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潇坤 周书环 刘 庸

（1.兰州大学易班发展中心大数据中心 兰州 730030；2.兰州大学西北少数民族研究中心 兰州 730030；3.中山大学传播与设计学院 广州 510220；4.中山大学国家治理研究院 广州 510220）

0 引言

2003年“非典”疫情发生时，全国网民仅有6 800 万[1]，而在新冠肺炎疫情爆发的当下，网民数量增至8.54 亿，互联网普及率为61.2%[2]。随着社交网络服务（Social Networking Services，SNS）的飞速发展和即时通讯软件的广泛普及，突发事件引发的社会舆论不只是再依靠手机短信、人际沟通等“点对点”的形式传播，而更多地是通过微博、贴吧等社交媒体进行病毒式、指数式、爆炸式的群体化传播。新冠肺炎疫情发生后，人们在各大社交平台上围绕疫情相关话题展开了激烈讨论，推动着信息的聚集和情绪的叠加，迅速形成了舆论热点。作为舆论学研究的重点关注领域，情绪被视为一种舆论形式：潜在舆论是意见的萌芽或潜伏状态，情绪则是其唯一外部形态[3]。在互联网时代，网络情绪作为人们藉由网络互动和媒介传播产生的相对稳定的普遍情绪体验，更成为网络舆情的主要构成内容[4]。网络情绪通过网络动员机制影响网络舆情朝特定方向发展，在舆情的生成扩散中发挥着关键作用[5]。由于新冠肺炎疫情与人们有着重大利害关系，因此易滋生恐慌、焦虑等情绪。一旦任由这类负面情绪通过社交媒体传播弥漫，极有可能导致偏激、片面、非理性的“情绪型舆论”充斥网络空间，进而诱发舆情风险和次生危机。对应的，倘若及时疏导网络舆情中的消极情绪、提升积极情绪，则有助于正确引导网络舆论走向，形成情理交融的“意见自由市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