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生态翻译学是从生态视角纵观翻译的研究范式，“三维”转换理论是其重要的组成部分。博物馆文物解说文本通常包括年代、特征、器物通称，其内涵丰富涉及面广，目的是促进交际。从陕西历史博物馆“何家村窖藏出土文物展”的13个说明牌英语译文来看，其均从语言、文化和交际三个维度进行了适应性选择转换，译文基本上是准确的，在给观众提供关键信息、传播优秀传统文化方面发挥着积极的作用。其启示是：要将准确性置于翻译工作的第一位，注重以文化传播思维为指导，提高译者的专业水平和文化素养。

关键词：生态翻译学;“三维”转换;陕西历史博物馆;何家村窖藏展品解说牌

中图分类号：G266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2095-6916（2021）21-0157-04

2020年恰逢何家村窖藏文物发现50周年，在过去半个世纪的时间里，“何家村窖藏”是大唐盛世的形象代言，依托这一重大考古发现而推出的“大唐遗宝——何家村窖藏出土文物展”成为陕西历史博物馆最受欢迎的展览，这对博物馆展品解说牌的文字翻译提出了很高的要求。文物展品解说牌文本属于外宣类文本，其英译过程不仅涉及语言层面的转换，还面临着跨文化交际的挑战。本文以生态翻译学“三维”转换理论为指导，对该展所陈列文物的解说牌文本进行案例分析。

一、“三维”转换理论及生态翻译学理论

翻译学领域具有很强的“跨学科”特性，翻译研究也不断地扩张并深入到更为广阔的领域。清华大学胡庚申教授在2001年第三届亚洲翻译家论坛上首次提出“生态翻译学”，率先在世纪之交树起生态翻译学的旗帜，2004年他在《翻译选择适应论》一书中正式提出从生态学角度进行翻译研究。

生态翻译学是一种从生态视角纵观翻译的研究范式。它以“适应/选择”为理论基础，以翻译生态、文本生态、“翻译群落”生态及其相互关系为研究对象，以翻译即生态平衡、翻译即文本移植、翻译即适应选择为核心理念，从生态视角对翻译生态整体与翻译理论本体进行纵观和描述。生态翻译学的“翻译方法可谓之‘多维转换，其中主要落在‘三维转换上，即在‘多维度适应于适应性选择的原则指导下，相对集中于语言维、文化维和交际维地适应性选择之转换”[1]。“三维”转换理论关注翻译的微观操作是翻译应用研究的一个焦点，在保持文本生态的基础上，有助于实现译文在新的语言、文化、交际生态中“生存”和“长存”。

二、博物馆文物解说文本的特征及构成

博物馆文物说明牌内容涵盖丰富的中国传统文化元素，涉及历史、地理、社会学、艺术、科学等不同领域，对译者知识储备的要求极高;解说文本还应充分考虑交际因素，消除包括民俗、宗教、历史和惯例等在内的各种差异性，以促进交际。

解说牌文字通常包括几大要素：其一是年代，指文物的制造或使用年代;其二是特征，即文物的地域、人文以及有关的工艺技法、纹饰题材、形态质地等本体属性;其三是器物的通称，一般指物品的器型或用途，定名一般按照时代、特征、通称顺序排列。因何家村遗宝均为西安市碑林区何家村出土的唐代器物，故省略年代和地域两个要素。这几大要素组成的信息，再配合实物或图片，为游客在博物馆参观提供展品的关键信息。以何家村窖藏文物为例，解说牌文本面向世界各地的观众，目的是为了让他们领略陕西出土文物的魅力，同时拓展生态翻译学理论的实际应用范围。

三、“三维”转换理论视角下的案例分析

在生态翻译学的视域下，翻译的首要问题不再是语言的对等转换，而是环境结构与心理机制相互作用生成多维转换的适应性问题，以解决原语生态和译语生态在语言、文化、交际三个层面的差异问题，实现目的语文本的生态平衡。在翻译博物馆文物说明牌时，应置身于包括译者、展品、图片、语言、文化、观者、展厅等多种因素相互作用的生态环境中，让译文适应翻译生态环境，达到有效传递展品信息及文化内涵的目的。译者应从多维度、多层次进行整合，不仅要忠于原文、迎合观众，更要在保持并转换原文生态的基础上，让文物说明牌译文能够在新的语言、文化、交际生态中适应生存。

（一）语言维的适应性选择转换

胡庚申提出，语言维指“译者在翻译过程中对语言形式的适应性选择转换”[2]。专业的博物馆翻译可以为观众提供准确有效的文物信息，激发他们的参观热情，但由于各种原因，全国各大博物馆在文物英译方面不能达到准确、简明、统一的要求，错译、误译、漏译等现象时有发生，“何家村窖藏出土文物展”也不例外。

1.彩绘凤鸟纹铜镜  Painted Bronze Mirror with Phoenix Patternttern

Patternttern属于明显的拼写错误，在“语言维”上未能实现转换，阻碍了观众接收该文物的文化信息。

此外，还存在信息缺失的问题，出现在以下几例中：

2.水晶八曲长杯 Crystal Cup

3.白玉忍冬纹八曲长杯 White Jade Cup with Honeysuckles Design

4.鎏金凤鸟纹六曲银盘Six-lobed Gilt Silver Plate with Phoenix Motif

這些文物说明牌的译文对于器型的描述信息明显缺失，“曲”是指横向分层的曲瓣，以曲瓣的多少分别分为“六曲长杯（hexagonal）”“八曲长杯（octagonal）”，而“十二曲长杯（dodecagonal）”或笼统叫做“多曲长杯”，简化译文为“lobed”。从图1可看出，长杯椭圆形矮足，故“长”则意为椭圆形，译为“elliptical”。原译中的中心词和前置定语均有信息缺失之嫌，未能准确表达原文含义，未能实现“语言维”“文化维”和“交际维”的转换，故“水晶八曲长杯”应译为“Crystal lobed elliptical cup”，而“白玉忍冬纹八曲长杯”为“White jade lobed elliptical bowl with honeysuckles design”。

5.鎏金蔓草纹银羽觞 gilt silver wine cup with creeping-vine design

6.鎏金鸿雁衔绶纹银匜 gilt silver Yi-pourer with wild geese design

7.葡萄花鸟纹银香囊 silver pomander with grapes，flowers and birds design

8.鸳鸯莲瓣纹金碗 gold bowl with lotus petal and mandarin duck motif

9.鎏金小簇花纹银盖碗 covered gilt silver bowl decorated with cluster of small flowers

10.鎏金线刻飞廉纹银盒 Gilt silver container with line-carved winged creature

这批金银器的纹饰精美，用文字来描述这些花纹图案成了一大难点。在《新世纪汉英大词典》中“纹”的释义有line，vein，grain，pattern，design，figurine等，“纹”字的表达较为灵活，有“with…design”“motif”“decorated with…”“…with pattern/design of…”或直接用“with”衔接。

其中，decoration是指“添加在某物之上并使其不显单调的图案”，motif与pattern区别不大，均可表示平面图案，而figurine则代表立体雕饰。pattern与design的区别最为显著，design表示展品的图案构图简单，以不规则线条为主;pattern则是指展品上的图案做工精巧、构图复杂、富有对称等美感，有规则的花纹。鸳鸯莲瓣纹金碗因其在最显眼的每个莲瓣内都以一种动物作为主题纹饰，有狐、兔、獐、鹿、鹦鹉、鸳鸯等，则区别译为motif。原译不仅注意到各展品纹饰的差异，又将这种差异性体现在译名中。

此外，文物的中文命名规则一般为“颜色/工艺+纹饰+质地+器型”，而译名改变了中文语言层面上的结构，用英文表述习惯来传递文物的特性，文理通常，准确达意，以便向西方观者更好地介绍，较为完整地转换了原文的内容和交际目的，凸显了“三维”的转换。

（二）文化维的适应性选择转换

文化维即“译者在翻译过程中关注双语文化内涵的传递与阐释”[2]。在翻译时，译者不仅要保证信息交流顺畅，也应该尽量使两种语言文化得到有效传播，将文物背后的历史典故、文化元素、政治背景等呈现出来，进而达到生态平衡与和谐。

11.“和同开珎”银币 Silver Coin with "He Tong Kai Zhen"

“和同开珎”为日本奈良王朝元明天皇在和铜元年发行的货币，从发行到废止仅一年零三个月。“同”为“和铜”年号“铜”的简写，以年号命名的词语一律采用拼音，不意译，首字母大写;“珎”一释为“宝”，为繁体字“寳”省略上下部分的简写，亦有释为“珍”者，译为bao或是zhen，需参考考古学家和众多学者对其释义进行解读。现代学者中郭沫若认为“珍”是“寳”字的简化，指出我国和日本人中将其释义为“珍”属于误读[3]。据日本《和语连珠集》和《续日本书纪》等对“和同开珎”钱的铸造、传入中国和埋藏做出的分析研究，与日本古钱收藏家成岛柳北的观点，其应该释读为“和同开宝”， 故应改为Silver Coin with "He Tong Kai Bao"。

译者应在了解文物译名平行文本及其相关历史文化背景的前提下对其措辞表达进行权衡，这样才能扫除观众摄取信息时的障碍，借助其原有的共有认知，实现最佳的转换，从而达到译文传播中国文化的交际目的。

12.狩猎纹高足银杯 Silver Stem Cup with Hunting Scenes

解说牌中的每个字都需仔细斟酌，“高足杯”与“高脚杯”一字差别，却涉及不同的历史和材质。在《新世纪汉英大词典》《现代漢英词典》等常用汉英词典中没有“高足杯”的词条，而在《朗文汉英中华文化图解词典》中也只有“高脚杯”，与英文goblet相对应，配图为普通的高脚玻璃杯。在《汉英文物考古词汇》与《汉英旅游文化词典》中“高足杯”对应英文词条stem cup。根据相关词典的释义，goblet一词源自古法语gobelet，为gobel cup的缩略形式。goblet是一种碗形的高脚饮酒器，通常为玻璃或金属制成，有柄（stem）和底足（base或foot）但无把手（handle）。在上述词典中，没有stem cup这一复合名词，只有stem一词的单独释义。stem指的是在碗形杯身和底足之间细长、垂直的部分，即（高脚酒杯的）把柄或柄脚。与goblet不同，在stem的释义中，没有对酒杯材质做出特别限定。

根据上文有关高足杯的来历及其发展史，同时结合词典中相关释义，基本可确定“高足杯”的英译为stem cup。为了验证stem cup是否符合国际博物馆行业术语使用的规范性，同时确保跨文化交流的有效性，查询大英博物馆官方网站与藏品相关内容，结果显示，stem cup和goblet分属两种不同的器型（object type）。器型栏标注为stem cup的器物，图片大多显示为高足杯造型，时代以元、明、清为主，材质有陶、瓷、金、银。器型栏标注为goblet的器物，虽然符合词典中“碗形高脚酒杯，通常为玻璃或金属制，有把柄和底足”的释义，但是和高足杯相比，其外形不尽相同。以上情况说明，stem cup和goblet被归类为两种不同的器型有据可循。除此之外，还有一些文物已有了国际通用的名称，如“山顶洞人”为upper cave man，“细石器”为microlith，“飞天”为apsara等。

文物涵盖其特有的文化底蕴，在文化信息方面，也应做到一一对应，即使词汇的概念意义相近，也不可一概而论，实现“文化维”和“语言维”的转换需要共同推进，深谙文化差异才能让文物再现其文化含义。

（三）交际维的适应性选择转换

交际维即“译者在翻译过程中关注双语交际意图的适应性选择转换，关注原文中的交际意图是否在译文中得以体现”[2]。译者在翻译时一方面要准确地转换和传递原文的语言信息和文化内涵，另一方面要把选择转换的重点放在双语交际上。下面对陕西历史博物馆的译名和齐东方教授所著《花舞大唐春：何家村遗宝精粹》中的译名进行对比分析：

13.兽首玛瑙杯Beast-head-shaped Agate Cup

Agate为“玛瑙”（工艺），cup为中心词，Beast-head-shaped为“兽首状”（器型）。译名通俗易懂，较为完整地转换了原文的信息和交际目的。

《花舞大唐春：何家村遗宝精粹》给出了另一种译法Agate horn rhyton。Rhyton为“来通杯”，“来通”是希腊语的译音，有流出的意思，大多为兽角形，一般在杯的底部有孔，液体可以从孔中流出，功能如同漏斗，用来注神酒。由此可见，首先，rhyton涵盖了horn的含义，在一定程度上有重复累赘之嫌。其次，rhyton这类专业术语，并不为一般人所熟知，出现在解说牌上并不能很好地起到交际的目的。为验证rhyton这一术语的熟知度，查询了华盛顿弗里尔美术馆官方网站及其藏品内容简介，结果显示，相似饮酒具被命名为Wine horn with gazelle protome，wine horn是指用来饮酒的兽角，gazelle protome是指羚羊的头，也是从其功用和器型上进行命名，并未采纳“来通”这一专业术语。因此，陕西历史博物馆采取的这种通俗易懂、具有视觉效果的译法，可以让观众的注意力从三色缠丝的玛瑙，转移到小巧精致的金盖帽雕成的兽嘴上，诠释了这件古玉雕艺术品的独特之处，起到外宣的效果，实现了“交际维”的转换。

14.秦昭王簋 Bronze food container（Gui）

宰兽簋 ritual ware（Gui） of Zai Shou

五年师旂簋 food containers（Gui） of Shi Shi

在陕西历史博物馆中，笔者还注意到这三种青铜器（不属于何家村窖藏出土文物）的译法极具借鉴性。Gui为“簋”的汉语拼音。据《简明古汉语词典》，“簋”指古代青铜或陶制盛食物的容器，也是重要的礼器，在祭祀和宴飨时，它和鼎配合使用。food container指“食物容器”，ritual ware指“（祭）礼器”，均表其功用，译名以其功用作为名称，在其后的括号内对其汉语读音进行补充说明，使用斜体，首字母大写，保证信息交流通畅，帮助观众了解文物，达到传播中国文化的目的。汉语拼音本身不承载任何意义，加之四种声调和一音多字等问题，容易让人产生误解，这种音译加增补的译法准确地传递了信息，同时也保持了文物的民族特色。译名注重“文化维”“交际维”的转换。

四、结语

博物馆展品说明牌的翻译不囿于翻译领域，更关系到对于史实的尊重与理解，在对外文化交流中起着重要的桥梁作用。

在翻译过程中，首先要将准确性置于第一位，“语言维”的转换倚仗译者对词语的字斟句酌，需参考如《新世纪汉英大词典》《现代汉英词典》《汉英文物考古词汇》《汉英旅游文化词典》等常用词典，国际博物馆行业术语应参照国际知名博物馆官方网站与藏品相关内容。“语言维”转换的实现需要译者不断去思索：信息误译、信息漏译与信息错译的问题能否尽可能避免，单字译名能否做到言简意赅，能否使观者正确地认知文物、理解其名称中蕴含的含义。

其次要以文化传播思维指导翻译工作。要让文物中的国宝“走出国门”，就要对与其相关的文化了然于胸。文化本身就该与时俱进，以何家村遗宝为例，博物馆说明牌传播内容应该注意文化的先进性，只有及时了解考古学家、收藏家和学者对文物最新解读和阐释，了解文物已有的国际通用译法，才能确保译文在“文化维”实现转换。翻译的“交际维”则关注交际意图在翻译过程中是否实现，除了语言的准确性和文化的传播性之外，还要结合受众的需求和译者的目的，构成一个生态有机体。在这个翻译生态中，译者采用音译、释义、加注等方法，从措辞、表达、逻辑等方面进行灵活变通，使观众能够在有限的时空内了解文物并产生共鸣。

最后要做好解说牌文本的翻译，应不断提升译者的专业水平、文化素养。解说文本能否被高质量翻译与译者的能力和水平有直接关系。“珎”字要求从货币史与中日交流的形势进行考察;“高足杯”要求從其来历与传入史进行探讨;“来通”要求对观众的接受度和认知程度进行考量等。博物馆展品解说牌翻译是一个系统的、多维的领域，要遵照翻译原则与体例规则，不可一蹴而就，要促进博物馆文物翻译的规范和统一，还有很多问题要探究。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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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张疏雨（1997—），女，汉族，陕西安康人，单位为暨南大学，研究方向为英语笔译。

（责任编辑：朱希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