决心之强烈。

然而,政策出台之后达到了预期减负的效果和期望了吗?为解答这一问题,笔者将以个案研究的方式,从校外培训机构的课堂着手对此问题进行分析和探讨。首先,笔者将描述当前培训机构在国家“双减”政策的背景下,其教学质量监管工作的具体开展现况;接着,再具体聚焦教师的课堂教学话语,分析校外培训机构如何迂回地打着“擦边球”以继续制造社会焦虑,增加学生和家长的负担;最后,基于减负的目的对未来的教育改革和研究做出展望。

二、研究設计

(一)研究对象

本研究采用目的性抽样的方法,选择校外培训机构A为研究对象。A机构是我国知名大型互联网企业旗下的一个品牌机构,旨在打造全球领先的教育科技公司。选择A机构的原因在于,监管问题对培训机构而言是较为隐私的话题,研究者若想获得研究所需的数据则需要进入研究对象群体的内部。研究者于6月份正式以教学质量监管实习生的身份进入了研究对象的教学质控部门并与相关工作人员建立了较为良好的人际关系,能够在不触犯该机构信息安全红线的同时了解其教学工作的开展情况。此外,研究者实习工作的主要内容是监课以及给教师直播课堂评教打分。基于检查工作的需要,研究者能够接触到足够真实的一手文本和影像资料以便研究的开展。

(二)批评话语分析

批评话语分析是一种话语分析方法。“它旨在透过表面的语言形式,揭露意识形态对话语的影响,话语对意识形态的反作用,以及两者是如何源于社会结构和权势关系,又是如何为之服务的。”[3]本研究即以批评话语分析的方法分析校外培训机构教师在课堂中使用的话语,揭示教师话语背后隐藏的价值观和意识形态,进而探究校外培训机构教师的课堂教学用语是如何反作用于社会意识形态的。

三、研究结果分析

(一)“双减”政策背景下校外培训机构教学质量监管工作的开展现况

教学质量检查标准由该机构的质控部门预先制定,主要涉及教案、作业、教材、录课和直播课五个方面。笔者在参与质控周会和日常工作中发现该机构主要围绕两个方面对教学质量展开检查:第一是不能有违背国家政策的内容,这体现在教师的课堂教学用语能否通过政府部门的规范查处是检查视频课的重点内容之一,这一项检查被称作“合规话术质检”,如教师在课堂上不能说“上课”“天才”“幼小衔接”“关键期”等敏感词。若教师不经意间说了这样的词语,质检人员则要想办法在不影响教学视频连贯性的前提下将出现含有敏感词的部分剪去,如果情况严重则通知教师重新录制。第二是以迎合家长(消费者)的喜好为准绳展开质量检查,其直接目的是为了卖出更多的课程,如在每周周会上被提及最多的问题是“你觉得这个老师上的这节课家长会满意吗?”及“那我们怎么改才能减少家长的投诉和退课呢?”FQ老师还这样说道:“那教师绝对不能早退的呀!你想家长花钱买了我们的课,迟到了不是让家长觉得自己亏了吗?而且我们中途也必须下课,同时要关闭摄像头。因为如果老师不关闭摄像头,小朋友就会跟老师聊天,这样家长会以为还在上课,一节课的时间就太长,家长会认为自己的小孩集中不了这么长时间的注意力,还有的家长会担心自己孩子的眼睛出问题,可能就会退课。”

2018年,国务院办公厅发布的《关于规范校外培训机构发展的意见》明确了校外培训机构的作用和定位:“面向中小学生的校外培训机构(以下简称校外培训机构)开展非学历教育培训是学校教育的补充,对于满足中小学生选择性学习需求、培育发展兴趣特长、拓展综合素质具有积极作用。”[4]今年的“双减”政策又进一步地将“现有学科类培训机构统一登记为非营利性机构”[5],但是一些培训机构依旧以商业盈利定位自身,而以经济利益为先则会使教学质量标准的制定围绕“如何让家长购买更多的课以实现更有效的盈利”进行考量。基于此,当教师的课堂出现质量问题时,质检人员首先想的是怎样将视频的制作成本降至最低,而非教师教学质量本身的提升。此外,观察该机构的教师评分表会发现:教师的师仪和语言这两项相对表浅却可以直接被家长所关注到的部分共占了31分(满分为100分),自我介绍和课前游戏等非正式授课内容占10分。这些未触及教师教学质量根本的内容占比近半,足以反映出该机构关注的并非全部是教育教学的内在实质质量。

基于以上分析,教师个人内在的教学品质、教学风格等发挥空间受限。一方面为了最大限度地避免因教师出错而使家长不满意的情况发生,另一方面也为了更高效(降低成本)地培训教师,该机构严格要求教师按照由课程培训师统一设计的教案上课,而授课教师不参与教案设计。课堂中的每一个环节具体要进行哪些提问以及采用怎样的教学提问方式都有详细的规定,教师要严格且精确地执行。教师课堂质检表中各维度的评分标准直接与教师是否执行了教案挂钩,如果教師执行了教案但学生没有理解,教师尚能得到一部分分数;但如果教师未执行教案,即便学生理解了,教师的评分依旧按照零分处理。在这番规定下,虽然评教系统中有三百多位教师,但他们的课堂基本没有差别。以上种种均表明:该机构教学质量高标准的本质是在不违反政府部门规定的情形下尽可能地让家长愿意消费。

(二)话语分析视角下校外培训机构教师在课堂中的焦虑贩卖现状

从教学质量监管的日常工作情况来看,该培训机构及教师都受到了政策的影响。政策制定的目的之一是为了缓解校外培训机构人为促成教育焦虑的局面。该培训机构在政策出台后就组织全体教师进行了合规学习培训,并在公司内部工作软件中持续向相关工作人员推送合规话术培训课程,即便这是为了规避被查处的风险,但也使教师在课堂中避免使用了一些明显具有焦虑贩卖倾向的词语,如在公司文件中明令禁止提及“蜕变”“突破”“高效”“速度”等词,这已经能够起到一定的抑制焦虑散播的作用。此前,该培训机构的教师为了能够卖出更多的课程或让更多的家长续课,常常使用具有承诺倾向的词语,这些话语直击家长的内心,满足了家长培养孩子的目的和需求。然而这些话语却不经意间散播了焦虑,其背后暗含的是“不上这个课,孩子就很难达到这样的水平”和“别的孩子都在上这个课,如果自己的孩子不上就落后了”等意涵。因此,该机构将这些明显具有贩卖焦虑嫌疑的词句列入日常的合规词质检内容,这说明“双减”政策在很大程度上减小了培训机构在社会上散播焦虑的力度。此外,政策的出台受到社会各界的关注,甚至很多家长对合规词也非常敏感,如笔者在工作期间收到家长举报老师在课堂上提及“天才”一词的信件,这无疑证明了“双减”政策的出台确实起到了显著的效果。然而细究该机构的行为,我们可以发现该机构机械地打“擦边球”,其教师在课堂中依旧给学生和家长施加无形的压力,具体有以下表现:

1.课堂高度模式化,强调技巧

教师上课需严格执行由培训师预先统一制定的教案,如教师在课堂中统一用教案规定的“宝贝”来称呼学生,用同样的课前游戏来吸引学生,连课堂总结话语也按照教案预先设定的结束语进行背诵。这样模式化的课堂之所以能顺利运行,其背后的逻辑是:培训机构将系统化的知识进行碎片化的切割后,让学生在课堂中学习一个个有模式且易习得的知识点,学生通过机械地重复训练以达到习得解题技巧的目的。笔者在观课时发现:各类思维课程的教师虽按要求不布置作业,但都不断强调孩子要与家长一同重复练习以达到熟悉知识的效果。这其实加重了学生和家长的压力,学生需要花更多的课外时间去练习以最大限度地使得花钱报的班能达到预期成效,而家长也需要花更多的时间陪同孩子训练以让孩子不落后于他人。此外,这样的学习不仅在短期上见效迅速,还更容易让家长因能够直观地看到孩子的学习成效而感到安心和满意。然而从长远来看,学生通过记忆技巧,抑或是练习技巧学习知识势必会造成思维机械化。技巧性的学习能很好地迎合应试的需求,而技巧又能通过参加校外培训班直接习得,自然使得不愿意孩子因为没报班而落后于他人的家长更想花钱送孩子去校外培训机构补习,由此使得整个社会的焦虑氛围难减。

2.表面功夫做足,应付检查

自政府部门发布相关政策后,该机构的教学质量监管工作以及教师教学工作的重心之一便是精确解读政策以规避被查处的风险,做足表面功夫以应付检查。教学质量监管工作人员将教师在课堂中不小心说出的违规词进行机械地剪辑以达到既能降低教学视频制作成本,又能避免被相关部门查处的目的。然而,教师的话语有其内在的逻辑关联,机械地剪辑并不能从根本上消除教师话语的问题,甚至还会降低课堂连贯性。例如,一个教学视频中的教师在上课前使用的引入话语是:“宝贝们,大家好呀!今天我们上的课是《×××》,在上课之前我们先来复习一下上一次我们所学习的内容,上一次老师跟大家一起学习了……”因为“课”和“复习”是违规词,所以需要将“今天我们上的课是《×××》,在上课之前我们先来复习一下上一次我们所学习的内容”这句话剪掉,留下“宝贝们,大家好呀!上一次老师跟大家一起学习了……”,虽然表面上这句话依旧通顺,但本质上复习前一节课的内容与这节课将要学习的内容关联密切,该教师在最开始就告知学生这节课的学习内容,其原因是在复习环节中需要多次连接旧内容,机械地剪辑反而使得整段话的内在逻辑有所割裂。况且,话语是内在想法的传达,即便剪辑掉了教师说的“课”和“复习”这两个词语,但剪不掉教师的内在想法和思路。显然,该机构在解读政策时并不关注政策制定的含义和目的,其关注点在于如何玩弄文字游戏以避免被查处,培训的内核未变,焦虑的情绪也随之渗透。

3.变相超前教学,加大思维难度

超前教学是校外培训机构最常用的教学策略之一,让孩子提前学习学校的教学内容既为培训机构系统化地备课提供方便,又有利于宣传培训机构的教学效果。然而,超前教学实际上并没有实质性地起到促进孩子成长的效果:从知识上来说,培训机构的教学内容在之后的学校学习中本就会涉及,只是稍微晚一点而已,这并没有促成知识量上的累积。从学习品质上来说,校内的知识体系由相关专家依据孩子的身心发展阶段精心设计,如果孩子未达到一定的心智阶段,就很难掌握相应的知识。如果孩子在校外培训机构提前学习时难以学会知识,他们的自信心就会受到打击;如果孩子在校外培训机构能够提前学会知识,则又会造成因日后在校内学习重复的知识点而使其感到无聊,进而影响其专注力的发展。因此,从长远来看,超前教学不利于孩子身心的健康成长,不仅牺牲了孩子的休息时间,还给孩子带来更沉重的心理负担,而家长花费了大量的时间和高昂的经济成本却并没有真正达到促进孩子学习进步的目的,反而加重了焦虑情绪。为此,“双减”政策明确规定了校外培训机构不得超前教学。对于“双减”政策,该机构做了一些教学话术的调整,如不允许教师在课堂中说“年级”“做铺垫”“幼小衔接”等带有预先学习倾向的词语,甚至该机构将“数学”一词全面替换为“思维”一词。实际上,该机构只是转换了超前教学的策略,转而寻求如何变相超前。例如,在一节一年级学生珠心算的课堂上,D教师因在整堂课中说到了“+”号,使得这堂课需要重新录制,重录后D教师将“+”号换成了“和”字(比如:“3+7=10”换成了“3和7和起来就是10”),从表面上看教师的确没有提前教孩子算式的内容,但实际上教师自身依旧是以算式的思维进行教学。此外,除了知识上的超前,该机构更侧重在思维上进行超前教学,这主要通过加大题目的难度来实现。例如,下图1所示的是该机构6年级学生要做的题目,而《义务教育数学课程标准(2012年版)》对4~6年级阶段学生在“数的运算”方面应掌握的目标做出的规定如下:“会分别进行简单的小数、分数(不含带分数)的加、减、乘、除运算及混合运算(以两步为主,不超过三步)。”[6]显然,该机构的教学内容既不符合“简单”的规定,也不符合“不含带分数”的规定,更不符合“不超过三步”的规定。

四、未来展望

近些年,随着我国经济迅速发展,家庭的可支配收入持续增加,这使得越来越多的家长有足够的经济实力来支撑孩子的课外补习费用,再加之受高考競争的影响,以及传统文化一直以来对教育的重视,课外培训机构的数量呈现出持续增长的态势。[7]这其实也说明校外培训机构的发展在一定程度上能够满足人民群众对教育多元化的需求以及个性化的愿望。然而,校外培训机构为了经济利益采取过分夸大宣传、饥饿营销和超前教学等方式使得整个社会因教育而产生的焦虑不安感飙升,可以说校外培训机构已经发展到了不得不整治的地步。

“双减”政策与在此之前颁布的一系列针对校外培训机构治理和监管的政策均在很大程度上起到了缓解因校外培训机构人为造成教育焦虑的作用。然而,自“双减”政策颁布后的一个多月,从校外培训机构的应对状况来看,它们并未真诚地落实政策背后的意图,转而更多地关注如何去打政策的“擦边球”,这与校外培训机构归根结底以追求盈利为第一目的有关。“双减”政策也考虑到了这一层面,因此明令禁止了校外培训机构的资本化运作,然而如何能够更有效且在实质上对其进行监管以落实政策,则需要我们进一步摸索与探讨。但可以确认的是,如若不让资本裹挟教育,制造社会焦虑,同时又满足人民群众对教育多元化的需求,则必须让学校教育在教育市场中居于绝对领导地位。这需要减少学校教育的不良竞争,提升学校教育的教学质量,丰富学校教育的内容,注重学生的个性需求并增加学生的可选择性。这不仅对学校的管理和布局提出了挑战,更对教师教育理念、教育方式以及个人素养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而具体如何落实则是我们现在以及未来要不断研究和探讨的话题。

(谢欣荷,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北京 100089)

参考文献:

[1][4] 国办发.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规范校外培训机构发展的意见[EB/OL]. http://www.gov.cn/zhengce/content/2018-08/22/content_5315668.htm,2018-08-22.

[2][5] 新华社.中共中央办公厅 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进一步减轻义务教育阶段学生作业负担和校外培训负担的意见》[EB/OL]. http://www.gov.cn/zhengce/2021-07/24/content_5627132.htm,2021-07-24.

[3] 丁建新,廖益清.批评话语分析述评[J].当代语言学,2001(4):305-310.

[6] 教育部.义务教育数学课程标准(2011年版)[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21.

[7] 王素斌,朱益明.论校外培训机构的综合治理[J].基础教育,2018(2):49-54.

责任编辑:谢先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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