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海春， 徐艳萍

(湖北大学 哲学学院， 湖北 武汉 430062)

王阳明教学生入门的方法有很多，如讲《大学》、《中庸》，讲“心外无理”、“知行合一”，或者讲“格物致知”、“致良知”等等，但不管讲法有怎样的变化，立志都是少不了的。“立志之说，已近烦渎，然为知己言，竟亦不能舍是也”(1)王守仁：《与黄诚甫》，《王阳明全集》卷四，吴光、钱明等编校，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第181页。，这是王阳明讲于1513年(正德八年，癸酉)。从这一说法来看，王阳明经常讲立志，一直不能舍弃立志之说。王阳明为什么一直都讲立志呢？其一，立志涉及到入道的开端问题。“虽所入之途稍异，要其所志而同，斯可矣”(2)王守仁：《答方叔贤》，《王阳明全集》卷五，第206页。，虽然可以有很多的门径入道，但都离不开立志，志向相同，最终都会达到共同的目标。1516年(正德十一年，丙子)，王阳明强调先要端心，要么是道德功业，要么是声色货利，“故必须先端所趣向，此吾向时立志之说也”(3)束景南：《王阳明年谱长编》(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7年，第895页。。其二，立志涉及到人生或为学开端确定以后的过程以及相应的阶段性的问题。1516年，王阳明说：“先定志向，立工程次第，坚持无失。循序渐进，自当有至。”(4)束景南：《王阳明年谱长编》(二)，第914页。志向不同，相应的工程次第也会有差异，相应的功夫也有差异。其三，立志涉及到人生或为学的整体性质和价值归宿的问题。1515年(正德十年，乙亥)，王阳明对郭善甫说：“从吾游者众矣，虽开说之多，未有出于立志者。故吾于子之行，卒不能舍是而别有所说。子亦可以无疑于用力之方矣。”(5)王守仁：《赠郭善甫归省序》，《王阳明全集》卷七，第265页。立志具有统摄性，其他的学说都不超出立志的范围。王阳明的良知学说也是圣学，立志和致良知都是要成圣成贤，在这一意义上，说其他学说“未有出于立志者”是可以成立的。立志对于学问来说，具有开端性和初始性，因而规定了学问的结果以及学问整体的性质。“中间字字句句，莫非立志”(6)王守仁：《示弟立志说》，《王阳明全集》卷七，第291页。，把握王阳明的心学不能脱离立志。从人生的角度来说，立志也是一件根本性的事情，“盖终身问学之功，只是立得志而已”(7)王守仁：《示弟立志说》，《王阳明全集》卷七，第291页。。

王阳明一生都在讲立志，立志说是王阳明学说的有机组成部分，而且是非常重要的部分，但学界对于王阳明的立志说则讨论得不够充分(8)很多关于王阳明心学的研究成果没有论述王阳明的立志说，有的成果对王阳明立志说涉及的部分问题进行了探讨，但还比较薄弱。汪学群阐释了王阳明心学思想的内在逻辑，认为王阳明的立志说处于本体工夫的层面上(参见汪学群：《吾心自有光明月：王阳明思想原论》，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7年，第384-397页)。安靖如使用道德意识、道德知觉等范畴来阐发王阳明的立志思想，提出了立志是道德意识的发现还是发展的问题(参见安靖如：《圣境：宋明理学的当代意义》，吴万伟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7年，第148-172页)。郭亮辨析了朱熹和王阳明对“孔子年谱”的不同理解，其中涉及到是否把立志看成是贯通孔子一生，从而把学、知、天命、规矩等都归结为立志的问题(参见郭亮：《圣人年谱：立志与成圣——王阳明与季本〈论语〉“志于学”章辨释》，《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7年第6期)。盛珂认为王阳明的立志说使得每一个具体行为都被放置在“致良知”的大的视域之中得以理解，立志的作用在于把具体行为的价值目标统一到天理上面(参见盛珂：《“致良知”工夫论的新视角——王阳明的“立志说”》，《哲学动态》2012年第10期)。，有进一步探讨的必要。研究王阳明的立志说有助于明确立志在阳明心学中的地位和价值。对于王阳明的哲学来说，单纯讲“致良知”，而不讲“立志”，容易忽略王阳明心学本质上是圣学。体会自己的天理、自己良知的觉醒是要自己拥有圣人气象。王阳明的立志说直面成圣的问题，有助于突出良知之学的价值归宿，这既有理论的意义，也有实践的意义。

一、王阳明立志说的形成和发展

王阳明的一生可以说是励志的一生，是从“立志”到“熟志”的一生。王阳明从小就把做圣贤当成第一等的事情，在后来的人生历程中，成圣的志向促使他学习中国传统主要经典，并最终创立了自己的学说。在这一过程中，王阳明的立志说不断发展，形成了丰富的立志思想。

在王阳明那里，立志和读书相比，立志有优先性，他是从成圣的视角来审视“学”的。1483年(成化十九年，癸卯)，王阳明十二岁，在这一年，他就表示为圣贤才是第一等事，读书登第不过是第二等事。立志成圣贤促使王阳明在不同的学说中去寻找实现自己志向的方法。什么样的“学”才构成成圣之因呢？王阳明在排除了与科举有关的辞章之学之后，曾尝试在儒学中寻找成圣的方法。他在十五六岁的时候，就曾力求以朱熹的格物说来实现自己成圣的志向。但他遭到了打击，怀疑自己不具备成圣的条件，感叹圣贤是做不得的。他说自己“茫无可入，因求诸老、释，欣然有会于心，以为圣人之学在此矣”(9)束景南：《王阳明年谱长编》(一)，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7年，第25页。。到1506年(正德元年，丙寅)，王阳明沿着周敦颐、二程的学说求成圣的方法，并有了一定的心得，“赖天之灵，因有所觉，始乃沿周、程之说求之，而若有得焉”(10)束景南：《王阳明年谱长编》(一)，第369页。。加上与湛甘泉的交往，王阳明就更加坚定了从儒家学说内寻找成圣的道路的志向。尽管依然是宋明理学的学说系统再度唤起了王阳明对儒学的信心，但成圣的志向是起到前提作用的。王阳明的自述强调了自己有一定的觉悟，这个时候再去学习周敦颐、二程的学说并加以求证。显然，王阳明归正“圣贤之学”的时候，已经意味着要去开辟自己的理论道路了。

在1506年，王阳明开始系统表达自己的立志说。孔子和孟子都有志向论，但志向论在儒家学说中的地位如何，却不是很明确。王阳明在赠别顺天府通判汪循时明确表达了自己的立志说。其一，关于立志和为学的关系问题，王阳明从二程的学说那里获得了一定的灵感，明确了对于为学来说有圣人志向是优先的，有求为圣人的志向具有前提的地位。其二，王阳明除了直接引用二程关于立志和为学的论说以外，还提出了自己的见解，回答了立志和功夫的关系问题。学理问题的回答被建立在立志以及相应的人生修养的功夫基础之上。“有必为圣人之志，然后能加为己谨独之功；能加为己谨独之功，然后于天理人欲之辨日精日密，而于古人论学之得失，孰为支离，孰为空寂，孰为似是而非，孰为似诚而伪，不待辩说而自明”(11)束景南：《王阳明年谱长编》(一)，第374-375页。。这说明，王阳明归正圣人之学，在本质上是归本于心学，以自己真实的体证当作衡量学理问题的标准，以避免陷入捕风捉影、以指为月以及无意义的辨析。其三，王阳明明确了立志的本根地位。“夫志，犹木之根也；讲学者，犹栽培灌溉之也。根之未植，而徒以栽培灌溉，其所滋者，皆萧艾也”(12)束景南：《王阳明年谱长编》(一)，第375页。。其四，王阳明明确申明了当时立志说在他讲学过程中占据的地位。“故某于朋友论学之际，惟举立志以相切砺”(13)束景南：《王阳明年谱长编》(一)，第375页。，这足以说明立志说是王阳明最初教学生的核心内容。

在1505年(弘治十八年，乙丑)，王阳明就开始有门人了。他这一年开始讲身心之学，“使人先立必为圣人之志”(14)《年谱一》，王守仁：《王阳明全集》卷三十三，第1352页。。显然，立志说是王阳明最初教学生使用的核心理论。钱德洪的“三变”说从辞章、佛老直接跳到了“龙场顿悟”，“三教”说中包括“知行合一”、“静坐”和“致良知”，没有给王阳明开始教人立志以合适的理论地位。这应当与钱德洪没有侧重“立志”和“致良知”的一致性来论述有关。把“立志”和“致良知”割裂来看，然后再谈二者的关系也能发现立志对良知觉醒有促进作用。如钱德洪就说：“有超世特立之志者而一触其知，真如去目之尘沙以还光也，拔耳之木楔以还聪也，解支体之束缚以自舒也，去污秽而就高明，撤蔽障而合大同，以复中古之政，超太上之意，亦已矣，又奚以俗习之陋、世儒之说为哉？”(15)钱德洪：《阳明先生文录序》，王守仁：《王阳明全集》卷四十一，第1741-1742页。但把“立志”和“致良知”割裂来看，很容易把“立志”和“良知”的发现线条化。钱德洪的《阳明先生文录序》就是一种线性的叙述方式，先说王阳明“有志于圣人之道”，后说“豁然有见于良知”(16)钱德洪：《阳明先生文录序》，王守仁：《王阳明全集》卷四十一，第1741页。。不管是“三变”，还是“三教”，在变中都有一个不变的主题，即成圣和做圣人。“三变”是为了求成圣的方法，是为了寻找成圣的道路，“三教”则是用不同的方法教导人成圣。与成圣和做圣人的主题最相应的学说则是立志说，立志说可以说是王阳明“变”中的“不变”。黄绾就把立志说看成是一贯之道，看成是“古人极则工夫”，并就这一观点求教于王阳明。1518年(正德十三年，戊寅)，黄绾答书王阳明，认为孔子一生从立志到笃志“此乃圣门极则之学与极则之传也。若徒知静坐、主静、观玩光景，而不先之以立志，不免动静交违、减东而生西也”(17)黄绾：《寄阳明先生书》，《黄绾集》卷十八，张宏敏编校，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第339页。。黄绾不仅认为从立志到笃志贯穿孔子的一生，还认为儒家学说的“一贯之要，只在反己笃志而已”(18)黄绾：《寄阳明先生书》，《黄绾集》卷十八，第340页。。尽管这是黄绾的看法，但对于厘清王阳明立志说的地位也是有参考意义的。王阳明的立志说虽上承孔子和孟子，并直接由二程的论述而来，但已经有自己的理论创造了。是否仅仅把“龙场顿悟”以后提出的理论看成是能体现王阳明特质的学说，还有进一步讨论的必要。

在王阳明提出“知行合一”、“致良知”等学说以后，立志说不但没有被放弃，还得以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

第一，立志说和“知行合一”说融为一体。应该看到，从立志说到“知行合一”说的提出，是有一定理论连贯性的。立志是强调回到内心，反求诸己，而王阳明就曾把志向放在“知行合一”的思想框架中进行解释。他说：“善念发而知之，而充之；恶念发而知之，而遏之。知与充与遏者，志也，天聪明也。圣人只有此，学者当存此。”(19)王守仁：《传习录上》，《王阳明全集》卷一，第25页。这里对“志”的阐释，意味着立志就是要辨别善念和恶念，并且遏制恶念，扩充善念。这对于善念的发动(行)具有重要的意义。立志其实就是要让善念知行合一，这样具体的行为才能被统一到善念上来。在“知行合一”的意义上解释立志，有助于解决成圣的志向和举业之间的冲突问题。成圣的志向是善念，立志有辨别意念善恶的意义，同时把成圣的志向贯穿到具体行为当中，这些具体行为就都不与成圣相冲突了。

善念得以扩充，就为善行提供了充足的动能。应元忠的弟子周莹克服很多困难，不远千里来向王阳明请益。王阳明说周莹已经得到了答案，“斯吾之所谓子之既得其方也。子之志，欲至于吾门也，则遂至于吾门，无假于人”(20)王守仁：《赠周莹归省序》，《王阳明全集》卷七，第261页。。周莹以到王阳明这里来求教为志向，最终来到王阳明这里。心灵的志向推动行为的发生，行为最终获得了心灵欲求的结果这样成圣的志向并不仅仅是心灵的活动，最终也会由内及外，通过积极的行动表现出来。反过来说，即使周莹没有克服困难向王阳明求教的行动，如果他的志向坚定，即便是仅仅在念念不忘层面上存在的立志，也可以说会结出成圣的果实。

第二，“立志”和“良知”在保持各自理论特质的同时，在主体追问的基础上被统一起来。在二十一岁时，王阳明就已将“立志”和“良知”关联在一起进行思考。1492年(弘治五年，壬子)，王阳明在乡试卷中强调圣人和志士仁人都是“心有定主，而不惑于私者也”；志士仁人有两个根本特性，一个是“志虑之高洁”，一个是“心体之光明”(21)束景南：《王阳明年谱长编》(一)，第82-83页。。心体光明是后来王阳明所讲的“良知”的特征之一。

“立志”和“良知”之间是如何获得统一性的呢？把知道意念的善恶和遏制或者充实念头解释成志向，这种解释已经包含把“立志”和“良知”统一起来的理论可能性了。良知本身就是知善知恶的，而“致良知”则是要充实善念。二者获得统一性理解的另外一个关键是对立志的主体的追问。这种追问最终把“良知”和“立志”统一起来了。这种主体性的追问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有一个不断深化的过程。1514年(正德九年，甲戌)，王阳明在给嘉定县令王云鹏的答书中，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不知所谓志者果何如？其不能笃者又是谁也？”(22)束景南：《王阳明年谱长编》(二)，第740页。能够立志的主体和能够辨别是非的主体是一个主体，这一主体的觉醒保证了人在不同的具体情境下都能够保持志向的笃实。清净和动都是一个心，不管是临政的时候，还是读书的时候，还是待人接物的时候，如果立定了志向，立志的主体可以说是圣贤。要追问的是“当是之时，所谓志者果何在也？”(23)束景南：《王阳明年谱长编》(二)，第740页。

1524年(嘉靖三年，甲申)，董萝石跟随王阳明学习，自号“从吾道人”。王阳明就这个名号展开了论述，辨析了真吾所好和私吾所好的差别。好名、好利、好心意耳目，这些属于私吾所好，“故夫名利物欲之好，私吾之好也”；而言而忠信、行而笃敬是良知所好，这是真吾所好，“夫吾之所谓真吾者，良知之谓也。父而慈焉，子而孝焉，吾良知所好也”(24)王守仁：《从吾道人记》，《王阳明全集》卷七，第279、278页。，真吾所好就是良知所好。王阳明从立志的角度阐释孔子的人生境界。“夫子尝曰：‘吾十有五而志于学’，是从吾之始也。‘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则从吾而化矣”(25)王守仁：《从吾道人记》，《王阳明全集》卷七，第279页。。从吾所好的开端是“志于学”，“从心所欲不逾矩”是“从吾而化”。王阳明的这一阐释把孔子的人生境界讲成了从立志到熟志的过程，把志向问题看成是贯穿孔子人生境界的红线。“夫立志亦不易矣。孔子，圣人也，犹曰：‘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立者，志立也。虽至于‘不逾矩’，亦志之不逾矩也。志岂可易而视哉！”(26)王守仁：《示弟立志说》，《王阳明全集》卷七，第290页。从立志为学，到志向确立，再到熟志。“‘从心所欲不逾矩’，只是志到熟处”(27)王守仁：《传习录上》，《王阳明全集》卷一，第22页。。熟志的表现就是“不逾矩”，不管是心，还是志向，都“不逾矩”。“志于学”就是“从吾”的开始，这是从良知所好，到“熟志”，那么从良知所好就达到了化境，有成圣的志向本身也就意味着良知在一定程度的觉醒。1526年(嘉靖五年，丙戌)，王阳明有诗说：“知得良知却是谁？”(28)束景南：《王阳明年谱长编》(四)，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7年，第1749页。立志的主体和良知的主体，都统一到了这个能够知良知、能够立志的“谁”上面了。

二、立志是一个含本根、功夫和结果三合一的问题

如何定位王阳明的立志说呢？常规的看法是把王阳明的立志说看成是功夫论。这一看法不能算错，但需要辨析。

第一，立志是要直面本体、直面本根的问题。可以说王阳明的立志说在根本上是人如何直面自己生命的本根的问题。为学需要先立志，原因就在于立什么志向规定人生道路的方向、性质和归宿。王阳明用“根”来比喻立志，“夫学，莫先于立志。志之不立，犹不种其根而从事培拥灌溉，劳苦无成矣”(29)王守仁：《示弟立志说》，《王阳明全集》卷七，第289页。。这里的“根”说虽然是比喻，但是也可以阐释为立志就是植根。“培拥灌溉”是功夫领域的事情，立志则属于本根领域的事情。功夫有成的前提是本根。

“根”虽然是比喻，但也具有实质的意义。“夫志，气之帅也，人之命也，木之根也，水之源也。源不浚则流息，根不植则木枯，命不续则人死，志不立则气昏”(30)王守仁：《示弟立志说》，《王阳明全集》卷七，第290页。。这里的“命”具有与“根”和“源”同等的地位，应当是天命意义上的命。《中庸》把天命关联到人的本性，王阳明把“志”关联到人的“命”，如果从《中庸》的视角来看，立志就属于率性和修道领域的事情。立志就是立天命，就是要立人的本根。这个本根具有开端的地位，开端不同，成就的人生样态就不同，“然立志，其本也，志不立始异矣”(31)闾东：《重刻阳明先生文集序》，王守仁：《王阳明全集》卷四十一，第1767页。是否存在成圣之外的其他所谓的“志”？关于这一问题需要一定的辨析。聂豹没有完全否认意念为起点的志，“世顾以意气念虑，知所向往者，便云有志。夫意气念虑，能得几时乎？是盖浅之为志也”(聂豹：《杂著二》，《聂豹集》卷十四，吴可为编校整理，南京：凤凰出版社，2007年，第602页)。罗洪先评注说：“世人正以意念误认，终身无志，而不知之也。”(聂豹：《杂著二》，《聂豹集》卷十四，第602页)王畿则讲有两种志，“夫志有二，有道谊之志，有功利之志”(王畿：《水西同志会籍》，《王畿集》卷二，吴震编校整理，南京：凤凰出版社，2007年，第36页)。可以把功利等追求说成是“无志”，说成是“浅志”，也可以说成是与成圣之志向并立的一种，在不同语境下，这些不同的论述都是可以使用的。从本质上来说，心学讲立志，就是指立必为圣人之志，在具体论述的时候，有时直接讲“立志”或“志”，有时点出了圣人。当人们没有把成圣当成志向，而把其他目标当成志向的时候，就可以把其他的志向说成是“无志”或者“浅志”，或者是“功利之志”。。能够立成为圣人之志，就有可能去除良知的遮蔽，有可能成为圣人。立志起到一个开端的作用，通过立志就可以走在朝向圣人的道路上。立志就像船舵、马缰绳，如果没有志向，人生就会飘荡奔逸，失去了方向，不知道最终要到哪里去(32)参见王守仁：《教条示龙场诸生》，《王阳明全集》卷二十六，第1073页。。

第二，立志是一个功夫的问题。成圣之志是为学的根本，志向立起来以后，学问之功已经过半了(33)参见王守仁：《家书墨迹四首》，《王阳明全集》卷二十六，第1083页。。不仅如此，立志作为开端，自有功夫。立志和为学互相规定，也表明立志本身就是功夫。在有了笃切之志以后，人自然就会进步，“其进也孰御！”(34)王守仁：《答苏国用》，《王阳明全集》卷五，第211页。笃切之志自成功夫，这种功夫表现在经由对“客气”克制力的不断增强，直到志向如流水，从而达到没有止息的状态，这样立志就成熟了。王阳明认为立志本身就包含后面的功夫了，“只‘志道’一句，便含下面数句功夫，自住不得”(35)王守仁：《传习录下》，《王阳明全集》卷三，第113页。。王阳明以盖房子为喻说明这一点，盖房子先要一心一意选地选材，想要盖好，初步盖好后就住在里面了，后面就是进一步的美化过程。“据德”、“依仁”、“游艺”和这一过程相似。“若立志，则警戒之意当自有不容已”(36)王守仁：《书顾维贤卷》，《王阳明全集》卷八，第305页。。有必为圣人之志，才谈得上谨独的功夫(37)参见王守仁：《书汪进之卷》，《王阳明全集》卷二十八，第1127页。。

在做立志功夫的过程中，立志起到消习气的功能。王阳明把恶念看成是习气，把善念看成是本性。本性为什么会被习气扰乱呢？如何避免习气战胜本性呢？王阳明诉诸痛惩其志，“久则志亦渐立。志立而习气渐消”(38)王守仁：《家书墨迹四首》，《王阳明全集》卷二十六，第1083页。，立志和习气之间是对立的，二者处于紧张的关系中，立志的过程就是习气渐消的过程。王阳明之所以诉诸立志，在很大程度上是想通过立志来克服习气，引导人回复自己的本性。“故凡一毫私欲之萌，只责此志不立，即私欲便退；听一毫客气之动，只责此志不立，即客气便消除”(39)王守仁：《示弟立志说》，《王阳明全集》卷七，第290页。。王阳明把这个叫做“责志之功”。立志责志的功夫要时时刻刻做，在所有的事情上做。王阳明把立志责志的功夫比喻成烈火，把人欲比喻成毛，把立志责志比喻成太阳，把私欲比喻成魍魉，只要有前者，后者自然就消失了。怠心、忽心、懆心、妒心、忿心、贪心、傲心、吝心生起的时候，都可以靠立志责志的功夫来消灭它们。

立志的功夫既有本体功夫的一面，也需要通过功夫通达本体。从本体功夫的角度来看，本体自成功夫，就像种子可以发芽并开花结果一样。从功夫的角度来看，需要克服各种干扰志向的因素，这就像要在适当的时候进行浇灌和修剪枝叶一样。“有其志矣，而不日用其力以为之，虽欲立志，亦乌在其为志乎！”(40)王守仁：《书朱守谐卷》，《王阳明全集》卷八，第307页。如果没有在人生过程中用力去立志，那么也不能说有志向。王阳明曾经把从志于学到立志再到不惑的过程比喻成从春到秋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要及时下种，要及时用功，如果错过了时机就更要抓紧，如果还是错过时间，对人生而言，那就是一件悲哀的事情了(41)王守仁：《赠郭善甫归省序》，《王阳明全集》卷七，第265页。。

第三，立志是一个结果的问题。王阳明是很重视结果的，立志包括开端、过程和结果。王阳明强调立志对得到共同结果的意义，“正以志向既同，如两人同适京都，虽所由之途间有迂直，知其异日之归终同耳”(42)束景南：《王阳明年谱长编》(三)，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7年，第1071页。。立志也要关注结果问题，“夫志犹种也，学问思辩而笃行之，是耕耨灌溉以求于有秋也。志之弗端，是荑稗也。志端矣，而功之弗继，是五谷之弗熟，弗如荑稗也”(43)王守仁：《赠郭善甫归省序》，《王阳明全集》卷七，第265页。。在这里，王阳明用下种来比喻立志，学、问、思、辩、笃行相当于耕耨灌溉功夫。圣人的种子如五谷，俗人的种子如荑稗，五谷的种子比荑稗好。但五谷的种子如果最后没有成熟为五谷，而荑稗种子最终成为了荑稗，那没有成熟的五谷还不如荑稗。本根和功夫成就了结果，结果也是至关重要的。只是立志成为圣人，如果没有相应的功夫并最终成就圣人的结果，那么立圣人之志就失去了优于世俗志向的价值。

立志用功就像种树，从根芽到干，再到枝叶、花、实，只要不忘记栽培的功夫，自然就会有枝叶花实(44)王守仁：《传习录上》，《王阳明全集》卷一，第16页。。君子为学就像种田，种子下了，虽然还没有结成果实，但是能结成果实是可以预期的。在从种子到果实的过程中要顺应自然规律。立志就像下种子一样，如果没有立志，只是有灌溉的功夫也不会有什么成果。不能忘记灌溉，但也不能操之过急，圣人的志向要做到没有止息(45)王守仁：《传习录下》，《王阳明全集》卷三，第109页。。栽培树木也需要修剪枝叶，立必为圣人的心时时刻刻要一棒一条痕，要知道痛痒，而不能茫茫荡荡度日(46)王守仁：《传习录下》，《王阳明全集》卷三，第140页。。立圣人志向不是不追求结果，而是在功夫中会结出丰硕的果实。

三、立圣人之志的三个难题

王阳明曾对邹守益讲：“世间无志之人，既已见驱于声利辞章之习，间有知得自己性分当求者，又被一种似是而非之学兜绊羁糜，终身不得出头。缘人未有真为圣人之志，未免挟有见小欲速之私，则此种学问极足支吾眼前得过。是以虽在豪杰之士，而任重道远，志稍不力，即且安顿其中者多矣。”(47)《年谱三》，王守仁：《王阳明全集》卷三十五，第1461页。王阳明讲立志是有现实针对性的，其中包含着对现实人生的认知，包含着对现实人生的价值评估。那些追求声色富贵的人可以说是无志的人；一部分知道在身心上做功夫的人，因为没有找到恰当的门径，结果被一些似是而非的学问说羁绊；一部分豪杰志士，志向稍微不够坚定，要么流入声色富贵，要么流入似是而非的学问。真为圣人之志是以至关重要。立志自成功夫，但是如果志向立不起来，这个功夫也就不成立了。从逻辑上讲，还要探究如何才能让志向确立起来的问题。王阳明反反复复强调要立志，足见立志会遇到很多障碍。

第一是无圣人之志或者立圣人之志比较难的问题。“后世大患，尤在无志，故今以立志为说”(48)参见王守仁：《示弟立志说》，《王阳明全集》卷七，第291页。。这里讲的“无志”更多地应该是无圣人之志。王阳明也讲志道、志学，还讲立志就是立善念，这些都可以统一到为圣人之志上来。王阳明把世人“因循苟且，随俗习非”，而最终归于“污下”的原因归结为没有立志(49)参见王守仁：《示弟立志说》，《王阳明全集》卷七，第289页。。

对于那些沉湎于声利辞章之习而完全不知道成圣为何事的人来说，把他们归结为无志是可以的。但是以习举业，或者是以百工技艺为志呢？人们会有各种各样的志向，关于这一点，王阳明也是承认的。有志向的人可以有不成功的，但是没有志向的人是绝对不能成功的(50)王守仁：《寄闻人邦英邦正》，《王阳明全集》卷四，第190页。，“志不立，天下无可成之事，虽百工技艺，未有不本于志者”(51)王守仁：《教条示龙场诸生》，《王阳明全集》卷二十六，第1073页。。天下的事情很多，成圣贤只是其中之一，其他事情的成功也包含着志向在内。轮、裘、巫医满天下都是，显然是很多人志于此的结果，但是求圣人之学的人却很少，这也说明立圣人志向的人少(52)参见王守仁：《赠林以吉归省序》，《王阳明全集》卷七，第253-254页。。志于轮、裘、巫医的志向的根据和志向于圣人的根据之间既有差异性，也有统一性。面对这种矛盾，王阳明认为：“子但笃志圣贤之学，其绪余出之科举而有余矣。”(53)束景南：《王阳明年谱长编》(二)，第914页。王阳明的立志说本身就是“知行合一”的，以成圣的善念来从事百工技艺，这就不属于追求声色富贵的范畴，而是属于成圣过程中的“格物”。成圣的志向经由致知、正心、诚意、格物的环节，完成了知行合一，从而把成圣的志向表现为具体的功业。成圣不反对功业，关键是人格的高洁，在于具备道德的属性。在圣人志向中，人的内在自我主体，是主宰心灵和行为的起点，是原因，其结果是道德，这一心灵的运行方向是从心灵的道德自觉出发的，是自己规定自己的“好”的表象。如果心灵的真正起点是外物，这样的百工技艺的志向就是和圣人志向相对立的，是“物之役”(54)王守仁：《从吾道人记》，《王阳明全集》卷七，第279页。。百工技艺的志向和圣人志向是可以统一起来的，关键在于不以得失动念。“但能立志坚定，随事尽道，不以得失动念，则虽勉习举业，亦自无妨圣贤之学。若是原无求为圣贤之志，虽不举业，日谈道德，亦只成就得务外好高之病而已”(55)王守仁：《寄闻人邦英邦正》，《王阳明全集》卷四，第189页。。如果百工技艺的志向的起点是得失的意念，这一志向就不是来自生命本性所起的意念，就谈不上诚意了。不是诚意的志向缺乏真实性，缺乏生命的内在动力。“自家痛痒，自家须会知得，自家须会搔摩得，既自知得痛痒，自家须不能不搔摩得”(56)王守仁：《传习录上》，《王阳明全集》卷一，第65页。。王阳明把立志和知道痛痒联系起来，思想已经向良知的方向发展了。

立圣人志向是比较难的，但这并不是说圣人之学这件事有多难。如果难题不在于圣人之学，而在于志向，这就要探究立志难易的问题。从求成圣人的人较少来看，立志是难的，从求则得之的角度来看，立圣人之志是容易的。求心实有诸己既是容易的事情，也是困难的事情。本来容易的事情变成了困难的事情的缘由在于自我和习俗之间存在张力。立志既难又易，其中隐含了一种思想，“志”对人来说是一个具有普遍现实性的事实，从人本性来说，就是因为人有志，从而能够成事。“夫谓之夺志向，则已有志可夺；倘若未有可夺之志，却又不可以不深思疑省而早图之”(57)王守仁：《寄闻人邦英邦正》，《王阳明全集》卷四，第189页。。如果志向的根据就在自己的生命自身，那么依靠自己的反省、深思、怀疑就可以立志。这样王阳明的立志思想就合逻辑地导向了良知学说。

第二是虽然有圣人的志向，但是不真实、不恳切。李侯璧表示愿意立志，王阳明说：“难说不立，未是必为圣人之志耳。”(58)王守仁：《传习录下》，《王阳明全集》卷三，第119页。必为圣人之志才是人的真志向，但是这个真志向很容易变成真假难辨的。问题不在于为学养亲有举业之累，而在于为学的志向真切不真切。有的时候，王阳明也把“切”和“真”分开来讲，志切就能认得真。“总是志未切。志切，目视耳听皆在此，安有认不真的道理？”(59)王守仁：《传习录上》，《王阳明全集》卷一，第30-31页。为学要知要，然后要有笃切之志。志诚，就是要求志向要真。“不切”是说没有体验到成圣有多么急迫、多么重要。“不真”则意味着尽管有圣人志向的外表，却没有圣人志向的真实。志到了诚处，就成了圣人。

志向不真切可以有很多表现形态，比如有的时候有，有的时候没有，这就是所谓的困、忘的问题。比如会形成伪善的样态，看起来要做圣人，其实是追求功名，“但近世所谓道德，功名而已”(60)王守仁：《与黄诚甫》，《王阳明全集》卷四，第181页。。表面上要做圣贤，实际上却“竞以相高”、“贪以相取”、“诈以相欺”，既不笃敬，也不忠信。正是因为存在着诸如此类的混淆，就需要辨志。“数年切磋，只得立志辩义利。若于此未有得力处，却是平日所讲尽成虚语，平日所见皆非实得，不可以不猛省也！”立志辨义利是辨别第一义，一真一切真，第一义真了就规定了道德的方向和性质，“须从第一义上着力，一真一切真。若这些子既是，更无讨不是处矣”(61)王守仁：《寄闻人邦英邦正》，《王阳明全集》卷四，第190页。。立志要诚，志向要恳切。

乡愿和狂者也可以算在志向不真的范畴之内。在1523年(嘉靖二年，癸未)，王阳明自我反省，说自己在南京以前还有乡愿意思，现在只信良知真是真非，做个狂者。他说：“狂者志存古人，一切纷嚣俗染，举不足以累其心，真有凤凰翔于千仞之意，一克念即圣人矣。”(62)《年谱三》，王守仁：《王阳明全集》卷三十五，第1421页。立志学习古人，也要成圣贤，只是一个初级的阶段，这个阶段需要过渡到良知对意念的明觉，到了良知对意念的明觉，就到了圣人的境地。王阳明在这里点出了良知对于立志的意义。当真正按照良知来行事的时候，圣人的志向就成熟了。确认了自己必为圣人，心灵不再摇摆于义利之间，意味着“熟志”。

第三是意必的问题。意必既涉及功夫也涉及结果，是对结果的过度追求。在谈论曾点、公西华等人志向的时候，王阳明认为他们的志向属于“器”的范畴，有意必，“有意必便偏着一边，能此未必能彼。曾点这意思却无意必”(63)王守仁：《传习录上》，《王阳明全集》卷一，第16页。。意必主要有两个表现，第一个表现是对结果的玄想使得功夫陷入私意。比如刚种根的时候，就作枝想、叶想、花想和实想都属于玄想的范畴，这类功夫违背了立志自然成就的过程，立志被私意所主宰。王阳明讲过：“持志如心痛。一心在痛上，岂有功夫说闲话、管闲事。”(64)王守仁：《传习录上》，《王阳明全集》卷一，第15页。薛侃后来问到这段话，王阳明指出，开始的时候，这样用功是可以的，但是要知道心灵是“出入无时，莫知其乡”的，如果只是死死守着，在功夫上就又发病了(65)参见王守仁：《传习录上》，《王阳明全集》卷一，第30页。。功夫落在心的本体上才有着落，这样一来，就必须探究心体的问题。

意必的第二个表现是仅仅从外在去模仿或者学习古代的圣人。比如忽略圣人的行迹是特定环境的产物，强行要求自己和圣人言行一致，不能够结合自己的特定情况进行变通。如何克服这样的意必呢？一个办法是探究古人的志向，“志伊尹之志也，然后能知伊尹之志”；另外一个办法就是求自己的志向，“求古人之志者，必将先自求其志，而后能辨其出处之是非”(66)王守仁：《策五道》，《王阳明全集》卷二十二，第954、952页。。王阳明肯定了立志本身带来的道德感知的共同性，通过立志，个体知觉到了自身的是非，进而也就能知觉到他人的是非善恶，从而了解他人包括古人的志向。立志使得人们的道德感知具有了某种普遍性和一致性。自己的志向问题解决了，有助于辨别言行的是非，从而结合自己的特定情况做出合乎圣人志向的行为。

唐诩问王阳明，立志是不是要常存个善念，并且要为善去恶呢？王阳明的回答是：“善念存时，即是天理。此念即善，更思何善？此念非恶，更去何恶？此念如树之根芽，立志者长立此善念而已。”(67)王守仁：《传习录上》，《王阳明全集》卷一，第22页。天理之念就是本体之念，不用再立个善念和恶念了，立志为圣人如果从“意”上来说，要求合乎本体之念，而这个本体之念也可以叫做“无念”。如果执着在圣人之念上，就陷入了意必，意必的特征是能此未必能彼。立志要求无人我之见，没有人我的对立面，如果在人我的内外分别中去立志，志就无法立起来。这个功夫要求不能“忘”，也不能“助长”。“忘”等于是不给种子浇水，“助长”违背了生长的规律。

四、“致良知”对于解决立志难题的意义

立志对于成圣是非常重要的，立志不仅仅是成圣的“因上的实有”，同时也是成圣“果上的境界”(68)“因上的实有”、“果上的境界”借鉴了牟宗三的讲法，参见牟宗三：《心体与性体(中)》，长春：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2015年，第274页。。每个人都有成圣的志向，而立志不过是唤醒这种志向。每个人都有良知，都能“致良知”，立志不过是“致良知”。无论在理论方面还是实践方面，把“立志”和“致良知”结合在一起来看都是必要的。

从“立志”来看“致良知”是有意义的。要成圣贤，就要战胜私欲，这无疑是一个挑战。1513年(正德八年，癸酉)，在《与戴子良》中，王阳明论述了志向和私欲、习俗之间的张力关系，认为不能战胜私欲，沦陷在习俗中就是因为无志。立志难，即便立了志，也容易动摇。王阳明还认为学理问题不明，是因为有志的人少。关于这一问题，王阳明的思想也是逐渐深化的。1514年(正德九年，甲戌)，王阳明说：“夫恶念者，习气也；善念者，本性也。本性为习气所汩没者，由于志之不立也。故凡学者为习气所移，气所胜，则惟务痛惩其志，久则志亦渐立，志立而习气渐消。学本于立志，志立而学问之功已过半矣。此守仁迩来所新得者，愿毋轻掷。”(69)束景南：《王阳明年谱长编》(二)，第788页。立志对于成圣来说，其意义也在于立志是增长善念并克制恶念的一个好方法。王阳明本来已经讲立志了，1514年又把立志说成是“新得”，显然是因为王阳明确认了立志本身就是学问，而且是重要的学问，同时更加体认到志向问题关联着能否让本性战胜习气的问题。“夫学者既立有必为圣人之志，只消就自己良知明觉处朴实头致了去，自然循循日有所至，原无许多门面摺数也”(70)王守仁：《答刘内重》，《王阳明全集》卷五，第219页。。有必为圣人之志，在具体的言行中保持良知明觉，自然这个志向就落实到具体言行当中。当能够做到时时明觉以后，成圣的志向就成熟了。对于“熟志”的境界而言，同时就是良知清脱的境界。“你真有圣人之志，良知上更无不尽。良知上留得些子别念掛带，便非必为圣人之志矣”(71)王守仁：《传习录下》，《王阳明全集》卷三，第119页。。有圣人志向，就会促使良知清脱，反过来，良知是否清脱是鉴别是否有必为圣人志向的标尺。

可以从立志的角度看良知，也可以从良知的角度看立志。“致良知”理论有助于解决立志的疑难。闾东在《重刻阳明先生文集序》中说：“是故立志无他焉，致良知焉已矣。何也？圣凡之判迷误之间也。何云迷？日欺则然也。何云悟？自慊则然也。脱迷就悟，非戒慎恐惧不可也，是故有求焉。圣人之志焉，致良知焉已矣。”(72)闾东：《重刻阳明先生文集序》，王守仁：《王阳明全集》卷四十一，第1767页。立志本身就是学问，再进一步就可以说，立志本身就是良知觉醒的标志。立圣人志向就意味着脱迷就悟，而这一志向的坚定离不开良知时时刻刻的明觉。

对于无志的疑难，“致良知”肯定了人都有良知，都可以实现良知的觉醒，这样无志的问题不过是一个自我蒙蔽的问题，可以通过良知的觉醒来克服。一旦讲到成圣人，人们的常规反应往往是：自馁让人觉得自己不太可能成为圣人；旧的习气让人自眩，觉得似乎是很难自我超越的；他人的看法和社会舆论会让人怀疑自己，让人自沮，从而丧失了上进心(73)参见王守仁：《赠林以吉归省序》，《王阳明全集》卷七，第254页。。如何克服自馁、自眩和自沮呢？这需要借助良知明觉来加以克服。声利的纠缠、亲情的牵制不过是“人自累于得失耳”。既然是自累，当然可以借助良知明觉来克服。“只要良知真切，虽做举业，不为心累；总有累亦易觉，克之而已”(74)王守仁：《传习录下》，《王阳明全集》卷三，第114页。。良知对强记之心、欲速之心、夸多斗靡之心的明觉，良能对这些意念活动的克服，规定了读书沿着成圣成贤的轨道前进。

对于有志向，但是还不够真切的人来说，良知明觉则是避免困、忘或者志向不诚或者不能落实到具体言行中等问题的良方。周道通曾问王阳明离群索居的人应该怎样让志向有生意，而不陷入困、忘。周道通遇到的问题，就是在没有朋友讲习互相鼓舞的时候，就觉得自己的志向微弱了；遇到事情的时候，志向就被困住，得不到伸展，或是干脆就忘记了自己的志向。后来周道通通过静坐、读书等方式来培养志向，感觉志向比较坚定，但仍然不如在朋友讲习的时候精神流动，生意多。王阳明在回答这一问题的时候，认为这只是因为立志还不真切。那么如何才能真切呢？这只需要真正去面对自己的内心，让“其心必欲实有诸己也”(75)王守仁：《书汪进之卷》，《王阳明全集》卷二十八，第1127页。。当明了立志的那个“谁”就是知“良知”的“独知”，就化解了立志不真的困境。因为，这个“谁”是不分动静，没有困、忘的，只要让这个“谁”去“致良知”，志向就落实到了具体言行当中。

良知明觉觉知私意，使立志保持在既不助长也不忘记的样态，从而克服了意必。“只念念要存天理，即是立志。能不忘乎此，久则自然心中凝聚。犹道家所谓‘结圣胎’也。此天理之念常存，驯至于美大圣神，亦只从此一念存养扩充去耳”(76)王守仁：《传习录上》，《王阳明全集》卷一，第13页。。王阳明用“凝聚”来说明立志的功效。人生的各种行为和心灵活动经由立志归结为一个统一的方向，并最终结成丰硕的果实。这个果实不是器具层面的，而是人性的全面性的成就。在王阳明侧重讲天理的时候，就用天理来说明立志。念念存天理，这样的意念是诚意。要做到诚意就需要时刻对私意有所觉察。能够觉察私意的明觉是良知。立志不是一了百了的事情，而是要时时刻刻不离圣人之志。如何做到时时刻刻不离？这依赖当下的明觉。“志立得时，良知千事万为只是一事，读书作文安能累人?”(77)王守仁：《传习录下》，《王阳明全集》卷三，第114页。良知时时刻刻当下的明觉不是没有统一性的，不是没有方向的，而是凝聚在一起结成圣贤的果实。良知真切归于一，就是成圣贤。

这样“立志”和“致良知”就有机结合在一起，最终归为成圣贤。从承续道统的角度来说，承续道统的最直接的表现就是对古代圣贤的向往，力求学习和模仿古代圣贤，以圣贤为人生的价值尺度和人生的标杆。立志说和“致良知”说的有机结合也体现了王阳明延续儒家道统的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