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蒂·林斯特龙　卡莱维·库尔　汉尼斯·帕朗文　彭佳

[摘 要]本文概括了在符号学领域和一般的风景研究领域中对风景进行符号学研究的不同方法，描述了研究风景中的符号过程的不同进路。从索绪尔符号学传统开始，符号学将风景视为语言文本的类比，然后转向了更为自然的、现象学的进路以及超越了人类中心定义的、对风景的生态符号学观点。本文特别关注了塔尔图-莫斯科学派的文化符号学对于风景研究的发展潜力，以及由生态符号学发展所带来的对风景进行动态的、对话性的、整体的定义的可能。

[关键词]风景；生态符号学；塔尔图—莫斯科学派

[中图分类号]H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6848（2014）04-0005-10

[作者简介]卡蒂·林斯特龙（Kati Lindstrom），爱沙尼亚塔尔图大学符号学系研究员，主要从事人类学、文化符号学和风景研究；卡莱维·库尔（Kalevi Kull），爱沙尼亚塔尔图大学符号学系教授，主要从事生态符号学与生物符号学研究；汉尼斯·帕朗（Hannes Palang），爱沙尼亚塔林大学风景与文化研究中心教授，主要从事风景研究和文化地理学研究。

[译者简介]彭佳（1980—），女，四川泸州人，西南民族大学外国语学院副教授，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符号学-传媒学研究所成员，主要从事生态符号学与民族符号学研究。（四川成都 610041）

丹尼斯·科斯格罗夫（Denis Cosgrove）曾指出，在风景研究中有两种不同的话语，即生态学话语和符号学话语。“风景的符号学研究方法对声称模仿性地再现了塑造我们周围世界的真实过程的科学论断持有怀疑。它的学术重点更多地在于语境和过程上，文化意义经由过程投注到并且塑造着只有人类的认知和再现才能了解其‘本质的世界，因此，文化意义总是被符号所调节。”①他明确地呼吁这两种话语之间的合作、彼此尊重和理解，认为没有什么生态学的解释或生态政策可以忽略文化的意义制造过程的作用，而我们也必须认识到，“意义总是植根于生命的物质过程的”②。

我们很难精确地指出“风景符号学”的发端，因为，尽管在诸如风景再现与偏好、风景中的权力关系展示和社会结构与记忆在风景中的体现方面产生了大量固有的、但不明确的符号学研究成果，但风景研究很少明确地使用符号学术语。许多著作都可能属于风景符号学，但它们并没有把自己看做是风景符号学研究。除了塔尔图大学自2005年开设的风景符号学课程之外，在大部分情况下，风景符号学在大学课程中还不是一门独立的学科。许多风景研究的学者对符号学的理解比符号学作为一门学科对自己的理解要狭窄得多，他们多半只是把符号学等同于语言学或者索绪尔式的符号学（semiology）。此外，符号学学者们往往在进行概念选择时偏向使用“社会空间”（social space）一词，尤其注重城市符号学研究。在很多时候，“空间”、“地方”和“风景”这几个词是混用的，它们之间没有什么术语上的严密性或区分（在人文地理学中这种情况也并不少见）。在邻近的学科，比如旅游符号学和建筑符号学之间，往往很难划分界限。阿尔莫·法里纳（Almo Farina）从自然科学出发，积极地对风景生态学作出了符号学的解释，但科斯格罗夫所呼吁的、对风景研究的生态学和文化符号学分支的更为广泛的综合仍然有待推进。我们看到，在索绪尔式符号学/结构主义和生态学的浪潮中，在现象学、皮尔斯符号学和文化符号学的推动下，试图将风景的符号学研究具体化和实质化的著作日渐增多，在未来的几年中，可能会有助于形成新的、正在兴起的综合体。

本文在对风景的概念给出简短定义之后，会根据符号学的不同理论派别，如索绪尔符号学、皮尔斯符号学和塔尔图-莫斯科文化符号学派，对现有的风景符号学著作进行概括。我们主要集中在明确将“风景”（而不是与此相近的“空间”、“地方”或“环境”概念）作为研究概念的著作上。在最后一部分，我们会对风景概念的符号学分析进行简短的展望。

一、术语背景：风景的概念

在日常用语和学术研究中，“风景”（landscape）都是个含糊的词语，用法多种多样，从意指同一个地方的范畴或环境中人类痕迹的术语，到意为对某人所处环境的纯粹的心理意象，它在不同的学科间、在它自身发展的不同阶段都有着各种不同的定义。“风景”一词在学术界和地理学本身得以流行并且进入环境保护政策的话语，这并没有减少这一概念的模糊性，但令人惊奇的是，它的作用性也没有受到太大的损害。

在主要的日耳曼语和罗曼语系中，“Landscape”一词的流行用法经历了一个变化的过程，从意为“一个有限地区的居住者”到“作为政治统一体的一个特别地区的国土”，再到“对既定地区的图画”，或者“美学上在某人视野中令人愉悦的一片土地”。后者是如今在这些语言中运用得最为广泛的意义，它和佛兰德风景画有着直接的关系。

关于“风景”一词，所谓的专业学术研究概念也并非是很明确的，它的范畴从纯粹的物理现象延伸到了视觉或文化形象。当它从风景生态学和地理学引申为人类学和艺术史等不同学科的术语来使用时，这在一定程度上是不可避免的。艺术史将风景视为一种明确的类型（genre），描绘的是某一距离上的自然景物的景色，或者更为宽泛地，将其视为“在美学上被处理过的”、“由艺术视野安排的”、经过调节的土地；①而风景生态学在标准的说法上将其看做“在至少一种利害关系因素上具有空间异质性的地区”，一个空间上的拼接，其间展开了生态系统的关系，风景生态学旨在揭示空间模式和生态过程之间的关系。

目前，在欧洲的风景研究中，在政治上运用最为普遍、也最可能取得广泛认同的定义应当是《欧洲风景公约》（European Landscape Convention）中所提出的定义。②该公约是欧洲理事会于2000年在佛罗伦萨形成的，目前有32个国家签约认可，6个国家没有签字。公约对风景一词的定义如下：“由人所感知的地区，它的特点是自然和/或人类因素的行为和互动的结果”，以及“人们环境的基本组成部分，对他们共有的文化和自然遗产的多样性的表达，以及他们身份的基础”。③

这一定义包含了当今欧洲大部分风景研究者或多或少认同的前提：

第一，风景并不限于物理上的地貌，也不限于文化形象或人们看待它的方式，它是一个整体概念（holistic notion），将物理区域和感知主体或社会具有的、与它相关的文化理念联系到了一起。它是一个人文现象。

第二，不同的文化（包括亚文化和权力群体）有不同的风景。

第三，风景是在时间中形成的，必定是一种历史现象。它保留了曾经重要，或者现在很重要的（自然和文化遗产的）痕迹。在身份建构中，这些痕迹可以被解释和使用。

第四，风景是一种集体现象，但同时，在定义风景的性质时，个体的感知也非常之重要。集体性和个体感知的重要性在定义中并非是相互矛盾的因素。

第五，风景具有区域性的特征。

本文描述的研究风景的方法并非都是从这些前提出发，强调这一定义中这个或那个方面的。但是，这些内容大体上是我们理解和建议未来的风景符号学研究的基础。

二、风景符号学的索绪尔符号学方法

对许多专业背景并非符号学的学者而言，“符号学”一词大约等于语言学中的意义和表意分析。“符号学”、“索绪尔符号学”和“语言学”经常作为同义词出现，在几部地理手册中甚至对图像研究和风景符号学作出了区分④，当时，在符号学家看来，它们都是符号学的整体部分。风景符号学建立在索绪尔符号学和/或结构主义方法和后结构主义基础上，到目前为止，这两种方法的对立在发展风景符号学的明确意图上是最为常见的。在实用的风景符号学中，从索绪尔、巴特尔到格雷马斯，结构主义是最受偏爱的方法；主要研究领域不是符号学的学者，包括地理学家、建筑学家也是如此。

索绪尔符号学分析的方法论主要在于，将不同的语言学概念运用于对风景要素的研究。这种方法是许多地理学者共有的，他们并没有明确地声称自己使用了符号学方法，但无论如何，他们将风景作为需要被“阅读”、作为交流系统发生作用的“文本”来讨论。例如，邓肯（James Duncan）指出，一整套文本设施，如修辞（提喻、转喻等），使得风景可以传达信息并对社会秩序进行再生产。这一方法经常强调这样的事实：风景符号并不像它们看起来那样无辜，而是有意识或无意识地卷入了权力、种族、性别和民族主义的话语之中。①又如，拉戈波罗斯（A. Ph Lagopoulos）和博克隆德-拉戈波罗（Boklund- Lagopoulou）从格雷马斯出发，区别了32种不同的社会符码。我们对地区空间的概念是由这些符码建构的，它们可以分为经济符码、社会符码、功能符码、生态符码、地形学符码、个人符码和建设环境和历史的符码子集。②

在20世纪后半叶的科学史上，文本这个概念本身历经了几次变化，使得其间的声音更为多样，并且将更多权力让渡给解释者，减少了文本生产者的权力。尽管如此，方法论上的进路还是相似的：在显然是中性的物理形式中对个体的符码、符码和信息进行识别，其重点几乎总是放在解释者而非发送者一方。尽管文本的隐喻有所发展，但它仍然是相对僵化和等级化的。它的流动性相当低，创造性和自发的不规则运动的空间相当狭小，这和塔尔图-莫斯科学派的文化符号学中使用的文本概念非常不同，后者具有相当的活力，包括创造性（即不受约束的未来可能和不可预测的过程）和记忆（即个体化的过去），这和晶体化的普遍符码是相反的。

（一）再现方法

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随着如段义孚（Yi-Fu Duan）、爱德华·雷尔夫（Edward Relph）等现象学家的著作问世，人们对更为主观的人类风景经验的兴趣被点燃，地理学的所谓“文化转向”带来了“对‘现实和对‘现实的知识的构成中的语言、意义和再现的高度反映性”，以及对经济和政治，对身份和消费，对种族，性别和姐姐的文化建构之于风景的影响的注意。和量性的物理学风景概念的冲突可能是在纯粹的构想概念中达到顶峰的，如丹尼尔斯（Stephan Daniels）和科斯格罗夫著名的观点，他们认为“风景是一个文化形象，是再现、结构周围，或将其象征化的形象化方式”③，这使得风景的概念几乎不对外在世界有任何物理指称。他们后来自己修正了这个极端的定义，但如今对风景的主流定义仍然保留了对文化及其在环境塑造中的作用的自觉，包括了物理的土地形式以及它的文化形象、再现及其对物理风景过程的影响。在几部标志性的出版物中，这一概念得以发展，风景的再现、其政治意义和现实意义成为人文风景研究最为普遍的主题之一。对再现方法的批评反对认为，再现可以是完全模仿性的天真想法，尤其是风景画，它成为论证符号现实与物理现实之间不同的、一再被使用的例子。照片、文学文本、地图和其他地理学方法论的符号建构性也引起了注意。这一趋势在20世纪晚期的风景研究中无疑是最具有影响力的，它获得了持续的流行；所以，无怪乎科斯格罗夫对“符号学话语”的理解，事实上大致和再现研究及其后来的发展相同。

（二）其他的索绪尔符号学方法

在以语言学为导向的地理符号学（geosemiotics）和语景（linguascape）中，将符号学视为最狭义的、对书面语言系统的解码的看法非常盛行。斯科隆（Ron Scollon）和王·斯科隆（Wong Scollon）用“地理符号学”一词来形容“对物质世界中的符号、话语和我们的行为的物质安置之社会意义的研究”①，并且论证说，在地理符号学中有三个主要的系统，即互动秩序、视觉符号学、“地方”符号学。从他们的方法出发，地理符号学在很大程度上致力于对公路符号、产品商标等以及它们与空间之间的关系研究。贝克（Victor Baker）在题名为《地理符号学》的论文中，呼吁地理学家从“名为符号学的哲学分支”中受益。他认为，“符号不仅仅是思维或语言的对象，而且是构成表意网络的重要实体，这个表意网络从一处露出地表的岩层推理到另一处岩层，连绵不绝。”②在他看来，地理符号学是将符号作为思维系统的一部分来研究，这个系统是和地球所谓的“物质世界”一样连绵不断的。这和社会语言学家所说的“语景”或“语言风景”（linguistic landscape）的概念（尤其是亚当·加沃尔斯基的著作）是类似的，它是在经典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将风景作为权力斗争和消费场所的框架内，采用了“符号”一词的最窄意义和物质意义。比如，最近由社会语言学家加沃尔斯基（Adam Jaworski）和瑟洛（Crispin Thurlow）主编的《符号学风景》（Semiotic Landscape）一书，对艺术和地理学中的风景研究相当博闻广见，但这里的“符号学风景”指的仅仅是语言学风景和文本（最狭义的书面语言再现）在风景及其创造中的作用。

在符号学方面，在塔拉斯蒂的《存在符号学》（Existential Semiotics）一书中可以看到对发展风景符号学（landscape semiotics）领域的呼吁。作者想象将风景符号学作为“将风景视为一种符号语言的研究”③。塔拉斯蒂的出发点是风景美学，在此基础上，他努力发展出了格雷马斯式的风景符号学。这无论如何也不是对风景符号学的系统发展，而是一篇概念性的论文，对可能的方法进行了展望，而且，他对风景的定义仍然是人类中心和文化中心的，在很大程度上导向的是再现研究。

马西莫·莱昂（Massimo Leone）是另一位明确提到符号学风景的符号学家，他提出了“符号地理学”（semio-georgraphy）的概念，这个新词是指“在符号学的理论框架内，对塑造人类与各种环境之间的互动的模式和过程进行研究的子学科”④。在他的分析中，他用“符号学风景”一词来表示“个体在公共场所所遇到的可感知因素的模式”⑤，非常明确地站在索绪尔符号学传统一边，致力于在风景中辨认出个别的意义单位。

门内辉行（Monnai Teruyuki）和他的同事们发展出了一种用于对建筑的实际分析和规划的复杂的风景符号学。和那些或明或暗地属于索绪尔符号学的文本研究范式不同，门内辉行的方法是皮尔斯式的。他运用了各种皮尔斯的概念，尤其是符号过程和符号三分法，将符号学和其他几个框架式的两分概念相结合，对建筑和环境进行了形式化的分析（很可能是因为建筑结构作为主体物质和分析软件的本质），这种分析更容易使人联想到结构符号学和生成语法（generative grammar）。例如，该书第一部分关于日本传统小镇风景的系列文章中，他区别了符号过程的符形、符义和符用维度，但接下来只在类似于索绪尔的方法讨论部分对前两者进行了分析。这一讨论也广泛地借用了索绪尔将符号之间的相似和差异作为它们意义线索的看法。尽管在方法论上有所混杂，门内辉行和他的同事们无疑成功地创造出了对建筑环境进行符号学分析的功能框架，它不仅可以用于学术研究，也可以用于现实生活中的建筑设计。但是，这一风景符号学只包含了最狭义的风景，即将风景作为建筑环境。在日本，还有其他对建筑的经典结构主义的符号学运用以及根据两分性对风景结构进行分析，这主要是因为这种运用是将分析量化的最简单的方法。

三、符号学方法：物质化和加工化

（一）现象学风景

风景的现象学研究方法处理的是符号学的一个非常基础的问题，即在现象世界中，栖身在风景之中的人的肉身性（corporeality）的意义是如何产生的。这和索绪尔符号学所理解的“任意武断符号”形成鲜明的对比。索绪尔符号学的解释认为，风景的意义一定是从外在嵌入其内部的，除了外部的社会符码（尤其是权力结构）之外没有经验动机来导入意义。英戈尔德（Tim Ingold）指出：“世界是围绕着居住者而持续形成的，它的多样化成分是通过将自己纳入到生命活动的日常模式中而获得意义的。”①

诸如雷尔夫、段义孚、蒂利（Christopher Tilley）、英戈尔德和埃布拉姆（David Abram）等最为杰出的现象学家的著作都表明了这种立场。在梅洛-庞蒂、海德格尔和胡塞尔的思想启发之下，风景更多地被视为一种整体性的现象，是由所有的感官和整个身体（听觉、味觉等）感知的。感知过程和智力机制（即大脑和身体）不是分开的，我们就是居住在风景中，领会它的暗示并参与它所有的符号过程互动的身体。风景中的意义单元是通过和风景中其他（有生命的和无生命的）实体的互动，通过人们每天的身体行为，通过惯例和时间而被创造出来的，如劳作景观（taskscape）②。

巴克豪斯（Gary Backhaus）和穆伦吉（John Murungi）主编的文集《符号化的风景》（Symbolic Landscape）致力于突破索绪尔式的（结构主义的）、将符号理解为纯然的观念的做法，并用梅洛-庞蒂的哲学对符号化风景理论进行补充，将符号视为“在活生生的身体（lived-body）与其环境（milieu）之间，以自由进入虚像空间的姿势出现的”某物③，拒绝接受感知和概念之间的分割线。

另一方面，对风景的意义生产和设计中的肉身性参与的理解迈出了重要的一步，这以英国的非再现性和流动性研究为代表。动物地理学强调其他生物和它们的意义风景，是从经典的风景研究、现象学方法到由法里纳和他的同事们发展出的，对风景的生态符号学理解之间的过渡区。

（二）皮尔斯式的方法

近年来，皮尔斯符号学在国际上的影响有所上升，可以预见的是，这一符号学范式也开始出现在风景符号学中。梅特罗-罗兰德（Michelle Metro-Roland）认为，皮尔斯对符号过程的理解为思维和世界（或者说思想和对象）如何相互联系提供了一个很好的理论模式，因为，皮尔斯式的符号关系不是仅仅由任意武断的能指和所指结合而成的，而是包含了和非符号的（以及符号的）现实之间的关系。

对皮尔斯式的风景符号学的另一个尝试是阿内森（Tor Arnensen）出版的著作。他的结论是：作为整体的风景是一个符号，它处于和对象（物理的土地）和解释项（群体）的三分关系中。阿内森试图运用皮尔斯的符号概念，它是一个三分的关系，其关系在于这三者之间：（1）再现体或者符号载体，即“再现的具体主体”①；（2）对象或“它代表的物”②；（3）解释项或“（符号载体）引发的想法”③。但是，阿内森的运用是建立在对皮尔斯或者说后皮尔斯式的且对这些术语的定义的很大偏离之上的。首先，皮尔斯指出，“解释项不能够是一个明确的个体对象”，④（着重号为原文所有）将其视为“心理效果，或想法”⑤。而阿内森将解释项定义为：作出解释的人。其次，尽管阿内森强调了符号关系不能被降低为三个要素中的任何一项，他还是对作为符号关系的符号和再现体（或者说符号载体）进行了区分。而且，皮尔斯所说的“对象”一定是物理的地形，而他自己对对象的理解要宽泛得多，还包括了非物理的现象和事实。事实上，阿内森没有使用皮尔斯的符号关系，即将符号等同于符号载体、对象和符号生产的想法之间的相互关系；而是使用了一个非常不同的三分式来进行描述，这个三分式包括了：（1）作为指称对象的物理地形；（2）作为解释者的人；（3）符号或者“符号使用者对一个地区的解释”⑥。而在经典的皮尔斯术语中，阿内森所说的风景成为一个解释项，这和皮尔斯认为的解释项也可以是前意识的、由某种质构成的想法有很大的不同，阿内森将解释项看做是由语言的使用来调节的⑦。由此看出，他的概念仍然停留在皮尔斯和索绪尔的范式之内。

但是，阿内森对皮尔斯的主要概念的独特解释没有妨碍到他的主要论述的有效性，这种有效性是在皮尔斯对符号的定义中涌现而出的：“符号是某物A，它将某种事实或对象B指代为某一解释项的想法C。”⑧对于风景，这就意味着，作为整体的风景是对于某人有着某种具体意义的风景，其明显而重要的后果是，同一个乌里地区可以产生任何与之有关的揭示群体以及由此带来的风景。但是，和文本，或者说将风景作为符号学现实的、以话语为基础的方法不同，阿内森总是将物理地区作为风景包括的一个组成因素。总之，对于符号使用者和语境信息而言，阿内森的方法使得对于构成性的物理因素和心理因素之间的相互关系的分析成为了可能。

皮尔斯的符号模式使得心理（或符号化的）风景和物质性的风景得以区分，让人可以分别追寻作为符号化的资源和作为物质资源的风景的变化。这两个维度可以一起变化，也可以单独发生变化，而且，物质性的风景的变化不一定就意味着被符号思维“加工”过的、被感知的风景会发生变化。我们可以谈到在战争中失去的风景（物质性的变化是冲突的结果）和消逝的风景（在主要的符号化话语中，物质性的变化不为人所注意），但我们也可以谈到获得的风景，因为新的物质性的风景开启了新的符号化可能，迟早会被“挪用”，而这些都取决于群体对这些变化的感知（“可感知的实际效果”①）。

在被称为“物质符号学”的著作中也可以看到这样一种思考，它致力于恢复意义的物质性，强调“风景是社会物质过程，由于人与自然两者的行为不断地经历着形态上的变化（在最为物质性的意义上）和修正（在风景是由人观赏的意义上）。风景是物质符号关系的竞争网络，是人与物的暂时同盟，从人类必然所处的视角而言，是竞争性的再现”②。

尽管这一传统中的几个作者使用的是格雷马斯而不是皮尔斯式的模式，对符号学风景的再度物质化这一重要理论内涵应当这样理解：对于一个物理性的地区，总是有几个竞争性的符号实体，对此地区的计划和管理都必然会容纳几个不同的、时常冲突的符号现实和关于未来与过去的想象。

（三）塔尔图-莫斯科的文化符号学

塔尔图-莫斯科符号学派，尤其是尤里·洛特曼的著作提出了一整套概念，为综合性的风景研究提供了高度的可能，它包括：对再现的分析，对传播（尤其是自我传播）、文本、符号空间和变化模式的新的理解。在风景研究中，这些影响深远的概念只有一部分在它们原有的语境中得到了充分的发展（比如彼得伯格的“文本”概念和洛特曼的自我传播概念），一些发展是由塔尔图更为年轻的学者们作出的，还有一些概念的潜力仍然有待于充分的实现。

洛特曼在《文化与爆炸》（Culture and Explosion）一书中提出了一个或许有助于研究风景变化的模式。大部分其他的符号学家都致力于研究（通常是两个）单独的符号系统之间的翻译，而洛特曼关注的是一个系统内部的边界和这一边界创造的翻译可能，即系统的延续性或持续性和变化。从符号学的视角而言，风景的重要方面之一就是边界的存在。风景中的传播边界可以被视为风景中的内部活力的主要元素和机制以及生产新风景的主要机制。任何系统中的变化都并非总是渐进的、一成不变的，洛特曼区分了渐进性变化和爆炸性变化。在前者当中，从边缘到中心的过渡以及从中心到边缘的过渡是以渐进的方式进行的，已有的支配性结构在缓慢的过渡中被取代。在爆炸性变化的时代，所有已有的符号结构都被打碎，符号过程的爆炸性增长随之发生。许多竞争性的新场景的发展都是在这个断裂点上出现的，只有一个最终会巩固下来，占据中心的位置。同样的，我们可以在风景中区分渐进性变化和爆炸性变化的时期。在爆照性变化时期，会产生和先前的风景的断裂。这样，变化的符号学模式就使得我们可以对动态的非平衡变化过程进行描述，其结果也非总是取决于生态必然性和实际需求，它可以是硬科学通常不会考虑到的宗教的、非理性的或美学的符号价值的结果。在对文化记忆和身份进行描述时，渐进性变化和爆炸性变化之间的区别也是非常有用的。

四、生态符号学的方法

生态符号学的方法是对符号过程在环境的变化和有机体的环境设计中的作用进行明确的描述和分析的学术方法，它关注的是生态系统中的符号关系机制。因为，大部分由生命建立和维系的关系都是本身就是符号性的或者是符号过程的产物，对它们的研究是和符号学的方法相关的。

生态学中的符号学方法意味着它描述和研究关注的是：

第一，有机体作出的区分，它们自身看待世界的方式，即对环境界或有机体范畴化（organic categorization）的研究；

第二，有机体行为的意向性，有机体需求的作用和类型，以及有机体的寻找、个体学习、适应和习惯性（habituation）导致的变化；

第三，生命系统所有层面上的交流及其作用，生命形式作为交流结构的形成；

第四，作为生态系统中多种有机体设计（organic design）之结果的生态系统的生产；

第五，符号过程的类型，它们在多样性的生产和再生产过程中是不同的、变化的。

在从生态符号学视角对风景过程进行系统研究这方面贡献最为卓越的是法里纳。他采用了对生态符号学更宽泛的、超越了人文地理学的人类中心方法的定义，希望能创造一个新的框架，将生命环境中的主体的多样性涵盖其中，并且缩短人类价值和生态过程之间的鸿沟。他将风景和乌克斯库尔的环境界概念相联系，强调风景是由个体所感知的事实，并在后来提出了“内心风景”（private landscape）的概念，即：“有机体周围的对象组合是在空间、时间和历史（包括记忆、经验和文化等）的语境中被感知的。”①由此，他的风景符号学是以主体为中心的，考虑到了物种特有的生命世界和物种的认知能力以及经验语境（记忆以及历史——如果物种具有长期记忆的话），甚至美学。这也使得我们可以将非物质的资源包含进来，而不仅是在它们被某种物质性的人工品再现的情况下可以如此。尽管法里纳的理论框架在假设上也可以适用于对人类的分析，但他自己的运用主要是关于风景生态学和生物符号学的。而在生态领域理论中将人类文化系统包含进去的具体做法未能像他对其他物种的风景分析之方法论那样得到完全的发展。

法里纳的“内心风景”基本上是属于生态符号学领域的一个概念，如诺特所定义的：“生态符号学是研究生命体及其环境之间的关系之符号学方面的科学。”②根据这一定义，任何生命体（人类、动物和植物等）都是一片风景的中心，在这片风景中展开着符号过程。由此可以推断，风景应当是生态符号学中的中心主题之一，这和我们是采取生物的生态符号学定义还是文化的生态符号学定义，或者说是采取以人类为中心的风景定义还是以有机体为中心的风景定义无关。法里纳的风景符号学和诺特对生态符号学的生物学定义无疑是对风景的符号学研究中过分的人类中心主义的一种补偿，但它仍然是落在科斯格罗夫称之为风景研究中的“生态学话语”之上的。综合性的风景符号学应当是由生物学的生态符号学和文化生态符号学的结合而产生的，后者将自己定义为：“自然与文化之间关系的符号学。它包括了对自然之于人类的位置和作用的符号学方面的研究，即对我们人类而言，自然现在和过去的意义是什么，我们如何、在何种程度上和自然进行交流。”③

五、未来的视角

毫无疑问，对风景的再现以及与再现相关的话语和权力的研究将持续成为风景学者的灵感来源，在未来的多年都将如此。尽管如此，由于人文地理学和符号学“再物质化”（re-materializaiton）和“肉身化”（corporealization）的普遍趋势，它和那些囿于索绪尔的任意武断符号关系模式和话语的概念世界有所不同。相反，我们很可能会看到处理表意、交流和解释性的身体行为中的物质和心理过程之间的复杂的相互性，以及处理它们对其他生命体的物质和生命过程的后果的或多或少的尝试。如梅特罗-罗兰德指出的，皮尔斯的模式“对外在于文本和语言的符号进行解释更有成效”，因为，他的符号学通过将对象、我们对它的理解和物理的符号载体包括到符号关系中的方式，“明确地处理了世界和我们对世界的理解之间的关系问题”①，提供了它们之间相互关系的完全的类型学，而索绪尔的模式只包括了其中一种，即象征符号的使用。

对风景的符号学研究而言，“风景”一词的主要优势如下：

1.风景是一个整体现象，它不必事先在文化/自然、人类/非人类、个人/集体、感知的/物理的等概念间作出分割。这种分割在不同情况下可以用作分析工具，但它并不是通过术语的先入之见而对物质的本体状态的投射。因此，风景是克服现代学术话语中占主导地位的、严格的二元性的合适术语。

2.风景在本质上是一种对话现象，交流存在于风景中的符号过程的核心。由此，符号学可以为分析风景形成的过程提供足够的工具，因为，它们总是多方交流的结果，并且取决于参与方的符号范畴化。在这方面，巴赫金（如对话性和杂语）和洛特曼（文化翻译，传播和自我传播，由几个符号主体构成的符号域中的变化模式，以及其他影响深远的概念）的符号学概念的潜力不可低估。

3.风景的符号学研究有助于理解日常风景中的对话性和意义生产，以及在非物质的条件下价值是如何被创造出来的，因此，它可以对实际的计划和管理政策派上很大用场。对于讨论风景的符号和物质方面之于不同的群体的不同关系，皮尔斯的符号模式也提供了很好的方法论基础。它还为理解不同的群体（以及不同环境界的有机体）如何可能在同一片物理土地上生活在不同的风景中提供一个可靠的描述框架。文化符号学，尤其是“爆破”和“未来历史”的概念，对于映现风景变化的动力，对于将过去的风景的形成作为许多的未来可能中的一种实现，以及由此带来的计划和管理能力的改善，都可能会被证明是非常有用的。

责任编辑：龙迪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