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韵

一、落葵

落葵的母亲死于交通事故。那天，她去菜市场买韭菜，说是要给小酒窝包饺子。这一去，再也没有回来。她躲一辆电动自行车，绊倒了，后面一辆小货车没刹住，拦腰轧了过去。120赶到的时候，人已经不行了。

小酒窝问落葵：“姥姥呢？姥姥哪儿去了？”

落葵回答：“去天堂了。”

“她没跟我说再见。”酒窝说，“我要给她打手机。”

落葵说：“那儿没信号，打不通。”

“那她还会回来。”三岁的酒窝笃定地说，“她答应过我，她去天堂之前，一定会跟我说再见，不说再见她不会离开！”

落葵轻轻抱住了她的女儿。

“她也没跟我说再见……”落葵一阵心痛，“她真是不像话……”

那是几个月前，落葵母亲给小酒窝读过一个故事，一个童话，《爷爷变成了幽灵》。小尼古拉的爷爷突发心脏病去世了，可是他没有去天堂。知道这个秘密的，只有小尼古拉一个人，只有这个小孩子可以看见变成了幽灵的爷爷。幽灵爷爷说：“我一定是忘记了一件重要的事情，可我想不起来这是一件什么事。”正是这件重要的事情使他不能离开这个世界。小尼古拉就和爷爷一起想，是这件事吗，爷爷？不是。是那件事吗？也不是。爷爷很惆怅。

当然，那件重要的事情最终被爷爷自己想起来了。原来，那件事是，他还没来得及和小尼古拉说——再见。

“亲爱的尼古拉，再见了！”爷爷郑重地和尼古拉告别。那是他在这个世界上要做的最后一件事情。

听完这个故事，小酒窝搂住了姥姥的脖子，说：“姥姥，你也要答应我，你去天堂的时候，别忘了跟我说再见。”

姥姥回答说：“行，我一定不会忘记和我的宝贝说再见。”

姥姥又说：“要是我忘了，酒窝要记得提醒我。”

酒窝用时下流行的语言那样回答：“好，就这么愉快地说定了！”

一个大雨的深夜，落葵被雷声惊醒了。她睁开眼睛，看到母亲坐在她的床头，静静地望着她。

“妈？”落葵喊。

“葵，”母亲的声音听上去很远，“答应我一件事，别送我回老家。别让我和他合葬。”

“谁？和谁合葬？”落葵问。

“你父亲。不要让我和他合葬，答应我。”

“我答应。”落葵回答，“妈，你放心，我答应你。”

“葵，你不问为什么？”

“不问，”落葵摇摇头，“不问我也知道。”

母亲伸手，摸了摸落葵的脸。母亲的手冰冷苍白。落葵打了个激灵，醒了。

原来是做梦。

一身的冷汗。

雨声浩大，淹没了天地。落葵在黑暗的雨声中愣怔了许久。突然她跳下床，奔向窗口，掀起窗帘朝外面张望。楼下，小区里几盏惨淡的路灯，在暴烈的雨雾中瑟瑟发抖，根本无力抵抗深渊般的黑夜。落葵什么也看不见。她忽然愤怒了，想，你连伞也没有，为什么偏偏要在大雨夜里跑来啊！

她知道母亲舍不得为自己买把伞。不管在这个世界还是在那个世界。

她不相信那是一个梦。

落葵做梦，往往一醒来，就忘记了大半。而这个梦，如此清晰，每一个字，每一句对话，都像刻印在她记忆里一般。母亲眼睛里那种殷切、抱歉和深深的难言之隐，就像光一样，打穿了三十几年来她们母女之间密不透风的隔膜和积怨。她想起自己对母亲的承诺，想起自己胸有成竹的回答，一片懵懂和迷茫。葵，你不问为什么？不问，不问我也知道。可是在现实中她不知道。落葵并不知道。一点儿也不知道。不知道为什么母亲不愿意魂归故里？更不明白自己为何回答得像是洞穿了一切。她只知道，母亲风雨兼程赶来，是为了托付她这件重要的事情。

就像爷爷要和尼古拉郑重的告别。

原本，母亲一生，明白如话，毫无悬念和出奇之处。就像那个简单、安静、毫不浮华的葬礼。主持葬礼的司仪，不到两分钟就宣读完了廖如云女士的生平。为了凑时长，为了不显得太潦草，司仪在后面添加了一段适合赞颂天下所有母亲的套话来凑数，舐犊情深啦，寸草春晖啦，等等。而这个雨夜，这个梦，给那个叫廖如云的女人，蒙上了一点点神秘和莫测的云雾。

落葵不记得父亲。

父亲在落葵还没出生的时候，就去世了。死于肝癌。母亲没有再婚，一个人养大了落葵。

父亲去世时，母亲还正是大好的年华，却下岗了。她把落葵托付给了自己北方小城的妈妈，一个人去闯荡南方。南方那时正在大声召唤着怀抱各种梦想的人们，母亲只身汇入了这支壮阔的开拓者或者淘金者的大军。当然，南方最终成就了很多人伟大的梦想，但一定不会是所有人的。几十年来，落葵的母亲廖如云女士，始终只是一个普通的劳动者，一个公立医院日益资深的护士，直到退休，她也没能成为一名主任护师。退休后的她，被一家私立医院聘用了，做了ICU的护士，因为她过硬的技术，虽然她没有高级职称。

落葵问过母亲，说：“像你这样的人，为什么要来闯荡南方？它给了你什么？”

母亲回答说：“它给了我安定的生活，让我能养大你。”

落葵轻蔑地笑笑。心想，岁月静好啊，那何必要来南方？

是啊，一个没有野心的人，为什么要来南方？

落葵五岁那年，姥姥突发脑溢血去世了。如云回乡料理了母亲的丧事，接走了她的落葵。那时她们娘儿俩住在城乡接合部租来的房屋里。炎夏，小小的房間没有空调，一只电风扇嗡嗡地搅动着浑浊的热风。蚊子肆虐，只能睡在更加闷热的蚊帐里。落葵长了痱子，身上、头皮上，密密麻麻一层。痱子一炸，她疼得哭，一边哭一边叫姥姥。从没带过孩子的如云手忙脚乱，把她摁在木盆里洗澡，洗澡水中掺了藿香正气水。许是太心急了，更是被哭声弄得心烦，如云忽然把药水直接倒在掌心，一把涂抹在了落葵后背上。只听落葵“嗷——”地惨叫一声，张着嘴，半天没有声息，她哭得喘不上来气了。

等她哭出声来后，如云对她说：“长痛不如短痛。”

她跳着脚哭着喊：“我要回家，我要姥姥——”

如云说：“没有用。这就是你的家。你和我的家。没有姥姥了，永远没有姥姥了。”

深夜，落葵突然醒来，黑暗中，看到一个人坐在她旁边，一下一下，用大蒲扇为她扇风。清风徐徐地拂过她小小的疼痛的身体。她轻轻喊：“姥姥？”没有回答。她闻到了陌生的气息，知道了那不是她思念的亲人。她不再说话，闭上眼，眼泪无声无息地钻出来，打湿了她的脸。清风似乎停顿了片刻，又一下一下，更为轻柔地拂过来。她在清风的抚摸中，哭着睡了。

几年后，她们有了自己的房子。尽管地段远不够理想，面积不大，沒有电梯，可毕竟是南北通透两室一厅的单元房，厨房、卫生间一应俱全，还有一个小小的可爱的阳台。因为没有电梯，公摊面积不大，所以性价比很高，首付和月供都是如云承受得起的。简单装修之后，她们搬了进去。乔迁那日，落葵抱着姥姥的遗像，母女俩把照片挂在了落葵小房间的墙上。她们并肩在照片前站了一会儿，如云说：

“妈，本来，我是想买了房子后，就把你和葵一块儿接来的，你怎么就不肯等等我啊……”

也是在搬进新居的这天，晚餐桌上，如云很郑重地对落葵说：

“葵，以后月月要还房贷，我们要节约了啊。”

落葵半天没说话。

“没听见吗，葵？”如云追问。

“听见了，”落葵回答，“只是我想不出来，我们还要怎么节约？我们浪费过吗？我们还有节约的空间吗？”

“怎么没有？”

“好，我们从此不吃肉、不吃蛋、不喝牛奶，只吃素，再戒掉水果，还有我的零食，你是这个意思不是？”落葵这么说。

“你明知道我不是这个意思，”如云回答，“你正长身体，正在发育，营养必须跟上去，我不是要克扣我们的伙食。”

“那你要克扣什么？”

“我什么都不克扣，”如云一字一板安静地回答，“我要说的是，我们不跟别人攀比。我不会让你吃不饱穿不暖，可我不会给你买名牌、潮牌，不会买所有没用的玩意儿，不会顾及、满足你的虚荣心。我只会买你需要的，而不是你想要的。懂了吗？”

十岁的落葵，永远记住了这番话。这番话何其正确，可是冷酷。一个人想要的，永远比他需要的要多。这是人性的弱点，致命伤，是人类要面对的终极的悲剧。跟一个十岁的孩子讲这个，正能量，却无情。

落葵抬起头，望着母亲，说：“你又怎么知道，什么是我需要的，什么是我不需要的？”

“我当然知道，我是你妈。”如云回答，她的口气云淡风轻却又不容置疑：“对你健康成长有用的，就是你需要的，那些装饰性的、用来满足你虚荣心的东西，都是你不需要的，它们统统都是毒药。”

落葵觉得寒冷。

她们的新居，如同一个雪洞。触目所及，几乎所有的东西都是白色的：墙壁、家具、床品。家具倒是实木，样式中规中矩，不美，却结实、实用。这个家里，没有一样东西是没用的、装饰性的。墙上没有一幅画，桌上没有一件小摆设，阳台上没有一盆花。吃饭的大碗小碗、餐盘，一律白色，无所谓配不配套。落葵不知道这是家还是医院的病房。如云却说：

“白色会提醒我们干净。”

十三岁，夏天，正值暑假，落葵经历了她的初潮。那是在睡梦中发生的。清晨起床，雪白的床单上一片惨烈的鲜红。落葵吓呆了。跪在那里，嘴里咬着拳头。她并不是无知，她知道那是什么。她知道她成为一个少女了。吓坏她的，是那惨烈的鲜血，它们玷污了母亲需要的洁白。血顺着她的腿往下流，流，她终于崩溃地哭着发出一声小兽般的狂叫：

“姥姥，救救我——”

那天，如云值夜班，还没回来。等她临近中午到家，一切已经风平浪静。落葵洗了澡，换了内衣，在卫生间找出了母亲平日使用的卫生巾，笨拙却正确地搞定了它。床单换了干净的，被玷污的那一条已经在洗衣机里轰鸣着旋转。如云说：“洗衣服啊？”落葵回答：“床单弄脏了。”她云淡风轻地说：“我来大姨妈了。”

那天晚餐时，如云煮了糯糯的莲子桂花红豆沙。她盛了一碗端到落葵面前，说：“在日本，女孩子经历初潮，要吃红豆饭。”

落葵抬起头，意外地望着母亲。

“这是一个仪式。”如云温存地说，“祝贺一个女孩子成为少女。”

落葵眼睛湿了。“仪式”这样的字眼，从母亲嘴里说出来，就像太阳从西天出来。如云望着女儿笑了笑，说：

“葵，长大了。”

梦幻般美好的氛围一直持续到晚上。如云从阳台上收回晒干的衣物，一件一件叠整齐。她指着床单上隐约可辨的那一片痕迹，忽然说：

“看见了吧，一旦弄脏，就是永远的污痕，再也洗不干净了。”她抬头望着落葵，“你不再是一个小孩儿了。你要懂得保护、珍惜自己的纯洁。这是一个危险的、到处是诱惑的污浊世界，要让自己身心干净，洁白如玉，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懂吗？”

落葵轻轻叹口气。想，你就不能等明天早晨再说这番该死的话吗？你就不能让我有一晚上的幻觉吗？她对着母亲的脸笑笑，说：

“遗憾啊，你生我生晚了。你应该在18世纪的时候生我，然后把我送到修道院。哦，那是外国，中国没有修道院，那你只能把我关到深闺绣楼上，足不出户，天天念女儿经，夜夜思春。”

“你——”如云气结，说不出话来。

落葵不合群，是个孤僻的郁郁寡欢的孩子。

她没有快乐。

人群中，一眼望去，她特立独行。孤标傲世的一张脸，掩盖的是深深的自卑。

她庆幸人们发明了“校服”这样一件功德无量的事物。使她能够把自己的卑微、寒酸、屈辱尽可能藏在那件抹杀一切区别的校服里。就连寒暑假，只要出门，她也只穿校服。除了校服，她自己的衣服单调得可怜，区区几件T恤，都是白色，小圆领。裤子是运动裤，鞋也是运动鞋，当然不是潮牌，是那种最便宜的货色，小摊上或者超市打折买来，毫无版型可言。几件裙子倒是纯棉，可样式古老、肥大，穿上身就像二战时期的苏联老大妈。落葵碰都不想碰这些衣服。她不知道母亲为什么要如此变态地封杀她青春的全部欢愉。

她无法合群。

她无法融入喧腾的青春激流之中。

她没有电脑，没有游戏机，没有MP3，没有日本漫画，没有吃麦当劳和肯德基的零花钱，不喝可乐、雪碧、气泡水，她夏天的饮品就是蔡明小品里的“冰水”——凉白开。当然还有绿豆茶。可是，在那样一个花样年纪，谁会只喜欢绿豆茶呢？

初三那年，班里轉来一个从别的城市来“借读”的新同学，是个桀骜不驯的女生。不到半天的时间，校园里就有了关于她的种种流言。说她是个富二代、女魔头，劣迹昭彰，在原来的学校里人人避之不及。她逃课，组乐队，泡酒吧网吧迪厅，等等，总之是个“混社会”的江湖中人。最骇人听闻的一条，传说她曾自己给自己服药打胎。因为在原来的学校实在待不下去了，只好找了关系花钱来这个陌生的城市“借读”。这个新同学，大概早已习惯了被看作“异类”，所以毫不在乎身后的这些窃窃私语。她在班级里冷眼扫了几扫，心里就有了数。到下午，下课后，径直走到了落葵面前，有些蛮横地说：

“哎，同学！带我去下医务室。我划破手了。”

她手一伸，果然，掌心上有道小伤口。

落葵回答：“好，我带你去。”

一切，极其自然。落葵没有流露半点大惊小怪和害怕躲避的神情。似乎，她们是一对老熟人似的。或者说，她似乎正在期待着发生点什么。

从医务室出来，走到楼梯拐角，新同学一抬头，说：“靠，到处都是摄像头，一点干坏事的空间都不留，真不人道。”

“你想干点什么坏事？”落葵认真地问。

她们走上了楼梯，离开了摄像头的区域。新同学笑了：“其实也不想干什么，逗他们玩玩。”她说：“闲着也是闲着。”

落葵微笑了。

新同学说：“我叫于艳艳，你叫什么？”

“落葵，陈落葵。”落葵回答，“很拗口。”

“是挺吓人的，好有文化。”于艳艳说，“不过还挺好听。落葵是什么意思？”

“就是一种植物，草本植物，可入药、可做菜。你想知道它另外的叫法吗？”

“是什么？”

“豆腐菜。”落葵回答得一本正经。

“啊？陈豆腐。”于艳艳脱口就是一句。

“哈哈哈——”她们同时爆出一阵大笑。五岁之后，落葵还从来没有这样放肆地、解气地大笑过。她甚至笑出了眼泪。

爆笑过后，于艳艳望着她，说：“你不问我，刚才，为什么要来找你吗？”

落葵摇摇头：“不问。”

“为啥不问？”这下轮到于艳艳好奇。

“因为不问我也知道，”落葵回答，“我特别。”

“她们都太幼稚了。一群幼稚的傻X。”于艳艳这么说，“你不一样。陈落葵，你有一个老灵魂。”

听到这句话，落葵忽然别过头，用一只手捂住了脸。渐渐地，泪水从指缝中悄无声息地钻出来。世界变得宁静，所有的声音都远去了。夕阳在缓缓沉落，这辉煌的南方城市迎来了一个温情而慈悲的黄昏。鸽哨悠扬地从天空划过，如同佛塔上的风铃。落葵想，上天啊，感谢你，我有了一个朋友了。

她就在这一刻爱上了这个叫于艳艳的“问题少女”。

于艳艳叫她“豆腐，”落葵也给她起一外号“鱼头”。她俩合一起，就是一道美味，鱼头豆腐。

落葵想，命中注定，我们生来就该在一起。

落葵问于艳艳：“知道高山流水的故事吗？”

于艳艳说：“知道是知道，可我还想听你讲一遍。”

落葵就真的讲了，俞伯牙摔琴谢知音。一五一十，娓娓道来。原来她竟是很会讲故事的，只是，这世界上，从来没有过一个属于她的听众。而此刻，坐她对面的那个女孩儿，眼睛晶亮，一脸的沉浸和感动。她想，多么美好啊。

许久，于艳艳说：“我也会弹琴，不是古琴啊，是吉他，我有一把很贵的吉他，只是我谈得太LOW。”

第二天，于艳艳公然把吉他大摇大摆背到了学校。午休时，她们悄悄爬上了学校主楼“逸夫堂”的楼顶。阳光已是秋日的阳光，天空有一种辽阔无边的凄清和哀伤。于艳艳两手一撑，极其敏捷地坐到了八层楼顶围墙上，身后一无遮拦，背景是蓝天白云。落葵吓得不敢出声，捂住了嘴，心怦怦狂跳。于艳艳妩媚地一笑，右手在琴弦上潇洒地一拨，说，

“豆腐，我很久没摸琴了。昨天晚上，我想了几句话，自己瞎谱了曲，弹给你听听？”

落葵点点头。

于艳艳调弦，沉吟，凝神低头，正要开始弹奏，落葵打断了她。

“等等！”她喊。

落葵学着于艳艳的样，来到围墙边，双手一撑，没上去，又一撑，终于上去了。她一侧身坐下，定定神，一仰下巴，说：“好，你弹吧。”

于艳艳笑了。

“小心摔下去啊！”她说，“这样太不安全。”

“你呢？你这样安全？”

“我习惯了，常常这样胡闹，其实心里有谱。”于艳艳回答。

“我没谱，”落葵笑笑，“可我其实一直都想干没谱的事。比方说，你真的不小心摔下去了，我一定会跟着跳下去的。你信不？”

“我信。”于艳艳点点头。

“好，”落葵把两条腿抬起踩在了围墙上，曲起来，并拢，用两只手臂圈住它们，让自己坐得舒服：“你弹吧。”

她竟有一种跃跃欲试的悲壮感，想，假如，真的这么跳下去，也不错啊，一生中，总算有了一次自由飞翔。

于艳艳拨动了琴弦。

“我们是忧愁的孩子，姐姐——”她突然这样开了口，声音异常清澈，忧伤。

“可我们不知道为什么忧愁，

天空澄澈，阳光如此娇媚

可我们的心，总是被泪水浸没。

世界总是质问，姐姐

什么时候亏欠过你们？

至于我们的疼痛，永远不值一提

它们有个名字，叫少年不识愁滋味。

我们的脸很年轻，姐姐

却有一个黑如暗夜的老灵魂

没人为这样的事伤心，没人伤心

那是光明世界的盲点——”

她唱得很轻，声音如同云絮般干净洁白，徐徐地，飘向头顶辽阔无边的蓝天。极其简单的旋律，没有高深的技巧，可是异常动听。怀抱吉他弹唱时的于艳艳，和平时判若两人，不再是那个霸气、蛮横、浑身是刺，连摄像头也想挑衅，满嘴国骂的痞子女孩儿，她安静、严肃，就像在聆听某种遥远的神秘的声音，巨大的、无奈而深邃的忧伤笼罩了她，她原来竟然是这么美丽的一个少女。

她抬起头，笑笑，说：“好听吗？”

落葵眼睛里含着泪水。

“你把我唱哭了。”她说。

“这是写给你的，豆腐。”她望着落葵迷离的泪眼，说。

“我知道，”落葵点点头，“谢谢你，鱼头。”

落葵又说：“我会一辈子珍藏。”

她们相互凝望。阳光真好。她们金光灿灿坐在危墙之上。空气很香，是桂花的香味。世界只剩下了美好的东西：音乐、爱、满城的桂花树，和豆蔻年华。她们笑了。于艳艳就像看透了落葵的内心似的，说：

“豆腐，答应我，你要好好活着，要是你死了，我就得像俞伯牙一样把我的吉他摔了。我可真舍不得。”

仅仅一个学期之后，于艳艳就又转走了。

先是班主任李老师出马，和落葵谈话：

“陈落葵！你不要受于艳艳的影响。”班主任十分严肃：“她一个借讀生，混日子的，不要被她带坏。你是个单纯老实的孩子，学习也好，你看班里，谁理她？大家都在为中考拼命，这么关键的时候，你倒好，天天和她混在一起，如胶似漆，还有闲工夫弹吉他唱歌？你还要不要上重点高中了？你能跟她比吗？她考好考砸，横竖有钱，大不了送出国去念书，你呢？你有混的资本吗？”

她垂头不语。

班主任叹了口气，她其实是真心惋惜这孩子的。

“别的同学也就罢了，你不一样。你家教一向很好，你母亲对你无论哪方面期望都那么高，她一个人带大你，千辛万苦的，多不容易！她要是知道你和这种有劣迹的孩子混到了一起，还不得气死？你要是考不上好高中，怎么对得起你妈妈？”

要是不提母亲，落葵也就忍了。用母亲来镇压她，让落葵刹那间愤怒了。

“收一个有劣迹的学生来借读的，不是我，”落葵一字一句清晰而安静地回答，“我只知道，于艳艳是和我一样穿同样校服的同学，别的我一概不知道 。我没看出她有哪点不好，我倒觉得她光明磊落。同学之间要团结友爱，老师您不是一向这样教育我们的吗？”

落葵就这样无可挽回地把事情搞砸了。

结果自然是，如云知道了于艳艳的存在。

如云不是生气，不是愤怒。她恐惧。她恐惧她所有的努力将付之东流。她的孩子，她的女儿，将被罪恶的欲望，将被贪婪、虚荣，将被永不餍足的深渊所吞没。仿佛，这个叫于艳艳的孩子，就是这一切的先兆。这天晚上，于艳艳下了晚自习回家的时候，在自家楼门口，被一个女人迎头堵住了。

“你是于艳艳吧？”女人问，声音安静、轻柔。

“你是谁？”于艳艳反问。

“我是陈落葵的妈妈。”如云回答。

“哦，阿姨——”于艳艳有点慌乱，“您、您找我有事？”

话一出口，于艳艳就知道自己问了一个愚蠢的问题。她静默了。

如云借着路灯打量着这个孩子。和这学校的所有学生一样，她素颜，穿校服，留本色短发。但她的短发暗藏机锋，出自美发店名师之手。这样的美发师，托尼或者杰瑞，他们使用的剪刀，都不同凡响，出身名门，动辄几万元。劳这剪刀的大驾剪一次头发，价格恐怕是如云和落葵一个月的生活费。

“于艳艳，我想拜托你件事，”如云这么说，“可我很难开口。”

于艳艳笑笑，说：“您是想说，让我离你家落葵远点，对吧？”

“对，”如云回答，“你们老师找过我了。抱歉，于艳艳。”

“您真客气，阿姨。”于艳艳又微微一笑，“您，了解我吗？”

“不了解，”如云摇摇头，“可我知道一点，你和落葵，和我们，不是一个世界里的人。不说别的，就说你的头发，你剪一次头发的费用，大概是我们一个月的伙食费。你那个世界太昂贵，我只想让落葵活在我们自己朴素的世界里。我不想让她对生活有不切实际的妄念。”如云安静、从容、真诚地这么说：“那会让她很痛苦，甚至一辈子都过不安宁。于艳艳，你们还小，不懂这个，我是过来人。”

如云的坦诚，让于艳艳意外。沉默一会儿，她说：

“阿姨，我想让您知道，我干过很多过分的事，可我不是坏人。”

如云回答：“孩子，我没说你坏。”

这一句“孩子”，让于艳艳鼻子一酸。

“我没说你坏，我也不是偏听偏信你们老师的话和那些流言。我只是以一个母亲的身份，在恳求你的帮助。”如云说。

“您认定我，一定会给落葵带来痛苦？您怎么那么肯定？”

“不是你，是你生活的那个世界。那个世界会让她困扰、心乱、浮华，”如云这么回答，“那个世界会让她不幸。”

“这些话，您跟落葵说过吗？”

“没有。我想先和你谈谈。”如云坦诚地摇摇头，“你也知道吧？落葵是个死心眼。”

于艳艳懂了。

“好吧，阿姨，”于艳艳伤心地笑笑，“我答应你，我会离开落葵。不过不是您说的那个理由。”她深深地望着如云的眼睛，说：“我和您的女儿，我们一直有个自己的世界，那个世界的美好，您不懂，也进不去……可是我不能让落葵为难，从今天起，她夹在您和我之间，她一定会非常非常为难……我会离开她，我说到做到，再见！”她果决地朝楼门口走去，不回头，拖着长长的孤独的影子。

按密码的时候，她的手微微抖动，熟悉的号码，竟按错了。她站在紧闭的楼门口，一时竟不知道自己身在何处。

风吹过。风中竟然还有晚桂的香气。十二月的风，应该是冬天的风了。可这个比南方更南的城市没有冬天。

有人忽然搂住了她。

是如云。

如云不忍地走上来，轻轻地搂住了于艳艳。她搂着这个被她伤害的孩子，满心的歉意。“对不起。”她轻轻说，“孩子，对不起。”

她知道这很残忍。

于艳艳的泪水夺眶而出。

第二天，于艳艳就从班里消失了。

一天、两天、四天、五天……一直到放寒假，她都没有出现。

后来，就传来了消息，她去新加坡上学了。

于艳艳家，本就不在这个城市。她从外省家乡到这个城市“借读”，父亲为她在学校旁边租了套公寓，只有一个带大她的阿姨陪同她住在这个城市里。但现在，公寓人去屋空。

她又一次逃离，越逃越远。

逃离故乡。逃离故国。

她没有向落葵告别。她没有一个字留给她的朋友。她消失得如此彻底，就像一缕烟，风一吹，无影无踪。落葵无数次独自偷偷走上逸夫堂的楼顶，坐在高高的围墙上，望着天空，望着远处的世界，想，真的有过一个鱼头吗？鱼头和豆腐。那真像一个梦。那是一段多么快乐的时光。她一生中最快乐的日子，金子般的时光啊。可是被毁掉了。她知道毁掉它的是谁。老师，她不恨。可她恨廖如云。

廖如云毁掉了落葵对这世界的爱。

鱼头，于艳艳，是十五岁的孩子爱这世界的唯一理由。这个孤独、孤僻、阴郁的孩子，爱于艳艳，就像她對世界的初恋。那是她的晴空，她的阳光，她鲜花盛开的原野，她的江河湖海，她的自由，她的信念与信仰。这一切，都被那个叫作“母亲”的人毁灭了。

如云从没有和落葵说起过“于艳艳”这三个字。没有说过曾发生过什么。她缄默不语。正因为如此，落葵才确切无疑地相信，能够使于艳艳彻底消失的人，非她莫属。她太了解这个可怕的女人，只是她不太清楚这个女人用了什么手段和计谋。那一定是残忍和冷酷的。她不敢设想那是什么，不敢设想朋友经历了怎样的残忍和伤害。那比死还可怕。

死很容易。

坐在高高的围墙上，无遮无拦，闭上眼，伸展双臂，纵身一跃，管它飞往天空还是坠向大地。无数次，落葵这样幸福地想象。想象这样飞翔着消失。好，你让鱼头消失，那就让豆腐也消失吧。妈妈，你以为，只有别人家的孩子会消失吗？

可每每当她闭上眼睛，伸展双臂的时候，一个声音，远远地，会从空中传来，从万里无云的碧空之中，千山万水地传来。声音说：

“豆腐，答应我，你要好好活着。要是你死了，我就得像俞伯牙一样把吉他摔了，我可真舍不得……”

眼泪流下来，汹涌澎湃，就像身体里流着一条大江大河。落葵对着天空说道：

“鱼头，你也要好好活着……”

从此，落葵的学习就像开了挂。她用功到自虐的程度。深更半夜，有时鼻血会一滴滴，滴到作业本上。那种刺目的猩红，让落葵有种畅快感。她告诉自己，一定要考上好高中，考上好大学。远方的、遥远的大学，离开这里，离开那个叫作母亲的女人。

然后，跋山涉水，去找她的鱼头。

二、如云

母亲去世大约三个月之后，有一天，一个陌生的男人敲开了落葵家的房门。

来人三十多岁，戴眼镜，文质彬彬，说北方口音的普通话。

“请问，这里是廖如云的家吗？”

“是。”落葵疑惑地点点头。除了母亲几个多年的老同事，几乎没有任何人，来找过母亲。母亲一生鲜少交际。退休后，就更加不爱结识不相干的人。

“可我母亲，现在，不住这里了。”落葵对陌生人这样说。

“我知道，”来人回答，“姑姑不在了。我想来祭拜祭拜——”

“姑姑？”落葵目瞪口呆，半晌，才说：“姑姑是谁啊？谁是你姑姑？”

落葵听母亲说过，他们北方的亲人、亲戚，一个都不在了，没有了。母亲本就是独生女，姥爷英年早逝，留下姥姥自己，所以当年母亲留下自己也是为了给姥姥做伴。姥姥去世后，母亲就没有了娘家。而父亲这边，更是干净利落，因为，父亲是在福利院长大的孤儿。

落葵觉得遇到了骗子。

她沉下了脸：“不好意思，先生，你找错人家了。我母亲从来也没有过侄子。我家没亲戚。”

“哦，对不起！”来人推推眼镜，“是我没说清楚，姑姑不是我亲姑姑，是她让我这么叫她。我叫周明德，是她一直资助的贫困生。”他边说边从上衣口袋里掏出身份证，“你看，这是我身份证。”

“落葵啊，酒窝妈妈，”家政阿姨大概是听出了蹊跷，这时忍不住在身后叫了一声，说，“请客人进来说话吧。”

落葵闪身，让这个扔炸弹的人进来。他真的是扔了一颗炸弹，把落葵炸得晕头转向。

“你是说，我母亲一直在资助你？”落葵等那个周明德一落座就迫不及待地问，“我母亲，廖如云？您真的没搞错？廖承志的廖，如果的如，云朵的云？”

“落葵，”周明德惶恐地笑笑，“你是落葵妹妹吧？姑姑说，你只比我小十个月。”

落葵惊得半天合不上嘴。

看来是真的了，她想。可是怎么可能，吝啬的、一瓶可乐都不舍得买给幼年落葵喝的母亲，居然是个爱心人士，热心资助贫困青年。真是活久见！莫非是人老了，又做了外婆，变柔软了，想给小酒窝积福吗？

阿姨端来了一杯茶，放到客人面前，对失魂落魄的落葵说：

“酒窝妈妈，你也坐下，慢慢说。”

落葵坐下了。

“周先生，”她叫了一声，“我妈是从什么时候开始资助你的？”

周明德说：“从我一岁那年开始，一直到我研究生毕业。”

“多大？”落葵以为听错了。

“一岁。”周明德说，“一岁那年，我父母双双出了车祸，去世了。我是爷爷奶奶带大的，我爷爷是个残疾人，双目失明，家里很困难。从那时起，姑姑就开始资助我们家了。”

落葵转过脸，问家政阿姨：“赵姐，你听清了吗？是我耳朵有问题？他说的是几岁？”

“一岁，”赵姐回答，“酒窝妈妈，你没听错。”

周明德低头，从随身携带的包里，掏出一个本子，一个古老的小学生的作业本，印刷粗糙，纸张早已发黄。周明德小心翼翼地，把这个本子放到了茶几上，说：“落葵妹妹，这里面，记录了姑姑给我们的所有的钱，以前，是我奶奶一笔一笔地记，后来，我上学后，就是我记。我奶奶说，一分一毛也要记清楚，记的不是钱，是姑姑的恩义。”周明德顿了一顿，把一只手搁在本子上，神情变得庄重：“总共是，三十六万八千六百元。”

“多少？”

“三十六万八千六百元。”周明德回答。

落葵蒙了。耳朵嗡嗡响。一个声音像蜜蜂一样在她耳洞里呼扇着翅膀，“这不可能，不可能，不可能……”落葵从粗糙的、发黄的旧抄本上抬起眼睛，望着周明德，望着这个从天而降的炸弹，眼睛呆滞，说不出话。

“我研究生毕业后，进了一家国企大公司，我对姑姑说，等我有能力了，我会把姑姑资助我、资助我们家的钱，还给姑姑。可我说了这句话，姑姑就不再联系我了。”周明德望着落葵，神情失落，“以前，和姑姑联系，写信，都是寄到姑姑的单位。姑姑没给过我家里的地址，没给过我电话和手机号码。我给她写信，她不再回复。很快我被派驻到了南美，洪都拉斯，那里有我们公司的一个大项目。我年轻，爷爷奶奶也已去世，没有家庭负担，在那边，一待就是五年。”

落葵渐渐听见了周明德的话。

“这五年，一点也没有姑姑的消息，她就像是在人间蒸发了。”周明德继续说，“我不甘心。上个月我才回到国内，安顿下来后，就申请了带薪休假，来到了这里，从小，我把这里叫作姑姑的城市。我就不说我是怎么才好不容易找到家里地址的了，可我还是来晚了……”周明德眼睛突然红了，“落葵，莫非，姑姑是在躲我，才走得这么急吗？”

他说不下去了。

那天，落葵留这个哥哥吃了午饭，然后，开车带他去了母亲安息的地方——“永安公墓”。

周明德买了鲜花和水果。一路沉默不语。

看到母亲黑色的、朴素的大理石墓碑，看到上面刻着的字迹：慈母廖如云之墓。周明德泪如雨下，扑通一声，跪下了。

“姑姑，我来了——我们见面了！”

他匍匐在地上，哭得撕心裂肺。

原来，这世上，有一个人，会为了这个叫廖如云的人离去，如此的伤心欲绝。落葵这样想。妈，有人竟为你这样的伤心……在母亲那个简单冷寂的葬礼上，落葵没有像别人家的孝子那样号啕，从国外匆匆赶来奔丧的丈夫，酒窝的爸爸，自然更没有。酒窝缺席了，因为落葵没有能力给她解释“死”是怎样一件事情。现在，此刻，母亲等来了一场伤心欲绝的痛哭，千里万里跋山涉水追寻来的、大江大河般的痛哭。落葵眼睛湿了。

“姑姑，姑姑，你为什么要躲我啊——”周明德用拳头咚咚咚捶着地面：“你为什么要躲我？”他喊。

那就像一个天问。

当天晚上，如云把自己关在房里，翻开了周明德留下的抄本，翻开了一段岁月。

最早的记录是，1988年。11月。500元。

1988年，落葵刚刚出生。如云刚刚南下吧？落葵不记得母亲南下的具体时间。但她听姥姥说过，母亲原先在省城一家大厂矿医院上班，工厂倒闭，医院裁员，母亲下了岗。那时父亲病故了，母亲就把落葵送回了小城姥姥那里，自己去了南方。

可是，在那样一种境况下，丈夫病逝，自己下岗，孩子嗷嗷待哺，怎么会有余钱，来做善事，普济众生？

也常听说，早先，一个大学毕业生的工資，是56元人民币。就算是1988年，有所增长，就算到了南方，工资高于北方，可是，500元，也绝不是一个小数目啊。

这个小小的账本，开篇，就是疑问，就是一个不解之谜。

500元一年，这样一个标准，持续到了1994年。从这一年开始，每年，一次性地，寄往周明德家的钱，变成了1200元。也就是说，每月补贴100元。这一年，应该是周明德上小学的时间。

六年后，2000年，从这个新世纪开始，每年，寄往那里的钱，变成了12000元。平均每月1000元，大幅度增长。想来，是周明德升入了中学。也因为母亲的收入在增长，还因为通货膨胀。这之前，她们按揭买下了小小一套新房，母亲郑重地对落葵说：“葵，以后月月要还房贷，我们要节约了啊。”

2003年之后，这个数字演变成为，每月2000元，一年就是，24000元。这一项后面，周明德自己在本子上作了备注：考上了省重点——县一中。寄宿。

2006年，这一年开始，每一年，记录显示，寄给周明德的钱，是30000元。他在那一年，考取了北京航空航天大学。这个数字，维持了七年。四年本科，三年的研究生。

除此而外，还有一些特别的记录，某一年，收到7000元，用来支付了爷爷的住院费;某一年，收到5000元，因为窑洞倒塌，用来重砌砖窑。等等。

一笔一笔，一年一年，清清楚楚，共计368600元。

巨大的糊涂。巨大的疑窦。

落葵终于相信，母亲有一个秘密。母亲身怀着一个巨大的秘密，她把它带进了坟墓。

她想起那个葬礼之前的雨夜，母亲风雨兼程而来，只为了嘱托她一句话：“葵，别把我送回老家，别让我和他合葬。”就是因为这句话，落葵才决定买下那块墓地，让母亲永远地留在了异乡。

她拒绝落叶归根。

她也很少提父亲。小时候，每当落葵问起父亲，她的回答总是非常简单，说爸爸在落葵出生前就去世了。落葵是遗腹子。

“爸爸怎么去世的？”

“生病。”

“什么病？”

“癌。肝癌。”

只有一次，大约是在落葵七八岁的时候，因为填写一个什么表格，落葵忽然问母亲：

“爸爸长什么样？”

“很帅，很英俊。”

“给我看看他的照片。”

“没了，”母亲回答，“搬家时，丢了一个重要的箱子，照片都在里面。”

“那你会忘记他长什么样的吧。”

“不会，他在我心里。”

“你还会结婚吗？”落葵有点担心。

“不会了。”母亲说，“他在我心里，谁都进不来了。”

大一些，稍稍懂事后，落葵就不再问这些问题了。她也不再提父亲，她早已习惯了没有父亲的世界。而母亲，也真的没有再婚。当然，随着年龄的增长，她也并不完全相信母亲的守寡是因为对父亲的怀念，而是觉得，母亲那样一个冷淡、寡情、古板、吝啬、无趣、永远站在道德高地的女人，谁会愿意和这样的女人共度一生？

但现在，此刻，落葵知道，她并不了解这个叫廖如云的人，这个生养了她的女人。她隐入了黑色的大雾之中，越隐越深。落葵不再看得清她的脸、她的五官、她的肉身，更看不清她的心和灵魂。

她是谁？

落葵开始了她的寻找。寻找证据。

寻找那个隐身的廖如云。

高考那年，报志愿，落葵以恩断义绝的、自杀式的悲壮选择了她的去向，每一个志愿都指向远方：北京、天津、大连……当她一笔一画写出这些遥远的地名时，心里涌起一种报复的快感。可是——命运似乎永远有个“可是”等在那里，就在高考第一天，巨大的、难以承受的压力和紧张，使她突发了神经性腹泻。在考场上，腹部突然剧痛如绞，要拉肚子，考卷只做了一半就被迫交卷。幸亏，之前在老师的要求下，她极不情愿地填写了“服从调配”，最终，被本城的一所大学录取。

她没有选择复读。

她没有勇气再经历一次噩梦。

她拼命读书。寄希望于考研，读博。考出去。目标明确无疑。生活在别处。她对自己说，陈落葵，你的生活在别处。这不是一句形容，是生死攸关的现实。四年，1460天，她倒计时，过一天，在日历上划掉一天。可是，又是可是——大四那年，母亲在一天深夜突发心梗。幸亏，母亲自己是护士，而发病那天，恰好又是她在医院值夜班，抢救得很及时，做了心脏搭桥手术。母亲从ICU出来后，落葵就改报了本校的研究生了。

她没有选择。

她不能把有心脏疾患的母亲独自留在这孤城。

母亲就是她的沼泽地，无论她怎样挣扎，也没有办法从她那里拔出深陷的双脚。

她木然。

研究生录取通知到达那天，半夜里，落葵起夜，发现母亲盘腿坐在客厅沙发里，在抽一支香烟。她惊愕不已。她从不知道母亲竟然会抽烟。看见她，母亲怔了一怔，默默掐灭了烟头。她们无言对视了一会儿，母亲忽然说：

“葵，我拖累你了。”

落葵心软了。她想，母亲老了。

她忽然觉得自己没有了敌人。一场如此漫长的战争，却没有胜负。敌人不等她去战胜，自己倒下了。没有了敌人，她不知道生活还有什么意义。

她觉得很荒诞。

她累了，筋疲力尽。她不再需要拼命，不再需要像打仗一样地学习。她很茫然、懒散，一切都让她厌倦和木然。一度，她甚至想放弃研究生的学业，直到她碰到了何凉，那个后来成为她丈夫的男人。

那是在学校餐厅里，有一天，她正独自坐在角落里吃饭，一个人端着餐盘走过来，站在她面前，说：

“你是陈落葵吧？”

她惊愕地抬起头，看见了一个陌生的、高大帅气的男生，干净、明亮，有高耸的鼻梁和深棕色的眼睛，居高临下，俯瞰着她。

她点点头，说：“是。”

他笑了，說：“你不认识我了？我是何凉，咱们是初中同学。”

初中，多么遥远的记忆啊。她想。初中的同学，她和他们从来没有瓜葛和联系，也从不牵挂和想念。除了一个人。唯一的一个。

何凉不等邀请，就坐在了她对面。她敷衍地和他聊了几句。知道他大学是在外地上的，考研才又考回了这个城市。他们不是一个专业。

“陈落葵，你还记得于艳艳吗？”何凉突如其来地问了这么一句，“你和她还有联系吗？”

这个名字，这个镂刻在落葵生命中的名字，让她猝不及防。岁月扑面而来，像大风一样堵住了她的嘴。

“你不记得于艳艳了？”何凉很惊异。

“记得。”落葵点点头，说，“我怎么会不记得？”她疲倦地笑笑：“可我不知道她在哪里，我们没有联系。”

“哦——”何凉有些失望地望着落葵，“我还以为，你有她的消息呢，那时候，你们俩那么好，形影不离。”他笑笑：“你知道吗陈落葵，当年我好羡慕你，觉得你好勇敢，公然敢和于艳艳做朋友，特立独行。”

这话，让落葵深感意外。她从没想到有人会羡慕那个丑小鸭似的自己，而且是这样一个理由。

“你可能不知道，”何凉笑着，他洁白的牙齿晃了一下，面对着落葵的眼睛，“于艳艳，她是我此生第一个梦中情人，暗恋的对象。好笑吧？”

“不，”落葵摇摇头，“我还以为，她只对我一个人有意义，原来不是。”她望着那个耀眼的男生，说：“何凉，原来我们是情敌。于艳艳，她是我对这个世界的初恋。”

他们就这样，重新认识，相遇，渐渐走到了一起。当他们终于成为恋人时，落葵望着天空，在心里说：“鱼头，谢谢你，谢谢你给了我一个何凉。”

那一刻，天空绚烂，晚霞似锦。

她第一次看到了这南方城市的美，被这美感动。

她试着和母亲和解，试着像一个普通的女儿那样，和母亲相处，尽管她心里和母亲不亲。

是在有了小酒窝以后，落葵才惊愕地看到了母亲的巨变。那个坚硬的女人神奇地柔软下来，蜕变成了一个真正的姥姥。像天下所有的姥姥一样，在酒窝的生命里，只负责一件事：爱与慈祥。

可这显然并不是母亲的全部。

落葵结婚时，搬出旧屋，曾留母亲一个人独居。后来，有了酒窝，而何凉又被公司派驻到了国外，于是，母亲就搬来了和她们同住，帮落葵带酒窝，不辞劳苦，从早忙到晚，乐此不疲。她们的旧屋，母亲早已租了出去。所以，母亲不会把重要的东西存放在旧屋里。

那就只能带在身边了。

落葵走进母亲的房间。翻箱倒柜。

没什么可翻的。寥寥的衣物，挂不满衣柜。随身常用的布质手袋，里层拉链里装着她的老年证，可以免费乘坐公交车。一只从老屋带出来的旧皮箱，里面收纳了她所有重要的东西：户口簿、旧屋房产证、身份证、退休证、社保卡，几张银行定期存单，数目都不大，还有两个银行卡，也都是普通的储蓄卡。一本薄薄的相册，里面保存的，全部都是落葵来到这个南方之城后的照片：她的小学、中学毕业的集体照，大学毕业戴学士帽的单人照，还有几张她们母女的合影：在海边、在公园……是她们母女仅有的几次出游。照片上的落葵，无论在群体中还是独自，从来不笑，眼神严肃、忧郁。而母亲也是不笑的，面对镜头，有一种莫名的紧张感。

没有从前。没有北方。没有过往。北方的一切，一丝一缕，都不存在，毁尸灭迹。似乎，母亲在这里、在南方，开天辟地重生了一次。

皮箱里，装着她全部的南方。朴素、清简到极致的南方。

没有一条金银项链，没有戒指，没有人人都有的各种手镯、手链，贵的没有，便宜的也没有。母亲的生活里，没有一样多余的东西，没有丝毫的装饰。在南方滔天的欲望之海里，母亲消灭了自己的欲望。

落葵骇异，又悲伤。

她不甘心。突然发现皮箱一侧有个隐秘的小兜。她伸手进去，摸出一个小小的锦袋，通常装首饰的那种小锦袋。她拉开拉链，一掏，掏出一个绵纸包的小包，打开，是一缕头发，柔软的一小缕，用红丝线整齐地缠绕。纸包里面有几个字迹，写着：小落葵的胎毛。

落葵捂住了嘴。

原来，母亲还是携带了一样东西，从她要毁灭的历史中，携带出了唯一一样东西。

落葵眼睛湿了。

深夜，落葵睡不着，一点一点回想。

突然想到了手机。

母亲出事时，走得匆忙，只拿了一只手机出门去菜市场。她倒下时，手机奇迹般地没有损坏，被母亲紧紧攥在了手里。救护车赶到后，医生就是用母亲自己的手机拨通了落葵的电话。

后来，是交警把手机还给了落葵。

落葵跳下床，跑到梳妆台前，在自己的首饰盒里，拿出了母亲的手机。按照习俗，葬礼之后，殡仪馆有一个仪式，要把逝者随身的东西，日常用的物品，烧掉。落葵不解其意，入乡随俗，烧掉了母亲出事那天的衣服，她正在看的一本书，还有她的老花镜。手机是葬礼之后还给她的。所以，幸存了下来。

三个月没开机，早已经耗尽了电量。落葵用自己的华为充电器为它快速充电。十几分钟后，落葵迫不及待地试着开机。

打开了。屏幕上出现了酒窝灿烂的笑脸。

母亲没有为手机设置密码。

手机联系人、通讯录，一共没有几个。除了家人，其余的，落葵也全都知道他们的出处。都是母亲的同事，几个老姐妹。还有就是必要的生活号码，比如，小区物业、酒窝幼儿园;比如，豆腐张、鸡蛋刘、修理赵师傅，等等。豆腐张、鸡蛋刘，想来是母亲常买人家的豆腐和鸡蛋。来历清楚明白。微信朋友圈，也只有这些人组成。

落葵又去查来电显示。

有三个未接来电。时间显示，正是母亲出事当天。一个，是落葵打给母亲的，她奇怪母亲买一把韭菜怎么走这么久？还有两个，是同一个号码，一个在傍晚，另一个在深夜。

号码下面显示的区域，是北方槐城。

落葵心跳了几跳。

她看看时间，已经是凌晨一点。这个时间，给一个陌生人打电话太不合适了。可要让她等六七个小时，等到天亮，无疑是一种煎熬。她想，对方给母亲打电话，不也是在午夜时分吗？不管了，世界上，有比礼貌更重要的事。

她定定心，把电话拨了回去。

响铃了。铃声是一首戏歌，《梨花颂》。

“梨花开，春待雨;

梨花落，春入泥——”

只唱了这两句，就听见那边一个急切的人声接起了电话：“喂，如云？”

一个女声，听上去不年轻了：“如云，怎么回事？你怎么不接我电话？”

“我不是如云。”落葵努力让自己的声音平静，“我是如云的女儿。”

对方静默了。落葵觉得自己能听到那边心跳的声音。

“你是落葵，对吧？”那边的人说话了，“落葵，如云怎么了？她出什么事了吗？”

“她不在了。”落葵说。

“不在了？”对方诧异之极，“去哪儿了？”但忽然之间猛醒过来：“你是说，如云没了？”

“對，没了。”落葵回答。

“怎么没的？”

“车祸。”

“车祸？”那边脱口叫出来，“又是车祸？”

又是车祸？落葵想，为什么说又是车祸？落葵听到那边压抑不住的抽泣。她等她平静。窗外，隐约听见夜航的飞机从城市的上空飞过。落葵一直觉得，夜航的飞机永远给人一种孤独的漂泊感，就像未知的、无助的命运。

“我其实有预感，”过了一会儿，对方开了口，一听就知道是哭过了，“是六月的事吧？那几天，我心慌，所以才给她打电话。”

“对不起，”落葵这样回答，“我能知道您是谁吗？我应该称呼您什么？”

“你叫我姨就行，叫我巧明姨吧。”

“巧明姨，”落葵这样叫了一声，忽然涌上来巨大的悲痛，“我从来不知道您的存在。”她说：“您知道我，我对您一无所知。”

“可你还是找到我了，孩子。”巧明姨说，“是你妈，是你妈让你找到我了。从前，在榆城，我和你妈，亲如姐妹，她知道你一定有事要来问我……”这个叫巧明的女人哽咽了。

“我能去找您吗？”落葵问，“我想见您。”

九月，是北方槐城最美好的季节。天空碧蓝如洗，阳光澄澈，有浩大而宁静的秋意。白杨树、银杏树的叶子开始变黄，大地丰收，万物都有一种缠绵和惜别之情。一条河穿城而过，波光粼粼，那是流向黄河的支流。对这个据说是她出生的城市，落葵毫无记忆，她也几乎从没听母亲提起过它。她不知道，秋天的槐城，如此端庄、从容，有清寂的明媚，那是她生活的南方所没有的美。

她知道自己是北方的植物。被移栽到南方，经历了长期的水土不服。现在，她来了。

乍一看，巧明姨比母亲如云年轻十岁不止，不像是一代人。巧明姨豪爽、热情、鲜艳，风姿绰约，一望而知，年轻时，一定是个俊朗的北方美人。

她双手握住了落葵的手，凝视着她的脸：“是如云的孩子，像她，”巧明说，“不过还是没有你妈年轻时好看。”

“我妈？好看？”落葵觉得不可思议。她们说的，是同一个人吗？

巧明深深叹口气：“可怜的如云啊，”她眼圈一红，“我不知道她后来变成了什么样，你的母亲廖如云，曾经，是榆城之花。”

落葵惊住了。

三、榆城之花——巧明讲的故事

我和如云，都是榆城人。

榆城是座小城，也是座古城。我们两家都住在古城一条小街里，青石板铺路，两边有店铺。小街中间，有古老的市楼，也叫旗亭。穿过市楼，走到尽头，一拐，就是旧时的城隍庙。只不过，等到我们记事时，城隍庙里早已不再供城隍，变成了小学校。

我和如云，都是城隍庙小学校的学生。

我家兄弟姊妹五人，孩子多。我老三，夹在中间，姥姥不疼舅舅不爱。如云是独生女，她前面曾经有过两个哥哥，都在一岁左右时夭折，就她命大，活了下来。你姥爷姥姥看她，如珠如宝。你姥姥姥爷那时都有工作，你姥爷是供销公司的会计，你姥姥是售货员，在一家布店里卖布。双职工家庭，家境不错，如云自然就被他们养娇了。

那年月，细粮、肉、蛋、油、白糖、布匹，甚至肥皂和火柴，样样都要凭票证供应。细粮稀缺，在榆城，通常人家，常常做两样饭。家里的顶梁柱，上班挣钱的父亲吃细粮，其余的成员吃杂粮多一些。如云家里，也做两样饭，不过吃细粮的是如云，而父母则吃杂粮。榆城人爱吃面食，如云的碗里，永远是白面的削面、拉面、剔尖、手擀面，而你姥姥姥爷，则是吃掺了榆皮面的玉茭面，或者高粱面抿尖、擦尖、包皮面之类。如云的嘴，养得很挑剔，不吃肥肉，不吃葱，不吃白萝卜，不吃切得粗的面条，她说傻不愣登的大粗面条，她咽不下去。

你姥姥有双巧手，家里有缝纫机，年年都会给如云做新衣服穿。她在布店上班，近水楼台，有好看的布料总能先买到。手里还有一本上海出的缝纫图书，可照着样子裁剪。所以如云的衣服，和榆城其他孩子的比起来，要洋气许多。

她被娇养着，长成一朵花。走在榆城的老街上，鹤立鸡群。

她习惯了这样被人瞩目。

我和她，从小，形影不离，同出同入。我常年穿姐姐的旧衣服，衣服上总少不了补丁。可我不在意。一来，我没心眼儿，不懂得妒忌;二来，谁没有穿过打补丁的衣服呢？物资匮乏，人人都穷。还有就是，艰苦朴素，是我们那个时代的风尚。

但是如云在意。

如云不止一次问我：“巧明，你总穿你姐的旧衣服，不委屈呀？”

“委屈啥？”我回答，“谁让我是老三啊？我妈说，新老大，旧老二，缝缝补补是老三，我赶上了呀。”我跟她开玩笑，说：“我穿补丁衣服，你觉得丢人是不是？那我以后不和你走一块儿不就行了？”

“你敢！”如云朝我瞪眼。

那一年，学校歌咏比赛，要求穿白衬衫蓝裤子。我朗诵，如云领唱，我俩都站前排。我的蓝裤子，前前后后都有补丁不说，还吊着脚，短了一大截，很不像样，老师说“巧明你上台那天借一条裤子吧”。

那天我第一次介意了。十几岁的女孩儿，张口问人借裤子，毕竟难为情，也非常为难。我到哪里去借裤子呢？歌咏比赛，同学们人人都要穿蓝裤子，谁有多余的裤子借给我？只有如云，可她比我瘦小，她的裤子我借了也没法穿。

我很发愁。

如云劝我：“车到山前必有路，包我身上。”

两天后，如云拉我到她家里。炕上有一条簇新的学生蓝布裤，叠得平平整整，满屋飘散着新布特有的那种气味。

“穿上试试。”如云说。

我穿上身，哎呀，正合适，长短肥瘦，都刚刚好。如云叫起来，说：“妈，你真厉害，你的眼睛真就是一把尺子！”

你姥姥说：“衣不加寸，可还要长个子呢。我在里边都留了余地，等瘦了短了，我都能给放出来，能多穿两年。”

我晕了。

“姨，这是……给我做的？”

“傻孩子，不是给你是给谁？如云回来对我说，她今年不要新衣服了，要把布票省出來，给你做裤子。”你姥姥这么说。

我扭头看如云，她朝我笑笑，说：

“姐，我不想让你借别人的裤子上台。”

我眼睛湿了。“姨，”我叫了一声，“长这么大，我还没穿过新裤子呢……”

那个年月啊，一条裤子，抵千金万金。不是钱，是人心。我和你妈，这么多年，风风雨雨，不管她干过什么过分的事，我都恨不起她来。在我心里，她总是那个对我说，“姐，我不想让你借别人的裤子上台”的那个女孩儿、那个妹妹。

其实，有好多事情，小时候，还是能看出端倪的。

初中，我俩还是同学。那时候不考试，就近分配入学，我俩自然被分配到了同一所中学：榆城一中。幸运的是还分在了同一个班。我们班上，有一个女生，北京人，是跟着下放的父母来到了榆城。她的气质、气息、穿着打扮，一看，就和我们这些小城姑娘迥然不同。那年，不知为什么夏天出奇的长，九月，这个北京姑娘穿一件白衬衫，军绿的裤子，在人群中亭亭玉立，像一棵玉兰树。那白衬衫的面料，叫的确良，是我们榆城买不到的。

一件的确良衬衫，分开了她和我们。就像巴尔扎克小说里描写的，分出了巴黎和外省。

如云不去上学了。她请了病假。

我知道她没病，可她就是不去上学。

姨来找我了，就是你姥姥。姨对我说，“巧明，咋办？如云说了，没有的确良衬衫，她永辈子不去上学。”

我说：“那能托人去槐城买一件吗？”

槐城，就是省城，一个大地方，离我们榆城六十多公里。去槐城办事的人，还好找一些。

“不行呀，”姨发愁地蹙起眉头，“如云说了，一定要去上海买才行，别的地方买来她也不穿。这个死妮子，真是要人命！你知道谁认识跑上海的列车员？或者，有没有人去上海出差？”

我明白了。如云要借上海，来压北京。上海，在那时候国人的心目中，是洋气、高端、时髦、时尚的代名词。

十几天后，的确良衬衫总算买到了。姨四处托人，绕了七七四十九个弯儿，找到了一个跑上海的列车员，给如云捎回一件襯衫：素净的天青色，微微掐腰，小尖领，白色有机玻璃扣。第二天，如云的病就好了，穿着她的新衣，去了学校，神清气爽，眉目如画，清新如雨后的天空。

她必须是被瞩目的那一个。她习惯了这个。

她虚荣。

那时候我就知道了这一点。

不久，我和如云，我俩都进了学校的宣传队。那时候，一个好的宣传队，堪比一个小文工团。榆城一中的宣传队就是这样，有阵容强大的乐队，有歌队和舞队，等等。我们排了舞剧《红色娘子军》中的一场：《长青指路》。演吴清华的，自然非如云莫属。我属于歌队，唱歌。我唱独唱，唱《沁园春·雪》，也唱京剧选段，《红灯记》里李奶奶的唱段，《沙家浜》里沙奶奶的唱段，都是老旦的唱腔。

学校为如云搞来了一双红色的芭蕾鞋，不久，如云就能穿上这双鞋，在关键时刻，做几个踮脚尖的动作。她很痴迷。脚尖磨破了结痂，痂破了结，结了破，可她乐此不疲。她踮起脚尖，迎风展翅，如同一只仙鹤，很美。她对我说：“巧明，踮起脚尖，你会觉得，你和大地的关系变得很不一样。”

我觉不出来。因为我脚踩在地上。

我们的宣传队，四处演出，远近闻名。名声竟传到了省城槐城。有一天，槐城一家大工厂的人来到了我们学校，这家大工厂，声名赫赫，他们的宣传队，更是闻名遐迩，多年来，基本脱产，几乎属于专业性质。他们来，是来招人。

“听说你们有一个吴清华，挺不错的，我们想见见她。”

榆城那时和全国一样，学生高中毕业后，一律要上山下乡。只有那些有特殊专长的人，体育或者文艺特长，才有可能被部队、专业团体或者大工矿企业招走。那时我们刚升入高一，离毕业还有几年，但是，这样一个机会无异于天上掉馅饼啊。榆城毕竟是小地方，不像省城，机会没有那么多。来人看了我们一场演出后，对如云十分满意。如云当然也向往着一个更大的人生舞台。还有什么可犹豫的？唯一的遗憾，是拿不到高中毕业证了。可在当时，乱世，读书有什么用处？一张高中毕业证书，几乎没有一毛钱的作用。就这样，如云决定去省城了。

榆城轰动了。都知道一个小女孩儿因为跳舞去了槐城的大厂矿，真是个幸运孩子啊。不说别人，我妈就羡慕不已，我妈说：“看看人家如云，看看你，都一样在一个台上唱唱跳跳，人家咋就能跳出个铁饭碗来？你就只能等着去修理地球？人家的爹妈上辈子积了啥大德，这辈子摊上这么个好闺女？”

我说：“这话得问你们，别来问我。”

那是一个决定命运的时刻。

如云很兴奋。

她对我说：“我知道，我不属于榆城。”

我也知道。

“我也不属于槐城。”她又说。

“那你属于哪儿？”我问。

“谁知道呢？我也不知道啊！”她笑了，“我属于一个遍地都是蜜糖和鲜花的地方，那是哪儿？”

“梦里。”我说。

“那我就活在梦里好了。”她自信地笑着回答。

那是个傍晚。我俩坐在学校操场上，我们席地而坐。放学后的操场空空荡荡。彩霞满天，操场寂静而辉煌。如云的眼睛如梦似幻，里面装满了金灿灿的憧憬。我忽然很伤感，我不知道我伤感什么。也许，是因为那一刻太美。

如云来到槐城，如鱼得水。她还是吴清华，穿着她的红鞋红衫裤，在黑暗的椰林里，悲愤地，倒踢紫金冠，如同一簇火红的火焰，等着和指路人洪常青相遇。

这小小吴清华，也同样引起了槐城的一片赞叹。

她邀请我去槐城看演出。那是一个大汇演，地点在槐城最好的大剧场。舞台、灯光、布景，都远非小小榆城可比。我坐台下，她在台上，追光打在她身上，就像神光。她是那么光明，掌声雷动，千人瞩目。如云就这样走到了她人生的巅峰。

那时，我升入了高二。就在这一年，历史迎来了一个大转折。

第二年，1977年，中断了十年的高考恢复了。

我在这一年九月升入了高三。宣传队停止了活动，学习步入正轨。我们将在1978的夏天参加高考。我的命运时刻就这样到了。

我喜欢上学。

我的学习一向不错，也很爱读书。我家穷，没有书，可我从小就喜欢借别人的书看，杂七杂八，居然读了不少中外名著。那时，我两个姐姐都还在农村插队，我爸是个非常明智的人，他对我说：“巧明，不管家里多困难，只要你能考上，爸砸锅卖铁都供你。知识改变命运。”

这之前，上大学这件事，我做梦都不敢想。因为那时候上大学靠推荐，家庭出身首先要过硬。我家出身不算好，不是“红五类”，我爷爷在旧时代是小业主，所以我爸一辈子都谨小慎微。那时候我最羡慕的事，不是听说谁被招工，而是谁被推荐上大学，去一个我永远也进不去的世界。如今，机会突然来了，对我来说，就像奇迹。

我还算争气，那一年，我没有在凌晨两点之前睡过觉。我很努力，也是我运气好，考上了槐城大学中文系。

录取通知书寄到那天，我爸放了鞭炮。我妈包了饺子，给我爸打了白酒。我爸喝醉了，红着眼睛说：“我们老郑家也出文曲星了。”

不管是不是文曲星，我来到了槐城。现在，我和如云，又同在一座城市了。

开学不久，一个星期天，我坐公交车去河西看如云。

一条河，把槐城分成了东西两部分，市区在河东，河西是城郊。那些大的工厂大多分布在河西一带。如云的厂，也在河西，离市区很远。那一带，有一股好泉水，是槐城少见的出稻米的地方。一路，稻田、荷塘、垂柳，景色宜人。我特别快乐，因为马上就能见到如云了。

谁知竟扑了个空。

同宿舍的人对我说，如云去了市区的医院。

我吓一跳：“她病了？”

“不是不是。”同屋急忙摆手，“她去进修了。”

原来，脱产的宣传队不存在了。成员们都各自回到了生产的岗位。当初，如云招工进厂时，编制是被落在了厂里的职工医院，占了一名护士的名额。现在，她真的去职工医院当了护士。可她这个护士，什么都不会。医院就把她送到市里某医院的附属护校去学习了。

那是厂里对她的特殊照顾。

没想到如云也做了学生。

我没有贸然去找她。我不知道，如云对这种变化是否适应。就我本心来说，我觉得这是一个不错的改变。许多专业的舞蹈演员，到了一定的年龄，不是也要转行吗？如云只不过是提前了几年，何况，她本就是一个业余跳舞的，既然是业余，那就应该有“主业”才对呀。

那时候联系，哪有现在这么方便？只能写信。我给她往那个护校写过几封信，约她见面，她一直没有回复。我不清楚是她没收到信还是不想见我。后来，我给她往学校传达室打电话，她过来接了，不等我开腔，就说：

“你就这么着急想向我炫耀啊？”

说完就挂了。

我很难过。

我难过，不是委屈，不是因为她曲解我。我知道她绝不会以为我是在向她炫耀。她这么说，是发泄，是拿我撒气。因为她不快乐。

几周后，一个星期天，我在宿舍里看书，有人叫我，说楼下有人找。我出去了，是她，如云。那已是深秋的季节，天空碧蓝，金黄的杨树叶落了一地。她穿了一件红色的外套，踩着落叶，站在那里。我还没开口，她就说：

“想你了。”

我走上去，抱住了她。

许久，我们松开。她说：“我带了一个人来。”一边扭头喊：“陈怀安！”

我急忙转头。一个瘦高的男人，穿一件卡其色风衣，咔嚓咔嚓踩着落叶，风度翩翩，朝我们走来。

我认出了他，他就是舞台上的那个洪常青。

落葵，这就是你爸爸。

四、陈怀安

陈怀安比如云大七岁。是个孤儿，在社会福利院长大。从小，性格内向、阴郁，不爱说话。

小学快毕业时，有一次，省艺校的人来他们学校挑人，挨着班级转，挑来挑去，看中了他。

“会跳舞吗？”人家问他。

他摇头。

“喜欢跳舞吗？”

他还是摇头。

他们摸他的骨骼、他的膝盖，量他的身高比例。一边问他：

“你爸爸妈妈胖不胖啊？”

他不再摇头，也不点头。旁边的老师急忙和来人咬耳朵。“哦——”来人恍然大悟。

于是他们找到了他的监护人——福利院。说明来意。福利院岂有不愿意的？一个孤儿，有了一技之长，这不是大好前程吗？于是，十三岁的陈怀安就这样进了省艺校，学了舞蹈。

那是1965年。

仅仅一年之后，艺校就停课了。

时代轰轰烈烈，没有人能活在时代之外。陈怀安不是一个激情、热情的人，他骨子里是个逍遥派，可是也参加了社会上某一个学生组织的大型宣传队。不为别的，人家是为了革命，他则是为了生存。学校乱了套，他没有地方领取助学金了，福利院又回不去，他得吃饭。

等到社会上轰轰烈烈地动员学生们上山下乡的时候，陈怀安则因为舞蹈，被那个大厂矿的宣传队招收了进去。虽然，艺校的专业学习仅仅只有一年时间，可总是打下了底子，和业余的毕竟不同。多少同龄人在这一年，在以后的很多年，去往乡村，去往雁北、陕北、东北、云南，或者是内蒙古大草原，而他，则因为一点薄技，拥有了一只铁饭碗。

跳舞，并非他所爱，也不是他自己的选择。但他还是感谢它。

那一年，他还不满十八岁。

六年之后，他遇到了那个叫如云的女孩儿。

起初，他们只是一对普通的搭档。那时，他正在恋爱，他的女朋友是个北京知青，一年多前从插队的谷县招工上来，在乐队拉小提琴。这个女知青，对陈怀安，一见钟情，是个颜值控，又是个极开放的人。他们认识没几天，她就对陈怀安说：

“喂，做我的男朋友吧。”

陈怀安以为她是在开玩笑，就说：“好啊，小提琴。”

“看来你没当真，”小提琴摇摇头，“我是在追求你呢。”

陈怀安惊得说不出话。

“小提琴”长得不算特别好看，但一看就是大家闺秀。还有来自大地方的那种自信。她飘逸、洒脱、爽朗，和他见过的所有女孩儿都不相同。她对陈怀安说：“美少年，我追定你了。”

陈怀安试图拒绝她：“我配不上你。”

“哪里配不上？”

“我是孤儿。”

“真好，我最不喜欢和婆婆还有七大姑八大姨相处。省事。”

“我小地方人，没见过世面。”

“我见过，我讲给你听。”

“我没文化，我们不会有共同语言。”

“谁需要共同语言？我要美，这是浩荡的天恩。”

她理直气壮，慷慨陈词，一意孤行，毫不氣馁。陈怀安哪里是她的对手？不用说，陈怀安最终被惶恐地感动了。从此他有了个恋人、姐姐、小母亲和君主。这个孤儿，从来没有体验过被爱的感觉，他沉入一个巨大的温柔之海中，幸福得几乎窒息。他想，幸福原来也是让人恐惧的呀。

如云到来时，他正沉浸在这样的幸福里。他的眼睛，看不到别的女性。这世界上的女人，开天辟地，只有一个。如云这样的小女孩儿注定在他的世界之外。

但是，“小提琴”对他的迷恋，来得快，去得也快。一年后，她突然决定报名参加高考，还请了事假，要回北京去复习功课。临走，她说，怀安，分手吧。

他沉默不语。

“我们不合适。”她说。

“我们没有共同语言。”她说。

“我知道我说过很多昏话，那时候我在发高烧。生活终究会治好我们每一个人的热病。”她说。

她说。她说。她说。

而他，一言不发。

她说完她想说的，走了。

许久，他才感到痛。痛彻心扉。疼痛让他醒来。原来他一直在做梦。他一个最不爱做梦的人，居然，在一个荒唐不经的梦里沉溺了这么久。他觉得羞耻。羞耻得想死。可他还是忍不住想她。想得五脏六腑在身体里抽搐着揪成一团。他无法解脱，只能伤害自己。他用小刀划他的手臂，让血流出来，热的血，还有心里的毒，流出来的那一刹那，身体慢慢地软下来。痉挛消失了。

眼泪奔涌而出。

原来，他会哭。他不知道自己会哭。从他记事起，他没有哭过。多么难受，多么疼，都没有流过泪。他以为自己是一个不会哭的人，没有泪腺。

白天，他很平静。没人看得出他的内心。失恋在他身上波澜不兴。人人都知道他的故事，背后说什么的都有。同情的骂“小提琴”不是东西，嘲讽的说他是癞蛤蟆想吃天鹅肉，嫉妒的说早知道会有这一天。那一段时间，宣传队排了新的舞蹈，“十里长街送总理”，作为领舞，他有一大段悲愤欲绝的独舞。他跳得十分投入，步步泣血。他第一次和舞蹈合体。此前，他跳的都是动作和技巧。生命的剧痛让他突然悟出了舞蹈的意义，他抵达了他舞蹈的巅峰。

但是，沒有多久，宣传队就解散了。

在他真正爱上了舞蹈的时候，他失去了舞台。

这个数万人的大厂，有份厂刊，他被分配到了厂刊工作，学习版面设计。起初，他觉得匪夷所思，一个小学毕业，只念过一年艺校的人，怎么能胜任这么有文化的工作？幸运的是，带他的老师，是个很善良很负责的前辈，经历坎坷、百废待兴的时代，刚刚复出不久，特别有心劲儿，不怕麻烦，手把手教这个菜鸟拍照、设计、排版。他是聪明的，有悟性，跟着老师，一点一点学，工作渐渐上手。杂志社有辆中型面包车，经常要跑印刷厂，他常跟着司机师傅去拉刊物，坐在副驾，慢慢地，对开车也有了兴趣。他对师傅说：

“师傅，我能跟你学开车吗？”

师傅说：“行啊，给我买两条好烟，我教你。”

他开玩笑问，师傅开玩笑答。一问一答后，竟成了真。一来二去，他真跟着师傅学会了开车，居然，还考下了A本的执照。现在，他觉得自己是个有用的人了。摄影、排版，这些事情，在他看来，云山雾罩，而开车，则是脚踏实地过硬的技艺，让人安心。

如云再遇见陈怀安的时候，他胸前挂着照相机，跟着他的老师，来厂医院采访。老师跟受访者面对面谈话时，他从各个角度拍照。左一张，右一张，神情专注严肃。他好看的侧影，让一群女护士们看得痴迷。

人群中，他看见了如云。

他向她走来，说：“如云，你穿着护士白衣，我都认不出你来了。”

如云说：“我也认不出你来了，大记者。”

“你也嘲笑我啊？”陈怀安淡然地说，“我还不知道自己是谁？”

“我说真的，”如云回答，“你看不见你自己，你拿照相机的样子，分明就是个记者。”

他微微笑了一笑，说：“你我舞台上的人，演啥像啥吧。”他打量了她一下：“你也真像个护士。”

这话，让她静默。片刻，她笑笑，说：“你敢找我这个护士输液打针吗？”

“不敢。”他回答。

就都笑了。

“过得好吗，如云？”他问。

“我要去上学了。”如云答非所问。

“去哪里？”

她说了那护校的名字。

“好事啊，”他说，“等你回来，就是个真护士了。多好啊。”

如云长大了。陈怀安第一次发现了这个。他还发现了她原来是个非常好看的姑娘。鹅蛋脸，皮肤晶莹如玉，一双清水眼，睫毛茂密如水草。她的好看，古典、安静，是夜空里的好看，丝毫没有咄咄逼人的霸道和明艳。

“陈怀安，你真这么觉得？”如云问。

“当然是真的，”他很认真，“别说我们，就说那些专业跳舞的，年纪大了，不都得改行？干什么的没有？售货员、流水线工人。有几个人能有运气当护士？”

这话，不止一人和如云说过，如云自己也不是不知道。可从陈怀安嘴里说出来，如云就觉得有一种深深的安慰和知己感。玉树临风似的一个知己啊。

“好。我学成归来，第一个就给你打针。”如云慷慨地说。

“哪有这么许愿的？”陈怀安回答。

如云笑了。

“你会去看我不？陈怀安？”

“请我吃饭，我就去。”他笑着回答。

回去的路上，陈怀安忽然意识到，他今天笑了，而且不止一次。他已经忘了自己多久没有笑过了，他以为自己这辈子都不会再笑了。

几年后，他们没有悬念地结婚了。

三年护校，陈怀安等着如云。

护校一毕业，廖家就出了大事，如云的父亲突发脑溢血去世。如云守孝，陈怀安又多等了一年。

厂里分给了他们一间平房，带一个小的厨房。门前，还有小小一块地，圈起来，就是自家的园子。左邻右舍都在园子里种菜、种葵花。唯独如云，种了一园子的玫瑰和月季。

陈怀安说：“这有什么用？种菜多好。”

如云说：“这地上长的东西，哪一样没有用？没用，老天爷为什么生它？”

陈怀安一想，还真是有些道理。

平房是红砖房，瓦顶。门窗由公家统一漆成绿色。屋内，四白落地。如云用橘色的布料做了窗帘、床单和枕套。一张双人床、一只大衣橱，和一张折叠圆桌，还有四把藤椅，就是他们新房里的全部家具。家家必备的那种简易沙发和茶几，如云家没有。可她有别人没有的东西，比如，一块漂亮的、出口转内销的草编地毯。这地毯醒目地铺在房间中央水泥地上，折叠圆桌就置放在上面，桌上铺一块白色针织镂空蕾丝桌布，四把藤椅围拢着桌子，就是房间的中心。灯低低地垂下来，是暖光的灯泡而不是那种白炽灯管，照着桌上的黑陶罐。月季开花的季节，陶罐里养着鲜切的月季。玫瑰开花，罐子里就是鲜切的玫瑰。他们俩在花香中，围桌而坐，吃饭，聊天，招待朋友。

不管是谁，走进这个原本简陋的家来，都要惊呼一声：

好漂亮啊！

好别致啊！

好温馨啊！

如云但笑不语，这就是她想要的。她对生活的爱意、情意和向往，她点点滴滴的努力和自尊，都在这一声声的惊呼里，得到了体现和回报。她觉得幸福。

当然，最让她感到幸福的，是身边的这个人。

此时，陈怀安已经是一个完全可以独当一面的“陈记者”了。他背着那些如云叫不出名目的各种相机，身穿一件有许多口袋的马甲，出现在厂区的各个地方和各种场合。他三十出头，身材一点没走样，而脸部，则愈发地有棱角，眼睛日益深沉。他真是美。这让如云骄傲。她喜欢他被瞩目，她尤其喜欢和他并肩走在一起，知道在别人眼里，他们是多么美好的一对璧人。

那几年，真是岁月静好。

 五、烟火夫妻

后来呢？落葵问。

后来，巧明姨说，我真不想说“后来”啊。

可我就是来听“后来”的。落葵说，巧明姨，我不怕。

其实你也听出端倪了吧？巧明姨说，他们俩，其实并不是一种人。

是。落葵想，他们不是一路人。

你父亲骨子里不是一个想入非非的人，对生活没有那么大的期望。他喜欢过安静的日子，有安全感的日子。用今天的话说，他是个佛系的人，遇事不争不抢。可职场是战场。渐渐地，比他入职晚的后辈，做了他的上级。说实话，他也确实争不过人家。那是一个看文凭的时代，你父亲充其量只有一张初中毕业的文凭。厂里分职工宿舍，一项一项打分，你爸妈俩人的分值都不高。分房总轮不上他们。他们平房小院的邻居们，许多人都乔迁新居，如云那个曾经温馨的小窝，现在，再也没有人羡慕。

如云一天比一天不快乐。

他们俩，结婚好几年都没有孩子，如云不要。起初，因为年轻，想保持两年好身材。陈怀安宠她，自然答应。可后来，年纪大了，陈怀安开始想要孩子，但如云不同意。如云说：

“你就让我们的孩子生在这么一间破平房里呀？”

陈怀安说：“你的意思，分不上房子，你就永远不要孩子？”

“是。”如云回答得斩钉截铁。

陈怀安也越来越沉郁。

那些年，我大学毕业，去北京读了硕士，槐城一所师范学院聘用了我。我和我的学兄结了婚，在槐城终于有了自己的家。我的学校对我不薄，我算是他们引进的人才，分我们一套两室一厅的单元房。我不敢请如云来家里玩，我深知如云的心病。

可如云还是来了。

她说：“你不请我来暖房啊？”

她带来了两件礼物，一件，是她小园里的玫瑰花，鲜艳欲滴的一束。还有一件，是陈怀安你父亲拍摄的一张照片，放大了，镶嵌在一只镜框里，拍的是槐城夜色，河上的月亮。我不懂摄影，可这张照片我很喜欢。

“花好月圆。”如云说。

我很感动。

如云参观了我的新居，说：

“巧明，你很骄傲吧？”

我摇摇头。

“那时候，我要是不来槐城、不进厂，也许现在，我也能和你一样。”

第一次，我们谈起那个命运的时刻。可那时，我們谁也不知道，我们是站在一个什么样的路口，一个什么样的历史关头。我们怎么会知道啊？

我不知道该说什么。

“没事，”如云笑笑，“面包会有的，牛奶会有的。”

那是《列宁在一九一八》里的一段名言。属于我们那几代人的共同记忆。

“对，一切都会有的。”我也笑着说。可不知为什么心里很难过。

工厂改革，精简机构，厂刊被停掉了。陈怀安不再是一个记者和编辑，也不再以工代干。厂刊全班人马，只有少数几人被分到了厂办和宣传部门，其余的人，都分到了“三产”。不愿去三产的人，可办理“停薪留职”，自谋出路。

陈怀安想去三产。

如云说：“你到了三产，还怎么见人？”

陈怀安说：“三产怎么就不能见人了？”

“我没脸见人！”如云说，“三产三产，名词时尚，不就是劳动服务公司？听说咱厂要开发的三产，一是去挖鱼塘养鱼，二是开饭店。你是去养鱼还是去饭店跑堂？”

陈怀安回答：“我去当司机，我有驾照。”

“汽车队有多少人也进三产了？开车能轮上你？”

陈怀安不作声了。

昔日的同事，大多，都办了停薪留职，自谋出路。一霎时，风流云散。陈怀安觉得伤怀。

如云逼陈怀安办了停薪留职。

如云还想让陈怀安干和摄影有关的事，想让他去哪个报社或者是杂志社应聘。她甚至还来拜托了我。可是，你父亲没有学历，没有专业资质，至于他的摄影水平，我拿了几张他的作品让行家看，人家说，平庸。能拍出这种照片的人，如过江之鲫。

我特别后悔一件事，就是，那天，我请行家帮我们掌眼的时候，如云在身边跟着。她清清楚楚，一字一句，听到了这些无情的话，这些残忍的结论。出门，我根本不敢看她的脸，觉得那么对不起她。这世上，我最不想伤害的一个人，却让我伤得这么深。

“好了，巧明，”她对我笑笑，“我不再做梦了。我输了。”

说完，她就走了。

那是黄昏，太阳刚刚落山。天空辉煌而寂静。长长的小街，行人稀少。两边灰色的老建筑有种凋敝的肃穆。如云的背影，又伶仃又骄傲。我望着她渐行渐远，忽然觉得辛酸。

她不再联系我。我也不敢联系她。

后来，我还是知道了，陈怀安居然承包了一辆载客中巴，跑长途。他的A本驾照此刻派上了用场。他从槐城火车站站前广场出发，载客去往一个叫交县的地方。那里是山区，路是盘山公路。全程一百多公里。

和他搭档的，是一个年轻小伙子，叫王子，是从前教他开车的那个师傅的儿子。王子坐在副驾上，喜欢说，这是我的白马。可干的是售票、检票，洗车、整理卫生，这样的杂事。

我不知道是喜是忧。

我不知道如云能不能接受这种改变。

几次，想去看她，犹豫再三，还是放弃了。

那年中秋，我最小的弟弟结婚，我回到榆城参加我弟弟的婚礼。要是从前，我会在第一时间把结婚请柬送到如云手里，可那次我决定不告诉她。没有想到，她竟然来了，是姨通知了她。姨说，这么大的事情，如云怎么能不来？

记得那天，她穿了一件墨绿色的旗袍裙装，如同一棵修竹一样亭亭玉立。烫过的头发在脑后绾了一个发髻，露出光洁如玉的前额和俏丽的美人尖。小小的珍珠耳环，雨滴一样，悬垂在她耳朵上，说不出的妩媚迷人和性感，完全盖过了新娘子的风头。她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精心地修饰了自己，在故乡，在父老乡亲面前，她用精致的妆容，掩藏了她深深的失意。

我懂。

我拉她坐我身旁。她冲我微笑。她对每一个人笑。来宾中，不乏我们从前的同学，她和他们大声寒暄、聊天，又热情又随和，热情得甚至有些过头。和同龄人比起来，岁月在她身上，好像雁过无痕。大家都过来向她敬酒，说：“借花献佛，敬你。”女人们问她讨要保持身材的秘方，男生们则举着酒杯说：“廖如云，今年十九明年十八啊！”还有人起哄，要和她喝“交杯酒”。一切，似乎都没有变，时间倒流了，她还是那个被众人艳羡的“榆城之花”。

酒宴将尽，陈怀安来了。

他开着他风尘仆仆的中巴，在交县放下乘客，空跑几十公里，绕道，来接如云回槐城。

他和他的车一样，风尘满面，皱巴巴的一身衣衫，闯进婚宴大厅，站在芬芳的、娇媚的妻子面前，突然变得手足无措。

笑容凝固在如云的脸上。

我忙站起来，拉过一张椅子，邀他入席。他连连摆手，说：“不了不了，巧明，我们这就走。如云今天还要值夜班。”

“哎，这谁呀？”女同学中有人叫起来，“巧明给我们介绍介绍啊！”

我不知道该不该说。

“这是我丈夫，”如云开口了，“他来接我，他怕我和人私奔。”

她笑着说，我不知道她是不是在开玩笑。但人们都笑了。有知道内情的人叫起来，说：“哎呀，原来是大记者啊！”于是引来一片大呼小叫，大记者大记者的。人们都喝高了，很亢奋，就听有人喊，“大记者啊，你小子好福气啊，把我们榆城之花给摘跑了！”

陈怀安惴惴不安站在那里，忽然打断了大家，说道：“我不是大记者，连小记者也不是，我现在就是个司机，开中巴。”

他说完，人们愣了一愣，静下来，望着他。有人“扑哧”笑了，说：“大记者好幽默啊！”

“他不幽默，”如云缓缓地开了口，“他就是个开中巴的，你们见过这么好看的中巴司机吗？没有吧？”她笑笑，说：“走吧，师傅。”

她挽住了陈怀安的手，镇定、优雅地朝大厅门口走去。她知道背后是一片眼睛的箭阵，她一副肉身活活成了人家的靶子。榆城目睹了她的难堪，目睹了她本来想对故乡隐藏的失意和不得志。她走得越优雅越从容，我就越害怕。我追上去，送他们出门。刚来到院子里，如云就愤怒地把自己的手狠狠地抽了出来，一个人，跌跌撞撞地朝外面跑去。

“如云——”我叫她。

她沒有理我。或许，她根本就没有听见。

“对不起巧明，我不该来，她生我气了，”陈怀安抱歉地对我说，“她今天要上夜班，我是不想让她挤长途车——”他这样解释。

“别说了我知道，”我打断了他，“你快开车去追她！”

他开着他倒霉的中巴走了。

后来发生了什么，我不知道。我很不安，可我不敢跟她联系。我一直在等她，等她在需要的时候来找我。我知道她一定有需要我的时候，就像我需要她一样。

可她迟迟没有出现。

没想到的是，陈怀安忽然来了。

那是新闻联播刚刚结束，天气预报的时候，我刚吃过晚饭，门铃响了。我开门，看见门外的他，头皮顿时一麻，吓一跳。

“如云怎么了？出什么事了吗？”我脱口就是一句。

“哦，不是不是，如云没事，”他急忙摆手回答，“打扰了巧明，是我想来找你，我有话想和你说——”

我长出一口气，急忙请他进来。我丈夫刚好出差不在家，我妈从榆城过来看我。因为那时我已经怀孕五个月了。

我妈认识陈怀安，知道他是如云的丈夫，忙招呼他坐下，沏茶倒水一通张罗，还紧着打问他吃晚饭没有。我忙给我妈使了个眼色，还好，老太太是明白人，寒暄两句后，就回卧室去了，还顺手带上了房门。

客厅里只剩下了我们两人。

“巧明，如云怀孕了。”陈怀安忽然开口这么说。

“呀，那是好事啊。”

“可是她不想要，她要做掉。”陈怀安说。

我懂了。是避孕失败，不小心怀上的。

“可是我想要啊，我特别想要一个孩子。我是孤儿，没爸没妈，我特别想给人当一回爸爸……”陈怀安说，“这辈子，我自己没命叫过谁爸爸，就想听人叫我一声爸，这不算过分吧？”他乞怜般地望着我。

我小心翼翼地问道：“如云为什么不要？”

“她说孩子来得不是时候，”陈怀安回答，“你还不知道吧？如云要去南方了，正在办手续。”

我大吃一惊。这么大的事，如云都不肯告诉我吗？她真的要不辞而别？从此相忘于江湖？我突然觉得伤心。

“那你呢？你也去南方？”半晌，我问。

“我不知道，”他说，“如云要我走，我心里很乱，我其实不想去。我现在开中巴，挺好的。我喜欢开车，喜欢这份工作。辛苦是真辛苦，真累，可我踏实。开车走在山里，心很静。以前我当记者、当编辑，总觉得是在演，演得很累，还不成功……”他惨然一笑：“可是，如云就是不接受现在这个我。那天在榆城，你也看到了，现在这个我让她觉得那么丢人。她喜欢那个台上的我，表演的我，很光鲜、很夺目。她希望我永远演下去、永远不卸妆不下台。可我下台了，卸妆了 ，我卸了妆的这副样子，让她那么失望、伤心，觉得我一点也没出息，胸无大志，平庸、窝囊……她还想让我再扮上、再演。她逼我，说，我要是不跟她去南方，不跟她走，那我们俩，就完了。她不是在吓唬我，巧明，她说的是真心话，她真的会跟我分手！”他垂下了头，两手叉起来握紧抵在了额头上：“可我不想分手，我不能离开她。我以前有过一次分手，太痛了、太疼了，就像凌迟一样，生不如死……”他抬起头望着我，说：“巧明，我只能来求你，我无人可求，你能不能去劝劝如云？劝她晚走几个月，就几个月，把孩子生下来，生下这个孩子再走？孩子不用她管，生下来交给我，她走，我来带，她在那边安顿下来，有了立足之地，我马上带着孩子去找她。到了那边，我一切都听她的，我可以努力再扮上，再演！这世上，我没有别的亲人，除了她，还有她肚子里的这团血肉，哪个我也舍弃不了，哪个我也不能不要！巧明，求你了！”

他不是在求我，他是在求冥冥中主宰一切的命运，那个巨大的未知。他眼睛里蒙上了泪光，那么深那么美的一双美目，世间的珍宝啊。我在心里说，上苍，你怎么忍心拒绝这样的祈求？

我答应了他。

“可是，如云要是不听我的呢？”我轻轻地、担忧地问。

“那就没办法了，”他摇摇头，“没有了这个孩子，我们也完了。”

说完这句话，他的脸，凝固成石像一般。

冰冷。绝望。

我去河西找如云。

还是那间平房小屋，还是那个小园。只是，园子荒芜了。冬天的缘故吧？凋零的月季和玫瑰间，摇曳着枯草。天气阴沉，预报说会有小雪。

如云开门。

“你怎么突然来了？”她很意外。

我进门，脱下外衣。她一眼就看见了我已经隆起的肚子。

“几个月了？”她问。

“五个月了，”我回答，“你呢？”

“我什么？”

“你多少天了？”

“什么多少天？”

“孩子呀。”我说，“还能是什么？”

她凌厉地望着我：“你怎么知道？陈怀安去找你了？”

“对。”我点点头。

她冷冷一笑：“我说呢，你怎么突然来了？原来是来当蒋干。”

“如云，”我叫她，“能听我说几句吗？”

“不能。”她回答，“趁早别说，说了也没用。谁也拦不住我！我要走，立马三刻！孩子我不要！脑子进水了？现在是生孩子的时候吗？”

“那你说，什么是时候？你三十了，陈怀安奔四十去了。你说什么是时候？”

“站着说话不腰疼啊巧明，”如云突然伤心地看着我，“我要是你，我一定不会这么说话。我会对她说，就是世界上所有人都阻拦你，我不会，我懂你。我知道你不是去给自己奔前程，你是想给未来的孩子创造美好的生活。在没准备好之前，你不能把一个生命随心所欲带进世界——我会这么告诉她，巧明！”

“什么才叫准备好了？有可能你永远都不会认为自己准备好了。金鱼和渔夫的故事里那个老太婆，她会觉得自己满足了吗？”我说。

“你的意思，我就是那个贪心的贪婪的老太婆？永不餍足？我没有那么贪心，姐姐！我只要有一套你那样的房子，不用出门去上臭气熏天的公厕，不用在早晨端着尿盆去倒尿，还一路跟人打招呼，吃了吗？冬天有暖气，不用在家里生煤炉，乌烟瘴气，还担心煤气中毒。我要我的孩子可以不羞愧地向朋友展示他的家，不自卑地跟人谈起自己的父母，可以响亮地说出父亲的职业、母亲的职业，不过就是这些而已，有点体面的生存！这么多年我就要这个，我要得多吗？我要的这些，你不是都有吗？你不是都能给你的孩子吗？在这之前，你不也一样没生孩子吗？”如云激愤又伤心地这么说。

我无语。

我不能说服她。我不能说，她的一意孤行没有一点合理之处。最让我不能抵抗的，是她的伤心。她的伤心让我心疼。

“可是，陈怀安怎么办啊？”我说，“他那么想当爸爸，想要这个孩子，你不管不顾做掉，这样伤他，想过后果没有？”

“当爸爸是个特别了不起的事吗？猫也能当爸爸，狗也能当爸爸，可我们是人。我们能做一点猫狗不能做的事，高级一点的事。理解这一点很困难吗？晚几年当爸爸就怎么了？會死吗？”如云愤愤地说。

会死吗？

下雪了。这是那年冬天的第一场雪。

我们都不再说话。忽然有点惊心动魄。

屋里烧着一只取暖的铁炉，炉子上，坐着一把铜壶，水噗噗地开了，冒着白汽。那是一把老式的铜壶，我认识，是榆城如云家里的老物件。姨，就是你姥姥，总是把它擦得如镜子一般光亮。我盯着铜壶，看了许久，眼睛都看酸了。

“如云，”我轻声说，“要是时光能倒流，能回到那一年，我一定抓住你的手，死也不放开，不让你来槐城。”

说完，我起身，走出了房门。

我仰起脸，雪花星星点点落我脸上。融化了，就像泪水。

榆城的岁月，我们走不回去了。

大约一周之后，我在看槐城地方台新闻的时候，看到了那一则消息。一辆中巴客车，在从古县返回槐城途中，由于雪天路滑，坠落山崖。

那是条弯道，据现场勘查的交警分析，中巴客车在出事时没有刹车的痕迹。

幸运的是，车上没有乘客，是辆空车，只有司机一人坠亡。但不幸的是，中巴冲下山崖时，对面车道上驰来的一辆农用小四轮没有刹住车，撞了上去，坠落在了半崖间。小四轮上一对夫妻，双双遇难，但母亲怀中抱了一个婴儿，则奇迹般地无恙。

司机叫陈怀安。你的父亲。

我冲出家门，就往如云家跑。

那时候不像现在，出租车十分稀少，坐出租车是件很奢侈的事。可那天我坐了出租车，是我丈夫给我叫的。他一路陪着我，搂着我。我不停地发抖，像打摆子。

如云在家。家里挤了一屋子的人。灯火通明。

如云看见我，迎上来。她炽热的眼睛里没有一滴泪，那炽热就像是被大火刚刚烧过的荒原。她说：“我都认不出他来了。巧明，血肉模糊，他不让我认出他来。”

我抱住了她。她把滚烫的脸埋在了我肩头。

我和她，我和你妈妈，都清清楚楚知道，那不是意外。落葵，那不是意外。

我不用如云告诉我这个。我不想知道细节。

可后来我还是知道了。如云说，你必须知道。

她说，你要记住我造的孽。

最后那个早晨，如云叫住了就要出门的陈怀安，对他说道：“手术时间定下来了，我今天就去医院。”

陈怀安愣了一愣，说：

“如云，你不后悔？”

“后悔什么？”

他笑了笑，說：“好，我知道了。”神情平静。出门时，他回头，说了一句：

“再见，如云。”

下雪，乘客不多。陈怀安对那个叫王子的搭档说：“人不多，你就别跟车了。我今天在古县有点事，可能会住一晚，不回来了。”

车到古县，放下乘客。陈怀安对等车去槐城的人说，下雪，不安全，今天不跑了。对不起大家了。

他说，对不起大家了。

就这样，他开着一辆空荡荡的巴士，大雪中，独自去往一条死亡之路。只是，他没有想到，还是殃及了无辜。那辆农用小四轮，是他没有预计到的意外。

小四轮才是真正的意外。

中巴不是。

六、落葵

我呢？落葵问巧明，我不是被做掉了吗？

巧明摇摇头：“没有。”她说：“那天，如云去了医院，和她预约好的手术医生临时有事，改在了第二天。”巧明深深看了落葵一眼：“当然没有第二天了，第二天如云改变了主意，她要生下这个孩子。落葵，你来了。”

落葵想，我是父亲的孩子。父亲的死，换来了我的生。

她把这话说了出来：“巧明姨，我原来是父亲的孩子。”突然无限辛酸。

如云辞职，回到榆城，生下了女儿。那时巧明的儿子已经四个月了，她回榆城探望这对母女。如云清瘦、苍白、平静。还没满月。孩子则红润健康，有一头茂密的黑发。

“头发真像陈怀安。”如云说，“浓密。”

这是出事后，她第一次提起这个名字。

“叫什么？”巧明岔开了话题，“起名字了吗？”

“起了，”如云回答，“叫落葵。”

“好文艺啊。”巧明说。

“最后文艺一次，”如云回答：，“我原先不知道落葵，是有一年我种花的时候，不知道怎么，地里长出一棵绿苗，长茎，心形的小叶片，长得还很快。我还以为是野草，要拔掉。陈怀安说，别拔，这叫木耳菜，也叫豆腐菜，可以吃。我们孤儿院里，种过这种菜，它的学名叫落葵。”如云一边说，一边低头温存地抚弄着孩子的头发：“我觉得这名字挺好听，就留下它了。可它繁殖得太快，我不喜欢它夹杂在我的月季玫瑰园里，还是把它拔掉了。”如云笑笑：“所以我给她起名叫落葵。我每叫她一声，就会想起陈怀安，想起我做的那一切……”

巧明不能说话，她怕自己一说话，就会崩溃。她没想到如云对自己的惩罚是如此的残酷和极端。她用她身体里掉下来的那块血肉，用至亲的生命，用一生中的每分每秒，来铭记她对一个人的愧疚。巧明不知道是心疼她还是害怕她。如云把包裹在小襁褓中的婴儿，递了过来，说：

“来，抱抱她吧。这是落葵。”

巧明接过来婴儿，抱在怀里。孩子沉沉睡着，长长的睫毛如同花蕊。软软的小身体，奶香四溢：“真好看，像你。”巧明怜惜地赞叹。

“我不会让她像我，”如云断然回答，“我但愿她永远不要知道自己好看。姐，”她郑重地叫了巧明一声，“我要拜托你一件事，你今天抱了落葵，这是最后一次。是认识也是告别。我去南方，会把她暂时留在榆城，你不能来看她，不能和她的生活发生任何联系。这个孩子，她不能和过去，和那件事，”她喘了一大口气，像是缺氧，“有一点点揪扯。她生下来的那一天，我也重生了一次。过去种种，那是我的上一辈子了，我埋掉了它。我这辈子，是和我女儿同一天开始的……你能懂吧？姐？”

我点点头。

“此生，我也不会再见你，不会再回到这里。可我还要厚着脸皮再拜托你一件事，我把陈怀安托付给你……清明节，还有，他的忌日，请你替我去给他坟上祭扫祭扫，别让他一个孤魂野鬼，没人惦记。姐，如云拜托你了！”说完，她一掀被子，跳下床，跪倒在巧明面前，俯下身，恭恭敬敬，给她磕了一个头。说：“大恩不言谢，受我一个头——”

说完，她就那样匍匐在地上，长号一声，放声痛哭。出事以来，一直埋藏在、积蓄在她身体里的泪水，终于决堤，一泻千里地冲毁了她的伪装。她哭着叫出了那个椎心泣血的名字：

“陈怀安，来世，我做你的母亲，做你的亲娘，我不会让你再当孤儿——”

巧明也哭了。她不知道有没有来世。

她们果真是再也没有见面。偶尔，会通个电话。但从不写信，白纸黑字，总会有痕迹。

离开槐城时，她变卖了她所有值钱的东西。金项链、金戒指、金耳环，母亲在她结婚时送她的传家宝，一对成色极佳的翡翠玉镯，彩电、冰箱，以及好一点的衣物，等等，能变卖的统统卖掉。然后，给那个车祸殃及的小孤儿周明德，汇去了第一笔钱：500元。

然后，她启程南下。

槐城，是如云的前世。

南方，则是她的今生。

今生，她严肃、古板、克制，毫无风情和趣味，视欲望为敌。以一己之力，抵抗着整个人类的虚荣。如同一个修道院苦修的修女。

唯一和槐城有牵扯的，就是周明德。她年年汇钱给他一家，就像今生还着前世的债。

在槐城的最后一天，巧明领着落葵来看陈怀安。

他的墓地，在槐城与古县之间的一座山上。那是一个寂静的老公墓。群山起伏跌宕，四周都是松林。山风浩荡，送来林涛和阵阵松针的清香。

陈怀安的墓碑，是一块黑色的石头，上面刻着：

先夫陈怀安之墓

妻如云携儿泣立

当年下葬时，落葵还没有出世，也不知道是男是女，但是母亲在碑上，刻字为凭，是要告诉丈夫，他成为了一个父亲。

那是一个孤儿的心愿。

落葵哭了。

她说：“爸爸，认识一下吧，我是你的女儿，落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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