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超

赶回家的时候，她就躺在那个小小的木棺里。

原来一个人竟然这么小吗？一生中所有的宽敞、明亮、柔软在此刻顿时化为虚无，在已经凝滞的未来时间面前，它们都将随着肉身一起消亡，最后不过是挤入这局促的空间内，如此孤独地，被隔绝在另一个世界。

客厅已经搬空了，只看到花篮、花圈和五颜六色的纸扎簇拥着那张最后的照片，既热闹又悲怆。无论门外多么喧闹，无论哀乐放得多么大声，这里却始终奇迹般地维持着一种静默的气场，黑暗中，唯有制冷机的轰鸣声，一刻不停。

奶奶的棺材是爷爷多年前买的，那时候不到60岁的爷爷已经为两人备好了寿材，经年累月地存放在久无人居住的老房子里。如今这棺木渐渐渗出了时光的蜡油，散发着木质特殊的香气。即便在农村，这样的寿材今日也不多见，因为费工。“画棺材”的仪式是在奶奶走后第二天正式启动的。一大早，从邻县请来的专业画匠开始了他繁复的工作：第一层，先用腻子抹平木质的纹理，接着刷一遍黑色的底漆。第二层，描上“二十四孝”图——这是专属于女性逝者的图案，生前是为规训，死后则代表着荣耀。若逝者是男性，则要画上“八仙过海”，以显示其智慧与功绩。第三层，着色。由是，那悲痛的浓黑色基调竟又涌起极其矛盾的鲜活。最后一层，上亮油。经过整整一天的装点，那个几十年后终于派上用场的木箱子便成了结结实实的灵柩，不久前那种朴拙的原木色被替换为掷地有声的沉重与压抑，它立于此处，这场漫长的告别于是开始。

倩倩

倩倩生活在另一个城市，一大早就驱车赶来。我看到她一个人坐在奶奶的棺材旁边，失神地望着，便走过去，抱了抱她，却已经想不起来我们有多少年没见面了。两人默默无语一阵，倩倩红着眼睛转过头来告诉我，她的名字是奶奶起的，“倩”就是“欠”，奶奶说，“是我们欠这孩子的。”

倩倩是我表妹，比我只小一岁。她的身上有一种模糊的年龄感，她皮肤白白的，脸蛋红红的，声音小小的，说话时不怎么直视对方，说是个中学生也不为过。但她身边那只不断响起的手机以及随之而来的繁忙业务却告诉我，这显然是一个比同龄人老到、干练的成熟女性。我完全不知道她什么时候长成了今天的样子，但她的每一次改变似乎都不令我惊讶，她身上所发生的一切都是惊心动魄却又合情合理的。

在我记忆中，倩倩只是个害羞、寡言的小姑娘，似乎只有每年过年的时候我们才会见到她。每个大年初一的上午，倩倩都会来看爷爷奶奶，我们一群孩子在屋里玩，就听见院子里大人们喊着，倩倩来了！然后隔着窗户看到她走进楼上爷爷的房间，坐一小会儿，再下来跟我们打个招呼。没多久，大人们又喊道，倩倩走了！小时候我只是隐隐感觉，倩倩与我们的关系是不一般的，那种关系既近又远。近在于，凡有任何重大节庆，倩倩都需要承担与我们相同的仪式、坐在与我们最近的位置;远则在于，她的日常生活我们全不熟悉，几乎只是一个存在于讲述中的亲人。那时候的我来不及细想，只知道她是我的妹妹，亲戚们都说我俩长得最像。

很多年之后，我才在家人的只言片语中得知，我曾短暂有过一个大姑，生下倩倩不到一年便投井自尽。年幼的我对此全无记忆，只记得之后每当提起她，奶奶都会沉默着低下头，摆摆手，其他人也不再多说。在那些被小心珍藏的泛黄的老照片中，我艰难地辨认出她的模样。如同大家所描述的，我的大姑有着倔强而坚定的眼神，在村里，她割麦子最快、家里收拾得最整齐。村里人一起看露天电影时，她总能用不知哪里学来的知识为大家“解说”。大姑性格刚烈又博闻强记，不仅没有农村妇女习以为常的内敛、乖顺，还有着不合时宜的对另一种生活的渴望，直到快三十岁了，才在媒人的说合下草草结了婚。这样的女人，几乎是一早就注定了悲剧的命运，但她却至死都对此浑然不觉。又过了很多年，当我也成为一个需要面对婚姻与家庭的女性时，才真切体会到这故事背后彻骨的寒意。

直至如今，大众对女性的产后抑郁依旧很难客观认识，许多人认为，那不过是“娇气”“矫情”的表现。三十多年前，在那个贫穷而闭塞的北方农村，人们更是不知“抑郁”为何物。大姑一辈子都没能走出那囚禁了自己一生的小山村，都没等到过上她一直向往的新生活，没等到身边有人能够理解她的“古怪”，便匆匆离开了。邻居后来说起，刚生下倩倩的时候，姑父在城里打工赚钱，大姑一个人守在农村的空房子里照顾女儿。有时邻居串门，她就看着自己怀里那个小人儿问，姐，你说这么小个娃娃，我怎么可能养得大呢？那时候邻居只当她说痴话，农村妇女，哪个不是生好几个孩子？又有哪个孩子是养不大的呢？

印象中，我从未见过这位“姑父”，从小女孩时期到现在，倩倩从来都是一个人来，一个人走。即便奶奶葬礼当天，他亦称病未到。我不知道我们家与他的交往是从哪一刻开始戛然而止的，更无从知晓他的生活、他的情感世界。在农村，这算不得问题，更没人会因此苛责这个本就够可怜的男人。乡土社会对于人情有一种微妙的把握，相比那略显虚无的情感，他们大概更信任血缘——无论是生而携带的宗族关系，还是后天签订的婚姻契约——你是一家人，那么赴汤蹈火在所不辞，而这份关联一旦断了，那情分也差不多就断了。

无论如何，倩倩只能自己长大了。

我刚上大学没多久，倩倩就结婚了。那年我一个人辗转从北京赶回去，参加了她在农村举办的婚礼，第一次如此近距离地围观了一个同龄人即将开启的婚姻。在一片混乱的喧闹与红火中，两个不过是小孩子模样的“夫妻”被人潮簇拥着，稀里糊涂地享受着幸福。那一年，倩倩刚满18岁。

时间该是有相對论的。很多年后再次回到农村，那里静得没了声音，时间也仿佛停滞了。于我，这漫长的人生乏善可陈，不过是读书、再读书，工作、再工作。而倩倩的人生却总是充满着惊涛骇浪，我不断听到她的消息：她很快当了妈妈;两口子外出打工，开公司、当老板;她又生了一个孩子;她的公司在当地做到最大，很快又开到其他城市……这些精简到极限的信息背后，是倩倩高密度的人生，她几乎是在以我的几倍速度经历着人生的各个阶段，我猜，她的每一天都是翻天覆地似的，她的每一天都充满变动又迎向未知。可再想想，这翻天覆地的人生背后，该是有多少无路可退的无奈。

奶奶下葬前一天，我们一起去村里的祖坟扫墓。不远处，是归属于生前丈夫一家的倩倩妈妈的墓。说是墓，其实不过是荒草丛中的一个小土包，三十年的日晒雨淋已经几乎将这里夷为平地。因为丈夫尚且在世，大姑的坟前一直没有墓碑，只能根据旁边那棵路标般的老槐树来判断位置。坟前有祭扫过的痕迹，想必是姑父一家也来看过。这个与我的人生擦肩而过的至亲，我第一次离她那么近，三十年过去了，如今我已长成至她离开时的年岁，自以为在那些道听途说的故事之后，渐渐与她达成了共情，然而，如果真能穿越时空回到三十年前，这隔岸观火的情感真的可以缓解她的痛苦和绝望吗？

深秋的北方干燥而寒冷，正午的日头映出了空气中的浮尘，偌大的山坡上空无一人，唯有层层叠叠枯黄色的干草与黄土。这块土地承载着又埋葬了大姑短暂的人生，但她真的属于这里吗？此刻，我所感受到的四周阔大无边的寂静，在大姑的人生中漫无尽头。于她，这寂静一步步内化为孤独，而这日久天长的孤独，在乡土社会又实在是难以启齿的。我们在这个小土包前面烧了很多很多的冥币、寒衣、纸元宝，直到双眼被浓烟熏得快要睁不开，直到那青烟覆盖了目之所及的整个上空。小姑一边哭一边跟她地下的姐姐说，咱妈也过去了，到那边你要好好照顾她。

广全

我从小就知道，我有一个“老家”，还有一个“老老家”。“老家”是爷爷奶奶生活的地方，是我每年寒暑假都要回去住上几天的那个小县城;“老老家”是爸爸的“老家”，也是爷爷奶奶搬来县城之前居住了许多年的村庄。小时候我总是缠着奶奶带我去“老老家”，仿佛去往一个陌生而新奇的世界。每次回去，我们都住在奶奶的弟弟家，我们那里叫作老舅。老舅家在村里最远的地方，需要爬過一个荒芜而尘土飞扬的大坡，才能看到高处老舅家的两口大窑。窑洞、暖炕、风箱，我对北方农村传统器具、日常生活的全部认识，几乎都是在那里习得的。

幼年的记忆一点点远去，如今早已所剩无几。只记得老舅有个怪脾气的儿子，叫广全，他很少说话，脾气却倔得很。小时候我常常听到他被大人们呵斥，内容我一概不知，但那种恐怖的氛围却让我至今难忘。与他的姐姐一样，老舅一生蔼然待人，性格温和甚至有时显得软弱，大概只有在家人面前，他身上属于典型北方汉子的一面才会被激发出来，尤其是在咒骂自己那不争气的儿子时，老舅的嗓门会忽然变得又大又生硬，声如洪钟、气势磅礴。在城市里，我几乎听不到这样的声音，城里人吵架，无论如何到底还是有碍于面子，音量、措辞也多少有所保留，又或者是因为缺少了庄稼人的底气。广全叔好像从不反驳什么，那些高分贝的叫喊只属于他的父亲，他的沉默让老舅的呵斥越发铿锵有力，带着一种绝对的权威性和合法性，如同这个男人在他家庭中的地位一样，容不得一点质疑。

乡村的夜晚是一种透彻的黑、极致的静，一切都服膺于自然的法则。在那些静谧而漆黑的夜晚，幼年的我无数次被老舅的声音吓哭，奶奶一改平日的慈祥，严肃地告诫我不能出声，小孩子在别人家哭闹是很不礼貌的。于是，我一边强忍着自己的泪水，一边压抑着心中的恐惧。有时候，奶奶会从屋里走出去，劝阻正在院子里破口大骂的老舅，但她好像一辈子都没有那种向他人辩解、抗议的能力，即便是面对自己的弟弟，她不过只能又心疼又无奈地说，别说娃了，娃可怜的。

正是因为那些夜晚令人生畏的呵斥声，我心里一直对广全叔保持着某种疏离，似乎从那时起，我就认定他是个不听话的、可能给家人带来麻烦的“坏孩子”。那时候的我尚不能理解，即便是最亲近的家人之间，亦会出现难以消除的隔阂，甚至，我们对待亲人的包容程度，有时还不如对待一个陌生人。有那么几年，广全叔几乎成了全家的矛盾中心，不仅是老舅，大家说起他来不是唉声叹气就是捶胸顿足，他是这个完美家庭中的不和谐者，或者直接说吧，他几乎成了全家人一起用力隐瞒的秘密。渐渐地，人们的呵斥、哀叹变成了漠视和遗忘，广全叔的名字越来越少地出现在大家口中，而我也有二十多年都没再见过他。奶奶的葬礼上我才听说，广全叔离了三次婚，如今50多岁了，还是个单身汉。童年记忆中的那些呵斥，也大多来源于此。广全叔干干净净，不说一表人才，但在农村也算得上相貌出众了。没有人说得清到底为什么，他就是无法像所有人一样循规蹈矩地成家、生子，这些村里人看起来天经地义、最简单也是最基本的事，在他的人生中屡屡成为越不过去的坎儿，而他又一直用沉默和试错对抗着所有人，及至如今人到中年，他依旧紧闭着自己内心的那扇门，好像也从来没有谁认真地试图走进去。

广全叔的花篮与他的几个兄弟一起，摆放在奶奶棺材的两侧，看起来是很重要的位置。他的几个兄弟现在个个出人头地，有做生意的，在国企当干部的，与他的兄弟们站在一起时，讷口少言的广全叔，以及他的肤色、眼神、穿戴，竟显得如此格格不入。这么一大家子人，好像只有他始终停留在最初的起点，而他的兄弟们、他的乡亲们却早已跑出去很远。

这是那个总被长辈训斥的广全叔吗？

我只看到他，每天都是最早从村里赶来，天还没亮，已经在帮忙搬东西、扫院子;又是最晚回去，直到人潮散尽，独自把这一整天的狼藉全部收拾干净，第二天一早再来。红白喜事向来是农村最重要的社交场合，即便是在夜以继日的哀乐声中，即便四周充斥着肃穆的挽联、花圈，葬礼上依然弥漫着荒诞的喧闹甚至笑声。唯有广全叔一如既往地沉默着，人们七嘴八舌的时候，他只是远远地看着，偶尔凑过来听一会儿，从不插嘴，也似乎没有人注意到他的存在。有一次我走到他身边，刚要听听大家的谈话，广全叔立刻站起来，示意要把座位让给我。我赶忙请他坐下，他却说要去干活了，笑眯眯的一双眼睛看着地，脚下迅速地离开了。

到底怎样才能将记忆中那个常年被大家排斥和看轻的“坏孩子”与眼前这个任劳任怨的中年人联系在一起？广全叔一生没犯过什么大错，用老舅的话说，甚至老实到了“憨”的程度。他既没能力像他的几个弟兄那样走出农村，去挣钱、去当官，去折腾出一番新的生活;又不能忍受重复他父亲的一生，像所有的庄稼汉子那样，春种秋收、娶妻生子。广全叔这大半生所遭受的一切，无非来源于人们对这种难以被归类的人生的排斥。在那个传统的北方农村，祖祖辈辈的人们年复一年地传承着面朝黄土背朝天的生活，一代代沿袭着约定俗成又根深蒂固的观念。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亘古不变的生命节奏让人们逐渐形成了对重复、安稳生活的崇尚，那些出格之举、那些打破常规的人，在这里显然是不被容纳的。如今，即便是在号称最开放包容的一线城市，我们依然难以接受所有的离经叛道之人。可以想象，在那个闭塞的小山村，勤劳、沉默，又倔强到固执的广全叔，就这样数十年地背负着自己一生最大的罪过。

奶奶的葬礼上，广全叔是最忙碌的身影，却又是最没有存在感的人，他没有大嗓门的呼喊，也从不跟谁套近乎，那些省城来的客人，他更是一步都不会靠近的。广全叔似乎早就给自己圈定了一个世界，他的世界一如乡村的夜晚，一成不变又静得出奇。他大概早就坦然接受了自己平庸无能的人生，此外的生活、他人的好福气，他既不奢求也不羡慕。如今这个村里大部分人都在外做生意，多的是在大城市生活的老板、大款，但即便是最落魄的时候，广全叔也没有开口找过他的哥哥们，靠着卖力气，总归也能生活下去。

广全叔辗转过很多地方，打过很多种工，不过都是为了糊口。广全，现在在哪儿干着？我听到爸爸问他。又看到他低着頭，笑眯眯地说，在一个大厂子里当苦力，稳定呢。话里没有一丝苦楚，甚至有种劫后余生的幸运感。

村里人说老舅妈最近“糊涂了”，这么个生活了一辈子的小村子，她居然常常找不到回家的路了。如今，老舅全家的孩子都发达了，在县城的、在省城的，还有在北京的，只有这个最没出息的广全叔，这个打了一辈子光棍的、遭人嫌弃的儿子，还守在村里陪着他的糊涂妈。

宏明妈

奶奶的墓地在村里一处高高的土坡上，离祖坟有点远，是不久前才选好的新坟。坡下面不到百米远的地方，有两处相依为命的小土包，那是奶奶生前的好朋友，两口子离世已经快十年了。如今他们前缘未尽，竟又以这样的方式再续。

随着爷爷工作单位的变化，一家人在县城搬过好几次家，性格内向的奶奶却几乎跟所有邻居都能成为朋友。现在的住处附近，有好几个与她年龄相仿的老太太，天气好的时候，她们常常坐在一起聊天、打牌。我陪着奶奶去过一次。在她们的“社交圈”里，奶奶并不是中心，偶尔轻声慢语，大多数时间只是安静地听，跟着大家一起开心地笑。大家却很喜欢奶奶似的，那一天，看到奶奶走过来，人群中笑得最爽朗的那个老奶奶从身后掏出两张小垫子，重叠着给奶奶铺好，让她坐到自己身边。后来我问奶奶，为什么她给你两张垫子，别人却一张都没有？奶奶哈哈笑着，知道什么又不告诉我似的。

出殡那天一早，几个老奶奶互相搀扶着前来祭拜。看着她们静静地抹泪，爸爸膝下一软，泪如雨下。

村里当然也有奶奶的好朋友，我见过其中一位。我不知道她叫什么名字，只知道她儿子叫宏明。于是，像绝大多数中国的农村妇女一样，这个奶奶几乎一生都被大家叫作“宏明妈”。几个月之前，我跟爸爸一起回村看过宏明妈，她家是一个宽敞的农村小院，院子里晒着刚摘下来的花椒、辣椒，一进门奉着一张黑白的男人照片，那是宏明爸，已经走了快20年，宏明妈也就这样一个人守了这空荡荡的院子20年。我们给宏明妈留下一些过节的礼物，并不贵重，却都是奶奶亲手挑选又一一嘱托过的。临走时，宏明妈硬要塞给我们一包自己炸的花生米，还有一只自己扎的小扫帚。爸爸怕她劳累推说不拿，她拉着爸爸的手，凑近他问，村里的东西，你嫌不好？又笑着将那些东西推了过来。

宏明妈瘦瘦高高的，穿一件洗得见白却很整齐的西装，还戴着一副黑框的近视镜，在农村妇女中实属罕见。年轻的时候，爷爷在县城工作，每个礼拜回村一次，奶奶带着几个孩子生活在村里，一边种地、做农活，一边照顾家庭、拉扯几个孩子。宏明妈也差不多，据说她男人不爱干活，庄稼地里、自己家里，里里外外都是宏明妈一个人在忙碌，如今鼻梁上的那副眼镜，多半就是年轻时摸黑做针线活带来的。

听说这两年宏明是红人了，十里八村的红白喜事，都是他带着自己的厨师、帮厨在张罗。操劳了一辈子的宏明妈，如今也是可以享享清福了。奶奶牙口不好，喜欢吃软的、甜的，只要有熟人顺路，每次宴席过后，宏明都会嘱人捎来一碗软糯的甜米——如今只是那些碗，都已经在我们家摞成了小山。从县城到村里不过十几里路，说起来并不算远，但受限于各自越来越沉重的身体，奶奶和宏明妈这么多年其实很少见面。两个农村妇女，也不会用手机、很少打电话，就是隔着这一袋花生米、一把小扫帚，还有一碗碗甜米，年复一年地遥遥相伴着。

奶奶走的前两天，宏明妈特地从村里赶来，那天奶奶精神很好，两人聊了很久，临走时奶奶下床将她送出去，还一起走了很远的一段路。那一天，奶奶刚做完她人生中的最后一件衣服，那是一件藏蓝色碎花的小棉袄。我至今仍不忍想象，她当时究竟是如何挨过那几乎将她吞噬殆尽的病痛，又是怎样用尽自己的最后一点力气，完成了在她看来比自己的生命更重要的任务。奶奶这一生，不知为自己的孩子、孙子，以及一切有血缘没血缘的亲戚朋友们做过多少衣服、纳过多少鞋子。她常说自己什么都不会，只能做点这些没用的事，我却不知道，哪里还有超越这些琐碎平凡之物的爱？

在做好了那件小棉袄、送走了宏明妈之后，奶奶像是松了口气似的，在床上昏睡一天一夜，凌晨时分便与世长辞。而这让我们措手不及的离去，其实她自己心里早就有数了。后来我才知道，那天下午奶奶跟宏明妈说，我身体不行了，我走的时候，你来给我穿寿衣吧。

宏明妈果然来了。放在奶奶棺材下面的那些小桌椅，都是她亲手做的。出殡那一天，院子里喧闹至极，一阵阵呼喊紧接着一阵阵悲号，人们各司其职地沉浸在这最后的繁文缛节之中，忙碌、繁杂几乎覆盖了悲伤本身。宏明妈静静地不发一言，整个上午，她一个人在里屋默默叠着纸元宝，白色的、金色的，几乎铺满了整张床。我看着埋首其中的她忽然意识到，在这漫长的人生中，奶奶与宏明妈互为彼此的镜子，她们那样牵挂对方，也许就是对另一个自己的惦念。如同一生中的所有时刻那样，她们如此柔软又如此坚强，奶奶临走前缝好的最后一件小棉袄、宏明妈仍在不断折叠着的纸元宝，正是她们所能想到的、几乎是唯一的爱的方式。在那些被寂静与枯燥覆盖的日子里，作为被规训的农村妇女，她们从不认为自己有多大本事，唯有缄默无言地持续付出。到最后，如果真的什么都不能改变，那么就去忍耐、去承受，正如她们一直所做的那样。

宏明妈没有跟我们一起送奶奶的灵柩下葬，在农村，那并不是女性被允许出现的场合。按照习俗，整个下葬的过程都不可以哭泣，否则，故去的人便难于安宁。这场最后的告别中，除了人们的轻声耳语，就只剩下空气中火焰呼呼燃烧的声音。那声音仿佛沉默如谜的呼吸，又像是坚硬而沉重的顽石，压迫在人们心头。我感到窒息，不是因为哀伤或者痛苦，而是为这沉默与安静。漫天黄沙中，我想起了大姑，想起她生命中曾经一望无际的孤寂。又想起广全叔，想起老舅家那些一成不变的夜晚。他们是如何用一生面对这黄沙，他们是怎样挨过了这无尽的死寂，他们又可曾片刻感到过窒息？

葬礼结束时，有个阿姨问我，你还记得娜娜吗？娜娜是她女儿，跟我同岁，如今已经是两个孩子的母亲。阿姨告诉我，小时候我偶尔回村就会去找娜娜，还常用突兀的普通话说她：你看你，脏兮兮的。阿姨说这话时当然没有一点责备，她知道那是童言无忌。我有点羞愧地看着她，不知该作何回答。是啊，我并不喜欢这里，我从小在城市长大，渴望热闹、光鲜、灯红酒绿，我几乎没有真正关心过眼前这些人的命运，甚至并不认为他们与我的生命有何关联。我们生活在巨大的断裂中，我们彼此血脉相连，却又几乎素不相识。似乎直到此刻，我才第一次与这陌生的亲人、遥远的故乡相遇，可这相遇又注定是极其短暂的。

“千万不要回头”，当我们最后离开时，村里的叔叔阿姨们不断叮嘱着，这是整个葬礼过程中最为严厉的规则。也确实回不了头了——眼前的残阳正在急速坠落，它又一次横亘在我们之间，仿佛早已知晓，这相逢已是离别。

责任编辑 张 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