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永刚 唐中立 马佰玲

一、引言

灵渠是我国著名的三大古代水利工程之一，历经2000多年仍发挥着航运、灌溉、防洪、旅游等作用，并产生巨大的经济效益，如今每年仅其灌溉一项就创造 “13.16亿元的农业产值”［1］。追溯灵渠建设的历史，早在春秋战国后期，经过统一战争，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中央集权制的封建国家——秦王朝诞生。国家的统一和中央集权为动员更广大的人力、物力和财力进行经济建设，提供了有利的条件。突出的表现是刚刚从奴隶制度解放出来的劳动群众，以前所未有的积极性从事生产和创造，推动了水利事业的大发展，使得农业生产后劲得到加强，对粮食增产增收起到了无可替代的作用，进而也带动了农业、交通、航运、贸易等经济系统的全面发展。与以往相比，秦代建设大型综合性和系统性较强的水利工程更加具备了组织和动员的条件。这个条件就是在组织上具备了修建像“灵渠”这样跨流域大型水利工程所需要的大规模协作，以及维护这种协作所需的“强有力的领导”及其掌控的能力；加之有先前的都江堰、郑国渠等水利工程的建设经验，在这样一个社会背景下，使得灵渠工程的建设成为可能。

秦始皇二十八年（前219），秦王朝为统一岭南地区，“又利越之犀角、象齿、翡翠、珠玑，乃使尉屠睢发卒五十万，分五军……三年不解甲弛弩。使监禄无以转饷，又以卒凿渠而通粮道”［2］（P26）。这段文字记录的即为公元前219年开凿连接湘江和漓水的 “灵渠”工程的完工并通航。唐代人鱼孟威在其《灵渠记》中对灵渠的历史作用精辟地概括为：“乃用导三江，贯五岭，济师徒，引馈运。演坟典以移鸵决舌，蕃禹贡、汤尧化也”［3］（P130）。肯定了灵渠在建成之初，主要是为了军事及国家统一方面而运输军队和粮饷所起到的重要作用。从“发卒五十万”，可以看出灵渠规模及其工程量和施工难度的巨大，这也注定了灵渠工程必将成为一座具有代表性的系统工程。它所具备的水利设施齐全，包括分水铧嘴、南北二渠、泄水天平、陡门、堰坝等，为其长久发挥灌溉、防洪、航运、供水等多种功能提供了基础条件。通过灵渠的修建，把珠江支流漓江与长江支流湘江连接起来，使长江与珠江两大流域得以沟通，进而开辟了我国西南部南北水上交通运输的大通道。灵渠的巧妙之处在于能够发现自然水系、地形地貌等特点，利用漓江和湘江两河相距不到20公里的位置修建渠首，具有省工、省料、省钱等优势；其规划、布局、设计与施工等成就，尤其是在体现人与自然和谐、人类经济活动与社会生产力发展相适应等方面，堪称杰作；在工程运行、管理、维修方法等方面树立了典范。这些都表明了古人治水具有的一系列先进的生态理念、可持续发展观以及卓越的经济思想①。灵渠的建成，“不仅解决了秦兵运兵运粮的困难，使秦始皇统一岭南的战争胜利完成，而且成为岭南同中原交通运输的动脉，扩大了我国内河航行，有助于岭南一带经济的发展”［4］（P54）。两千多年来，年复一年、日复一日，尽管灵渠的经济效益时盛时衰，但由于独特的治水思想支配和岁修制度的不断创新，使其工程永不淹废、功能永不退化。2018年8月，灵渠成功入选“世界灌溉工程遗产”。

二、治水经济思想的梳理与分析

由于地理位置、地形地貌和气象、水文等条件，决定了我国是一个降水时空分布不均、水旱灾害频发的国家。为了解决防洪安全以及众多人口的温饱问题，国家历来都把治水活动视为治国安邦的大事。劳动人民在探索治水发展的道路上，也积累了大量经验和教训，进而形成了丰富的治水思想，它是指引治水活动或实施治水方法的风向标。治水活动的技术手段也成了社会生产力发展和社会进步的助推器。早在春秋战国时期，人们就在疏导河道、开渠灌溉等治水实践中，积累了勘测、分水、巧用地形等手段和经验，为后来的水利建设奠定了技术基础。

（一）“度山林、数疆潦”：土地勘测技术为水利工程建设提供前期技术支撑，进而促进生产力发展

灵渠工程的精当之处就在于它的选址。漓水和湘水两河距离最近的地方约1.5公里，在高塘村附近，古人为何不在此处筑坝修渠，而是到距离高塘村的湘江上游约3公里的分水塘处建设灵渠渠首工程呢？原因是在相距最近的地方筑坝，漓水支流始安水与湘水水平高差约5米之大，需在湘水筑一道5米以上高的拦河大坝。在当时的技术水平和物力条件下，很难完成这项工程；而选择在上游合适的地方筑坝，两河水平差约1.5米，就避免了这些弊端。精当的选址一定有相应的测量技术水平作为支撑，才得以完成这项伟大的工程。灵渠的开凿，一直让后人惊叹的，就是古人如何测量灵渠渠首及其各个建筑物所处的地理位置和高程的？其秘诀就是汲取前人的测量经验，天人合一的思维理念以及自然观察能力三者相结合。实际上，在工程实施之前，早在春秋战国时期就积累了一套有关土地测量的认知和方法。如《墨子》中《经上》篇说：“平，同高也。”这个在当时是一个非常有科学逻辑的思想。战国初年成书的《周礼·考工记》记载：“水地以县（悬）”的说法，即“水地以县，注云四角立木，此说未明；经言水地而注云立木，恐亦未当。盖水地以县置，以县两句即一事也。先以水平地犹恐未定，必以县而后正也。何以为县？置以为县也。水地者，假如一所用一丈之地，先为四方之沟，乃注水以试之，地有髙下，则水之流行自有髙下，锄掘其地，用水以平之。水既平矣，犹未可也，又用县以定之。”［5］（P89）这段文字，实际就是对工程建筑施工中的土地平整、定线、砌体横平竖直等操作规则的描述，包括对建筑物相对位置的高程的定位等。这种规则或方法，直到东汉、魏晋时期也一直沿用。如《中国水利史稿》中介绍了东汉经学家郑玄对《周礼·考工记》注解说：“于四角立植而县，以水望其高下。高下既定，乃为位而平地”；三国时期吴人韦昭注解说：“立准以望绳，以水为平”。这些认识都为古代水利工程建设奠定了基础条件。

在古代，农田水利工程的兴建，关键的第一步就是通过对地形地貌及其水系进行观察、勘测和规划工作，其核心目标是对水源的高程、位置及引水路线、走向等进行定位，以此结果决定工程的规模、投资、效益以及论证技术的可行性等。《左传·襄公二十五年》记载：公元前548年，楚国为整理财政收支，建立一套土地开发的规划制度，其内容有“书土田，度山林，鸠薮泽，辨京陵，表淳卤，数疆潦，规偃猪，町原防，牧隰皋，井衍沃”［6］（P640）。这里提到的书、度、表、数、规、平等是指记录、测量、标出、计算、丈量等技术手段，可见在秦王朝时的测量技术已经达到一定的水平了。《逸周书》卷二载：“慎嗅地必为之图，以举其物，物其善恶，度其高下，利其陂沟”，意思是周代的地图已经包括地面的相对高程了，提供给水利工程建设等应用。而作为灵渠主体工程的大小天平、铧嘴、南渠、北渠、秦堤等组成部分在建设过程中，上述的书、度、表、数、规、水平测量等每一个环节都不能少。尤其是灵渠的渠道是由人工河道、半人工河道、人工整治的天然河道等组成，施工以及前期的测量技术的难度都很大。像灵渠这项复杂而规模巨大的系统工程，没有从前人土地丈量技术中汲取精华而进行前期的基础工作，是无法想象的。

明人有诗句描写半人工河道即利用自然河段与人工开挖结合，其行船如“江劈山头出，舟骑石背行”［7］（P31），表现流势湍急、礁石密布的壮观景象。灵渠考古发现：在灵渠大小天平的交点，挖出“石柱”，“石柱”年代无法确定，柱底面有磨脐形构造与石制基座相连，可以转动。“可能是水准测量的支架”［8］（P67）。假如该石柱是当时施工留下的测量柱，那么可以推论：当时对“基点”的认识和应用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由于年代久远，至于当时如何测量灵渠的高程和施工超平，已经无从考证。但是在灵渠开凿以前，古人已经有了相当完备的测量技术，而灵渠正是运用了这种技术才显得如此精当。同时，这种技术的应用及其创新，尤其是铁器工具的使用，使大规模水利建设工程的顺利展开成为可能。正如恩格斯所言：“铁使更大面积的农田耕作，开垦广阔的森林地区，成为可能，它给手工业工人提供了一种其坚固和锐利非石头或当时所知道的其他金属所能抵挡的工具。”［9］（P149）当时要解决粮食生产问题，需要建设水利工程，就必须进行测量，工具必不可少，有了工具，就可以“行山表木，定高山大川”［6］（P41），亦可以“烧石剪木，开漕船道”［6］（P170）。可见，测量工具和建筑材料广泛应用于水利工程中，进而促进了社会生产力的快速发展。

（二）“水理不宜直，人心不宜曲”的“天人合一”规划理念：以使工程建设及运行达到省工、省料、省费的经济效果

灵渠中南、北二渠的规划，尤其是北渠难度最大。由于湘江河道坡降很大，水流湍急，若筑一道大坝，即使技术上可行，也不便于行船。因此，选择废弃一部分湘江故道，新开挖一条“北渠”的替代方案，也能够达到相同的效果。北渠开挖，采用“因地势从急降缓”“凿渠绕山曲，凡行六十里”的办法［10］（P33），即创新性地认识到了把渠道走向设计得弯弯曲曲，设计两个“S”型渠段，以延长路径，降低渠道比降，并能够自然地衔接上下游河道；还能大大减少两渠直接相连而带来的巨大工程量。同时，如果人工河渠坡降过陡，因水流速度大而导致河渠被水流冲刷，甚至致使渠道崩坍，进而增加了工程的运行难度和维修成本。另外，这样的巧妙设计还有一个最大的亮点，就是能够达到“三弯代一闸”的效果，这种“弯道代闸”的原理得益于古人“天人合一”的思维理念和注重观察、认识水流运动的规律的结果。如管仲阐述了以水为本原的哲学智慧，他结合兴水利、除水害，研究了水流的特性。从其专篇《管子·度地》记载他与桓公的对话中，可略见一斑。如“桓公曰：水可扼而使东西南北及高乎？管仲对曰：可。夫水之性，以高走下，则疾，至於（水剽）石。而下向高，即留而不行；故高其上领，瓴之尺有十分之三，里满四十九者，水可走也。乃迂其道而远之，以势行之。水之性，行至曲，必留退，满则后推前。地下则平行，地高即控。”［6］（P104）这段话描述了水流的特性和运动规律，其中提到的“三里满四十九者”，就是在三里的距离内，渠到底部降落四十九寸（大约相当于千分之一的比降）。按这个比降行船，水流平缓，便于航行。这实际就是废弃较陡的河段，利用较缓的地势开挖曲线河道，由急流引水变缓，既便于行船，又避免水流湍急冲毁河道上的建筑物工程。北渠的成功规划和定线设计，表现其技术水平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准，其治水的智慧在于对“水理不宜直，人心不宜曲。人曲无生气，水直难接续”［7］（P65）的深刻认知；表达了人们要 想充分地认识自然规律，也要从做人的道理中去感悟，二者是相互融通的。“弯道代闸”原理被后世治水不断效仿，元代京杭大运河南旺水利枢纽就是采用“S弯”的设计，也是这种弯道代闸原理的运用。

在灵渠中体现“天人合一”规划思想的另一处杰作就是称之为大、小天平的“人”字形大坝。为什么是“人”字型，而不是“一”字形？“人”字形的一撇一捺，一长一短，表现出规划者的理念是：既能正面应击水流（一撇）；又要顺应水流、因势利导（一捺）。能够根据水量大小，确定坝体的高低和“一撇一捺”的长短，达到充分调控水量的目的。而没有选择“一”字，即体现那种正面强势抗争（水流）和堵截，没有分流和减杀水势，其风险是汛期大洪水时，可能导致水坝被冲毁或垮坝，造成重大损失或完全没有办法彻底维修。由此可见，灵渠在规划思想方面，坚持“天人合一”的理念和尊重“三省”（省钱、省工、省料）的经济法则，体现得近乎完美。

（三）泄水天平、铧嘴、堰坝的“壅、分、泄”设计巧妙而智慧：充分地发挥了航运、灌溉、防洪等综合效益

为了连接漓江水系和湘江水系，并能达到顺利通航的条件，首先必须考虑的是沟通后的水源补给和调剂，即如何从湘江分水，使得合理的水量进入灵渠的主体工程之一 “南渠”。“南渠”的设计中，巧妙地安排了分水建筑物：大小天平和铧嘴，通过两千多年的运行效果分析，它们的规划思想和设计功能，显示出了古代人观察自然的能力和水平已达到相当高的境界；其设计方案表明了劳动人民改造自然手段的“高超技艺”。

灵渠分水建筑物南北渠、泄水天平、铧嘴等水工建筑物工程保证了灵渠顺利通航必须做到连接航道的渠首能够壅水和分水，而壅水、分水的关键建筑物是大天平坝和小天平坝，两坝址所在的分水塘的河面宽度为270米，而在此修筑的两坝总长达到474米，即设计成“人字”坝。其功能是壅水、溢流，能使灵渠渠道中的水位长年保持在1.7米左右的高度，以利行船和上游灌溉取水；同时，上游多余的来水可以漫过天平坝排入湘江，这样既可以满足通航所需，又可以防止洪水的威胁，达到“称水高下，恰如其分”。天平坝类似成都平原都江堰工程的分水大堤，但是又比都江堰分水大堤更巧妙。巧妙之处不仅在分水，还在于自动分洪以及便于航行。即“于上流砂碛中垒石作铧嘴，锐其前，逆分湘水为两”［7］（P58），这里提到的 铧嘴，既要通过它把湘江的来水一分为二，一部分水流进入南渠；又要使另一部分水流进入北渠，保证枯水时期充足的水量，以便平稳、顺利地行船。铧嘴高约2米，卧踞分水塘中，其主要功能是辅助大小天平分水和保护大坝减轻洪水直接冲击。它的综合作用归纳有三：一是减轻上游洪水对大小天平的直接冲击力，洪水通过铧嘴向两侧分流，压力也分向两侧；二是辅助分水，上游来水通过铧嘴分流和南北二渠的配合，基本上保持“三分水入漓江，七分水入湘江”；三是通过铧嘴，利用水流动力学原理，可使两侧形成一片相对平静的静水区，类似于人为造就一个避风的港湾，水面风平浪静，便于航行。对于第二点的“分水”思路，借用灵渠的成功经验以调控天然水流的流向，在古代有多处水利工程效仿之。毛泽东主席阅读《明史·河渠志》中关于记录大运河南旺分水的技术思想时不胜感慨，提笔写道：“南旺分水，七分朝天子，三分下江南。”［11］（P110）可见，毛主席对古人的分水技术也赞赏有加。另外，尽管有了南渠、北渠和铧嘴，由于航道深浅不一，有时还会存在水流不稳的状况，进而影响行船。为了增加保险系数，就在渠道上设置“堰坝”用来壅水，进行“二次”调节，使行船保持一定的吃水深度；同时，抬高水位还可以引渠水灌溉低处的田地，充分利用了“激而行之，可使在山”的思路，使得水资源得到充分利用。

在古代船闸技术受到生产力发展水平的限制，如何利用壅水建筑物如“堰”的设置来保证航船的吃水深度要求，但又要解决汛期泄水的问题，这在技术上增加了一定难度。灵渠中设计的“泄水天平”既能起到壅水（尤其是枯水季节）又能在汛期泄水的双重作用，其核心技术的关键是它的设计高度是否合理？古人采用“自铧嘴分水入渠，循堤而行二余里，有泄水滩。苟无此滩，则春水怒生，势能害堤而水不南；以有滩杀水猛势，故堤不坏”［10］（P35）。即按着渠道的走势，采用多个“泄水滩”（指“泄水天平”），逐级壅蓄，逐级宣泄。这就是南、北二渠中一共还有五处小型泄水天平的缘故。这样，经过各级大、小天平的调节，使渠水既能涨而不溢，又能在泄水的同时维持足够的航深。关于“铧嘴”和“泄水天平”所起到的关键作用，史料也有记载：“陡河功用之要，以铧嘴和天平石为最，二者崩坏，则湘水无涓滴入漓，则田庐受害矣”［7］（P61）。由上述分析可知，“铧嘴”和“泄水天平”的功能，不仅是分水、泄水，还能调节汛期洪水和枯水期灌溉用水的功效；同时，还能保证漓江水流“三分入漓、七分入湘”［12］（P217）。它的建成，表现了古人的智慧以及巧妙利用自然和顺应自然的高远立意。

（四）“陡门、渠堰与水函”联合调度、有机一体：系统工程思想支配下的灵渠经济功能多利俱全

陡，称为陡门或斗门，建在灵渠南、北渠上用于壅高水位、蓄水通航，兼顾船闸作用的建筑物。史载“渠内置斗（陡）门三十有六。每舟入一斗门，则复闸之，俟水积而舟以渐进。故能循崖而上，建瓴而下，以通南北之 舟楫”［10］（P7）。灵渠陡门“三十有六”，并不是一次建成，而是经过历代的不断整修和完善。由于很多陡门分布在南渠和北渠中，故而史称南渠、北渠为“陡河”。清人描述为“夫陡河虽小，实三楚两广之咽喉。行师馈粮，以及商贾百货之流通，唯此一水是赖”［13］（P4）。可见，陡门在渠系中的作用之大。《徐霞客游记》中所载：“渠至此细流成涓，石底嶙峋。时巨舫鳞次，以箔阻水，俟水稍厚，则去箔放舟焉”［14］（P282），也表明了陡门在蓄水、放水、过船的不可替代的作用，并成为过往灵渠的一大景观。它在运行过程中，当陡门关闭时，先将小陡杠的下端插入陡门一侧 “海漫”（起到消能作用的水工建筑物）的石孔内，上端倾斜地嵌入陡门另一侧石墩的槽口中；再以底杠的一端置于墩台的鱼嘴上，另一端架在小陡杠下端；再架上面杠。然后将杩槎置于陡杠上，再铺水拼、陡簟，即堵塞了陡门。水位增高过船时，将小陡杠敲出槽口，堵陡各物即借水力自行打开。由于有了陡门这种设施，故能使灵渠能浮舟过岭。清代胡渭在其撰写的《禹贡锥指》中记载：“灵渠斗门之法，会通亦用之。”［15］（P229）可见，灵渠斗门的设计、施工及其管理方法在后来的运河工程中有所推广。

水函又叫“渠眼”（记载灵渠设有“渠眼二十有四”［2］（P390），即在灵渠的南、北两渠的渠堤上建造的块石砌筑的分水兼排水设备，有“十函”之说，相当于现代的涵洞。其功能为“内滤水潦啮堤为患，开置十函以分水势，灌田使便。”［7］（P67）即在汛期可分洪，以保证渠道两侧渠堤的安全；非汛期可放水灌溉沿岸的农田，一举两用。

“堰”是建筑在渠道里的一种拦河蓄水、引流入沟、灌田或积水推动筒车的设施。灵渠的渠道中所布设的“堰”，与陡门不同之处在于塞陡用的是陡杠、陡筚，而塞堰用扁平方木作为闸板，并以此作为“开关”。关堰时把渠水堵住，提高水位，以便龙骨水车提取渠水灌田；开堰时缓慢开启，使渠中水位下降，水流平缓地和下游衔接，以利行船，其运行过程与现代的船闸相似。灵渠中的另一种堰（称“天平坝”），即建在水面较宽的河道中，类似“人”字形（堰坝），既提高了稳定性又增加了泄水的面积，具有“称水高下，恰如其分”的功效。有文献记载：唐朝宝历年间李渤使用“杂束筱为堰，间散木为门”［7］（P10-11），后来刺史鱼孟威改进陡门时采用“植大木为斗门，至十八重”［16］（P711），达到了“乃通巨舟”［17］（P7）的效果。就是在这些 早期陡门的基础上，在不同的河段上分别设立大口径闸门以利控制水量和通行大船。至清代，堰坝技术已经很成熟，雍正年间鄂尔泰修灵渠时，就有记载灵渠“为堰蓄水者三十有七”［18］（P29）。天平堰坝，其构造十分精巧科学，基础是用长约2-2.5米的松木桩密排，框架里堆砌鹅卵石，砌成均凿有燕尾槽的块块相连的条石斜面滚水堤；坡面以厚度0.15-0.20米、长1米的条石竖插，层层相叠，形似鱼鳞，故称“鱼鳞石”。这种构造，坚固、抗冲刷、便于拆卸维修。灵渠中的陡门、水函、渠堰等联合调度，承担壅水、泄水、灌水、航运的功能，形成了有机一体、联合调度的系统工程，充分显示了古人的聪明才智。特别是这些堰坝所起到的作用不一，其经济功能多样化，相互配合、联合调度，体现了其规划设计的巧妙构思。

灵渠现存主要堰坝数量近30多座，其中所列既有古代遗构，也有近现代为了灌溉等需求而加建的堰坝。其经济功能多以拦河蓄水、航运、引水灌田、防洪、排沙等为主。由于灵渠堰坝的综合性功能，才使得其效益超常发挥。正如清人杨应琚对于灵渠所起到的作用以及发挥的综合效益也感慨道：“地方水利，关乎政事得失，急其所当务，庶一举而众事皆集。夫其带荆楚，襟两粤，达黔滇，商旅不徒步，安枕而行千里，资往来之便，此其一；高垄下田，有灌溉之资，无旱潦之虞，化瘠为腴，此其一；食货商迁有无，致之於陆倍其值，运之于水廉为售，驵侩熙熙，重其载而取其赢，又其一；长沙、衡、永数郡，广产谷米，连樯衔尾，浮苍梧直下羊城，俾五方辐辏食指浩繁之区，源源资其接济，利尤溥也已!”［8］（P16）。这段话文字描述了当时灵渠为地方经济发展所起到的独特作用，是无可替代的。

（五）“顺应自然、水毁可修”的理念和岁修制度创新：为历代工程维修和运行管理提供了机制保障

岁修制度是灵渠管理和维修的一大亮点。据统计，仅灵渠组成部分的秦堤，自秦代以来到新中国成立前，大大小小的维修上百次，“其中历史文献中有明确记载，而且详细记录维修项目、时间、工程量等的主要维修和改建有37次，其中大修26次”［19］。对于其他水工构造物的维修记载则更多。唐代大诗人李勃刚到任桂州观察史，就对灵渠河道、拦河坝、斗门进行了大规模维修，“重为浚引，仍增旧迹，以利行舟”［7］（P10）。在40年以后（868）的桂州刺史鱼孟威主持的一次大修后，达到“往来无滞，不复有胥怨者。”［7］（P11）宋代嘉佑四年，“提刑李师中领河渠事，重辟发近县民夫一千四百人，作三十四日，乃成”［16］（P209），可见这是一次大修。

古代水利工程岁修制度的设计和安排，体现了劳动人民顺应自然的思想智慧，这种“每岁一修”的理念，所尊重的最根本规律就是水利工程运用过程中受到水流的冲击必然导致损伤，这是自然而然的，而维修是为了工程持续的利用，也是顺其自然的做法。这种认识正是符合老子《道德经》的主张：“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20］，黄老道家也主张：“以虚无为本，以因循为用”［21］，所谓因循就是因循万物天性，即自然而然的状态，无为而治，让事物按照自身的必然性自由发展，使其处于符合道的自然状态，不对它横加干涉，不以有为去影响事物的自然进程。承认水流的破坏力，但并不是“束手无策”，待其“杀气锐减”，修复而治之。美国思想家本杰明·史华兹在研究古代中国的思想世界时描述道：“‘天’一点也不关心人，但是，通过研究‘天’或自然规则特性，人能为了他自觉目的而利用‘天’的量。”［22］（P420）

灵渠的治水思想就是有着老子、庄子的无为而治的智慧体现，即依照水流的规律，每岁维修，所用的维修材料和工艺都在顺应水流运动规律和就地取材的原则下而进行布局、设计、施工。如在陡门、闸坝施工中巧妙地运用松木富含油脂，即“不怕水浸、不怕腐蚀”的特性，以此松木作为维修闸门的必选材料，并总结出“水泡千年松”的经验之谈。灵渠坝体的鱼鳞石是使用当地的片石“竖插排列”，弥补石与石之间缝隙；当上游水流冲击时就会相互挤压，并使沙石填充缝隙，使得鱼鳞石之间变得更加紧密和牢固。尤其是遇水流浪急时允许坝体护坡被冲坏，只要就地取材、重新换料即可，非常便于维修。自唐至清代末，灵渠有明确记载的20余次大修。这些维修的特征表现在：第一，修复原有被水毁建筑物；第二，将原有建筑物规模扩大，并增加其坚固性；第三，根据航运、灌溉等功能，新增建筑物或改建；第四，适时清理渠道中险滩和整治河道；第五，为筹集维修经费建立相关制度，如官府投资、劝捐、官员捐俸、以工代赈等；第六，不断引进修渠技术并应用于灵渠；第七，加强灵渠文化建设，每次重要维修，都刻碑、立传以纪之。

另外，从管理机构的建设上，灵渠也有独到之处。《宋史·河渠志》载：“昔年并令两知县系衔‘兼管灵渠’，遇堙塞以时疏导，秩满无阙，例减举员”［16］（P210），机构内部的“例减举员”，就包括“渠目”“渠长”等职位的设置，也为灵渠的的管理提供了组织保证。

（六）水事活动与理水文化相互交融与影响：促进治水经济思想不断跃升和达到高超境界

灵渠水文化是西南民族的一个特色文化，也是灵渠沿岸劳动人民在一定的自然、气象、地理和水文环境等条件下，习水、乐水、用水中形成的并以水和水事及治水活动为载体的文化现象。如灵渠受益群众围绕水事活动展开的聚众歌唱、集会活动以及治水措施等。这些优秀的水文化不断得到传承和发扬光大，激励人们积极参与水事活动的精神和物质层面，并构成代代相传的文化的一部分。物质层面的典型的治水工程、用水设施或技术、水的利用和管理以及因水而发生的进步等，改变着受益区群众的生产和生活方式；精神层面包括灵渠摩崖和碑刻、描述治水诗文、龙船歌等，大量记载了灵渠历代工程维修、渠道整治、放水灌溉场景等；最有代表的《重修黄龙堤记》等40多处，不但记录了当时的治水事件，还为后人提供了治水经验和教训，是一个不可多得的“教科书”，它铸就了中华民族百姓参与治水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也助推了现代治水思想的发展和提升。

灵渠沿岸的摩崖和碑刻等历史遗存，凝结着历代治理灵渠的治水思想，这些思想最有代表性的体现在：

第一，工程建设的规划和布局上：（1）开凿人工运河链接漓江支流始安水和湘江支流海阳河，并利用地形和水源条件，沿海阳河上溯一段距离筑坝，抬高水位，减少水位高差；尤其是减少了工程量，在此处筑坝、分水非常科学。这种巧妙利用地形而减少工程量的规划设计思想，在后来的隋唐大运河、元代京杭大运河的建设中得以使用，这种治水思想的传承，是通过物质或精神的文化为载体而实现的。（2）渠道施工上采用的人工开挖渠道与天然河道相结合，并尽量利用天然河道，一来节省工程量，二来减低后期运行管理的难度，体现了节约成本的经济思想。（3）“以弯代闸”，人为地设计弯道，并延长渠道路径，平缓链接两个水系的水流，既减少坡降进而减少水流冲击，又节省开挖的工程量，同时也减少了建筑物的数量和工程量。如黄龙堤把原来河道堵住，拦截河水从新开挖的渠道转一个大弯，再汇入原河道，使水道坡度降低、水流平缓、行船条件改善。（4）系统工程思想贯穿工程的所有水工建筑物。有机地使大小天平和铧嘴、溢流坝和泄水渠、陡门和堰坝、陡闸和灌溉水涵等相互配合、相互调节、相互吞吐，并各自成为体系。（5）建筑结构设计巧妙，就地取材，维修方便，成本低廉。如将大小天平设计为条形砌石，犬牙相扣，形如鱼鳞，故称“鱼鳞石”。（6）灵渠在施工方法上“潦石以功”“既导既辟”［23］（P3430）。有效地利用火攻，劈石开道。由于当时没有炸药，在山区开凿引水河道或隧道，采用柴火点燃放在石头上烧，当石头温度达到一定程度时，快速灭火，再用冷水浇石，使岩石在急剧的热胀冷缩中爆裂成碎块。这种办法减少很多时间成本和工程量，这种科学思想在灵渠施工中起到了重要的指导作用。

第二，体现在管理方面：（1）“五年大修、三年小修”［2］（P188）的修缮制度创新，也是灵渠长久运行不衰的原因之一。主要表现在工程规模、结构上，其特点是“顺应自然，避其锋芒”，允许工程局部被水流毁坏，但注重维修方便、成本低廉这一准则。如有资料记载：“从汉代至民国的2000多年间，对灵渠的维修和改建共有37次。”［24］（P2-59）规模很大并有详细记录的大修至少有20余次。维修的结果是：“凡有却坏，葺理无疑……田畴均溉，复旧为新，较之旧规，相去万万。”［24］（P2、P65）尽管有关在清后期或民国时期岁修效果不佳的言论，如蒋瓒的“近代以来……假奉公以动众，往往虚拥金钱，事多潦草。”从另一个侧面更加表明了以往对“岁修”是十分重视的。有时工程没有损坏，但已到岁修年份，恐其在汛期损坏，“惧其久而啮且淤也，奏请加修”［25］（P456）。（2）在工程建设之初，就考虑“治水、通军、溉田”的系统工程和综合效益的发挥。（3）灵渠岁修经费不足，民间集资及动员官吏个人或管辖机构捐助。（4）建立岁修工程质量追责制度。如在光绪十一年，大修灵渠大小天平及各陡，2年后（光绪十三年）损坏，“责令原修石匠赔修”［2］（P252）。综上，想尽各种办法解决经费不足问题，是保障灵渠发挥效益的重要因素。

三、结论

通过上述研究可得出：灵渠之所以被称之为我国古代著名的三大水利工程之一，主要是因为它的规划追求天人合一的理念；其各个水工构造物布局合理，统筹兼顾，并与自然融为一体；其航运、灌溉、防洪等效益发挥多利俱全。灵渠是古代水利工程的典范工程，是我国古代治水思想的全面体现和光辉的结晶。

第一，“改造自然，巧妙利用自然，追求天人合一”是古人治水思想的核心灵魂所在。这也是我们现代人治水应该学习和借鉴的地方。灵渠的科学选址和规划设计及施工技巧，无不体现古代人的思想立意高远、缜密而深邃，具有认识自然到位，改善和利用自然合理，始终坚持和崇尚天人合一的理念。也表明了古人在利用自然和改造自然中所具有的独特思想境界。灵渠的开通，选在“三楚两越之咽喉”［26］（P17、P230），不仅促进了长江和珠江两大流域的过岭交通的发展，其最伟大的贡献还在于对国家统一、社会经济发展和文化交流起到的重要作用。

第二，灵渠以顺应自然为第一出发点并贯穿整个工程的规划设计与施工过程。在治水方略上以“疏导”为核心，采用的方法是修建引导水流的低水头建筑物（采用竹笼包石结构，顶面可溢流），包括堰、陡门（木质结构）、泄水天平等，即“壅、顺、导”相结合。这三者意味着对水流的因势利导，达到人水和谐的目的，尽量顺应水的自然本性。这与“堵”，即横向堵住水流，代表了两种截然不同的治水思路和对待自然的原则。强“堵”意味着对来势迅猛洪水的强硬抗衡，是人与自然的迎面阻击。纵览我国历史上治水“晴雨表”，崇尚以“堵”为快者有之，也积累了诸多失败的教训。资料记载：明代严震直主持维修灵渠，为了提高渠道的进水量，盲目地增加了“泄水天平”的高度，洪水稍大，出现了“水迫无所泄，冲塘岸，尽趋北渠，南渠浅涩”［8］（P74），结果航运灌溉两利皆失。很显然，像灵渠这种治水思路显然会化解河流上下游、左右岸之间的人水冲突；同时也能够减少与水的直接对抗带来工程成本的增加，又能通过岁修等管理制度的创新而减少维修养护的难度和费用。

第三，灵渠之所以能够历经两千多年运用，其功能逐渐增多、效益经久不衰，巧妙在于历代采用“治标与治本相结合”的办法，哪里有问题就维修哪里，并不断积累经验，不断丰富和不断完善。如民国期间《湘桂水道勘察报告》载：“查灵渠因受宽度及深度之限制，非待大规模之改进后，其运输能力，不能增大。夫以沟通湘桂两水之枢纽，其与国防运输及西南之经济发展，关系至巨，自固有大规模整治之价值，但若目前即行办理，其困难有三……，兹分段论之。”［27］（P492-49）由此可见，两千多年后人们看待其对经济发展所起的作用的评价仍是不可小觑；尤其是明确对其“险工弱段”维修价值提高到一定的认识高度，并制订具体的维修方案。如《湘桂水道勘察报告》中列出灵渠上口至全县、下口至桂林间的航运困难地点，“狮子塘（至上口十八里），浅滩；煤塘（十二里），两坝口，舟行此失事甚多。”［27］（P469）由于历代非常重视量力而行和标本兼治的理念，使得灵渠在航运等效益发挥方面年年受益，少有间断的年份。正如清人梁奇通在《重修兴安灵渠碑记》中所描述的那样：“河流宣畅，旱潦无忧，桔槔声闻，活野千顷，舳舻，商旅欢呼”［28］（P83）表明其发挥灌溉、航运、防洪等综合效益。

第四，灵渠治水思想形成和演进中有其独特的特点。表现为治水思想在持续的演进中的渐进性、对河流水系运动规律认识上不断深化和螺旋上升性、集各项建筑物功能于一体的系统性、人与自然互动中的日渐融合性、维修管理制度的创新性。它的治水理念和思想能够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和沿岸自然环境的变化，不断完善和成熟，这种思想的日益缜密，促进水利技术的日益进步。灵渠的各个建筑物散落在整个工程综合效益发挥的各个节点上，各自发挥作用并相互配合，使人为设计与大自然的作用在互动中相互融合。

第五，治水思想的历史价值及作用。这种价值表现在灵渠始建以来的2000多年中，一直作为沟通中原进入岭南的重要水路交通动脉，不仅是对军事、贸易及物资运输起到作用，对推动中原文化与岭南文化的融合起到无可替代的作用。这一水利规划思想具有划时代和超越历史的前瞻性；尤其是灵渠穿越山区，地形复杂，其规划设计既体现人类改造自然的创造性，又体现天人合一的思想理念，二者完美的结合，是人类集运河、航运、防洪、灌溉等系统工程于一身、精神财富与物质财富相融合的典范工程，充分代表了古代治水思想的光辉结晶。

注释：

①有关治水经济思想的研究成果，目前尚未检索到相关的专论。针对治水人物的治水想想以及对某一著名水利工程的规划设计、灌溉等思想方面的研究中，包含“治水思想”论述的主要有：王曙光的《管仲的治水思想与齐人的治水实践》（《管子学刊》2002年第2期）；齐平、邵宇的《李冰兴修都江堰的朴素辩证法思想》（《西南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1980年第1期）；韩春辉等的《我国治水思想演变分析》（《水利发展研究》2015年第5期）；丰宗立的《简论改革家王安石的治水思想》（《江苏第二师范学院学报》1996年第1期）；曹应旺的 《周恩来治水思想》（《中国水利》1990年第4期）；周魁一的《潘季驯“束水攻沙”治河思想历史地位辨析》（《水利学报》1996年第8期）；林强的《林则徐水利思想研究》（海峡文艺出版社，2015年版）；陈雷的讲话：“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治水思想”http://cpc.people.com.cn/n/2014/043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