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忠东

难民代表上奥运

第32届夏季奥林匹克运动会2021年7月23日至8月8日在日本东京举行，不分国界的难民奥运代表团（the Olympic Refugee Team）作为一支特别的队伍参赛。其中25岁的阿富汗难民、自行车女运动员马苏玛·阿里·扎达（Masomah Ali Zada），7月28日在位于富士山脚下的静冈富士国际赛车场，参加了公路自行车女子计时赛。一声枪响，25位公路自行车的顶级选手如箭射发出，其中这位戴着黑色头巾的阿富汗姑娘格外醒目。马苏玛尽管平时讲话轻声细语，但柔弱的外表具有战士般钢铁意志。马苏玛使出全力骑完全程，尽管以第25名即最后一名的成绩冲线，但对于首次站在奥运赛场上的她来说已经赢了。

因战争等缘故被迫离开祖国的难民运动员组成的难民奥运代表团，在东京新国立竞技场中心的东京奥运会开幕入场仪式上第二个入场，紧跟在永远第一个出场的希腊代表队之后。难民运动员高举奥运五环旗，提醒世界注意难民问题的存在，向世界传达人类强大精神力量的信息：尽管自身所处环境不佳，但都将拼尽全力，为全球难民带来了希望。难民运动员身着的海军蓝西服套装挺括合体，代表着镇静和祥和，让全世界更好地了解难民危机的严重性，并向全球所有难民传递希望的信息，他们也是人类社会的组成部分。

2015年第70届联合国大会上，国际奥委会宣布欢迎那些无法代表自己国家或地区参加奥运会的难民中的高水平运动员以个人身份前来参加奥运会。国际奥委会在考虑竞技能力和男女平衡后，由理事会来决定队员人选。难民奥运代表团首次在2016年里约热内卢奥运会组成，有10名运动员，包括5名南苏丹难民、两名叙利亚难民、两名刚果（金）难民和1名埃塞俄比亚难民。这支特殊的队伍还有自己的教练团队和领队官员，他们也由国际奥委会派出。

在2020 年东京奥运会之前，国际奥委会为来自 13个国家的 56名有前途的难民运动员设立了奖学金资助计划，为他们提供经济支持，让他们能够为奥运会进行训练，同时继续他们的体育事业。2020 年东京奥运会推迟后，资助又延长了一年。其中29名运动员被选中参加东京奥运会，人数是里约热内卢奥运会时的近3倍，运动员们来自阿富汗、伊朗、叙利亚和南苏丹等11个国家，参加12个运动项目的角逐。

不同寻常的自行车运动生涯

马苏玛今年25岁，出生于阿富汗，是一名虔诚的穆斯林。她来自哈扎拉少数民族，生活艰辛。身处阿富汗这样一个女性地位低下的国家，她追逐自行车梦的道路异常坎坷。由于阿富汗政局动荡，马苏玛18个月大时就跟随父母逃到伊朗，在那里，她度过了自己的童年。在流亡期间，父亲教会了她和妹妹骑自行车。但是伊朗也并非安身之处，她与家人又回到阿富汗。马苏玛上高中时擅长跆拳道，然后爱上了骑自行车，此后一直坚持这项运动，理由是“骑自行车的时候可以感受到自由”。她骑自行车时在头盔下戴着运动头巾，这个小细节具有重要象征意義：告诉人们她是一个践行自己宗教信仰的骑自行车的女性。

在全家重返喀布尔后，一个偶然的机会，16岁的马苏玛和妹妹被阿富汗自行车联合会创建者、时任主席和自行车教练阿卜杜尔·萨迪克·萨迪克伊看中，姐妹俩遂成为阿富汗女子自行车国家队成员。这些坚强的女性致力于在阿富汗推广骑行文化，无论外部压力多大，都蹬着脚踏板刻苦训练。在这个饱经战火摧残的国度，阿富汗女子自行车国家队的行动代表着妇女在维护自己权益的行动中迈出一大步，一度获得了2016年诺贝尔和平奖的提名。

女性在公共场所骑车受到保守的阿富汗人反对，单单一身紧身自行车装束就够引人注目的，易招来非议，危险极大。马苏玛和妹妹以及其他女性骑手遭受过言语辱骂、人身攻击、石块袭击甚至死亡威胁或家人胁迫，受到过“有伤风化”的指控和暴力恐吓。马苏玛开始骑行的第一年，曾被一辆汽车故意撞倒，还遭司机冷嘲热讽。

德法公共电视台曾在2016年拍摄了一部20分钟纪录短片《喀布尔小皇后》（The Little Queens of Kabul），生动描述了她们的训练生活：女孩们骑车经过闹市区时，男人的口哨声、喝叫声、马嘶声、汽车喇叭声、市场叫卖声使她们窒息。在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来到喀布尔郊外宽阔平坦的公路上，才算获得了自由。她们虽然可以全力蹬踩起来，但依然不能掉以轻心。如果对冷不防飞来的石头一类的袭击物躲避不及，就很有可能人车俱损。和她们比肩而行的阿卜杜尔教练看上去像一个蔬菜贩子，在车里放着阿富汗民族音乐。他是运动员们的教练，又兼任保镖。如果没有他在，姑娘们根本不敢上路。

马苏玛性格倔强，没有低头，她刻苦训练，不断赢得比赛，名声远扬。在获得世界媒体关注后，她个人生命安全也愈加受到威胁，就连家里的亲戚也不理解她，叔叔曾经三番五次上门，苦苦劝说她们不要骑车。最终被迫无奈，马苏玛和妹妹以及父母和三个弟弟于2017年以难民身份从阿富汗逃到了法国，在北部城市里尔定居，获得庇护。她难过地说：“被迫离开自己的祖国是极其痛苦的，但除此之外别无选择，我想每个难民都会理解。”

马苏玛在里尔的一所大学就读土木工程专业。2020年奥运推迟一年对她个人影响颇大，因为备战已经休学一年，推迟就意味着必须再休学一年。

马苏玛一家人住的公寓干净整洁，与法国市郊的西式家庭公寓没有什么区别，只是他们依然习惯席地而坐，在地毯上吃饭。马苏玛经常在社交媒体上熟练地用阿拉伯语、法语和英语展示一个普通女大学生在法国的日常生活，还有很多和姐妹们穿着传统的阿富汗女性服装游山玩水的自拍。法国人对她一家很好，邻居们在窗台上留下了当地的蔬菜和鲜花等礼物，退休老师轮流给她和家人上法语课。马苏玛的父亲准备熟练掌握法语后，继续从事之前在伊朗和阿富汗干过的建筑行业。依然生活在阿富汗的叔叔当年曾经百般阻挠姐妹们骑自行车，现在主动与她们和解了。

2017年，马苏玛最后一次见到阿卜杜尔教练是在喀布尔机场。当时，他来送行，对于姐妹俩去法国的决定既开心又伤心，说她们是阿富汗国家队的中流砥柱，从来没有发现过像她们这样优秀的选手，不知何时再会回来。这是一次分离，也是永别，阿卜杜尔教练后来因感染新冠肺炎不幸病逝。这位传奇教练在促成阿富汗自行车运动事业发展上功不可没：阿富汗自行车联合会10年前只有寥寥几个女运动员，后来拥有7个女子省队，女运动员增至220人。每年夏季，阿富汗自行车联合会都会在喀布尔主办自行车比赛。

阿卜杜尔教练的去世，更加坚定了马苏玛致力于推行自行车运动的决心。她在洛桑举行的2019年国际体育协会上发表讲话，表示将努力使自己的祖国骑自行车成为常态。她承诺回到阿富汗后将组织一场大型的女子和男子自行车比赛，并以阿卜杜尔·萨迪克·萨迪克伊教练的名字命名。她引用一句阿富汗谚语：“他们可以杀死所有的燕子，但他们无法阻止春天的到来。”

马苏玛有两个法国教练，其中一个叫蒂埃里·康穆奈尔，他的父亲帕特里克？康穆奈尔是一位退休律师，父子俩当时看了纪录短片《喀布尔小皇后》后深感震惊，十分同情她们的困境。帕特里克决定出手相助，设法通过阿富汗自行车联合会在社交媒体上与姐妹们取得了联系，为她的家人申请人道主义签证，一年后最终获得批准。

马苏玛非常幸运，从阿富汗的阿卜杜尔教练到现在法国的蒂埃里教练，总能从他们那里获得盾牌一样的保护。2019 年她获得国际奥委会难民运动员奖学金，提供前往国外参加比赛的旅费，以及加入东京奥运会难民奥运代表团的机会。在法国，马苏玛终于拥有了真正运动员的竞技训练环境，可以自由地参加自行车运动。她每周训练4次，每次骑50公里～60公里，周末则骑90公里～100公里。而之前在阿富汗，每周只能到外面训练一次，和男队一起骑上30公里～40公里，平时则在一个像储藏室一样的地方，在一架破旧不堪的固定自行车运动机上训练， 每次只有一小时。

为了备战东京奥运会，马苏玛在位于瑞士西部埃格勒的国际自行车联盟世界自行车中心接受了为期一个月的高强度训练。作为她的第二位法国教练，让-雅克？亨利评价说，马苏玛性格冷静，意志顽强，内心的信念强大。她聪明好学，纠正错误能力强，能立即明白该怎么做。虽然训练准备的时间很短，但已经取得了巨大的进步，是阿富汗有史以来最好的女自行车手。

在埃格勒，亨利教练每周给马苏玛安排6天的训练，考查她的骑行能力。在罗讷河谷，一条60 公里的平坦训练路线让她在罗纳河谷上上下下骑行，经过城堡和从山上层叠的瀑布。亨利坐在她旁边的汽车里一路随行，不断给予指导。公路上的行人鼓掌欢呼：“加油！加油！”她面带微笑，挥手致意，深感这与阿富汗的路边“互动”相去甚远，倍受鼓舞。

在和法国教练一起戴着口罩备战一年后， 2021年6月17日，马苏玛终于等到了入选难民奥运代表团的通知，然后又焦灼地等待了一个月，唯恐奥运会因新冠肺炎取消。赛前，马苏玛收到父亲发来的短信：“全力以赴”。她愉快地回忆起，在阿富汗时，父亲是唯一一个支持她和妹妹的人，捍卫她们骑自行车的权利。在想放弃时，他总是激励女儿前进：“必须继续，不能停下来，要坚持到最后一刻。”在出发前往东京奥运会前夕，马苏玛强调说：“我已经一路走到了奥运会，希望能向全世界因各种原因离开故国的难民们传递出希望与和平的信息。我想向所有认为骑自行车不是女性的事情的男人们展示，我能做到，无论来自哪个国家，任何想参与自行车运动的女性同样可以做到。”

“像鸟一样，我是自由的”

马苏玛希望自己能成为那些被迫离开祖国或放弃体育梦想的女性心中的灯塔。她不仅代表自己参加奥运会，更代表沒有权利骑行的阿富汗及其他国家的女性，为那些追随她脚步的其他难民打开大门。“对于所有不认可性别平等的人来说，我能够独自来参加奥运会就是一种宣示。”她指出，“从某种意义上来说，骑自行车是我通往自由的通行证。有了自行车，我可以去山上，去平原，去很多新的地方，会看到生活还在继续，并感觉自己真切地活着。像鸟一样，我是自由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