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巨保

目前学术界对林则徐的研究，大多集中于反侵略的鸦片政争，对其农业思想及其农业贡献的研究成果还不多见。在林则徐近40年的宦海生涯中，历官14省，所到之处，除了潜心政务外，还与农业结下不解之缘。他农政思想内涵之丰富，调查研究之细微，治水方略之精辟，重农实践之广博，生态观念之先进，都为人称道。本文通过整理散见于官私文献中的林则徐治河、赈灾、兴农、屯耕等为民造福的农业举措，对林则徐的农政思想及农业实践进行深入探讨。通过本研究，一方面，可以改变过去对林则徐农业实践研究相对薄弱的状况，使我们对林公的一生有更为全面的了解认识，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另一方面，通过深入挖掘林则徐的农政思想和农业举措，挖掘所蕴藏的当代价值，对于当今推进“三农”建设，促进农业经济的发展，也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林则徐农政思想及实践

（一）上筹国计下恤民生的农政思想

林则徐出身贫寒，真切了解贫民“劳劳竟日偿百钱”生活的艰辛，对劳动人民疾苦深切同情。“国计民生实相维系，朝廷之度支无一不出于民，故下恤民生正所以上筹国计，所谓民惟邦本也”［1］（P192）。

在仕途生涯中，林公满怀“上筹国计下恤民生”的农政思想，每到一地必察民情，千方百计地施仁政，解民忧，纾民困。在他思想中，“民为邦本，本固邦宁”，要做到“保民”“恤民”与“足食安民”，要“利民”，而不能“虐民”。如嘉庆二十四年（1819），林则徐到云南担任乡试官员，在途径裕州时，遭大雨被困，村民把他安全地送到河对岸，他非常感激。他在《裕州水发村民舁舆以济感而作歌》的诗中道：“噫嘻斯民真天良，解钱沽酒不足偿……孜孜与民敷肝肠，毋施棰楚加桁杨；教以礼义勤耕桑……天下舆情皆此乡，世尧舜世无怀襄。”［2］（P90）他认为民众本性纯良，作为地方官要关心民生疾苦，多用礼义教导百姓勤于耕作，不要施以棍棒刑法。

林则徐的农政思想不是纸上谈兵、束之高阁，而是将其有机地融汇在其农业实践活动中，无论是赴任路上，还是微服私访，抑或是沿途观光，他都密切关注当地的农业生产状况、粮食收成和土壤墒情：道光七年（1827）在进京途中，经过苏岭，他记录了当地农作物生长状况“田中大麦结穗，长于燕尾。小麦轻花始扬，色含浅绿。菜花则浓如金屑，叠花被陇，其芳袭人”［3］（P36）。在奉旨前往陕西就任路上，他沿途记录农业生产情况，“臣经过直隶、山西地方，雨泽频沾，入土已深透。其直隶之正定及山西之平阳、蒲州等府属，二麦正在登场，收成约有七八分不等；其未经收获者，德雨之后，颗粒亦皆饱绽。入陕西境内，麦已收完，沿途村庄咸在晒碾。询之农民，佥称今岁麦收较数年中尤为上稔。近又屡得透雨，秋禾杂粮悉经播种，并有出土尺余。”［3］（P36）道光十年（1830），林则徐抵达湖北，“臣沿途经过，正值刈获之时，秋禾杂粮均有七八分收成不等，闾阎绥辑。气象恬熙，洵足上纾宸念。”［3］（P39）道光十三年（1833），江苏遇水灾，林则徐写到“惟所种俱系晚稻，成熟最迟，秋分后稻始扬花，偏值风雨阴寒，遂多秀而不实，然犹不失为中稔。迨九月后，仍复晴少雨多，昼则雾气迷蒙，夜则霜威寒重，虽已结成颗粒，仅得半浆……见一穗所结多属空稃，半浆之禾，变成焦黑……今年早花已被风摇，而晚棉结铃尚旺，如得晴暄天气，犹可收之桑榆。乃以雨雾风霜，青苞腐脱，计收成仅可一二分。［3］（P281）道光二十六年（1846），林则徐在养病期间记述道“惟入春以后，关中仍患恒旸，既未能补种杂粮，而已出麦苗，焦枯日甚”［3］（P3849）。“土厚性干，至今未沛春膏，仍是扬尘赤地”［3］（P3851），到春分后，才“陆续得雨，至十三四间一律普沾，均在五寸左右。田间口犁叱犊，可以补种杂粮。在野多一佣工，即在途少一饿殍”［3］（P3856）。林则徐病愈回任后，见到“属境旧时亢旱，春来迭被甘膏，秋粮播种及时，宿麦尤堪补救”［3］（P3866），包含了对农业发展关切之情。

林公作为地方官员，深刻认识到农业是安天下、稳民心的产业。他始终高度重视农业发展、粮食生产和土壤墒情，并密切关注农民这一群体的生存状态，着力解决农业、农民问题，寄托了他对农人深深的怜悯之情。

（二）“水利为农田之本”的重农思想

民以食为天，田有水则有收成，水利是农业的命脉，水利的兴废直接关系到人民的生计和国家的稳定发展。林则徐认为：“水治则田资其利，不治则田被其害，赋出于田，田资于水，故水利为农田之本，不可失修。”［3］（P643）“地力必资人力，而土功皆属农功，水道多一分之疏通，既田畴多一分之利赖”［3］（P645），因此，他每任职一处都十分注重兴修水利，造福人民。林则徐不仅学习和钻研水利知识，还把理论知识运用到实践中，他治水的足迹遍及黄河、长江、淮河、运河、太湖、伊犁河以及福州的西湖，积极采取防洪、疏浚、灌溉等措施，不仅提高了河道的蓄水防洪能力，而且确保了农人庄稼灌溉用水之需。

林则徐很早就关注京畿一带的农田水利问题，他广泛搜集元、明以来有关兴修京畿农田水利的奏疏和著述，开始酝酿和撰写 《北直水利书》，后来改编为《畿辅水利议》，并提出了“尽力沟洫”的办法：“负山高仰之地，可导泉引溉，则为陂为塘，以备暵。滨河平广之地，可疏渠引溉，则为闸为堰，以齐旱涝。濒海近淀之地，可筑围引溉，则为圩为堤，以防漫溢。”［4］（《畿辅水利议》）

林则徐向来对黄河治理颇为关注，在专事河南、山东河务期间，他密切关注黄河防汛，敕令豫、鲁两省黄河地段各道厅加意慎防，及时疏通河道，亲自督查河防工程，确保黄河险工安全度过大汛；其间，还在整饬黄河官吏、扭转办事风气等方面取得了显著的成效，受到道光帝赞赏。此外，还提出黄河改道北流，不使与淮河合入长江，从山东入海的大胆设想：“欲救江、淮之困，必须改黄河于山东入海……而运费遂有所从出。于张秋划南北岸，分造南北运船，隔岸转艘，漕既无误，河亦可治，江淮之间，民困可苏矣。”［3］（P4358）

林则徐积极致力于疏浚河道、兴修水利、改善农业生产条件。道光十四年（1834），在刘河和白茆河开工后，林则徐为了使“工归实在，利济农田”，防止官吏督办失责和从中贪污，多次往来河上，察勤惰，测深浅，与役人相劳苦，不烦供亿，“看海口拦坝”，“视潮势，议筑坝。”［3］（P4357）后来，江苏大雨成灾，疏浚后刘河、白茆河发挥了调节雨量的巨大作用。此外，在江苏执政期间，他又主持修建了宝山的海塘，太仓的杨林河、七浦河，运河西岸的练湖，以及苏州、松江、通州、盐城等处的河道闸坝等，这些水利工程的兴建，不仅便利了航运和灌溉，还极大地减少了水旱灾害。

道光二十年（1841），林则徐谪戍伊犁的途中，恰遇黄河决口，给下游农业生产带来巨大的破坏，他以罪臣之身协助王鼎堵口，他在工地上“弟朝夕在工，不过追随星使（王鼎），朝夕驻坝”［3］（P3570），“日夜坐与士卒同畚锸”［5］（卷24《续碑传集》），各处奔波，督导堵口，前后历时八个多月，黄河堵口大业终于得以完成。

道光二十四年（1844），林则徐在新疆承修龙口首段，他自备斧资，督率民夫，用工十万有零，花了四个多月时间，北岸挖石，南岸拦堤，终于筑成一条长六里有奇，宽三丈至三丈七八尺不等，深五六尺至丈余不等的水渠［6］（P195），使大片垦地得到灌溉。

道光二十五年(1845)，林则徐到达吐鲁番，“见沿途多土坑，询其名，曰卡井。水从土中穿穴而行，诚不可思议之事。此处田土膏腴，岁产木棉无算，皆卡井水利为之也。”［3］（P4729）林则徐利用当地劳动人民长期实践创造出来的经验，提倡在干涸之地多挖“卡井”（坎儿井），增穿井渠，每隔丈余淘挖一口，连环导引水田，井水通流”［7］（卷1《左文襄公全集·书牍》）。《新疆图志》 载明：“林文忠公谪戍伊犁，在吐鲁番提倡坎儿井。其地为火洲，亘古无雨泽。文忠命于高原掘井而为沟，导井以灌田，遂变赤地为沃壤。”［8］至今“坎儿井”仍然造福着新疆的人民。

林则徐深刻认识到水利建设对农业生产的重要性，他宦迹所到之处，都留下造福一方的治水业绩。在治水实践中，他一贯重视实地调查，根据河流的具体情况，制定治理方案，巧妙利用地势和水性进行施工，认真验收工程质量，尤其是在长期的治水过程中积累了丰富的水利知识和治水经验，形成了系统的治水理论，提出了黄河改道的宏伟设想，还在新疆推广“坎儿井”。林则徐不仅是一位伟大的民族英雄，同时还是一位杰出的治水专家，他的水利改革实践及其思想在中国水利史上占有一定的地位。

（三）提倡改良农耕技术与推广新农具的兴农思想

中国古代以农立国，农业收成是直接关系人们生存的重大问题。清末各种自然灾害频仍，加上贪官污吏中饱私囊，地主豪商囤积居奇，百姓生活困苦不堪。林则徐深刻认识到，要保障人民衣食充足，必须发展农业生产、增加粮食产量，因此，林则徐不仅重视农业理论研究，而且重视农业生产技术改良。

为了论证在畿辅附近种植水稻方法可行，林则徐遍览史籍、奏议，从多方面详细论证了北方的土质完全适宜于种植水稻，并列举京畿历代开治水田成效的事实。“今畿辅行粮地六十四万余顷，稻田不及百分之二，非地不宜稻也，亦非民不愿种也，由不知稻田利益倍蓰旱田也”［4］（《畿辅水利议》）。他认为“直隶水性宜稻，有水皆可成田”，通过兴修水利，开垦水田，种植水稻，便可以解决京畿一带长期以来粮食短缺问题。

在1824年任江苏布政使的途中，携带淮北麦种，沿途散播江南各乡，补种灾田。林则徐破除普遍实行单熟制的习惯，还提倡种植双季稻，破除“江南春寒，不宜两熟”论。在《江南催耕课稻编叙》里，“因就官廨前后赁民田数亩……举所闻树艺之法与谷种之可致者，咸与老农谋所以试之，以示率作兴事之义。于是得早稻数种，自四十日籽至六十日籽……此数种者，固吾闽所传占城之稻，自宋时流布中国，至今两粤、荆湖、江右、浙东皆艺之。所获与晚稻等，岁得两熟。”［9］（《江南催种课稻编叙》）为了论证水稻种植的可行性，他还开辟“试验田”进行试种，这块地被称为“丰圃”，在他的日记里记录水稻生长情况，同时他还对早晚两季稻进行比较，“是日丰圃中种晚稻一区，又莳汉宫秋数十本”［3］（P4334）；“所种早稻秀者十之三四矣”；“丰圃中所种早稻已秀齐”［3］（P4335）。林则徐看到气候转冷，影响早稻生长，“此间所种早稻，因日来遇凉，未能升浆，有成为瘪谷者”［3］（P4336），提出寒潮对早稻生长不利的观点。“署前所种早稻，俱已升浆，其中湖北之种穗长而粒多，比下河早稻为美。”［3］（P4337）通过试验比较，提出早稻在江苏可以推广的想法，“连日收获早稻，约计一亩可得米二石”［3］（P4340）。

“区田法”相传为商朝伊尹所发明，以防干旱。林则徐的苏州友人潘曾沂在家乡推行“区田法”，提倡深耕、早种、稀种、多收［10］，获得了极大成效，林则徐作《区田歌》大加赞赏：“区田所种少为贵，收获乃倍常田多。问渠何能尔？只是下不遗地力，上不违天和，及时勤事无蹉跎。尔农贪种麦，麦割方莳禾，欲两得之几两失，东作候岂同南讹。我今语尔农，慎忽错放青春过，腊雪浸谷种，春雨披田蓑。翻泥欲深耙欲细，牛背一犁非漫拖。尔昔拔秧移之佗，禾命损矣将奈何！何如苗根直使深入土，不用尔手三摩挲。一区尺五寸，撒种但喜疏罗罗。及其渐挺出，茎叶畅茂皆分科。六度壅泥固其本，重重厚护如深窝。疾风不偃早不抗，那有禾头生耳谷化螺？此术尔不信，但看丰豫庄中稻熟千牛驮。”［11］对耕耙犁栽，早种稀种，培根固本等具体操作步骤都做了细致描述，后来在河南任官时又加以推广，潘曾沂曾称：“近年丰豫庄农书渐行于他省，而浙之宁、绍两郡人信者独众，林中丞在河南时教种有验。”［10］

林则徐还提出尽人力以养地力的主张：“夫地力亦患其遗耳，耘耙不勤，粪种不施，虽再易三易，而未必有获也，反是而尽力焉，安见地力之惫乎?”［9］

林则徐不仅是一位理论家，还是一位重实践的改革家，十分重视农业科技的推广应用，提倡农具改革，主张学习西洋水龙尾车取水。当时科技专家齐彦槐试制了一部龙尾车，林则徐饶有兴趣地观看了此次试验。“盖观此龙尾掉河，尺水可以兴洪波。内无退转外无漏，崇朝百亩如滂沱。一车当五人当十，用力甚少成功多。八家同井办一具，旱涝不患田无禾……侯宫中丞今大贤，讲求水利筹农田……云蒸雾涌喷薄来，欢呼动地声如雷。塘宽亩深二尺，车乾七寸才三刻。”［1］（P129）通过观察龙尾车取水，更加坚定了推广龙尾车用于农业生产的信心。

林则徐秉承“人定胜天”的思想，大胆实践，提倡改变传统的农耕方式，在京畿地区“营田种稻”，在江南实验双季稻，改良作物品种，积极推广灌溉新技术，对当时的农田丰产起了一定的推动作用。

（四）开荒拓地与环境保护的促农思想

农为民本，安民必先重农。道光年间，由于灾害频繁，田地产出难以维持生计，为增加粮食产量，林则徐十分注重开垦荒地。道光二十三年（1843）林则徐在伊犁，认真研究清代在新疆屯田的历史经验，撰写了《喀什噶尔、巴尔楚克等处屯田原案摘略》《巴尔楚克等城垦田案略》等多篇相关文章。他负责开垦惠远城东边的阿齐乌苏荒地，垦地六十八万九千七百八十亩，增加了大量的可耕面积［12］（卷52《全庆传》）。在新疆三年，林则徐以60岁高龄，踏遍南疆，往返二万里，查勘垦田三万七千余顷，在兄弟民族聚居的新疆扩大民屯和回屯，不仅刺激了边民的农业生产热情，还促进边疆地区的开发。

在治水实践中，林则徐已看到上游森林破坏、水土流失，是造成下游灾害的原因，那就是“防守之道尤须于上游加意”。道光十七年（1837）在《筹防襄河新旧堤工折》提出：“襄河河底从前深皆数丈，自陕省南山一带及楚北之郧阳上游，深山老林尽行开垦，栽种包谷，山土日掘日松，遇有发水，沙泥随下，以致节年淤垫，自汉阳至襄阳，愈上而河愈浅。又汉水性最善曲，一里之近竟有纡回数折者，此岸坐湾则彼岸受敌，正溜既猛即回溜亦狂。是以道光元年至今，襄河竟无一年不报漫溃。”［3］（P937）在道光十八年(1838)奏折里再次提出：“(襄河)且其水性善曲，泥沙尤多，滩嘴易生，河形屡变。考之志乘，自前代时，此塞彼溃，已无虚岁。我朝以来，远年案卷虽难尽稽，而第观前督臣汪志伊于嘉庆十三年奏办堤工折内，声叙乾隆五十三年万城堤决口以后，连年漫溃各工共五十余处，自数十丈至数百丈不等。而自嘉庆十三年至今又三十载，除万城大堤历年奏报安澜外，其他漫溃之处，稽查诸案卷，则亦无岁无之。总由来源多而水势太骤，泥沙积而河底日高，堤下田庐有较水面低至数丈者。是以蚁穴之漏，即势若建瓴；而波及之区，皆形同仰釜。一处溃则处处横流四溢，一年溃则年年之溃水长淹。”［3］（P614）其中一针见血指出“泥沙积而河底日高”是造成水患的原因。与古人相比，林则徐的治河思想极具前瞻性，已从防止水土流失和保护森林角度提出治理意见。

道光年间，人口激增，各地粮食供应严重不足，为增加粮食产量，林公坚持民本思想，积极拓荒。在治水实践中，林则徐已经认识到森林植被破坏与水土流失的直接关系，也初步认识到尊重自然规律和保护水环境的重要性；诚然，受当时的历史条件限制，林公对自然规律的认识可能没有形成系统的理论，但他对自然环境的认识已经达到一定的程度，有了初步的环保意识。

（五）赈灾救灾的济农思想

19世纪，气候急剧变化，水旱灾害频发，农业屡岁歉收，国家财政拮据，社会经济持续衰退，国内学者一般称为“道光萧条”［13］（P241）。林则徐在多地做官，多次目睹在自然灾害面前百姓的惨状，为了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他积极应对，采取有效的防灾减灾的应对之策，有效减轻了水旱灾害损失，并形成一套朴素的赈灾救灾思想。

道光三年（1823），江苏发生特大洪涝灾害，林则徐心急如焚，救灾虽非按擦使“专政之事”，“然民瘼攸关”［11］，林则徐先后到城隍庙和纠察司庙求雨祈晴，和巡抚、布政使商谈救灾对策，提出了“在官不可不尽心，而在民不可不尽力”［3］（P3866）的救灾总方针，要求“屡札各守令周历田间，逐一勘报”灾情，同时，又向地方士绅广咨救灾办法［11］。推行“以工代赈”和动员富户捐款，即“借资众力，广筹接济”的资金筹集方法，颇具成效；并平息了松江突发的饥民闹府署事件。大灾过后，林则徐密切关注灾后重建、灾民安置、恢复生产等善后工作，建议当政者实行“禁雍积，广劝募，招徕商贾，免关税，蠲征缓赋，查贫民，赈饥者”［14］（P72）的政策，并要求士绅和官府合作，平粜济艰，对于积水之田，农佃“围圩补种”［11］，“譬如十亩洼地，势难尽复，或犹可于一二亩内围筑圩埝，将水戽出，以八九亩为壑，不犹愈于全没者乎？”［3］（P3311）使得活民数十万。此外，他在赈灾制度上进行创新，采取“供给资金、免其关税、严禁隶胥索价”，大灾之后，力主挖刘河故道泄水，取得了良好成效。

道光二十六年（1846）林则徐在西安接任陕西巡抚，恰遇陕西大旱，林奏请缓征钱粮，奏报二十六年九月份雨雪麦苗及粮价、收捐银两情形的同时，奏请分别轻重，缓征报旱歉收二十六厅州县应纳钱粮仓谷［3］（P1759—1761），秋旱特重的神木、府谷两县，停征钱粮并给予征恤［3］（P1762—1763）。又饬令各府县官吏开仓平粜，收养饿殍，倡捐劝济［3］（P950—951），要地主豪绅“好义急公”，设局散赈，各济各村，生全灾黎［3］（P3815）。林则徐见关中大旱，民不能耕，争相杀牛以食，曰：“如此则来岁又饥也。饬官为收牛，偿其值；劝富民质牛，予以息。”［3］（卷25）《国朝先正事略》又叮嘱张集馨详考《关中胜迹图》一书，规划兴修水利。

林公把防灾的重要性始终置于救灾之前，他更强调防灾在荒政中的重要地位，明确指出“防”重于“救”，“与其补救于事后，莫若筹备于未然”［3］（P1147）,“良以救荒无善策，而不可不策，与其遇荒而补苴，何如未荒而筹备”［3］（P2675）。在自然灾害面前，林公并没有消极应对，坐等转机，而是积极采取诸如“倡捐、查赈、资送、留养、收孩、捐衣、劝粜、养佃、瘗棺、典牛、借籽种、禁烧锅”十二策切实有效的防灾救灾措施［3］（卷21《松江府续志》)，这些切实可行的赈灾救灾、防灾减灾的措施和积极的防灾抗灾行动，对当今社会仍有借鉴价值。

二、余论

林则徐在40年的为官生涯中，虽然没有从事司农一职，也没有专门论述农业的著作，但他始终高度重视农业生产，并密切关注农民这一群体，积累了丰富的农业生产经验，深刻认识到农业与农人、地力、水利之间互相依存、互相影响、密不可分的关系。他认为，农为民本，重民必先重农。为实现“足食安民”这一目标，他每到一地都把发展农业生产作为大事来抓，重视调查研究，兴修水利，推行双季稻种植，推广耕作方式和新式农具，并提出黄河改道的设想，积极采取切实有效的防灾救灾措施等。在这些具体实践中，蕴含着依靠科学技术发展农业的思想，蕴藏着防止水土流失保护农业生态环境的初步理念，包含着重农、兴农、促农和济农的农政思想，也有了“人定胜天”人与自然和谐共存意蕴。认真总结林则徐农政思想的发展历程、基本内容，挖掘所蕴藏的当代价值，对于指导我国当代“三农”建设，具有积极的借鉴意义，这些宝贵的精神财富值得今人很好地继承发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