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佳静 ［首都师范大学，北京 100089］

“五四”期间，新诗创作是进步知识分子推动新文化发展的重点“攻关”对象。民间歌谣曾是中国古典诗歌的生命源泉，在此时自然成为新诗创作的本土民间资源。胡适曾在《歌谣》周刊的发刊词中指出民间歌谣对新诗创作的重要意义，但他并没有致力于民间歌谣的收集研究，且其作品中鲜有体现“歌谣”的因素。因此，对于胡适对“歌谣”的功用是否持肯定态度，又是否做到“知行合一”等问题，笔者拟从以下角度进行探讨：胡适在赞同新诗歌谣化的同时，他的《尝试集》并无太多汲取歌谣的痕迹，这与他的“肯定”观点相悖，而以广大平民为主体受众的民间歌谣，其与中国古典诗歌有着密切的联系，这也与胡适倡导文学革命、推动白话文学发展的目的能否达成息息相关，因此，胡适在歌谣研究上的边缘化角色，可能是他的“有意为之”。

一、处于“新诗歌谣化”边缘的胡适

1918 年2 月，北京大学设立歌谣征集处；1920 年12 月19 日，歌谣研究会成立，《歌谣》周刊亦在同年12月创刊。歌谣研究会设立初期，刘半农、周作人、俞平伯等大多还停留在搜集整理与民间歌谣相关的资料阶段，一段时间后，他们才开始有意将歌谣融入创作中：如刘半农，或在新诗创作中引用方言俗语，或将民间俗趣作为自身新诗创作的主要表现对象，收集了大量江阴民谣，并用江阴方言创作《扬鞭集》和《瓦釜集》；刘大白则拟民间歌谣体式，创作了《卖布谣》《田主来》等新诗；俞平伯也仿其家乡情歌，作有民歌风情的《吴声恋歌十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