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 新

（中共贵州省委党校，贵州 贵阳 550001）

一、引言

根据国家发改委公布的数据计算，截至2020年7 月末，全国地方政府债务余额241 616 亿元，比2019年同期的210 653 亿元，同比增长了14.70%；而2019 年7 月末，比2018 年7 月末的171 557 亿元，同比增长了22.79%。在释放流动性的情况下，债务余额增速有所下降，但由于总量处于高位，继续增加将导致债务压力继续攀升。另外，据国家财政部数据，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96 176 亿元，同比下降10.8%。虽然6、7 月当月收入同比已转正，且到目前为止继续稳步回升，但是“一增一减”，依然导致了地方政府债务压力进一步加重。截至2019 年底，从规模看，广东省、山东省、四川省等排名靠前；从负债率看，依次为青海61.5%、贵州59.7%、海南40.2%、云南39.9%、内蒙古37.9%等；从债务率看，依次为贵州149.7%、辽宁144.6%、内蒙古130.3%、云南109.9%、天津106.8%、湖南101.7%、青海100%、海南99.6%。债务率突破100%这一国际警戒线的省级地方政府就达到7 个。加上新冠肺炎疫情的影响，各地方政府内生资金预期减少，链条将更趋紧张。地方政府债务在拉动GDP 增长的同时，也累积了巨大的金融风险，加强风险监管具有重要的意义[1]。

在上述债务背景下，以下问题亟待解决：第一，地方政府的高债务率和高负债率，其违约风险到底如何？第二，如果以各地偿债能力为基础，每年化解总量的多少在能力范围以内？第三，偿债的资金缺口有没有较为合理的化债平衡结构？如果有，那么这个结构是什么？如何根据结构进行资金安排？

横向对比基本数据显示，贵州地方政府债务属于最高风险的地区，对其进行研究有着重要的参考价值和现实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