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 荧 沈志忠

农业“走出去”战略对中国粮食安全和农业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在这一战略的诸多环节中，农业人才体系建设是最重要的一环，也是目前最缺乏研究的议题之一。邻国日本较早推动农业“走出去”战略和海外农场的建设，也较早推进“走出去”战略人才体系的建设。到目前为止，日本已经发展出一套完整的农业“走出去”人才培养体系。笔者认为，中国有必要学习日本在农业“走出去”人才体系建设方面的经验，并吸取教训，以进一步完善和优化中国农业“走出去”人才体系。基于此，本文以日本为案例，详细介绍了日本在农业“走出去”人才体系建设方面的措施和经验，以供中国批判性借鉴。本文共分为三个部分：首先，简要介绍了日本构建农业“走出去”人才体系的背景；其次，从六个方面论述和分析了日本农业“走出去”人才体系建设的具体措施；最后，从五个方面总结了日本在人才体系建设方面的经验和教训，以供中国在建构人才体系时加以借鉴。

一、从被动到主动：日本农业“走出去”人才体系建设的背景

日本国土面积中约70%为山地和丘陵，仅沿海的平原地区可以耕种，因而耕地极少，人地关系十分紧张［1］。另外，虽然日本农业机械化程度较高，然而自1960年来，粮食自给率却越来越低，日本越来越依靠粮食进口来维持国内基本的粮食消费。为了应对粮食供应和国家粮食安全问题，日本迫切希望展开农业“走出去”战略，并同时推进农业人才体系的建设。

如果说确保粮食安全是日本农业被动走出去的话，那么积极参与国际开发援助项目，则是日本主动寻求海外投资、技术输出的主要措施。20世纪60年代，日本就已经成为国际开发援助的主体之一，从此政府开发援助（ODA）迅速发展［2］。日本海外投资和援助的重点主要集中在非洲和南美洲（也有部分集中在南亚和东南亚），投资形式多样化、投资主体多元化，其投资金额也逐年增大。

日本农业“走出去”战略和海外援助是一个系统工程，不仅包括资本、硬件设备，也包括谷物种子、耕作技术的输出，更包括各方面农业相关人才的培训和输出。就本文来讲，主要研究的是：日本为了更好实现农业“走出去”战略和海外投资，采取的一系列措施来建构和不断完善的农业人才体系。这些在日本国内经过培训的农业人才输出到中南美洲和非洲从事农业援助工作，不仅将日本较为先进的耕种技术和设备带到当地，同时也在当地培训原住农民改善耕种，并且促进了日本同这些国家的贸易往来，增进双边友谊。日本通过农业“走出去”战略和国际农业贸易，来确保日本的国家粮食安全，维护和促进核心国家利益。

由此可见，人才体系建设在日本农业“走出去”战略中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基于此，日本采取多样化措施、多主体共同用力，建构农业“走出去”的人才体系，并不断发展和完善。

二、多管齐下：多元化建构农业“走出去”人才体系

日本向海外派遣农业人才可以追溯到19世纪。事实上早在1899年，日本就开始向秘鲁派遣农场工人，成为海外农业人才输出的先驱［3］。不过日本真正科学化、系统化建构农业“走出去”人才体系，却是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作为海外农业战略的重要环节，日本不断完善海外农业人才培养体系，积累了丰富的经验。本文根据相关论著和材料，将日本在建构农业“走出去”人才体系方面的经验一共总结为以下六个方面：

（一）积极加入国际条约和国际组织，利用国际力量培训海外农业人才

日本始终重视国际组织的力量，并积极利用国际组织来建构本国的人才体系。20世纪50年代，日本就加入了《科伦坡计划》，旨在加强对东南亚和南亚地区农业人才的教育和培训。借助这一条约，日本在南亚和东南亚地区开展农业人才培训计划［4］（P409）。除此之外，日本政府也积极加入国际开发援助计划，并成为主体国家之一。通过这一援助计划，日本的政府开发援助（ODA）发展迅速。这一援助计划在1993年演变成由日本政府与联合国开发计划署、世界银行等共同组成的东京非洲发展国际会议（TICAD），每5年举办一次，用来深化对非洲的援助，而对输出非洲农业人才的培训成为重要内容之一。总而言之，日本在建构农业“走出去”人才体系时，注重加入国际组织和国际条约，利用其资源和力量来推进本国农业人才的教育和培训。

（二）政府主导的人才培养体系

日本在建构农业“走出去”人才体系时，政府始终发挥着主导作用。首先，日本政府制定了一系列详细的规章制度来规定和确保农业 “走出去”人才培养体系的运作，并且通过保险制度和财税制度来维护和增进海外农业人才的利益和权利。其次，日本政府部门在农业“走出去”人才培养中相互协作、共同用力。其中，日本农林水产省负责牵头接洽、协商与其他国家和地区的农业人才培训合作计划，其下属的经济局专门负责对外援助，承担调查统计、农业金融和人才培训指导等任务；直属于经济企划厅的日本海外经济协力基金是专门负责对外农业援助和人才培训的机构；日本对外农业援助和人才培训的主要执行机构是日本国际合作银行和日本国际协力机构（JICA）。综上所言，日本政府机构和官方组织在建构农业“走出去”人才培养体系中发挥了主导作用，搭建政策空间，提供财政资源，保障海外农业人才权益。

（三）多边合作制和项目制为主要的人才培养建构方式

日本主要通过两种方式来培训农业工作人员，并建构农业“走出去”人才体系：一方面，日本通过双边或多边合作来培训农业人才。不论是农林水产省独自进行的国际合作，或者日本政府应其他国家政府邀请开展的合作，都将农业专家派遣、人员培训和志愿者派遣作为主要内容，并且不断改进人员培训机制、加深农业人才储备［4］（P410）。近年来，日本已经与多达12个国家签署了多边或双边的合作伙伴计划。日本国际协力机构（JICA）在上述合作伙伴计划的框架下开展国际合作，并将农业人才的培训贯穿其中。例如，2004年，日本与约旦签署的计划就致力于培训阿拉伯国家农业领域的人才，以及优先考虑建构伊拉克农业方面的人力资源机构［5］。再如2000年，日本政府与巴西政府成立了合作伙伴关系，这一期合作伙伴关系的内容重点在开设第三国家培训项目3（Third Country Training Program 3）以及联合研讨会/讲习班，用以教授农业科技知识，培训农业人才。有统计表明，2009年，这一合作伙伴计划已经累计对3406人开展农业培训，他们构成了日本农业“走出去”战略的主要人才［5］。另一方面，日本政府也通过项目制的方式开展农业“走出去”战略，以及构建人才体系。例如，日本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就一直参与坦桑尼亚政府发展和改善灌溉水稻耕作的项目。这其中，20世纪世纪90年代以来，乞力马扎罗农业培训中心一直致力于提供农业人才培训计划。经过培训后的农业人才构成了日本在坦桑尼亚农业投资的骨干力量［2］。因此可见，日本政府通过多边、双边合作以及项目制作为农业“走出去”人才体系建构的主要措施。

（四）人才培训机构多元化

日本在建构农业“走出去”人才体系时，采取多元化的人才培养机制。在培训主体和机构层面，日本建构起了以学校（高校和职业技术学校）为主体、其他组织积极参与的多元化农业人才培训机构。日本政府积极开展以学校为依托的高等农业教育，举办2—3年学制的农业大学，开设相关农学学科。早在2012年，在日本的本科高校中设置农学部的有52所，占比10%稍弱，这些农科院校设置各类农业专业，完成农业人才培训。除了本科教育高校外，日本还开设434所农业职业教育学校，讲究理论联系实际，传授农业耕作技术［6］。除此之外，农业研究中心也承担起培训农业人才的作用。日本最大的国家级农业研究队伍是农业·食品产业技术综合研究机构，其分支遍布全日本，在日本各地进行农业研发，并培训和传播农业技术，培养农业经营人才。在地方层面，日本47个都道府县均设有科研中心以培训农业人才。例如，北海道2006年就设有1所农业研究中心、10所道立农业畜产试验场，这些农业研究中心承担着培训农户、培养富有经验的农业接班人的重任。除了学校和研究机构外，各类民间组织在日本农业“走出去”人才培训过程中也发挥着优势，多层次、多重点培养农业技术人才。例如，日本商会在海外有着庞大的贸易量，驻外人员数众多。因此，日本商会利用其海外强大的销售网络、情报网络和经营经验，来介入海外农业人才的培训和培养，并将部分重点人才推荐给当地国政府［7］。在众多民间组织中，日本农协发挥着举足轻重、无可替代的作用。日本农协全称日本农业协同组合，是日本农民之间为了提高农业技术水平而进行相互协作、相互帮助和相互促进的组织系统。日本农协主要有全国、县、市町村等三个等级。日本农协为农民提供各类服务，包括技术培训和人才培养。同时，日本国内的农业型科技公司在人才体系建构中也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五）编写人才培训教材，打破学科边界

日本在建构农业“走出去”人才体系时不仅重视培训一线农业工人的耕作技术和理论，同时也培训外语人才、企业管理人才和对外贸易经营人才。另外，为了确保农业输出人才迅速适应和融入当地国坏境，日本在培训内容上坚持多元化原则。首先在高校农业教育中，日本召集各方面专家共同编写农业人才体系建设的教材和课程，充分发挥高校在培养过程中的主导作用。日本大学的农业教育主要由环境科学、生命科学、人类科学和地球科学组成，形成跨学科、多门类的综合性学科教育［8］。其次，日本在高校农业教育中加入了通识教育课程。所谓通识教育，是一种关注人的生活、道德、情感和理智和谐发展，目的在培养健全的个人和自由社会中健全公民的教育模式［9］。在日本，为了培养综合性对外农业人才，很多高校都打破专业之间的壁垒，将社会、人文、自然科学相互渗透，并将其内容置于专业教育中，旨在通过自我解放式的学习方式培养农业兴趣。通识教育已经成为日本农业人才培养体系的鲜明特色。最后，日本职业农业学校重点培养农业人才的“职业态度”和职业技能，强调实践教学，主张多层次多形式培养农业人才［10］。因此，日本职业农业学校在人才培养过程中充分贯彻产学交替的原则：学生首先体验农场和农业劳动，然后开展农业学习，边实践边学习；然后学生住进农户家庭，以培养对农业的兴趣和对农民的感情；最后日本职业农业学校的生源均来自高中或同等学力毕业后独立从事农业的学生。

（六）积极开展对当地国原住农民的技术培训，使之发挥传帮带作用

日本在建构农业“走出去”人才体系时不仅注重培训本国人员，也意识到了培训目标国原住农民和技术人员的重要性。日本政府在向南美洲和非洲提供政府援助的同时，完善基础设备的建设和人员技术培训，发展与当地政府、农业组织和农民的关系［3］。从形式上来看，日本政府一般通过两种方式来培训当地国的农民和技术人员：首先，日本的一些企业在与当地国签署订单合同时，往往同时提供对农民和技术人员的培训、技术指导和资金等服务。例如，日本通过与南亚国家签署农产品订单而实现对当地国农民的培训［11］。其次，日本通过国际组织和项目制来推进当地国农民的技术培训。例如，日本在坦桑尼亚的乞力马扎罗培训中心就承担这样的作用：日本农业专家通过培训地方专家掌握技术，然后让他们培训一些农民，再让这些农民回到自己所在村寨培训更多的农民。培训的知识包括农业生产技能、基本设备使用，以及男女平等参与劳动的观念。另外，日本十分注重利用坦桑尼亚当地资源，寻求与当地政府的密切合作来开展对当地国农民的技术培训。日本政府派驻坦桑尼亚的专家往往将办公点设在坦桑尼亚农业部及其下属的农业培训机构，如此，日本专家就能与当地政府工作人员合作，更加便捷地接触当地农民，确保日本专家对坦桑尼亚农村和农业的了解，便于开展工作［2］。事实上在日本政府看来，农业“走出去”人才体系既包括日本国民，也包括当地国的原住农民。而通过培训当地国的原住农民来发挥传帮带作用，对人才体系建设更是事半功倍。

上述六个方面共同构成了日本建构农业 “走出去”战略人才体系的主要措施和经验。总而言之，在政府的主导下，日本通过加入国际组织和国际条约，利用双边和多边国际合作，通过项目制的方式在当地国培训人才；在人才培训机构方面，日本既发挥了学校（高校和职业技术学校）的主力作用，也积极发挥企业、商会、农协等的作用；在培训对象上，日本既培训尖端技术人才，也注重培训企业管理人员和一线农业工人；在培训内容上，日本既重视培训农业技术和尖端技术，也花精力培训语言、管理技能、当地国风俗人情等内容；日本政府所构建的人才体系中不仅包括本国国民，也注重培训当地国的技术专家和农民，以便加快技术传播，实现农业海外投资的目标。

当然，需要强调的是，日本大力培训农业“走出去”人才，建构人才培养体系，其最终目的在于维护本国粮食安全，以及促进其在国际上的农业贸易，其根本目的在于借助他国丰富的资源和市场来促进本国的经济增长［12］。

三、他山之石：日本人才体系建构对中国的启示与教训

日本在农业“走出去”人才体系建设方面取得了一定的成功，这些经过培训的农业工作人员在海外发挥了重要作用。作为农业大国，人地关系紧张迫使中国加快农业“走出去”的步伐。日本在农业“走出去”人才体系建设方面成功的经验值得中国学习和借鉴。总而言之，笔者认为中国在农业“走出去”战略人才体系建设方面，可以从以下几方面借鉴和吸取日本的经验：

（一）加强顶层设计，建构和完善农业“走出去”人才的制度建设

从日本的经验来看，日本政府制定了详细的规章制度来规范各行为主体的权利和义务，明确规定在项目开展中哪些部门负责提供资金、哪些部门负责协调、哪些部门具体负责人员培训，等等。同时，日本政府也制定了细致而又全面的条例来保障海外农业工作人员的权利、义务和福利——薪金、保险。在日本农业“走出去”人才体系建设中，政府起到了主导作用。对于中国而言，中国政府需要加强顶层设计，制定和完善细致的规章条例和机构制度来保障海外农业人才的权利和福利。同时，中国政府仍然要加强制度建设来协调各部门之间在农业“走出去”战略中的行动，为人才体系建设提供最大的便利。

（二）编写农业人才培训教材，多元化、多方位、多内容开展人员培训

日本在建构农业“走出去”战略人才体系时，吸纳了多方面的力量。除了政府外，银行、企业、商会、民间机构（如日本农协），以及国际组织都积极活跃其中。而日本在培训时，并不仅仅局限于教授耕种知识，也注重教授外语、当地的人文历史、民俗风情等内容，以便输出的人才能够迅速融入当地环境。日本人员培训选择上也并未仅仅局限于农业科技人才，而是将培训的触角延伸到了企业管理层、农业技术推广者、农业耕种者，甚至政府官员，这样多元的人才培训体系，才能适应农业“走出去”复杂的形势。对于中国而言，不仅需要政府在培训人员时发挥主导作用，同时也要将民间机构纳入人员培训体系之中，发挥民间机构的优势。在培训内容上应当有所扩展，不仅要注重培训技术运用和耕种技术，更需要培训语言、人文风俗、历史民情等“软技术”，以便“走出去”的农业人才迅速适应当地环境。

（三）加强国际合作

日本在人才体系建构过程中，充分利用国际组织的资源和力量。例如，日本在向坦桑尼亚输出农业人才过程中，乞力马扎罗农业培训中心一直起着重要的作用，致力于培训农业推广人员、灌溉技术人员。因此，中国应当加强与国际民间组织、跨国企业等非国际政府组织的合作，充分利用国际组织的资源和力量帮助中国培训农业“走出去”人才。基于此，中国政府应该在坚持独立自主的原则下，积极加入部分国际组织和国际条约，在国际非正式组织的帮助下开展农业“走出去”人才体系建设工程。

（四）加强在海外当地的人员培训，从而实现传帮带效应

日本在构建农业“走出去”人才体系时有一项特殊且有效的措施，那就是日本派遣大量的农业技术和耕种人员进入当地农户家庭开展培训，而当地原住农民学会技术以后就可以充当传帮带作用，将新技术和设备的使用方法传达、教授给当地更多的农民，从而实现技术输出的效果。笔者认为培训当地农民、使之发挥传帮带的作用，十分有助于提高技术和人才输出的效率。中国政府在建构农业“走出去”人才体系时也可以吸取相关经验，在当地国设立常设机构，派驻常设专家，并与当地国政府取得紧密合作，注重对当地原住农民的培训，从而迅速实现技术和管理经验的扩散。同时，加强对原住农民的技术培训，更有助于促进农业输出人才与当地国政府之间的关系，从而加快中国“走出去”的农业人才在当地的融入。

（五）坚持、维护和增进中国核心利益和国家安全

日本不论是农业“走出去”战略、购买海外农场，还是进行直接的农业投资，都毫不动摇地坚持、维护和增进本国的核心利益，尤其试图通过海外农业投资来确保日本国内粮食安全和国际粮食贸易的定价权。日本的案例提示我们，当中国政府在建构农业“走出去”人才体系，并积极向海外输出农业人才时，应当坚定不移地维护和增进中国的核心利益与国家安全。换言之，中国政府在建构农业“走出去”人才体系时，要始终围绕确保中国粮食安全和国际粮食贸易安全来开展，这样才能有的放矢，通过建构农业“走出去”人才体系来促进粮食安全。

四、结语

中国积极推动农业“走出去”战略，不仅有助于维护国家粮食安全，也能够推动中国参与国际粮食贸易。以往的学术研究和政策建议都集中在中国农业资本和技术输出方面，很少有人关注中国农业在走出去过程中的人才体系建设。在这方面，中国可以借鉴与参考日本的经验。日本面临着类似的粮食压力，因而更早展开农业“走出去”战略，扩大海外农业投资、增加海外农场规模，并在主要国家和地区建立紧密的合作伙伴关系。农业人才体系建设是日本农业“走出去”战略的重点之一，且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本文详细论述和分析了日本农业“走出去”人才体系建设的背景、日本农业“走出去”人才体系建设的主要措施，以及日本经验对中国的启示和教训。正如前中国科协副主席陈章良所指出的那样，中国必须虚心学习日本在农业“走出去”方面的经验！［13］笔者认为，中国政府在积极推进农业“走出去”战略时，可以批判性学习和吸收日本在人才体系建构中的经验，吸取其教训，以进一步促进和完善中国农业“走出去”在人才体系方面的建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