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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瑞龙农业思想的历史贡献及当代启示

2021-12-14马万明

农业考古 2021年3期
关键词:生产农业

羌 建 马万明

刘瑞龙(1910—1988),江苏南通人,192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解放前,曾历任中共南通县委书记、江苏省委农委书记、川陕省委宣传部长、淮海军政委员会书记、淮北行政公署主任、华中北线后勤司令部政委、上海市委秘书长等职务。新中国成立后,历任华东局农委书记、农业部副部长、华东局农委主任,以及《中国农业百科全书》总编辑委员会主任等。作为一名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在长期领导农村工作的实践中,形成了内容丰富的农业思想,为我国农业的发展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同时,他所记录和保存下来的大量文字材料,为研究我国近现代农业的发展,尤其是中国共产党在其中发挥的作用提供了不可多得的重要资料。对刘瑞龙的学术研究,起于20世纪八九十年代,并逐渐由资料的搜集整理延伸到对其各方面思想和实践活动的细化研究。综而观之,现有研究成果主要集中在对其学习观、政治思想、宣传思想、民生思想、农业思想等方面①。就农业思想而言,则主要包括农业教育思想和农业经济思想两个层面,成果相对较少,且目前尚未见有关于刘瑞龙农业思想的系统化研究②。本文试图在前人相关研究成果基础上,就刘瑞龙的农业思想及其现实意义进行较为系统化的思考。

一、刘瑞龙农业思想的形成

刘瑞龙17岁即加入中国共产党,他长期扎根农村,领导群众发展生产。在加强自身理论学习的同时,他将理论与实践相结合,通过不断地实践摸索,逐渐积累、形成了内容丰富的农业思想体系。

(一)在自我学习中不断加深对农业的认知

刘瑞龙对农业的关注起于1928年,这一年,他被委任为中共南通县委委员。当时正值南方秋收起义、广州起义之后,各地农民起义风起云涌,江北的南通、海门、如皋、泰兴各地党组织也在农村展开了工作。刘瑞龙也在此时开始在贫农、雇农、手工业工人和贫苦知识分子中开展工作,并多次参与春荒斗争、秋收斗争等运动[1](P6-8)。可以说,刘瑞龙对农业的关注起于革命斗争的需要。

刘瑞龙的农业思想开始形成起于1933年到川陕苏区工作期间。刘瑞龙坦言:到川陕苏区之前,“我虽然在江苏(南)通海(门)、如(皋)泰(兴)游击区进行过土地革命的尝试,也初步了解过各革命根据地土地革命的情况,但在像川陕这样经常处于战争环境的大块根据地内,全面进行土地革命斗争,是没有实践经验的”[1](P45)。因此,他认真学习相关政策,并仔细观察总结,加深了对土地革命的认识,“土地革命,使川陕工农群众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红军融为一体,患难与共,人民把红军当作亲人,竭诚拥护红军”[1](P48)。同时,他还注意到:“党的川陕省委、省工农政府和红四方面军,很注意在战争胜利、土地革命、发动群众的基础上,发展根据地经济”,并及时提出“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提高苏区的土地生产力,不使苏区内的一寸土地放荒”的任务。在落实方面,川陕边区的党、政和红军,把发展农业生产、增产粮食和经济作物,解决军民吃穿问题作为首要任务。提出多种谷子,多种杂粮,特别要求多种棉花、花生;多种小菜、南瓜、豇豆、茄子、黄瓜、冬瓜、丝瓜、辣子、苦瓜等,作为粮食的补充;提倡多喂畜禽,宣传多养水牛好耕田,多养母牛好生崽,多养猪羊好吃肉,多喂鸡鸭补身体。此外,还提出培养森林,提倡栽植适宜当地速生的柳树和竹子等。提倡发展“耳山”(即长黑、白木耳的山林)、茶叶、白蜡、漆树、油桐和栽桑养蚕等[1](P51-52)。可见,当时川陕苏区十分注意农业的综合发展,这对刘瑞龙的农业综合发展思想影响很大。此外,川陕苏区所实行的奖励开荒、农民教育、解决农民实际困难、领导农民兴修水利、改良土壤、组织群众开展春耕、夏耕、秋耕运动,以及组织竞赛、发动党政军干部参加生产劳动等措施,对刘瑞龙农业思想形成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二)在亲身实践中逐渐形成农业思想体系

如果说刘瑞龙在川陕苏区主要是通过自我学习深化自己对农业工作的认识,那么1939年到豫皖苏区,以及1941年后到淮北敌后开展工作则为其在实践中系统化形成农业思想体系提供了条件。1941年9月15日,淮北苏皖边区行政公署成立,刘瑞龙担任行政公署主任。为了发展经济,保障军民供给,淮北区“各级党委和政府每年组织春耕、夏收、秋收,力争粮食增产。兴修水利、疏浚河道,加固淮河大堤、减轻水灾。1943年7月,洪泽、泗阳、泗南等县普告蝗害,经过军民合作,扑灭了蝗灾”。同时,在毛泽东“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号召下,全 边区开展了 大 生产运 动[1](P110)。1943年,洪湖泛滥,淹没农田,导致秋禾歉收,淮北行政公署发放贷款,展开水利建设,共整修河道106条(段),使2.5万顷农田免受涝灾[1](P121),极大地保护了人民财产和农业生产的安全。通过实践,刘瑞龙对农业的重要性的认识也得以不断提高,在他看来:“增加农业生产,不仅足以改善人民生活,而关系我边区今后之各项建设及敌后长期抗战之坚持,亦至重且大。”[2](P231)

解放战争期间,刘瑞龙主要负责后勤工作。1947年后又兼任豫皖苏区财经办事处主任,这一时期,“恢复和发展解放区经济”是其列出的工作重 点 之 一[1](P144-145)。由 于 他 在 农 业 工 作 上 成 绩 突出,新中国成立后,被委任为华东局农委书记,不久又先后任农业部副部长、华东局农委主任、《中国农业百科全书》总编辑委员会主任等职。在传统农业研究和新中国现代农业发展中,刘瑞龙处于核心地位,发挥了重要作用。同时,其农业思想随着时代的发展也得以不断更新丰富。

二、刘瑞龙农业思想的主要内容

通过自我学习和实践锻炼,刘瑞龙将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形成了丰富的农业思想内容。概括来说,主要体现在以下8个方面:

(一)重视自我学习,强化领导能力

刘瑞龙十分重视农业知识的学习,他认为如果不学习相关知识,是无法把工作做好的。全国解放以后,他调到国家农业部,那时正值我国第一个五年计划开始,百端待理,任务很重。“为熟悉农业生产和农业科学技术,他阅读许多古代和近代的农书,多年访问专家学者和劳动模范,以求教益。他先后出国赴苏联、保加利亚、缅甸考察,吸收有益经验。为研究土壤学,他查阅大量中外有关著作,亲自参加、领导了第一次全国土壤普查。他钻研农业理论和农史,从中提出自己的见解,在农业界和农史学界享有声望。根据中央指示,他曾起草《全国农业发展纲要(初稿)》和第二个五年计划农业建设方案(初稿)。此外,他还撰写了不少有关农业理论、农史、土地制度改革等有关方面的论著”[2](P3-4)。另据曾在华东局农委与刘瑞龙共事的桂世杭先生回忆,刘瑞龙从不放松学习,甚至在和同事谈话时,也不时谈到学习的话题。他曾对桂世杭说:“现在我们是十亿人口的社会主义国家,虽则已经不是单一的农业经济了,但农业问题仍至关重要,学问很深,要下功夫研究,大有文章。”[3](P30-31)桂世杭对此印象深刻。

(二)注重调查研究,提倡实事求是

在长期的革命工作中,刘瑞龙养成了凡事注重调查研究的习惯。据其夫人江彤回忆:“他的小本子之多是出名的,字迹工整,全是蝇头小楷,分类记载着各种实际情况。”从刘瑞龙的相关文字记录来看,也处处体现出他对调查研究的重视。如新中国成立之初,时任国家农业部副部长的刘瑞龙强调:“推广农业先进技术以及进行其他工作的时候,都必须按照因地制宜的方针,把科学技术和群众经验结合起来,就地取材,就地推广。”这就要求做好实地调查,摸清实际情况。他认为:“一切农业科学技术,必须与农民的实际经验结合起来才能发挥作用,只有从当地群众在当地具体条件下所运用的原有生产经验或新创造出来的生产技术中,才能总结出当地的真正增长的关键性措施,也只有这样总结出来的经验,才适合当地条件,而为大家所乐于接受。”[4](P82)再如改革开放后,我国实行农村经济体制改革以后,“他不顾年事已高,多次去基层调查研究,对农业生产责任制,发展商品经济,由传统农业向现代化农业转化等问题,向中央和全国人大常委会提出不少建设性意见”[2](P3-4)。他不仅自己是这么做的,还提议相关人员在工作中也要注重调查研究,如在苏皖边区行政公署任职期间,他提出开展工作要“看地区的情况,采取各种不同的道路来完成,要求多用一些脑筋,发扬创造性。反对排场、数目字的追求,那种绣花枕头是不中用的”,“一方面要灵活,一方面要能切实”[2](P65)。

(三)科学规划管理,强化风险防控

小农经济背景下,农民防御自然灾害能力有限,因此十分被动,“靠天吃饭”成为中国农民根深蒂固的传统观念。作为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刘瑞龙对农业生产的风险性有着自己的见解,他认为,“真正风调雨顺的年份是很少的,而各种自然灾害却是不同程度地经常发生。所以不能把希望寄托在‘风调雨顺’上,应该把丰收的基点放在有灾上,要立足有灾,要准备和各种灾害斗”[4](P294),“自然灾害只是袭击懒惰的人、没有准备的人的”[4](P56)。要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有效掌控生产过程。即“必须全年不误农时,从备耕、春耕播种、查苗补苗、治虫、中耕、追肥、防旱、防涝到细收细打”[4](P95),进行全程精细化管理,“建立田间档案制,从耕到播,详细记载每个阶段作物生长情况,采取了哪些措施,用了多少人工、成本,有些什么灾害等等,以便系统地总结经验”,做到“从头到尾,一环不松,一着不让”[4](P157)。要“不失时机地掌握生产环节”,做到“未种先管,一种就管,环环扣紧,一管到底”,“只有事事赶在时间的前面,才能取得生产上的主动权”[4](P289)。同时,要科学规划,防范思想上的误区,避免急躁冒进的错误倾向。如在提高地力方面,在担任华东局农委书记期间,他强调:“既要把生产搞好,又要把地力提高,这就是叫作细水长流。假如拼命捞一把,好了一两年却破坏了土壤,十年恢复不起来,那仍算是没有搞好的。”[4](P54)

(四)强化政策引领,倡导多种经营

在发展农业生产中,刘瑞龙十分注重政策的引领作用。如在担任淮北行政公署主任期间,为了增加土地面积,扩大生产,刘瑞龙提出:“消灭熟荒,开垦生产,不让寸土放荒,不论公荒私荒,一律准许人民依法垦殖,号召边区以外人民移来垦荒,政府予以协助,有成绩者奖励之。”[2](P89)同时,如遇荒灾,则由地方政府发放农业贷款,收益后可现款还贷,无现款的亦可折价还粮,利息则均从轻。至于发放的贷粮,更是一律免利收回,以最大程度保障农民的生 产积极性[2](P300-301)。一 方面要鼓励人民种田,更重要的是如何更加高效地种田。在这方面,刘瑞龙提倡充分利用地力,进行多种经营,“农、林、牧、副应该互相依赖,互相支援,统一协作,全面发展。有林就有水,有牧就有粪,有副就有钱,有粮人才站得住”[4](P131)。早在担任淮北行政公署主任期间,他就将自己的学习经验与实际工作结合到一起,大力倡导农业的多种经营,并提出具体要求,包括:多种粮食,早耕深耕,扩大耕种面积。同时,多种大小秫秫、瓜菜、萝卜。组织植棉,适宜植棉地区,植棉应占全面积的7%,一般地区,占3%,特殊植棉区则不在此限。全边区植树五十万棵,如柳树、白杨、楝树、栎树、桐树及其他树等。同时在农村中提倡养猪、羊、鸡、鸭及其他家畜家禽等。为了使植棉种树不致流于空谈,除普遍动员种植外,他还提出必须根据土质划出植棉区和植树区。并尽量利用沟沿、塘边、堤上、围基等等,普遍植树及蓖麻子,同时保护已耕已种土地[2](P88-90)。新中国成立 后,他又针对 山地农业多种经营详细地提出了自己的具体设想。为了促进农业生产,他还提出了“要全面掌握、充分运用丰产田的经验推动一般田,达到全面丰产”[4](P164)的目标,即通过发展丰产田带动一般田的思想。他强调:“丰产田是为了普及的,我们不要每年就是这几亩丰产田装门面”[4](P55),同时也绝不能 “只注意抓丰产田而丢掉一般田”[4](P164),即通过丰产田的示范和引领作用,带动农业生产水平整体提高。

(五)重视兴修水利,发展农业科技

刘瑞龙对兴修水利极为重视,为了保障水利工程建设的必要性和合理性,他坚持听取各方面意见,再汇总商讨,整理出一个统一的计划[2](P334)。在此基础上,完成挖河计划,以及挑塘、掘井、筑堤,为农业生产提供切实有效的保障[2](P89)。另外,刘瑞龙还注意发动多方力量共同参与,如他曾公开表态:政府对热心水利事业的地主士绅表示欢迎,“我们同意今后你们参加一切水利工程,来搞好边区的水利工作”[2](P334)。正如刘瑞龙在1943年所作 《一年来政权工作和今后任务》报告中的总结:“在生产方面,用力量最大的是水利。”[2](P367)为了振兴水利,淮北行政公署还成立了全边区水利委员会,挖了不少河道,其中以安河第一次疏浚工程为最大。除此之外,还包括修潼河堤30里,挖山阳沟、勺驼沟、乾宁河、古老圩河、志河、出水河、外圩河、张玉河等,同时还在宿东地区动员民众挖了80里河道,使那里也获得了丰收[2](P133-134)。次年,又开大 小河105条[2](P367)。同时,刘瑞龙还十分重视利用科学技术助力农业发展。主要表现在推广新式农具,加强农业科学研究等方面。新中国成立后,他在全国农业工作会议上明确提出要把改良旧农具、推广新式农具,以及切实整顿并加强农业技术推广站的工作,加强农业科学研究工作等作为农业部今后的重要任务[5](P81-85)。他强调:要“把大家切实引导到改进技术、提高技术、学习与掌握新技术的方向去。”[6](P11)此外,他仔细分析了国内外农业发展趋势,在此基础上积极提倡发展农业机械化。如据刘瑞龙子女们的回忆:“1958年7月7日,父亲专程前往淮北根据地中心区的泗洪县,看望淮北老区的父老乡亲,在县里召开的万人大会上作了农业发展方向和农业机械化的报告,并代表中央农业部赠送给原淮北苏皖边区直属区的崔集乡美国产‘福克森’35马力轮式拖拉机一台。”[2](P14)再如1960年,我国水稻插秧机经过4年的不断试验研究,获得初步成功。刘瑞龙对此还专门撰文进行了评论,并给予了充分肯定:“水稻插秧机的试验成功和普及推广,对于根本改变我国水田的播作技术的落后面貌,促进农业生产的全面跃进,有极为重要的意义。”[5](P153)

(六)注重农业宣传,提高生产效率

刘瑞龙在革命斗争中多年从事宣传工作,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在农业工作中,他也十分重视农业的宣传,以更好地引导民众增强农业生产意识,提高农业生产效率。如在“春耕运动”中,他提出:要打破群众“听天由命”“靠天吃饭”的观点,使老百姓了解加紧春耕增加生产的好处。并利用自己多年宣传工作的经验,提出了一些既简单又接地气的宣传口号,如:“加紧春耕,不愁吃穿”,“加紧春耕,不愁饥寒”,“多种粮食、多种瓜菜”,“棉花种好、冬穿新袄”,“加紧生产,改善生活”,“增加生产,减轻负担”等,使群众了解加紧春耕,增加生产,不仅与切身利益有关,也是为了坚持抗战,以此提高群众的生产积极性。为了增强宣传的效果,他还提出到乡村中每个农家去进行个别动员,他认为动员工作愈广泛,愈深入,便愈有成效。同时,他也指出宣传内容应尽量简要,以免耽误农时[2](P89)。另外,他认为政府应该在农业生产中走在群众前面,起到示范带头作用,从而现身说法,成为一种重要的农业宣传形式。例如,他要求“同样的土质,同样的气候等等,那我们国营农场,在产量上必须比老百姓的多,这才能带着老百姓前进。”并进一步谈到自己对国营农场发展生产具体办法的一些看法,包括事事有计划有准备、学会大田生产的方法、改进水利,以及提高技术指导等等[5](P54-57)。

(七)发展农业教育,培养专门人才

刘瑞龙始终十分关注教育事业的发展。当他在任淮北苏皖边区行政公署主任期间,看到“我们许多从事教育工作的同志们还认识不足,只见空喊生产教育,而对于农村中许多现实的生产事业(如水利、春耕、垦荒、纺织、植棉等)则采取消极旁观的态度”,毫不隐晦地提出批评并强调:“教育不仅为抗战、民主事业服务,而且也为农村生产事业服务,只有这样,教育才能为广大农民所拥护,在广大农民的拥护之下而迅速展开,而真正收到实效。”[2](P254)1956年生产资料社会主义改造完成后,农业院校改由农业部统一领导,刘瑞龙再次重申了 “为发展我国农业生产服务,是办好高等农业院校的根本方针”,并进一步提出,高等农业学校学生毕业后应首先分配到基层单位参加生产劳动,“使他们在劳动中锻炼自己,提高社会主义觉悟,增强劳动观念。真正获得在基层生产单位中实际生产的知识,了解群众生活,学会联系群众”[5](P117)。以培养出真正理论实践相结合、既有科学技术知识又有社会主义觉悟、既有文化又有实际生产经验、既经过一定的锻炼又能联系基本群众的农业实干人才。除了学校教育,刘瑞龙还提倡针对性更强的师徒帮带制度,作为学校教育的有效补充。新中国成立之初,刘瑞龙在担任华东局农委书记期间,就曾建议“凡有机器的农场,都要用师傅带徒弟的方式,培养训练初级驾驶员。还要开训练班,专门拨训练经费”[5](P59)。

(八)重视农业历史,倡导整理研究

在刘瑞龙的农业思想体系中,格外引人注目的是,他十分重视农业历史的研究和经验的总结。在他看来:“我国是一个古老的农业国,我国农业科学家如果把我国的农业生产经验很好地总结起来,无论对中国对世界农业科学都是很大的贡献。我们一定要承认,我国农民在几千年农业实践中,积累了丰富的经验,这些经验是在中国的条件下产生的,因而最容易为我国农民所接受,最容易在我国条件下推广。这里面揭开了很多自然界的秘密,体现了客观规律,因而正确运用这些经验,就一定行之有效,因而肯定是有科学价值的。”认识到农业历史经验的重要性固然重要,更重要的是,“把这些经验加以收集、分析、总结、提高之后,就可以在生产中发挥极大作用。这应该是我国农业科学家责无旁贷的任务”[4](P111)。1958年,时任农业部副部长的刘瑞龙就向中国农科院、南京农学院中国农业遗产研究室提出了编写《中国农学史》的要求。在农史学家万国鼎的组织、指导下,农业遗产研究室组织人员开展分工合作,撰写出我国第一部综合性农学史著作——《中国农学史》。1980年,刘瑞龙在为《中国农谚》一书所作“序”中提出:“几千年来,我国的劳动农民积累了丰富的生产经验。这些宝贵的经验,由我们的先人,总结、锤炼,世代相传,汇粹为两宗宝贵遗产。一宗是历代刊行卷帙浩繁的农书,就中可以看到中国劳动人民在历史上对于世界农业科学技术发展的贡献。另一宗是堪与历代农书相媲美的数量庞大的农谚。”[5](P182)为农史研究指明了方向。同时,他也对传统农业与农业现代化之间的关系提出了自己的见解:“农业现代化不是在空中建造的楼阁,它不能离开原有的基地,不能离开我国农业几千年的历史发展。因此,创新必须建立在继承和改造的基础上并与之相结合。它不但要吸收全人类最新的科学成果,而且要总结和利用我国农业发展的历史经验。”[5](P186-187)此外,刘瑞龙还主持编写了《中国农业百科全书》,并担任总编委会主任,为《全书》的编纂方针、总体设计、内容规划,倾注了大量心血[2](P5)。并对《农史卷》的编写提出了要求[7](P91)。1982年,参与编写《中国农业科学技术史稿》的农史学家梁家勉兴奋之余写下《农史编余有感》一诗,刘瑞龙闻悉,欣然作《梁老惠我——〈农史编余有感〉步韵奉和》:“农史初就集劳勋,撷幽阐微展宏文。万木葱郁蔚浓荫,质高信雅赖彦群。传统发扬原公论,古为今用挹清芬。农史荡荡良史众,沃野高产励耕耘。”[8](P197)传为农史界的一段佳话。1980年,他在《中国农业科学技术史稿》编写会议上强调,“需要把《中国农业科学技术史》编写好”,同时进一步提出了整理总结我国农业遗产的四个观点,即历史的观点、科学的观点、人民的观点和唯物辩证的观点[4](P342)。1984年,在访问华南农业大学期间,特别看望了该校学生农史学会,并欣然题词:“普及农史知识,努力建设中国式社会主义现代化农业”[9](P306),再次表达了自己对于农史研究和普及的关切。1987年,中国农业历史学会成立,已经垂暮之年的刘瑞龙欣然担任学会名誉会长。次年,在中国农史学会年会期间,由于过度操劳而不幸离世。他为中国农史事业的发展可谓是鞠躬尽瘁。

三、刘瑞龙农业思想的现实意义

刘瑞龙的农业思想内容丰富、观点鲜明,在我国近现代农业的发展过程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同时,研究和学习刘瑞龙的农业思想,对于当今我们进一步推进新时代社会主义农业建设,也具有十分重大的指导意义。

(一)加强自我学习,注重调查研究,始终坚持理论联系实际

刘瑞龙一生十分注重自我学习,并在长期的工作实践中形成了调查研究的习惯,他认为这是干好工作的必要前提。在他看来,不熟悉农业生产知识,不了解农业生产实际,必然无法领导好农业生产。诚然,要领导农业生产取得实质性成效,需要我们抱持终身学习和开放学习的态度,做到自我学习与调查研究相结合,从而始终能客观地做出科学的判断。换言之,从事农业领导工作,首先必须对农业知识十分熟悉,不仅是学术界的相关理论知识,还要对地区农业生产的特点和实际情况进行实地踏访调研,正如刘瑞龙所言,要“善于向群众学习”[10](P11),以全面充分掌握大量资料,再根据一手资料,做出较为客观地判断,然后再有针对性地制定相关工作方针,以确保取得理想的效果。这就要求党的干部,尤其是农业干部要加强农业知识的学习和研究,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真正了解农民所需,农业所需。始终坚持理论联系实际,坚持把加强学习作为提高自身素质的关键措施,不断提高党组织的工作效率。

(二)加强农业宣传,发挥政府引领,切实提高农业生产效率

刘瑞龙长期从事党的宣传工作,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在领导农业生产的过程中,他自觉将两者结合到一起,极力倡导农业宣传,以更好地引导民众增强农业生产意识,提高农业生产的积极性。尤为值得我们重视的是,他注意到农业宣传的特点,提出宣传内容应尽量简要,并以身作则,结合农民的实际情况,编写了大量适合在农民中传播的宣传口号,由于这些口号十分接地气,易于为农民所接受,取得了良好的效果。这就要求我们一方面要加强对农业生产宣传的重视,一方面要结合实际,根据农民和农业生产的实际,用农民喜闻乐见的、能听懂的方式,简要而高效地进行农业信息传播,切实助力农业发展。此外,刘瑞龙还以国营农场为例,提出政府应该在农业生产中走在群众前面,以看得见摸得着的成绩,起到示范带头作用,把最新的农业发展理念,以及科学技术信息传播给普通农户,引领中国农业整体进步,并使之成为一种有效地传播现代农业理念的形式。这一点也十分值得我们深思和借鉴。

(三)加大投入力度,发展教育科研,坚持依靠科技发展农业

首先,要加大农业科研力度,坚持把农业科研作为现代农业发展的支撑。早在抗战时期,刘瑞龙就提出在发展农业的过程中,要同步注重改良土壤、防止虫害、改进生产技术等。新中国成立之初,时任农业部副部长的刘瑞龙再次强调要“把大家切实引导到改进技术、提高技术、学习与掌握新技术的方向去”。我们必须清楚地认识到,农业科技进步和创新的基础是农业科研。要做到科技兴农,一方面要进一步加大农业科研的投入,一方面要找准问题,精准对位,最重要的是要最大程度地把农业科研的成果应用到农业生产中去,将农业科研转化为实际的生产力。其次,就农业教育而言,当前,服务于农业生产一线的现代农业专门人才的严重缺乏,成为制约我国农业进一步革新转型的瓶颈。要转变农业院校的人才培养模式,转变学生的观念,为农业生产一线培养亟需的各类专门人才,服务于基层农业生产。在这一方面,早在抗战时期,刘瑞龙就强调教育不仅要为抗战、民主事业服务,也应为农村生产事业服务,并提出高等农业学校的学生毕业后首先分配到基层单位参加生产劳动的观点,值得我们参考。同时,政府要加大政策引导力度,吸引和留住他们投身农业生产一线。此外,我们还要加大农村基础教育,提高农民群众的文化素质,并在此基础上针对农民进行农业职业教育,增强农业生产技能,扩大农业生产效益,以激励农民的生产积极性。

(四)发展多种经营,建设配套设施,促进农业各部门协同发展

要扩大农业综合生产效益,就要充分利用地力,因地制宜,发展多种经营,活跃农村经济,不断扩大农业经济效益。刘瑞龙对发展农业多种经营十分关切,提出农、林、牧、渔协同发展的要求,甚至具体到种哪些作物,什么时间种什么,什么地方种哪些作物,农作物与经济作物的比例等等。同时,他十分注意水利,并领导了大量水利工程的建设,这对我们当今的农业发展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我们不仅要在历史基础上发展多种经营,还要进一步扩大和深化农业多种经营的方式,多部门协同合作,引导农业生产方式的进一步革新,为农业发展提供更多的途径。

(五)重视农史研究,总结历史经验,助力现代农业发展

我国是农业大国,有着悠久的农业历史,在漫长的农业历史发展过程中,劳动人民积累了丰富的农业生产经验,为我国农业得以持续高效发展提供了重要的保障,是一笔宝贵的历史财富。刘瑞龙对农业历史情有独钟,为我国农业历史研究奠定了重要的基础。其所思所想,对当今我国结合自身国情,发展中国特色的现代农业仍有着重要的启示意义。没有历史总结,就没有创新发展。我们要进一步加强对农业历史研究的重视,依靠史料整理与研究,总结和传承优秀农业历史经验,增强文化自信。同时,注重分析总结我国农业发展历史上的挫折与教训,探索其中的发展规律,发掘我国农业与世界农业科学技术发展的联系,在弘扬我国农业优秀经验的基础上,积极吸纳西方农业优秀成果,为当今农业科学技术的创新与进步提供历史的参考。

四、小结

作为我国近现代农业发展的见证者与参与者,刘瑞龙在长期的工作中积累了丰富的农业发展经验,形成了特色鲜明的农业思想体系,为我国农业的现代化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总结刘瑞龙的农业思想,并与当今农业生产实际相结合,对新时代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农业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我们当今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中所取得的成绩,正是一代代前辈集体智慧的结晶。结合实际情况,吸收前人优秀思想成果,开放包容,是我国农业发展的优良传统,也是我国农业发展的宝贵经验和重要途径。

注释:

①关于政治思想方面的研究如张燕华 《刘瑞龙与淮北抗日根据地的粮政工作》,载《安徽史学》2013年第4期,朱庆跃 《淮北抗日根据地刘瑞龙的行政监督思想探析》,载《信阳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1期等;宣传思想方面的研究如李万斌、陈岗、何志明《刘瑞龙与川陕苏区宣传工作成效简论》,载 《中华文化论坛》,2013年第6期,陈岗《川陕苏区时期刘瑞龙宣传思想工作的特点》,载《经济与社会发展》,2016年第2期等;民生思想方面如范连生 《刘瑞龙与淮北抗日根据地的民生建设》,载《古今农业》,2016年第3期等;学习观如程小强、李学红、李智水《刘瑞龙学习观及其当代意义》,载《党史文苑》,2010年第16期等。

②关于农业教育思想的研究如程小强、李智水《刘瑞龙农业教育观的当代意义》,载《南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6期,马素萍、张建峰《刘瑞龙农业教育思想对涉农专业开放教育的启示》,载《北京农业职业学院学报》,2014年第5期;农业经济思想如顾春茂《刘瑞龙的农业经济观》,载《南通职业大学学报》,2015年第4期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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