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逸群

抗日战争时期，太行根据地的人民编写了这样一首民歌：“金皇后，尺把长，哥哥带你打东洋；甜津津的窝头暖心房啊，嗨！打败鬼子快回乡。金皇后，粒粒黄，妹妹靠你生产忙；金灿灿的玉荚满山岗啊，嗨! 军民团结渡灾荒”［1］（P8）。此处“金皇后”指一个玉米品种，因其高产特质和良好适应性被八路军推广至山西、山东、河南、河北、辽宁等抗日根据地。到1949年，金皇后玉米已经遍植北方7省，种植面积达1000多万亩［2］（P55）。金皇后的普及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华北种植体系和饮食结构，其引进者为美国农学家穆懿尔（Raymond T.Moyer，1899-1993）。他作为山西太谷铭贤学校的农科主任，致力于地方农业的改良，同时全程参与近代中美农业科技交流的重大合作项目。对民国来华美国农学家的研究侧重以金陵大学和岭南大学为中心的南方网络，关于穆懿尔这一华北农学家的描述仅散见于农业科技史、中美农业交流史的相关著作和对铭贤学校的研究中，穆懿尔及其代表的民国北方农学网络尚未得到学界重视①。而且，历史学家Stross认为来华美国农学家这一群体普遍局限于美国经验，不了解中国农民和农村的实际问题②。然而，被其书遗漏的穆懿尔却并不适用于此种批评，相反，他是一个从自身到农业实践都本土化了的农学家。

本文利用山西的铭贤学校档案以及美国欧柏林大学档案，力求发掘穆懿尔的生平，梳理其从土壤、农艺、育种、畜牧等领域入手，立足当地现状探索出美国农业技术的本土化路径，及其以山西铭贤农科为中心，构建联接地方农业机构与金陵大学的民国北方农学网络的成就，分析其对山西农业现代化的意义。

一、穆懿尔其人

1899年穆懿尔生于宾夕法尼亚州蒙哥马利县，童年在父亲开办的家庭农场度过，埋下对农业兴趣的种子。1917年，他考入欧柏林大学攻读医学，且深受传教士欧柏林的影响，渴望去海外从事社会服务工作，通过发展落后地区的教育，来改善人民生活。因此，1921年毕业后，穆懿尔作为欧柏林山西纪念协会（Oberlin Shansi Memorial Association，简称OSMA）首位代表志愿前往山西支教［3］（P2）。

19世纪末美国基督教公理会传入山西，以太谷和汾州为传教据点。1900年义和团运动爆发，太谷6名传教士全部死亡，他们均毕业于公理会开办的欧柏林学院。运动被镇压后，虽然传教得以继续，但欧柏林人认为仅凭传教不足以纪念亡者，遂决定发展山西教育补充传教工作［4］（P19-20）。1907年，孔祥熙接受欧柏林任命回到山西太谷兴建起铭贤学堂。次年，欧柏林山西纪念协会正式成立，铭贤学校直接受此协会管理；欧柏林负责提供办学经费，每年从本校毕业生中选派一男一女2名代表赴铭贤支教，任期2年［5］（P39）。

1921年穆懿尔来到铭贤学校任英语教师，兼教体育课，指导田径项目。教学之余，他常在本地学生的带领下参观考察山西各地的村庄。当时山西农业落后，且旱灾频发，有“三年两旱”之说，1920年爆发继“丁戊奇荒”之后的第2次大旱灾，其后数年粮价飞涨，民不聊 生［6］（P42）。耳闻 目睹的乡村状况和对当地农民的深切同情激发出穆懿尔对中国农业的兴趣，他认识到农业对山西的 重 要 性 以 及 提 高 农 业 生 产 力 的 紧 迫 性［4］（P29）。1923年支教结束后，穆懿尔回到美国，在当时美国以本国科技发展他国农业热潮的影响下，他最终做出重回山西、以技术改良当地农业的决定。而此时欧柏林学院希望借助铭贤学校进行农业传教③，决定在铭贤成立农科，对中国农业充满兴趣、且拥有山西生活经历的穆懿尔成为农科主任的理想人选。在OSMA的资助下，他先后在科罗拉多州立农学院和康奈尔大学专攻农学，1927年获得硕士学位后前往北京学习中文，次年10月重回铭贤学校就任农科主任。

自1928年起，穆懿尔在10余年的时间里主持农学试验和农业推广，同时作为土壤系教师参与教学工作。1937年日军入侵，铭贤学校南迁至四川，穆懿尔在太谷坚守2年后回国，获得康奈尔大学土壤学博士学位，并计划再次返回山西，但在抵达香港时遭日军拘禁半年之久。他被释放后回国担任美国农业部远东农业关系处办公室主任，1946年被委任为中美农业技术合作团团长来华考察，1948年加入中国农村复兴联合委员会，后随国民党转移至中国台湾，1951年回美国。

二、美国农业技术的本土化

穆懿尔初到山西，即意识到改良当地农业是一项几无先例可循的工作，由于各地自然条件不同，照搬美国经验并不可行［7］（P5）。因此，他从整体上建立以调查指导试验的改良模式，在对山西农业有全面了解之后，以最适合山西自然条件与生产力水平的方式改善农民生活，并确定以增产粮食为主，兼之增加农民经济收益的方向［8］（P1-2）。具体而言，即一方面通过农艺试验改进土壤利用方式，同时培育高产质优的农作物良种；一方面开展富有经济价值的畜牧试验与园艺试验。

（一）山西省土壤调查

穆懿尔认识到农业与气候、土壤有密切关系，中国各地自然条件千差万别，而地方的农业实践则是几个世纪以来不断适应当地独特条件的结果，所以欲以美国技术改良山西农业，就必须先了解山西的水土状况和农民的生产经验［8］（P2-3）。因此，土壤调查是穆懿尔本土化美国农业科技的第一步。

中国全国性的科学的土壤调查开始于1930年，美国土壤学家萧查理（Charles F.Shaw）受金陵大学之邀来华，考察位于长江流域、淮河流域和黄河流域的9省土壤。但受调查时间和范围所限，其对北方各省土壤的认知不够详尽准确［9］（P1）。与此相比，穆懿尔专门针对山西全省土壤展开的调查力求细致全面，且早在1929年，他就与太原中瑞研究会合作，历时2年半鉴定了山西省各农业区域的土壤种类及其性质［10］（P39）。穆懿尔设计了覆盖山西主要农区的5条考察线路，总计里程2000余英里。他于每条线路择定数县采集土壤标本，并各选1县为重点考察对象，然后选出重要土系作为研究材料。此外，为加深对山西土壤特质的了解，穆懿尔还专门考察了西北地区的沉积黄土以作比较研究，探明山西土质与邻近地区的共性与独特之处［7］（P5）。1935年，他发表了对山西土壤的分类结果，其科学性得到土壤学家梭颇的认可④。相对于梭颇的分类，穆懿尔在淡栗钙土之下根据土壤颜色进一步将山西土壤划分为4类，并且进一步明确了土壤与气候的联系［11］（P418）。

不同于土壤学家主要关注土壤成分的鉴定，穆懿尔的土壤调查是要根据山西土质制定农业改良方案，避免引入的美国科技出现“水土不服”的状况。所以，他对于每类土壤都会结合局部地形和气候研究其肥力高低、灌溉条件、是否利于作物种植以及适合何种作物生长。同时，穆懿尔努力学习山西的农业实践传统，将其当作开展试验所必须具备的“知识”［7］（P5）。他由此建立起对山西水土与农务的深刻认知，其程度超过同时期调查北方黄土区的其他美国学者。比如，一些美国考察者认为山西农民在春雨后立即浇地是多此一举，但穆懿尔结合山西气候，指出春雨在土壤的下渗程度有限，紧随其后的干旱风会带走土壤水分，而雨后浇地可使水分深入土壤，使作物扎根更深，是一种极为有效的灌溉方式［7］（P5-6）。相对于其他美 国土 壤学者对黄 土土质的否定态度，穆懿尔结合调查指出，山西的土壤仍旧能支撑如此稠密的人口，正说明其状态并非如外界评价的那样糟糕，相反，山西平原上的土壤肥力极高［12］（P303-304）。即便山西可耕地资源并不丰富且已开发至极限，但由于土地生产潜 力 较 大 ，实 现 粮 食 增 产 仍 大 有 希 望［11］（P424）。穆懿尔以山西土壤考察为基础，选择从耕作方式、作物育种、畜牧养殖、水果种植等山西重要的农业领域开展试验，将美国农业科技结合地方实际进行本土化改造［8］（P3）。

（二）农艺试验

穆懿尔所主持的农艺试验基于对山西土质条件的了解，探索如何使作物从土壤中获得更多养分实现增产。他发现水分不足是山西土壤的最大特点，因此他先后开展耕地试验、农具试验和肥料试验，探索美国耕作经验与技术能否应对土壤的干旱问题［8］（P5-6）。

早在1929年，穆懿尔便开始试验犁地深度和犁的形状与作物产量的关系，测试西方耕7寸这一科学数据能否在山西实现粮食增产。他之所以率先开展犁地试验而搁置肥料试验是因为他认识到，虽然肥料对增产很重要，但现实是山西肥料工业落后，商业化肥供应不足［11］（P424）。而深耕本就是中国精耕细作的农业传统，容易被农民接受。经过6年试验，穆懿尔确认耕7寸比农民所耕的4寸能增加15%—20%的粮食产量。基于自己对西北省份的土壤考察，他还特别指出与山西气候土质相似的河北、山东、河南、陕西、甘肃等 省 份 都 可 应 用 此 种 耕 地 方 法［13］（P18-19）。对 于 贫穷的山西农民而言，深耕无须购买农机具以及大型家畜，易于实践、易于推广，且见效快，是更经济的从改进耕作方式上实现增产的途径⑤。

经济原则同样被应用于穆懿尔随之开展的农具试验。他不盲目按照美国经验追求大型农机具的仿制，而是以小型农具的改良为重心，以求在农民收入能够负担和与乡村生产力相适应的范围之内推动增产。穆懿尔领导农艺组以中耕器、改良犁等农具为对象开展耕地试验和锄地试验，测试高粱、小米和小麦的产量，证明以其引进的美国钢犁（冰犁）种小麦能实现增产，而中耕器则极大提高了生产效率［14］（P22-24）。不过，使用中耕器会改变作物的种植距离，为探究山西本土作物能否适应种植行距的改变，穆懿尔专门进行了5年试验，发现其产量并未受到显著影响，因而宣布中耕器可以放心向农民推广［15］（P5）。

穆懿尔肥料试验的目的是探明山西土壤中各植物所需元素的含量，以确定施用哪种肥料有利于作物生长。他在早先的农业调查中指出，山西作物颜色呈深绿，且土地肥力高，这说明山西土壤很可能固氮作用较强，符合美国学界对半干旱区土壤的认知。但经过5年试验，穆懿尔发现，虽然以美国农作物的长势为参照，山西土壤的固氮作用的确较为活跃，但是土壤因此产生的氮并非在任何情况下都充足，其氮含量不足以支持夏季作物如玉米、高粱、谷子等生长，但 冬 小 麦 却 能 够 从 土 壤 中 得 到 充 足 的 氮［16］（P992）。这一重要发现说明山西土壤有其特殊性，既不能认为山西处于半干旱区固氮作用强而不施氮肥，也不能不区分作物种类而随意施氮肥。得益于细致的观察和科学严谨的农学试验，穆懿尔对山西土壤的施肥方式建立起了地方化认知。

（三）作物育种试验

在20世纪50年代的山西和河北农村，流传着“早上金皇后，中午169（小麦）”的俗语［17］（P576）。金皇后玉米和169号小麦都是在穆懿尔主持下培育出的良种。作物育种试验是他实现粮食增产的另一路径，相对简单易行，所以与农艺试验相比，被他视作更重要的增产方式［4］（P29）。该试验的目的是通过改良山西现有的主要作物品种，培育出适合山西不同土壤条件的良种，其改良对象与培育方法的选择都坚持本土化原则。穆懿尔以冬小麦、玉米、小米、高粱这4种山西主要的粮食作物为试验对象，兼顾棉花和甜菜等经济作物。他起初引进许多美国品种，但是大部分都由于无法适应山西的气候和水土而遭淘汰，有鉴于此，穆懿尔决定优先采用纯系育种法，即从本地农田中挑选产量较高的品种作为母本育成新种，这样更容易试验出高产且适应性强的良种［7］（P7）；又因为干旱是山西农业减产最严重的问题，所以耐旱性是穆懿尔衡量作物适应性的主要标准。

在穆懿尔的领导下，铭贤育成的小麦和玉米良种所取得的成绩最为瞩目。小麦是山西第2重要的粮食作物，占山西全省粮食总产量的四分之一［18］（P23）。1929年穆懿尔开始小麦育种工作，从山西省19县、陕西省5县共收集15000个小麦品种，应用纯系育种法在旱地和灌溉地同时试验，经过5到6年的脱粒保存与自然淘汰，从各母本后代中挑选出性状最优越的169号小麦［8］（P5）。此良种从榆次、太谷的农场获得，耐寒耐旱，高产且适应性较强，经区域实验证明至少适应晋中地区的17个县，产量可高出一般农家品种50%。由于民国时期华北的小麦生产一直受水资源缺乏的限制，所以169号小麦以其特强的耐旱性获得地方政府的青睐，被评为全省小麦品种中的最优者［19］（P12）。20世纪30年代山西省建设厅规定临汾、晋城、寿阳、闻喜等6县为小麦169号的推广区域［20］（P8）。一直到20世纪60年代，在晋北晋中它仍是重要品种［21］（P96-97）。

华北重要的农作物除小米、小麦和高粱之外，就以玉米的种植面积最大［18］（P23）。穆懿尔深知玉米对华北农业的重要性，他从美国引入耐旱性极强的金皇后玉米，对其进行风土驯化以增强适应性，并与本地的祁县白、木灰白、平定白等 品 种 进 行 比 较 试 验［14］（P20），后 又 将 金 皇 后 与 本地品种杂交，使其产量得到极大提高。与20世纪30年代早期其他农学家在华北育成的玉米杂交种相比⑥，金皇后的增产率经推广证明能达到20%—40%。由于穆懿尔较早从美国引进这一品种，他因此有充足的时间进行改良试验，抗战开始前已经在山西省内实现一定程度的推广。抗战爆发后，金皇后以其适应性与高产特性获得中共根据地的青睐，据统计，1944年金皇后玉米在华北抗日根据地的播种面积达到3.5万亩，增加产量达56%［22］（P668）。

（四）畜牧与园艺试验

除专注于粮食增产外，穆懿尔开展一系列试验发展山西畜牧业与果业。铭贤的农业调查显示，山西有300万余只绵羊，穆懿尔据此指出绵羊在山西农业中的重要性，但经他观察，山西绵羊体格小、毛质粗劣且产量有限，甚至无法满足本 地 消 费［23］（P21）。民 国 时 期 山 西 省 政 府 曾 改 良 绵羊，但引进的美利奴羊所生下的杂交羊死亡率非常之高，而且毛质并未真正提升［24］（P98）。1932年穆懿尔领导铭贤畜牧组开展试验，试图培育出最适合山西的羊种。他一面吸取山西政府的教训，一面借鉴西方羊种杂交经验，专门选择在法国育成的品种软布来细毛羊，不仅羊毛质量与美利奴羊相当，而且体格更大、肉质更佳，这种肉毛兼重的羊具有更高的经济价值，更适合山西。1935年，穆懿尔经过3年努力培育出的杂交羊种健康程度与本地羊相当，产毛量增加2倍且质量优良，羊毛价格达改良前的数倍之多［25］（P95）。

羊和鸡是近代山西农户饲养最多的两种家畜［26］（P112）。在 畜 牧 试 验 中 ，穆 懿 尔 除 重 点 改 良 绵羊外，还引进来航鸡进行试验。来航鸡与芦花鸡等外来鸡种相比，最为适合晋中一带的生长环境。1929年穆懿尔从河北定县公理会购买来航鸡改良本地鸡种，培育出的杂交种体积大且产蛋多，比本地鸡多1倍［27］（P13）。1937年之前太谷群 众所养的来航鸡皆来自铭贤学校，到20世纪80年代，来航鸡普及太谷全县，和其他国内外鸡种相比在数量上占绝对优势［17］（P127）。

除了畜牧改良，穆懿尔较早做出以苹果为主的果树品种试验，他以太谷为中心逐步在晋中扩大引种范围［14］（P6）。1935年贾麟厚⑦接手此项工作，成功应用嫁接技术培育出“山西苹果”。此外，穆懿尔发现山西农民的传统杀虫方法原始低效，他因此专门试验出可以杀死2种主要果树害虫的硫磺石灰剂，此种药剂易于配制，短短2年内农民向铭贤累计买走840斤［12］（P315-316）。

值得注意的是，穆懿尔在专注于试验研究的同时，还强调农业推广。他指出农业试验以能够得到农民的实际应用为最终目的，这就要求对改良后的物种和生产方法进一步测试，以衡量其能否适合当地农民的生产条件（包括山西人口密度极大，人均土地占有量小的现状；普通农户的家畜饲养条件等）；同时还要探索各种途径，使试验成果为农民知晓并乐意采用［23］（P20）。比如穆懿尔定期在太谷开办农产品展览会、竞赛会以吸引农民兴趣。对于具体的推广范围，穆懿尔强调必须根据推广材料的种类、适应性来决定。比如，有些改良作物只适应于山西的平原或是河谷，而有些品种则适合整个华北地区；有些还处在试验期的耕作方式可以先小范围给农民示范，而已被充分证明其优越性的成果则要尽量大面积推广［8］（P6）。

总之，穆懿尔的改良思路整体上以解决农民温饱问题为重心，兼顾提高其生活收入。他对美国农业经验与技术的本土化调适体现在，充分考虑山西工业生产力与农民收入而优先开展成本低见效快的农艺改良试验，为提高作物适应性选择以本土自交为主的纯系育种法，改良具有双重经济价值的羊种且着重提高后代的环境适应能力等。正如穆懿尔所期望的那样，他试验出适合当地农业状况、能够为山西农民所应用的良种与方法，真正达到了以美国科技改良当地农业的目的，开辟出山西农业近代化的道路。

三、穆懿尔的农学网络

作为一名立足于中国北方的农学家，穆懿尔的知识生产与应用并非孤立进行，而是背后有一个庞大的网络。首先他依托铭贤学校，与山西政府机构以及华北教会资助的农事机构建立起地方网络；其次，他借助公私关系，与金陵大学共建全国农学网络。

（一）以铭贤为中心的地方网络

如前所述，穆懿尔认为实验室中的良种若要在农民生产中得到应用，一是需要在山西各地进行科学的区域试验，二是需要大力向农户推广。为此，他积极寻求与山西各级政府部门的合作。在区域试验方面，穆懿尔获得山西省建设厅、太谷县政府的支持，并与山西各县农事试验场、区指导所等单位建立长期合作，开展小麦、玉米的区域试验。除试验费由铭贤学校负责之外，其他各项费用由省建设厅与各试验场负担［15］（P4）。在农业推广方面，铭贤农科和省建设厅制订详细的推广计划，共同选定推广的中心区域和特约农家，建立小麦和玉米的示范农田，安排深耕表演。在来航鸡推广上，省建设厅出台文件详细规定鸡卵分发和鸡种购买的程序，县政府从铭贤农科领取鸡卵后发给农民，各县技正以及铭贤派往各区的技术人员为当地农民提供技术指导，建设厅和县政府负责各项费用［28］（P17-18）。

除与地方政府机构合作，穆懿尔还与华北的教会组织在农业技术上交流密切。他的果树农药试验即为受其中一个兄弟会教堂之邀而开展，以防治当地梨树的病虫害问题［8］（P3）。1932年，华北基督教农村事业促进会（North China Christian Rural Service Union，简称农促会）成立，旨在统筹协调华北各教会团体的乡村建设工作，构建起北至燕京大学、西至铭贤学校、东至河北昌黎的基督教乡村服务网络，铭贤学校在第2年成为农促会山西分会的代表，穆懿尔作为农科主任得以和各地农业工作者进行技术与物种交流［29］（P166-167）。他与平民教育促进会总干事晏阳初常互邀参观彼此的农事试验成果，他还定期派遣农科工作人员赴晏在定县开办的农场考察；美国农业传教士James A.Hunter是农促会成立的主要推动者之一，在他担任河北通州潞河乡村实验所主任期间，穆懿尔向他购买来航鸡种［8］（4）；在畜牧试验上，穆懿尔多和美国华侨唐翘燊合作。唐曾任定县平教会农场畜牧组主任，帮助定县政府进行鸡和猪的改良，具有丰富经验，为铭贤的来航鸡培育提供了重要帮助［30］（P470）。从1932年到1941年，他还协助穆懿尔进行长期的羊种杂交试验［24］（P99）。

（二）与金陵大学共建全国网络

由于铭贤学校与金陵大学的合作关系，穆懿尔的农学试验能够与全国顶尖的农业研究机构进行技术交流；其中又因为与金大教授沈宗瀚的同窗之谊，穆懿尔不仅在小麦育种上得到技术指导，而且与中央农业机构建立起合作关系。

1925年金陵大学与康奈尔大学订立中国作物改良合作计划，金大向全国14个农事机构派遣技术人员，征集作物品种进行比较试验以选育良种。铭贤学校作为山西的农业研究中心，成为金大的合作试验场之一，穆懿尔主持的小麦、高粱、马铃薯等育种试验都与金陵大学合作展开。此外，由于植物育种学家洛夫、玉米育种专家魏更斯和马雅思（C.H.Myers）等人先后在金大任教，他们所传授的玉米杂交技术从1934年开始被铭贤农科应用到金皇后育种上，育成一批优良杂交种。而穆懿尔的玉米育种工作也补充了金大作物改良中薄弱的领域。

穆懿尔与金陵大学农学教授沈宗瀚曾是同班同学，1927年两人同在康大研究院进修。他们都属于农业技术派，认为以科技实现粮食增产是振兴农村的主要途径。沈宗瀚主攻小麦育种，与穆懿尔有密切交流，在铭贤农科选育出169号小麦等优良品种上提供技术支持。1930年，山西教会美国农业牧师欧远桥（Leonard M.Outerbridge）引入美国矮高粱种子，将其种植于该教会以及燕京大学的农场，并于次年大规模推广。沈宗瀚对此持怀疑态度，委托穆懿尔在山西试种，发现此种矮高粱产量差，且抗旱能力逊色于本地品种，沈宗瀚立即发表视察报告，停止推广工 作［31］（P149）。1946年 ，沈 宗 瀚 和 穆 懿 尔 分 别 担 任中美农业技术合作团中方和美方的副团长，共赴各地考察，制定战后改良中国农业的计划。1948年，两人同为中国农村复兴联合委员会委员，过从甚密［32］（P340）。

穆懿尔领导下的铭贤农科能够与中央农业实验所及其附设的全国稻麦改进所建立紧密的合作关系也与沈宗瀚有关。1934年，沈宗瀚出任中央农业实验所总技师兼农艺系主任，穆懿尔遂与其合作进行小麦区域试验，并于1936年与全国稻麦改进所在山西合作推广169号小麦300亩 ，获 得 小 麦 改 良 补 助 费3300元［33］（P50）。在 农 艺上，穆懿尔重视肥料试验，他依据山西省土壤种类的分布状况，与全国稻麦改进所合作在各农区进行肥效和抗肥力试验［33］（P25）。

虽然穆懿尔与金陵大学的农学网络联系密切，但还是保持了一定的审视的距离，穆懿尔以其对山西农业的深入认知填补了金大构建的宏观农业改良网络中的薄弱之处。以金大农业经济系主任卜凯为例，他曾于1929年开展土地利用调查，并与穆懿尔合作调查山西11个农业区域、1000多个农场［34］（P2），编成《中国土地利用》一书。由于卜凯更感兴趣的是通过数据分析证明美国农学理论同样适用于中国乡村，所以他给出的建议较为笼统和公式化［35］（P180）。比 如卜凯认为中国农场的不足在于面积小且零碎，这限制了大型农具的使用，也不利于排水和灌溉。而且由于农舍、道路、坟墓占用过多农地面积，导致农场的土地利用率过低。因此参考美国经验，卜凯提出集中零碎土地、重新管理农场的建议［36］（P105-106）。相对于卜凯，穆懿尔作为一个长期生活在山西、富有地方经验的农学家，指出山西农民所经营的小规模农场一方面是受地形约束的无奈之举，山西的土地三分之二都是山地，为养活大量人口，耕地就必须向山地扩张，而山地只有边缘和谷地零散的小块土壤可用于耕作；另一方面，面对山坡被开垦为农田而导致的水土流失，山西农民修建的小面积梯田不仅减弱土壤侵蚀，而且扩大了耕地面积。因此，这种小面积的零碎农田恰体现其农业实践中的智慧［11］（P302）。由此可见，在 农业认知上，卜凯以固定的美国农学经验思考中国农业的问题，而穆懿尔则基于对当地的长期观察和深入了解，发现了山西农业异于美国农业的独特之处。

总之，穆懿尔与金陵大学在农业技术和学术观点上多有互动，这既体现于二者在作物育种上建立的合作关系以及由此形成的技术流动与互补，又体现在对中国农业个性化与一般化的认知上，反映出他立足地方的本土化眼光。

四、结论

穆懿尔一生中两次来到山西，第一次仅以支教为目的，第二次则抱定改良山西农业的决心，这除了他对农业本身充满兴趣之外，还缘于他认识到发展农业是建设中国乡村必不可少的一环［8］（P6-7）。穆懿尔农业改良的核 心思 路是根据山西农业现状改造美国农业经验与模式，从而做到以土化洋，为山西农业“量身制定”发展道路。他首先通过土壤调查全面了解山西的地理条件与农业状况，接着针对粮食短缺问题从农艺和作物育种两个领域进行试验，优先开展深耕试验与改良小型农具，并建立施氮肥的特色化认知；其作物育种在以耐旱高产为标准的同时主要采用纯系育种法。穆懿尔在实现粮食增产之外的第二目标是提高农民经济收入，由此开展的畜牧试验兼顾物种的经济价值与适应能力，园艺试验则以最适合山西土质的苹果为重点改良对象。穆懿尔以铭贤为基点构建的农学网络在纵向上从地方机构延伸至金陵大学，在横向上则包括调查、试验、推广这三个改良工作的基本环节。正是借助这样一个完备的农学网络，在领导铭贤农科10余年的时间里（1928—1941），穆懿尔得以在土壤、农艺、育种、畜牧、园艺等各个领域做出成绩。

在中国的康奈尔农学家网络中，穆懿尔的特点在于其彻底的本土化。这既体现于他依据山西的实际状况，建立起植根当地水土的农业改良模式；也体现在他本人对地方社会的适应与融入。在山西居住的较长时间里，他对当地产生深厚的感情，称赞那里的人民是最能干和最可爱的［7］（P2）；他能说一口流利的中文［37］（P23），其中文写作也能够达到中国人的水准，这无疑有助于他与地方和中央机构开展合作，为其农业研究与推广提供帮助。经过不懈努力，穆懿尔开辟出以本土化的美国科技改良山西农业的道路，从而塑造了山西近代的农业体系。他显然不属于学者Stross所批判的语言不通、不了解农村与农民、一心忙于学校事务的那种在华美国农学家群体。

虽然穆懿尔的主要活动是在民国时期，其试验成果大多在山西省内推广，但金皇后玉米及169号小麦的种植范围在地域上超出山西，在时间上超越民国时期。抗战期间，由于战争破坏、日军掠夺、灾民涌入等原因，华北根据地面临严重的粮食危机，中国共产党大力推广优良品种以实现粮食增产。金皇后玉米在太行根据地、晋冀鲁豫边区、陕甘宁边区等北方抗日根据地得到大范围引种，其产量高出本地品种1倍以上，受到农民的热烈欢迎。在政府的高度重视下，边区农场进行繁殖试验、举办农业生产展览会，积极开展金皇后玉米的推广工作；《解放日报》《新华日报》《大众日报》纷纷对金皇后的高产特性进行宣传。抗战胜利后，金皇后玉米在中共各解放区得到持续推广，成为解放区的主粮作物之一，为解放战争时期北方各地的粮食生产做出重要贡献，其影响直至1949年之后。

致谢：本文得到香港岭南大学历史系张雷教授的精心指导，以及岭南大学Faculty Research Grant和Lam Woo Research Fund的支持，在此深表谢意。此外感谢欧柏林大学档案馆、太谷县档案馆与山西省图书馆提供相关档案图书资料。

注释：

①主要学术成果有：郭文涛、曹隆恭《中国近代农业科技史》（中国农业科技出版社1989年版）；白鹤文等《中国近代农业科技史稿》（中国农业科技出版社1995年版）；沈志忠 《近代中美农业科技交流与合作研究》（中国三峡出版社2008年版）；杨常伟《民国时期山西农业科技——以山西铭贤学校为中心的实证考察》（山西大学2006年博士学位论文）；陈能治 《欧柏林学院与山西铭贤学校，1900—1937——近代中国教会学校的个案研究》（台湾省成功大学2012年博士学位论文）。此外，学界在对穆懿尔的基本认知上存在疏漏。比如，穆懿尔于1929年开始山西省土壤调查，然而《中国近代农业科技史稿》和《近代中美农业科技交流与合作研究》皆叙述为1935年。

②Randell E.Stross介绍并评议近代在华美国农学家的英文著作The Stubborn Earth:American Agriculturalists on Chinese Soil,1898-1937 (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89)，主要关注金陵大学、岭南大学等南方院校从事农业研究的美国农学家，并未提及穆懿尔这一立足于华北地方的美国重要农业工作者；此书还以卜凯为例指出，他将自己对中国乡村经济的分析套入美国农场管理和土地利用的模型中，脱离了中国乡村的现状。

③20世纪初，农业逐渐成为一个重要的传教手段。美国农业之父包德裴（Kenyon L.Butterfield）指出，教会不仅是精神世界的管理者，更应在乡村的物质建设中发挥作用。在其倡议下，1915年美国农业传教士这一新兴群体形成，他们拥有专业的农学知识，而美国以其优越的人才和农业资源，成为农业传教的主要输出国。参见刘家峰《中国基督教乡村建设运动研究》，天津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34—35页。

④梭颇作为美国农业部土壤局调查员，于1933年来华担任北平地质调查所土壤研究室主任。1934年，他和调查员侯光炯等人到中国北部考察，其重心为陕西、甘肃、青海等西北部省份，只留出一日视察山西大同的土壤。经过考察，梭颇将中国北部及西北部的土壤分为钙层土、盐土及碱土、淋馀土三大类，而山西全省属于钙层土分类下的未熟之淡栗钙土。梭颇在文中指出，这和穆懿尔的分类一致，肯定其土壤调查结果的可靠性。参见梭颇：《中国北部及西北部之土壤》，载《土壤专报》1935年第12期。

⑤20世纪30年代，铭贤农业推广组在乡村进行深耕表演，将深耕推广到256个农户。参见穆懿尔《铭贤学校农科工作概况报告》，山西铭贤学校1935年内部资料，第8页。

⑥比如1928—1933年北平大学农学院教授沈寿铨在河北育成的两个杂交种预计推广到河北全省后的增产率为20%。参见沈寿铨《为河北粮食增产之可能性进一解》，载《农学月刊》，1942年第7卷第3—4期。

⑦贾麟厚，太谷县北洸村人，1929年于铭贤中学毕业后赴金陵大学农学院园艺系深造，1934年受穆懿尔之邀回到铭贤任农科园艺场主任，主持苹果改良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