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建洋

清代山东地区行盐多为引票制度，唯有鲁东地区沿海十八州县②自北宋苏轼在此任职时，历经数朝，皆不食官盐。进入清代，雍正八年（1730）以前鲁东地区仍招商行票；雍正八年以后，鲁东地区即罢招商，其盐课摊入地亩，所行之盐则由“民灶小贩领票赴场运盐”［1］(P210)，听民贩卖。清代，鲁东地区居民多以捕鱼为生，渔获的保鲜储存均需用盐，据《中国渔业史》之研究数据：渔获与盐的比例最低在5∶1方能制止细菌之发育［2］(P211)，且鲁东地区渔民众多，光绪《海阳县续志》记载，仅海阳县境沿海二百余里，即有数万家以捕鱼为业［3］(P217)，由此可以窥见当地渔盐使用量之巨。并且，本地滩场所产均为煎盐，一方面本地渔民皆以本地之煎盐性燥，影响腌鱼质量，不适宜腌鱼。另一方面，煎盐成本较高，因此价格亦较昂，由是本地渔民多用“关东大盐”③。因此，关东大盐在整个清代一直是当地渔业用盐的重要补充，甚至是渔盐的主要来源。而本地煎盐与关东大盐之间的争执，经道光、咸丰、光绪三朝发生的相关案件判决后才得以定调。进入民国后，北洋政府在善后大借款中将中国的盐权拱手让给西方列强。各国列强在掌握中国盐政后，在中央设立盐务稽核所，地方设置分所，全面掌控中国盐务。民国四年（1915）始，北洋当局开始在鲁东地区筹备设局征税，此举引起鲁东各地渔盐民抗税风潮。自民国四年（1915）至民国八年（1919），大小抗税风潮未有停息，北洋政府不得不一面派出军队进行弹压，一面暂停征税政策，才将风潮平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