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镛 孙坤

牡丹（Paeonia suffruticosa Andr.）为毛茛目芍药科芍药属多年生灌木，原产于我国。牡丹既可视为花卉，亦可用作药材。药材牡丹最早收录于《神农本草经》［1］（P217），观赏牡丹的栽培则始于东晋［2］（P16-19），从盛唐始，人们对观赏牡丹的喜爱、追捧之风日盛［3］（P46-60），终唐一代咏叹牡丹的诗文竟多达百余篇［4］（P18-23）。宋代出现了专门记载牡丹的谱录，标志着我国牡丹栽培发展到了新阶段，牡丹的栽培技术、以牡丹为主题的园林设计也有大幅提高，且牡丹品种已达百余种［5］（P326-336）。

“谱录”原指谱牒、家谱［6］（卷五十八,P953），后逐渐泛化为描述某类事物的作品。中国古代科学技术在两宋时期得到全面发展，在生物学领域表现为大量记载动植物的专著谱录的出现，其中最具有代表性的就是牡丹谱录。《越中牡丹花品》（仲休撰）的问世，标志着可以考证到的世界上第一部牡丹谱录的诞生，随后更是涌现出《牡丹谱》（范仲淹撰）、《洛阳牡丹记》（欧阳修撰）、《牡丹荣辱志》（丘濬撰）等共计17部牡丹谱录［3］（P46-60）。明代牡丹谱录的数量较宋代有所减少，但记载包含牡丹在内的的大型花卉综合谱录却较宋代有所增多。可惜的是，研究者往往将目光聚焦于宋代，而对明代散见于花卉综合谱录中的牡丹文献不够重视，正如科技史专家李约瑟所言：“国际上对这种精彩的文献几乎还不甚了解，对其评价也是极不恰当的。即使是西方最杰出的中国植物学家，也忽略了它们。”［7］（卷六,P302）虽然吴诗华、金家年、陈平平等学者做过不少明代牡丹谱录的研究，但都聚焦于影响较大的几部谱录，宏观性研究不足，且对于明代前后的相关谱录有所忽视，像谱录记载整个明代牡丹种类的多少、较宋元牡丹栽培技术的改进等问题，仍有值得探讨之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