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艳国

(江西师范大学 中国社会转型研究省级协同创新中心， 江西 南昌 330022)

近年来，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招标项目“汉冶萍公司档案的搜集整理与研究”首席专家周积明教授围绕着该项目推出了一系列成果，以《汉冶萍公司：中国近代工业的光荣与梦想》、《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汉冶萍民族主义话语的二重性》、《历史大视野下的汉冶萍成败论》等为代表的学术论文发表在国内重要学术报刊上，这些研究以宏大的视野结合一系列新挖掘的史料而别开新面，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近期出版的项目中期成果《晚清民国报刊汉冶萍公司文献辑》(以下简称《文献辑》)更是给人耳目一新之感。该书皇皇十二册，800万字，辑录中英文报刊139种，期刊222种，共影印文献6000多件；时间跨度自1886年至1949年，达半个多世纪；重点突出、内容丰富，涵盖汉冶萍公司的企业管理、经济运作、国际关系、社会活动、劳动生活、冶炼技术、高层信息、公司股票等方方面面的信息，以汉冶萍公司的发展为主线形成一个资料平台。

《文献辑》是汉冶萍公司公共文献史料的首次集结出版，其编辑体例和学术指向体现了饱满的学术追求、浓浓的学术创新。汉冶萍公司是中国及亚洲最早、最大的新式钢铁煤联营企业。作为“中国钢铁工业的摇篮”和国家形象的代表，它以百余年历史，浓缩了中国近代工业发展的历程，承载了19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所发生的诸多事件与历史变革，由此成为中外舆论关注的重心。汉冶萍公司成立之初，即极为重视文书档案工作。早在1923年1月，公司经理处文牍课长包希蔺就指出：“公司案卷一项，为事实之记载，行政之表示，集久即成历史，关系至为重要。”在艰苦卓绝的开创、发展与维持中，汉冶萍公司留下了二万余卷档案资料，这些档案“为多年之积累，凡系本公司商务之所经过大概，均具有鳞爪可寻”，对这些档案进行整理与研究，无论对于拓展档案整理领域，还是对于拓展中国近代工业史、企业史、社会史研究，都具有极为重要的价值。但由于档案分散于武汉、黄石、萍乡、上海、重庆、广西等地，还有部分档案流散于台湾、日本与欧洲，故研究者无法充分利用档案，深化汉冶萍公司研究。正是基于这样的考虑，周积明教授及其团队在充分调研和研究的基础上成功申报了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招标项目“汉冶萍公司档案的搜集整理与研究”，旨在对分散于各地的汉冶萍公司档案加以搜集整理与研究，进而推动汉冶萍公司的学术研究不断走向深化。业师冯天瑜教授曾多次呼吁要高度重视汉冶萍公司档案的整理与研究，认为汉冶萍公司档案的搜集整理研究是一个“极有价值的课题”。《文献辑》致力于打捞沉淀在报刊资料中的汉冶萍公司历史轨迹，广泛搜集晚清民国报刊关于汉阳铁厂—汉冶萍公司的各种新闻报道、评论，发掘出大量尚未为学界所利用的资料，是对汉冶萍公司现存档案资料的重要补充和拓展，必将成为汉冶萍公司研究乃至中国工业史研究的资料渊薮。不仅如此，《文献辑》还包涵近代政治、经济、文化、社会诸多层面的历史信息，对于区域史研究、制度史研究、社会史研究、文化史研究也具有重要价值。由此而论，《文献辑》既为中国中部六省率先现代化、率先发展提供了一个历史资料样本，也为中部湖北，作为湖北省中心市镇的武汉历史底蕴作了一个范本式挖掘。

笔者用“一个别样经典的晚清民国报刊资料样式”的观点来评价这套书。在学术传统上，人们将“经典”局限于论著，这是为了突出精品与一般的差别，这主要是体现在思想性和语言魅力上，具有标识性、典范性意义和价值。在客观上，历史资料汇编由于经过研究者(历史学家)从历史理论甚至是史学理论与方法的角度进行比较、反思、选择，试图通过系统的资料揭示掩盖在资料后面的真相与观念。如果选材真实可靠、代表性强、“会说话的资料”互证互释，显得精当巧妙，那么它也可以被列入学术文化经典。尽管“人们把报刊作为一种史料搜集保存下来，是比较晚的事情了”，但是，由于“报刊是从事近代史研究不可或缺的材料”(严昌洪编著：《中国近代史史料学(增订本)》，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8年，第392页)，因此，它理所当然地越来越受到史学界重视。从已有的成果看，其中也不乏堪称“经典”的搜集整理之作，如由上海人民出版社、中华书局陆续出版的“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含续编)，它们就得到了专业史学工作者比较一致的较高评价。由此看来，史料的搜集与整理，如同史学研究的史论结合与观点表达一样，只要有精品意识和相应的学术追求，一样可以锤炼成“经典”。如果将《文献辑》置诸中国近代史研究资料体系中，从研究的效用上看，是比较经典的。它提供了一个从1886—1949年的中时段观察视角，这是中国近代史上十分精彩、十分经典的时段。它既是汉冶萍公司起止发展的时段，使汉冶萍公司史有自身完整的内涵和面貌；又是中国近代社会急剧变迁、波澜壮阔、新陈代谢的时段，晚清新政与辛亥革命、国民革命与国民党败亡、新中国成立与国家重建等重大事件都在这个历史时段彰显。可以说，汉冶萍公司的历史既是这一时段中国近代史的一个侧影，又是一个生动的案例，两者的历史内容与互动休戚相关。资料搜集与整理所涉及的国家与社会、政治与军事、经济与民生、教育与文化、政客与百姓、上流社会与底层生活等方方面面，都无不精彩地体现了那个时段急匆匆地社会变革和奔涌向前、不可遏阻的时代潮流，而处于时段中心的历史主体，汉冶萍公司的兴办者、决策者、管理者、建设者和参与者等，则更多地表达了“实业救国”、“繁荣民生”的家国情怀。这种家国情怀，实际上既与中国传统一脉相承，而又具有鲜活的时代内容和发展新元素，透过这套书所展示的世代变迁、国运兴衰，普通民众的人生际遇和生活艰辛等等，都能打动心灵，催人落泪。其实，历史的妙蒂既在于真实，更在于透过真实所体现的时代精神，所体现的生逢其时人们的家国情怀与民族信仰。

具体说来，这套大书还有以下几点值得重视。

一是围绕中时段大型工业企业所做资料梳理的系统性。对历史资料作系统性梳理，便于深化历史研究，开拓研究领域。史料是历史研究的基础，这虽是一个常识性问题，但又是一个常讲常新的学术话题。先师章开沅先生曾多次以五四运动(五四新文化运动)史研究成为新中国史学“学术高原”为例，指出五四运动史研究的拓展，五四新文化运动研究的深化，得益于专业工作者持之以恒地对相关资料的爬梳、整理，形成了分门别类的五四资料集(库)，就连口述史、回忆录等都囊括其中，可圈可点。这既是经验之谈，也确是史学研究的实情。在汉冶萍公司史研究上，囿于地域的局限，以前史料比较分散，研究比较分割，汉阳铁厂、大冶铁矿、萍乡煤矿各成一块，将本为一体、自成整体的事物人为地切割开来“碎片化”了。究其原因，最根本的是史料搜集整理不足，资料可利用程度不高。除了现成的“厂(矿)志”外，相关资料摘编于其他研究资料之中，如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严中平主编的《中国近代经济史资料选编》、陈真编辑的《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孙毓堂和汪敬虞主编的《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80年代武汉大学经济系编的《旧中国汉冶萍公司与日本关系史料选辑》、陈旭麓等主编的《盛宣怀档案资料选辑之四——汉冶萍公司》、湖北省档案馆编的《汉冶萍公司档案史料选编》等。从汉冶萍公司史研究对象看，这些资料就显得很不系统、很不充分了。而《文献辑》则以时序为纲，以报纸、期刊为主轴，以汉冶萍为关键词，将相关资料系统收录，一目了然。丰富系统的汉冶萍公司报刊资料有力地填补了文件档案、官修资料等不足，既体现了汉冶萍公司发展的资料完整性，也极大地还原了汉冶萍公司在近代中国发展的原貌。

二是围绕中时段大型工业企业所做史料搜集整理的学术性。重视史料是中国历史学的优良传统，搜集、整理史料也是中国史学的祖传家法。在史学研究中，“历史研究必须利用大量史料”，这是不言而喻的；更重要的是，经过研究者搜集、整理的史料，本身体现了“史家意识”，在这个意义上，史料又是历史思想的基础。《文献辑》不是胡乱取材的大杂烩，也不是没有主体意识的转印机，在笔者看来，它是贯通并赋予了主编者学术洞见和专业思考的。譬如，从汉冶萍公司报刊资料的搜集整理来看，该书首先重视两省三地的一体化、互动性和完整性，而不再是分块摘取，造成遗漏。汉冶萍公司因资源禀赋和地理优势，分布于湖北、江西两省，联动于汉阳、大冶、萍乡三地，该书注重报刊资料关于汉冶萍公司发展的完整性记录，有利于我们一窥大型工业企业带动区域近代化发展之全豹，有助于我们深刻体会长江中游近代化的驱动、发展与效果，有助于我们思考工业企业、城镇与区域社会的互动关系，有助于我们从近代城市兴起带动区域近代化的视角检省域外学术学说，如施坚雅模式、吉尔伯特·罗兹曼模式、黄宗智模式等等。回望我国近代化道路的起点、发展与自有特点，中国近代化的内驱力究竟是来自于沿海港埠，还是内地都市与沿海港埠联动、协同推进。实际上，这些新问题的提出，本身就来源于资料搜集者、整理者的学术眼光和思想提示，因此，资料搜集与整理也大有文章，也有深刻的学术思想蕴含其中。笔者认为这套书对于研究“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的起点和源头问题，则是一个很好的案例和明证。

三是围绕中时段大型工业企业所做史料搜集整理为研究者提供了一个新时代的基础性研究平台。历史学十分博大，历史学的大格局在哪里？其实，体现在时间、空间和社会主体三维互动上。我们正在经历一次新的科技革命，以大数据、云平台、物联网、互联网、人工智能和数字处理技术为标识的信息化。伴随着信息社会的脚步滚滚而来，如专家所指出，互联网的普及和信息时代的到来，不但改变了人们对历史的态度，同时也在改变历史研究和著述的模式，因此，我们只能适应它，顺应它，才能驾驭它。为了“追赶时代”，建设“新文科”，构建“新史学”，运用数字技术和信息技术处理历史资料、建立历史资料数据库，相比传统的手工作业、半自动作业而言，则更显事半功倍，相比传统或半传统的史学研究而言，更要节省人力资本和时间成本！诚如周积明教授在“前言”中所言，项目组将同步进行史料与大数据整合的新探索，这是大有益处的实践。我们期待这种探索的新成果，尽快形成基于大数据、高质量的汉冶萍公司史研究信息化平台，并实现研究共享。这将从根本上改变传统的史料搜集、整理、研究的工作模式，从而具有研究方式、方法的革命性变革。这既是时代为史学研究提出的新问题，也是史学研究前进的新方向，更是新时代史学工作者的担当作为。周积明教授领导的研究团队在“汉冶萍公司档案的搜集整理与研究”实践探索中，已经为我们给出了答案，这或许要比任何一个具体的历史问题研究取得进展更有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