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瑞辉，刘耀彬,杨新梅

(1. 南昌工程学院 经济贸易学院，江西 南昌 330013；2. 南昌大学 经济管理学院，江西 南昌 330031；3. 江西财经大学 经济学院，江西 南昌 330099)

一、 引言与文献综述

较早期的研究认为，环境规制带来了政策的挤出效应，从而增大了企业的运营成本，由于成本内部化而降低受规制企业的生产效率和竞争力[1]。但是Porter and Van der Linde[2]发现，只要环境规制设计较好，反而可以激励企业研发创新和引进新的先进技术，进而可以抵消环境规制所带来的短期成本增加，在长期提高企业的生产率，即“波特假说”。既有的实证研究也未取得一致的结论，“抑制假说”“促进假说”与“不确定假说”均获得了一定的经验支持。一些学者的经验研究表明，环境规制的负效应主要来自企业生产成本和寻租成本的增加，不确定性对企业投资和创新的负面影响[3-5]。另外一些学者的经验研究则表明环境规制提升了生产率[6-8]。环境规制的正效应主要来自企业环保研发、R&D投资、资源配置效率等[8]。此外，还有研究认为环境规制对企业生产率的影响是正或负取决于企业生产成本机制和创新机制相互抵消的结果，即“不确定假说”[9]。环境规制对生产率的研究从企业自身拓展到了区域和行业，且存在政策异质性、区域异质性和行业异质性。政策异质性方面，不少学者研究了不同类型环境规制对行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Gray and Shadbegian[10]以美国制造业为例，研究发现命令型环境规制对行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为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