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金融化行为受到高管薪酬机制的影响，可能成为极隐蔽的高管薪酬激励的新型代理因素和相机卸责的借口。本文以2014年中央国有企业负责人薪酬制度改革方案进行准自然实验，基于2010年-2016年中国上市公司微观数据评估薪酬管制对非金融企业金融投资水平的影响，为监管层科学合理地指导企业选择管理层激励的方式和制定薪酬等考核标准提供佐证。

关键词：薪酬管制;企业金融投资;影响效应

中央政府在2014年末出台了《中央管理企业负责人薪酬制度改革方案》（通常被称为“限薪令”），要求自2015年1月1日起对行政任命的中央国有企业管理层及部分垄断性高收入行业的管理者薪酬进行限制，缩小企业内部收入差距，绩效考核过程应综合管理层任职期间企业的当期业绩和中长期的持续发展。薪酬管制会对国有企业特别是中央国有企业的管理层薪酬契约产生一定影响，导致实际货币薪酬与原本应该和业绩挂钩的薪酬发生偏离，因此高管可能会考虑减少金融化投资，但是薪酬管制中缩小企业内部差距的目的又会使高管出于偷懒而选择金融投资。如果外部监管有效加上内部公司治理到位，在尊重市场薪酬合约的前提下，将企业内部薪酬差距控制在合理范围内的政府监管管理者的薪酬定价权应该会对企业金融化行为起到一定的抑制作用。综上，本文运用2010年-2016 年中国上市企业的相关数据，全面考察“限薪令”对非金融企业金融投资行为①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