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中伟， 曾 菊

(四川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 四川 成都 610066)

卫生防疫水平是衡量政党社会治理能力与执政水平的重要标准，近年来爱国卫生运动是学界研究的热点问题。一些学者对不同历史阶段爱国卫生运动进行研究，分析不同阶段爱国卫生运动的特征、策略，或从爱国卫生运动整体性发展角度进行研究，总结不同时期爱国卫生运动的历史经验(1)赵胜、苏智良：《新中国的“除四害”运动》，《当代中国史研究》2011年第5期；傅虹桥：《新中国的卫生政策变迁与国民健康改善》，《现代哲学》2015年第5期。。李洪河、曹应旺、李玲等学者对党和国家领导人的医疗卫生思想及其卫生防疫工作进行了研究(2)李洪河：《毛泽东与新中国的卫生防疫事业》，《党的文献》2011年第2期；曹应旺：《中央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主任——周恩来》，《当代中国史研究》2020年第4期；李玲、江宇：《毛泽东医疗卫生思想和实践及其现实意义》，《现代哲学》2015年第5期。。较多的学者关注了地方性爱国卫生运动，研究成果丰富(3)马冀、王小满：《新中国初期北京市农村医疗卫生工作探析》，《兰州学刊》2012年第3期；肖灵：《新中国成立初期民族地区爱国卫生运动与国家治理效能研究》，《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20年第6期；施亚利：《江苏省血吸虫病防治运动研究(1949—1966年)》，南京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3年。。还有学者对爱国卫生运动中具体疾病的防治进行了研究(4)刘迪成、李剑：《新中国成立初期的种痘运动》，《当代中国史研究》2016年第6期。。但是，目前学界对爱国卫生运动的群众动员考察相对较少，缺乏对群众动员机制的深入分析。史学界对“新中国初期”界限有着不同的划分，鉴于爱国卫生运动的持续性，本文将新中国初期界定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至1959年。新中国初期的爱国卫生运动是由党和政府广泛开展卫生宣传，采用多种动员方式使群众的爱国热情汇集到卫生防疫事业之中，从而保障群众健康、防止疾病流行、改变卫生状况的卫生防疫实践。本文运用相关档案和史料，从“群众动员”的视角研究新中国初期爱国卫生运动，集中回答为什么要开展群众动员、怎样动员群众、群众动员成效如何等问题。

人民健康是国家富强的重要基石，建立系统的卫生防疫体系事关群众利益。新中国成立后，面对复杂的社会状况和特殊的政治形势，党和政府以自上而下的“运动式”动员方式带领全国人民进行了声势浩大的爱国卫生运动，初步开创了卫生宣传工作和政治工作相结合，突击检查与长期工作相结合的新局面，在一定程度上减少了疾病发生，改善了群众健康状况，促进了社会生产发展，增强了群众政治认同。爱国卫生运动体现了党鲜明的人民性、先进性特点，彰显了我国制度的巨大优势，凸显了人民群众的基本立场。爱国卫生运动是党和政府在卫生工作领域的伟大创举，为人民健康筑起坚固堡垒，在抗击疫情、阻断疾病传播中发挥着巨大作用。探索新中国初期爱国卫生运动群众动员经验对当前实施健康中国战略、建立完善的卫生工作体系亦有积极的参考意义。

一、爱国卫生运动群众动员的缘起

新中国初期是一个特殊的时期，呈现出复杂性、过渡性等特点。爱国卫生运动在特殊的条件下开展，而群众动员方式本身也是适应新中国初期复杂环境的结果。这一时期党的执政环境由战争环境向和平环境转变，执政区域由局部执政向全面执政转变，工作任务由夺取政权向巩固党的执政地位转变。中国共产党需要迅速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才能防止新旧社会交替引发的社会矛盾和政治秩序混乱。然而，新中国初期人民健康水平较低，导致经济建设中的劳动力不足、劳动效率不高，严重影响国民经济发展。爱国卫生运动不仅要消除各类传染病、提高人民健康水平、改善城乡环境，更成为党的一项重要政治任务和特有的卫生工作方式。随着新社会建设开启、社会秩序趋于稳定、生产逐渐恢复发展、人民群众热情参与国家建设，为全国范围内开展“运动式”的爱国卫生运动准备了条件。刚刚建立新政权的中国共产党效仿苏联国家建设的经验，开始全面变革政治制度，实行“一元化”领导，建立起全新的政权系统和组织运行规则，逐渐形成“金字塔”式的组织结构，党的组织力空前提高。“一元化”领导方式使全国形成集中统一领导的体制框架和组织体系，有利于党和政府对社会进行全面管理。中央权威在全国确立，有利于党政军群力量在横向上向党的系统集中，各级党组织力量在纵向上向党中央集中，同时也有利于将党的力量渗透到全国城乡各个角落，增强群众动员的有效性。因此，这一时期的爱国卫生运动以自上而下的“运动式”动员方式展开，是由其特殊的社会形态和严峻的政治社会形势所决定的。

人民健康事关国家建设，动员广大群众将其爱国热情汇集到卫生防疫工作中具有重要意义。首先，新中国初期有诸多旧社会遗留已久的社会卫生问题，需要汇合群众力量才能解决。旧中国各类疫病、烈性传染病在全国范围流行，疫疠肆虐严重威胁着群众的生命健康。霍乱等疾病波及全国大部分地区，造成死亡的人数比例极大；天花疫病每隔几年就会大流行一次，死伤众多；在云南、贵州、广东等地有一半地区属于疟疾高度流行区，全国许多地方都爆发流行过疟疾(5)《新中国预防医学历史经验》编委会编：《新中国预防医学历史经验》第3卷，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1988年，第43、96、288页。。由于健康水平低，加之长期战乱，当时我国人民人均寿命不足40岁(6)韩文龙、周文：《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视角下构建公共卫生应急管理协同治理体系的思考》，《政治经济学评论》2020年第6期。。如果不及时将疫病和害虫消灭，必然威胁到国家政权的稳定和新中国各项事业的开展。此外，由于全国城乡环境较为恶劣，许多害虫时常损耗农民粮食，使我国农业生产遭受严重损失。百姓深受疾病和害虫威胁，开展消灭虫害和疾病的爱国卫生运动对群众健康和经济建设具有重要意义。其次，我国落后的社会生产力导致我国医疗设施缺乏、卫生工作队伍和医疗机构较少、城乡医疗卫生较差，百姓时常面临缺医少药的情况，无法得到应有的医疗保障，无法应对严峻的疾病流行。新中国初期全国甚至没有专门的妇幼保健院，因疾病丧失生命的妇女不计其数(7)顾秀莲主编：《20世纪中国妇女运动史》中卷，北京：中国妇女出版社，2013年，第144-145页。，人民群众深受疾病之苦。但是，当时我国文化教育水平落后，人民群众卫生知识较为缺乏，通常没有卫生意识和卫生习惯，往往忽视细菌、病毒、传染性疾病对身体的影响。一些偏远的农村地区将挽救生命的希望寄托于封建迷信，常用巫师念咒占卦驱避瘟疫，以致民间鬼神之风盛行，严重威胁人民生命健康安全。因此，只有动员广大群众共同参与爱国卫生运动才能调集有限的卫生资源，集中力量合力解决卫生难题。最后，人民健康体现了极为隐蔽的含义，卫生工作具有特殊的政治寓意，动员群众共同参与卫生防疫运动对巩固新政权具有重要意义。在近代中国，由于我国医疗资源匮乏，人民群众身体素质低下，常有人用“疾病和健康”来隐喻整个中国社会。尽管疾病是群众日常生活中的偶然事件，但是“一旦当疾病在近代中国积贫积弱中转化为一种政治的回应，便发展出了近代所谓‘东亚病夫’的隐喻”(8)李洪河：《新中国成立前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卫生宣传与教育研究》，《河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5年第2期。。当人们把“疾病”在特殊场景中与某些事件建立起联系，就容易引发一定的政治关联性，甚至对社会意识形态产生负面影响。因此，健康不仅仅是一种身体状态，同时也是一种重要的社会治理状态，“提升治理水平就意味着对‘社会疾病’的长期治理”(9)杨立华、黄河：《健康治理：健康社会与健康中国建设的新范式》，《公共行政评论》2018年第6期。。动员人民群众共同参与爱国卫生运动，是将卫生防疫的政治寓意潜移默化灌输到群众意识形态中，进而将群众健康转变为一种新的政治回应，促进群众对党和新政府的政治认同。

早在民主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就将卫生工作视为事关革命成败的一项重要工作，曾在革命根据地成立防疫委员会，并多次开展卫生防疫运动，为新中国成立后开展爱国卫生运动奠定了实践基础。面对严峻的卫生状况和复杂多变的政治形势，党和政府深刻意识到卫生工作对人民健康和国家建设的巨大意义，将卫生宣传工作上升到国家政治高度并作为党的一项重要任务。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全国卫生行政会议随即召开，确立了以“预防为主”的卫生方针，为党中央制定全国性卫生工作方针指明了方向。1949年底，《中央人民政府卫生部工作方针与任务草案》提出新中国卫生工作任务的目标指向——提高人们健康水平、保证生产建设，同时强调“依靠群众来参加卫生建设工作，并推动各级有关政权组织与生产建设机构共同合作”(10)《中央人民政府卫生部工作方针与任务草案》，第一届全国卫生会议筹委会秘书处编印：《第一届全国卫生会议筹备工作资料汇编》第2集，1950年，第39页。。1950年，卫生部第一届全国卫生会议制定了卫生工作计划，确立了“面向工农兵”、“预防为主”、“团结中西医”的三大卫生工作原则(11)《第一届全国卫生会议闭幕一致同意以“面向工农兵”、“预防为主”、“团结中西医”为卫生工作三大原则》，《人民日报》1950年8月20日，第1版。。为持续提高人民健康水平、保证生产顺利进行，卫生部颁布了《1950年工作计划大纲》，对主要传染病、流行病提出防治要求，同时对医疗卫生行政管理、传染病报告制度等作出明确规定(12)《中央人民政府卫生部1950年工作计划大纲》，第一届全国卫生会议筹委会秘书处编印：《第一届全国卫生会议筹备工作资料汇编》第2集，第39-43页。。1951年，中共中央指出“必须把卫生、防疫和一般医疗工作看做一项重大的政治任务”(13)《中共中央批转贺诚关于全国防疫工作的综合报告》(1951年9月9日)，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949年10月—1966年5月)》第7册，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年，第24页。。1952年，在已有卫生工作原则基础上，党中央进一步提出“卫生工作与群众运动相结合”的工作方针(14)新华月报社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大事记(1949—2004)》上，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71页。，成为新中国四大卫生工作方针之一。此后，爱国卫生运动经历了从低级到高级的发展历程。

1952年，为粉碎美国细菌战阴谋、确保人民群众生命健康，周恩来与贺诚联名提出《关于四月份反细菌战防疫工作情况简要报告》，强调防疫工作不仅要将敌人的细菌战粉碎，而且要将卫生工作借此提高一步(15)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上卷，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年，第238页。。同年，中央成立了以周恩来为主任的中央防疫委员会，开始在全国范围开展卫生防疫运动。年底，为进一步推动爱国卫生运动，《中共中央批转贺诚关于第二届全国卫生会议的总结报告》中指出，各级防疫委员会统称为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其任务是反细菌战及领导群众性卫生运动(16)《中共中央批转贺诚关于第二届全国卫生会议的总结报告》(1953年1月7日)，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949年10月—1966年5月)》第11册，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年，第24页。。爱国卫生运动在保卫祖国的爱国浪潮中不断深入发展，全国掀起群众性爱国卫生运动高潮。1956年，中央政治局提出《一九五六年到一九六七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草案)》(简称《纲要》)，对防治疾病、消灭四害等卫生工作作出进一步规定(17)《一九五六年到一九六七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草案)》(1956年1月23日中共政治局提出)，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8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4年，第46页。。《纲要》将疫病防治列入农业发展规划，使疾病防治、消灭害虫疾病、改善城乡环境作为国家农业发展的重要战略，进而提高国家经济效益。1958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关于除四害讲卫生的指示》，将爱国卫生运动推向高潮，使之成为全民参与的卫生运动。全国各级党委、政府及有关部门根据卫生部和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指示精神，全面动员人民群众参与到爱国卫生运动中，取得了丰硕成果。党和政府以群众利益为中心，因时制宜地制定了卫生工作方针，建立了较为健全的卫生防疫体系，为动员人民群众共同开展爱国卫生运动奠定了坚实基础。

二、爱国卫生运动中党的群众动员策略

“群众动员”是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将有限的各类社会资源加以整合，并动员全体社会成员参与某种社会活动，从而形成群众合力，促使人们思想和行为发生转变、完成目标的过程。中国共产党建立的“金字塔”式组织结构使爱国卫生运动以群众动员的方式展开，自上而下的卫生工作体系使卫生宣传向下层层延伸拓展，在动员群众中展现出独特的优势，确保了爱国卫生运动的整体性胜利。

(一)自上而下的组织动员

党的力量来自组织，“中共组织力引人注目的一点就是向下植根，组织向下渗透看起来只是组织层级的伸展，背后却是巨大的人力动员”(18)黄道炫：《如何落实：抗战时期中共的贯彻机制》，《近代史研究》2019年第5期。。中国共产党建立了高效灵活的卫生工作体系，形成了以党中央为领导、地方系统联动、基层带动、群众推动的高效卫生治理结构。这种组织形式既有横向上党政军群之间的有效联动，也有纵向上以卫生宣传为核心的各级党委和政府组织之间的有效联动，进而实现各部协调运转，动员人民群众全方位参与到爱国卫生运动中。“一元化”领导方式促进了党对社会进行全方面管理，可将有限的人力、物力、财力集中，使爱国卫生运动呈现“运动式”特点，从而增强群众动员的效果。

第一，党中央发挥制度优势，自上而下地发动群众参与爱国卫生运动。党组织效能的发挥不仅仅是层级的拓展，更是系统化的延伸，是确保群众动员目标一致的基础。党中央十分重视对群众的社会动员，各级政府和部门齐力配合，将群众动员的触角遍布城乡各个角落(19)邓智旺：《新中国成立初期爱国卫生运动中的社会动员》，《兰台世界》2011年第29期。。1950年，中央卫生部明确指示“各疫区及邻近的县以上政府负责同志，应亲自领导，组织包括各方代表人员参加的防疫委员会”(20)《关于开展军民春季防疫工作给各级人民政府及部队的指示》，第一届全国卫生会议筹委会秘书处编印：《第一届全国卫生会议筹备工作资料汇编》第2集，第47页。。中共中央成立了包括柯庆施在内的血防九人小组，以领导对血吸虫病的防治工作(21)赖静萍：《领导小组制度的建构、延续与变迁——以中央防治血吸虫病工作领导小组为个案》，《理论与改革》2012年第1期。。在中央卫生部工作方针指导下，各地成立了卫生防疫委员会，负责领导爱国卫生运动。例如，南京市除建立委员会外，迅速建立卫生行政管理机构、制定卫生规章制度、成立医疗防疫机构，并大力开展卫生宣传、环境整治、传染病治疗和调查(22)张慧卿：《全民动员：南京市解放初期的卫生防疫》，《当代中国史研究》2021年第2期。。地方上根据中央指示及当地形势调整卫生组织系统，成立了相应的卫生组织机构并明确责任与分工，同时建立了长期性的检查制度，检查形式既有市级机关深入到各单位自上而下的检查，也有分会对区自下而上的监督。例如，杭州市制定了切实可行的工作制度：要求各基层成立除害灭病讲卫生的领导小组，负责领导全局除害灭病工作，同时定期召开会议，研究制度贯彻执行好坏，进行评比和布置卫生工作，同时采取划分卫生区域，分片包干的工作办法(23)《卫生制度》(1961年9月20日)，档案号：J062-001-008-018，杭州市档案馆藏。。

第二，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动员群众的作用，形成自下而上的群众参与机制。为加强卫生工作领导，各省整顿基层卫生组织和领导机构，建立了由地区统一领导负责的领导模式。虽然自上而下的群众动员模式能有效地将群众动员其中，但要使爱国卫生运动形成长久巩固的效果，就需要做到上下联动和全社会共同参与，让群众成为该运动的行动者、监督者、管理者。在农村主要通过建立责任下沉与向上负责的卫生组织，发展农村卫生组织和医疗队伍。辽宁省“从县乡到社队，都以党组织为核心，吸收有关部门的负责人组成各级爱委会组织，定期举行会议，提出任务，各委员分别贯彻”，从而使各部门在党的领导下，拧成一股绳，充分发挥了各组织的作用(24)辽宁省人民委员会编：《辽宁省出席全国农业社会主义建设先进单位代表会议爱国卫生运动评比大会先进事迹汇编》第1册，沈阳：辽宁省人民委员会，1958年，第169页。。在城市主要通过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开展爱国卫生运动，实现户户卫生有检查、家家卫生有指导。天津市机关党委颁布《关于大张旗鼓开展夏季卫生运动的通知》，要求干部带头，动员群众参与“以消灭蚊蝇、预防疾病、整顿市容为中心的夏季爱国卫生突击运动”(25)《天津市机关党委关于大张旗鼓开展夏季卫生运动的通知》(1958年6月23日)，档案号：X53-Y-719-9，天津市档案馆藏。。此外，在卫生条件困难的情况下，各基层党组织依靠广大人民群众建立了基层防疫组织，对发现、控制各类传染病、检查指导群众卫生工作都发挥了重要作用。山西省平定县首次创立了“抗美援朝爱国日”制度，将卫生工作订入爱国公约或爱国防疫卫生公约，“人民群众经常地集体地检查爱国公约的‘爱国日’制度，是一种很好的政治教育制度和工作检查制度”(26)《山西各级党组织广泛推行“爱国日”制度》，《人民日报》1952年7月17日，第3版。。这项制度的实质是将宣传教育和卫生检查制度相结合，随即在全国推广并成为普遍现象，大大推进了爱国卫生运动的开展。

第三，有效发挥工会、青年团、妇联等群团组织的宣传引导作用。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在卫生工作领域延续了革命时期“以党统群，群从于党”的工作方式。党在群众团体系统中设立党组织，这种组织架构模式能有效规范党对群众团体的权力运行管理，从而实现党组织在全国的核心领导地位。党群职能既统一又结合，加之群团组织与群众联系密切，十分利于党对卫生工作的全面领导，使爱国卫生运动逐渐成为群众性运动。各群团组织积极配合有关部门，在卫生宣传工作中发挥了巨大作用，促进了卫生防疫运动成为全民共识的运动，为增强群众卫生知识、提高群众健康水平、遏制疾病流行、改善城乡卫生状况作出了巨大贡献。

(二)形式多样的宣传动员

增强群众卫生防疫意识是爱国卫生运动成败的关键。只有采取适合群众的宣传方式，才能使群众真正认识到爱国卫生运动的意义，才能动员群众同心协力把卫生工作做好。党和政府开展了丰富多样的卫生宣传方式，全方位动员人民群众参与到爱国卫生运动中，大大提高了卫生宣传效果。

第一，组建宣传机关和卫生宣传队伍，动员群众参与到卫生防疫工作中。为广泛宣传卫生防疫知识，各地宣传队伍发放大量卫生资料、张贴卫生防疫标语、动员居民预防接种，使全国逐渐掀起卫生防疫运动热潮。黑龙江省克山县县立医院专门派遣医务人员，轮流赴农村进行防疫、治疗以及卫生宣传工作，“通过卫生宣传与实际医疗效果的影响，农民对科学的医药卫生的认识已普遍提高，打破了迷信思想”(27)《克山县立医院派员下乡开展农村卫生工作宣传卫生进行防疫治疗协助建立基层卫生组织》，《人民日报》1950年2月21日，第3版。。仅1950年一年时间，南京市卫生局就组织了58个宣传队进行卫生防疫宣传(28)张慧卿：《全民动员：南京市解放初期的卫生防疫》。。此外，各个地区通过演讲会、座谈会等多种方式对群众进行卫生宣传动员，加大对群众卫生常识、卫生防疫政策及卫生法规的宣传，使卫生防疫深入群众内心，提高了群众卫生防疫意识。为广泛宣传爱国卫生运动，全国许多地方举办卫生展览会开展卫生宣传教育。展览会具有通俗易懂的宣传优势，能通过图片展览的方式使文化程度较低的群众也能获得充分的卫生常识，是提高群众卫生知识水平的重要宣传措施。例如，1950年北京举办第一届全国卫生医药展览会，参加观看的人数达34万人次，有效普及了卫生知识，提高了群众对害虫细菌的警惕，“使每一个观众都能得到充分的卫生常识，并了解到只有人民政府才会对保障人民的健康不遗余力”(29)《全国卫生医药展览会受广大群众热烈欢迎展览期间观众共达三十四万》，《人民日报》1950年9月6日，第3版。。

第二，通过媒体开展卫生防疫宣传。媒体宣传具有渠道多、覆盖广、影响力大等特征，能对群众的思想观念和心理状态产生广泛影响，具有极强的感召力和渗透力，有助于群众建立共同价值观念，是宣传动员群众的重要方式。各级党委和群团组织充分发挥各种宣传媒体作用，采用多种媒体对群众开展卫生知识宣传。报刊杂志是政策宣传的重要载体，许多杂志时常刊登通俗易懂的卫生知识挂图。党媒的触角向下延伸到日常生活的各个角落，反映人民的心声意愿；向上连接党的治国理政行为，传递党和政府的愿景(30)杨保军、许鸿艳：《论我国党媒体系新闻舆论的特殊价值》，《南昌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21年第4期。。《人民日报》作为党和政府宣传的主要媒体，经常刊登党中央最新卫生政策，号召人民积极参与爱国卫生运动，对改变群众的卫生观念、提升群众卫生知识水平起到重要作用。电影也是启蒙教育群众的重要载体，以通俗化、艺术化的形式传播党的卫生防疫政策，用寓教于乐的方式发挥了宣传动员群众功能，且能在较短时间内以经济高效的方式进行卫生宣传。北京市组织电教队去城乡配合区卫生委员会的宣传动员工作，播放卫生教育宣传影片，“每场之前并放映灭蝇、灭蚊和改善环境卫生的幻灯片，由当地的医生加以说明”(31)京市新闻处讯：《市卫生委会组织电教队赴城郊各区映电影推动夏季卫生运动》，《人民日报》1950年7月10日，第3版。。有地区通过传播快、时效性强的广播开展卫生宣传，能迅速将党中央的卫生防疫政策及卫生法规进行宣传和阐释。通过形式多样的媒体宣传，使爱国卫生运动深入到城乡各个角落，广大群众在潜移默化的宣传中接受了卫生教育，增强了卫生防疫意识。

第三，通过仪式活动进行卫生宣传。仪式感教育是动员群众的重要方式，通过文化宣传活动寓爱国之情于文化之中，可以加强群众心理认同，有效传达国家的政治主张。各省响应党和政府号召，按照本地实际情况将卫生防疫工作和各类节日文化活动结合起来，充分利用各种节日仪式开展爱国卫生运动。例如，丽水县妇联积极向广大妇女群众开展关于“除四害”的意义、目的的宣传教育，并在此基础上借助端午、六一儿童节、国庆节等开展全面、彻底的大扫除运动，达到“一紧、二通、三光、四净的要求”(32)《中共丽水县第一次代表大会文件之九(关于妇女工作的发言)》(1956年5月11日)，档案号：J001-008-002-004，丽水市莲都区档案馆藏。。为积极响应爱国防疫卫生运动，许多地区利用节日活动动员卫生工作者参与其中。1952年，卫生部要求要在儿童节广泛开展卫生宣传，“宣传预防疾病应以防御美帝国主义细菌战和小儿急性传染病为主”(33)《中央人民政府卫生部发出指示纪念儿童节重点开展保卫儿童健康运动》，《人民日报》1952年5月16日，第1版。。有的地方通过不同的主题仪式进行宣传，对血吸虫病害史进行“三忆三比”活动，发动群众哭诉旧社会“四害”带来的苦楚(34)人民卫生出版社编：《爱国卫生运动经验汇编》(一)，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1974年，第14页。。节日仪式或文化仪式活动对调动群众情感、提升群众思想觉悟具有重要意义，使群众认识到参与爱国卫生运动，不仅可以改善环境卫生，还能预防各类疾病、提高自身健康水平、促进经济生产发展。

第四，通过学校开展卫生宣传教育。普及群众文化卫生知识教育至关重要，学校是宣传卫生防疫的重点场所。通过学校讲解宣传，师生清晰地了解到疫病与卫生的关系，明晰疾病预防的重要性，从而改掉不良习惯，提高身体素质。为持续消灭疾病、提高城乡居民健康水平，许多学校广泛组织师生进行宣传动员，采用多种办法向群众介绍卫生知识和防疫办法。北京市系统地组织卫生宣传，十分具有代表性：北京市成立了学校卫生委员会，并在各区设立了学校卫生分会，区以下各市立小学都设支会，各支会师生共同组织卫生队。各级组织成立以后，卫生委员会在各校进行了卫生教育的宣传工作，教导学童注意健康，进而养成良好的卫生习惯，同时由各区负责的医师到学校实地指导卫生工作(35)京市新闻处：《学校卫生委员会积极推动学校卫生工作》，《人民日报》1950年6月11日，第3版。。一些师生积极主动地参与卫生宣传，成为卫生宣传的骨干力量。例如，浙江省公路学校落实爱国卫生运动，要求建立和提高卫生工作网，加强各处室、班级卫生责任制，体现其策略性和计划性(36)《浙江省公路学校爱国卫生领导小组关于三、四月分除害灭病计划及措施》(1960年3月29日)，档案号：J031-001-184-010，杭州市档案馆藏。。经过学校卫生宣传教育，群众提高了对卫生健康的认识，转变了旧的防疫观念，越来越多的师生响应政府号召到卫生机关去种痘和打防疫针。

(三)树立典型动员群众

中国革命胜利的经验之一就是重视树立典型、推广先进经验。树立典型就是在人民群众中发现榜样典型、宣传榜样典型。榜样人物示范能有效增强先进模范与群众之间的情感联系，具有很强的感染力和可接受性，是开展爱国卫生运动的重要动员方式。通过榜样动员，建立卫生模范榜样，可在一定范围内形成有效竞争，从而推动爱国卫生运动的开展。一方面，在检查评比、卫生竞赛的基础上，确定爱国卫生运动的先进模范，并通过黑板报、广播台、会议等形式进行公开表扬，使党的卫生防疫政策得到有效贯彻。例如，辽宁省采取“全面监督，定期练兵，检查评比，树立红旗”的工作方法(37)辽宁省人民委员会编：《辽宁省出席全国农业社会主义建设先进单位代表会议爱国卫生运动评比大会先进事迹汇编》第1册，第169页。，评选出爱国卫生模范。上海市持续推动爱国卫生运动，大力推广先进典型，“全市每年都组织多种形式的检查、评比、表彰活动，并经常召开各种类型的现场会、经验交流会，推广先进典型，不断扩大卫生先进队伍”(38)《上海卫生工作丛书》编委会编：《上海卫生(1949—1983)》，上海：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1986年，第48页。。另一方面，大力推广卫生榜样模范及其经验。榜样典型体现的先进性寓于群众日常生活具体实践中，易于其他群众学习理解，具有较强的说服力，对人民群众能够起到示范、引导作用。通过宣传卫生先进单位和个人，可使其他人员向先进人物看齐，从而学习先进人物经验，促使全国涌现出越来越多的卫生模范街和模范居民组。《人民日报》特别撰文表扬卫生模范组开展卫生运动的成果，比如介绍沈阳太阳里时称“太阳里的卫生工作一天天进步，保证了居民的健康”(39)思真：《沈阳市的一个居民卫生模范组——太阳里》，《人民日报》1952年6月15日，第4版。。榜样力量是巨大的，通过狠抓先进、树立标兵、开展竞赛等举措，为总结经验、树立旗帜、推广经验，激发群众积极性创造了条件。有学者在研究“除四害”运动时指出，“在除‘四害’运动的每一阶段，被树立的模范单位、模范人物、捕鼠能手、除‘四害’能手不断涌现”，全国形成“人人动手、户户动员”的良好氛围，推动爱国卫生运动深入发展(40)刘小华、莫志斌：《新中国建立初期公共卫生事件的应对机制——以除“四害”为中心的考察(1950—1960)》，《求索》2013年第8期。。

(四)运用奖励激励动员群众

奖励激励就是通过奖励来激发人的主观动机和思想情感，从而调动人的内在积极性，朝着正确目标前进的方法。为提高广大群众参与爱国卫生运动的积极性，党和政府在爱国卫生运动群众动员中广泛运用表扬激励的办法，对优秀卫生榜样人物进行肯定、表扬或给予物质奖励，以引导广大人民群众养成清洁卫生的习惯。一些地区对作出突出卫生贡献的群众予以奖品、奖金、实物等物质奖励。也有一些地区采用精神激励的方式，用大字报、广播、黑板报等形式表扬优秀卫生人物的事迹，或对作出卫生贡献的人物授予各种荣誉，颁发奖状、奖牌、授予光荣称号，从而推动群众继续为卫生运动多做贡献。为进一步激发广大群众参与“除四害”爱国卫生运动的热情，“各地通过互相竞赛，不断克服保守思想，组织人员定期进行检查，检查之后进行评比，评比之后进行奖励教育”(41)高中伟、田向勇：《新中国初期“除四害”运动社会动员研究》，《四川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2期。。《人民日报》曾公开表扬爱国卫生模范鲁大妈，称她为“一个平凡的有先进思想的老大娘”(42)萧凤：《爱国卫生模范鲁大妈》，《人民日报》1952年12月17日，第3版。。爱国卫生运动以正面激励为主，充分发挥榜样示范的价值引领作用。少数民族地区群众也积极参与到爱国卫生运动中，“八防区被评为西北区乙等爱国卫生模范单位，受到表彰奖励”(43)临夏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临夏市志》，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565页。，这种以精神奖励为主、物质奖励为辅的办法，在发扬了革命精神的同时又结合了群众实际利益，还有效推动了先进卫生工作者得到社会广泛认可，进而动员群众向爱国卫生模范学习。

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以来始终坚持群众路线，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积累了群众动员的宝贵经验。新中国成立后，群众动员依旧是党进行社会改造和国家治理的重要方式。党和政府采用组织动员、宣传动员、榜样示范、奖励激励等多种策略，提高了广大人民群众的思想觉悟，极大调动群众参与爱国卫生运动的积极性。爱国卫生运动充分体现了中国共产党群众动员的治理价值，不仅巩固了国家新政权，同时满足了人民群众的利益诉求，成为党在共和国成立后践行群众路线的成功实践。

三、爱国卫生运动中党的群众动员成效

在党的统一领导下，全国齐心协力开展爱国卫生运动，以极大力量改进了人民卫生事业。爱国卫生运动的群众动员渗透到社会各个方面，嵌入到每个群众个体的生活日常，改变了城乡居民的卫生观念和日常行为习惯，使整个国家环境卫生状况得到了空前改进。

第一，群众动员推动爱国卫生运动的顺利开展。通过“运动式”群众动员方式，使爱国卫生运动在党的领导和各个部门共同密切配合下，利用干部带头、层层布置、户户参与，有组织、有计划地将群众动员“运动式”地传输到基层，大大提高了卫生运动的效果，从而改善了城乡环境、保障了群众健康、促进了经济发展。过去污水沟长期影响着人民的健康，在爱国卫生运动宣传影响下，群众将其改造为有益人民卫生健康的设施，水沟畅通防止了各种疾病媒介昆虫的滋生。群众动员扩大了爱国卫生运动的影响力，人们对街道和空旷地带进行了清理，对大部分工厂、企业、机关、学校、影剧院、旅店、车站和居民住户也进行了清扫，全国城乡卫生状况大为改善，城乡环境更为整洁美观。群众受到卫生宣传的影响和卫生模范的感染，也陆续参与到卫生队伍中，例如，为清除垃圾，减少蚊、蝇繁殖，北京市群众“在十八天中，城区清除了垃圾六万四千六百五十七土方”(44)金凤：《北京市开展爱国防疫卫生工作的经验》，《人民日报》1952年5月18日，第4版。。各大城市人民群众被广泛动员起来参加爱国卫生运动，并将这项运动推向全国城镇及农村。厕所改革在爱国卫生运动中同样具有里程碑的意义，通过动员群众户户建厕所，城乡群众掀起一场“厕所革命”，“河北省秦皇岛市和宁河、安次等县的五百九十个村子共改善了两万八千多个厕所，清除了多年积存的垃圾一百多万吨”(45)《华北华东中南各地爱国卫生运动广泛展开拉萨市人民积极进行夏季卫生工作》，《人民日报》1952年7月5日，第1版。。

爱国卫生运动群众动员不仅使城乡各地呈现清洁卫生的新气象，还破除了封建迷信，使爱国卫生运动成为一项移风易俗的运动。通过旷日持久的宣传动员，群众的思想观念也随即发生巨大变化，曾在旧社会较少参与社会劳动的妇女也走出家门，积极参与到爱国卫生运动中。例如，余杭县妇女“清理陈年垃圾，这样既搞好了卫生，又积起了4368担肥料”(46)《余杭县妇联关于一年妇女工作情况报告》(1956年12月30日)，档案号：80-1-18，余杭县档案馆藏。，台州市城南乡妇女“在短短的20多天中，全社妇女就进行了四次的清洁卫生大扫除，积足500多担肥料”(47)《如何发动妇女投入大摆余粮运动中》(1958年6月16日)，档案号：6-2-13-91，台州市档案馆藏。。爱国卫生运动革除了封建迷信等落后陋习，卫生观念深入人心。“在江西、江苏、浙江等省，‘浮厝’(即死了人不埋，停柩于外面)的风俗也已大部改变”(48)陈致明：《起了移风易俗作用的爱国卫生运动》，《人民日报》1952年12月5日，第3版。。环境卫生改善使劳动者健康水平提高，职工疾病减少，进一步提升了劳动生产效率。沈阳某厂在改进卫生工作后，“‘病号’占职工人数的比例，已由百分之十七下降到百分之二，工人生产情绪普遍上升”(49)《东北全区开展大规模的爱国卫生运动》，《人民日报》1952年7月16日，第3版。。爱国卫生运动的群众动员，大大普及了群众卫生知识，改善了群众卫生观念，有效促进了生产工作，增加了实际经济收益，因此更加激发了城乡居民参与国家公共卫生事业的热情。据东北区1952年的统计，“全区约百分之九十的人民进行了室内大扫除，其中农村约有百分之五、六十的人民进行了定期的环境卫生工作，较大城市都实行了‘人民卫生日’的定期清扫制度”(50)陈致明：《起了移风易俗作用的爱国卫生运动》。。

第二，群众动员增进了人民对党和国家的政治认同。党和政府根据国家形势和群众需要制定卫生工作方针，并采取诸多动员方式使爱国卫生运动成为全民性的卫生运动，在全国人民群众共同参与下，不仅使我国卫生事业有了新突破，也扩大了党和政府的影响力、号召力，完成了党和新政府对群众的“社会主义新人”再造。群众健康水平大大提高，过去困扰老百姓多年的各种烈性传染性疾病几乎绝迹，曾经严重威胁群众生命的疾病也得到了有效防治。爱国卫生运动符合群众切身利益，因此赢得了广大群众的赞誉，促进了人民群众对中国共产党和新政府的信任。全民性的爱国卫生运动改变了群众的卫生观念，建立起人人讲卫生的社会新风尚，出现“田增产、人增寿、人人讲清洁”的现象，人民群众纷纷称赞爱国卫生运动带来的新变化。湖南群众用苗歌唱了他们的心里话：“黄茅坪村好地方，青山绿水好田庄；苗家学会讲卫生，人畜兴旺得安康；娃娃长得红又胖，老人个个寿命长。”(51)湖南省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办公室编：《湖南省除四害讲卫生运动资料汇编》，1958年，第4、5页。由此可见，党和政府通过群众动员将人民群众最关切、最迫切的卫生事业办好，就能逐渐被群众所接受并变成攻无不克的巨大力量，让群众从心理上对党和政府产生认同，从而得到群众广泛认可，进一步增进了党群关系。

第三，丰富了党的群众动员实践。群众路线是党取得革命胜利的重要法宝，只有将广大人民群众动员起来共同参与，才能从根本上确保将各项运动落到实处。从群众动员特征来看，党在革命时期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群众动员有着不同方式。新中国成立前，党的群众动员大多因革命战争的需要而产生，形成了以获得群众支持的群众动员运行机制，使之产生共生型的群众组织效力。新中国成立后，党和政府开启了建设国家的新阶段，这一时期的群众动员体现了高度集中统一的特征，有效加强了对社会及其成员的渗透力。全民性的爱国卫生运动充分体现了党的群众路线，使党的方针政策遍及城乡各个角落，彰显出我国制度的巨大优势，丰富了党的群众动员实践。“一元化”领导使各级党组织和政府各部门树立一盘棋意识，积极响应党中央号召，有步骤地开展卫生防疫工作，并在此过程中不断增强党和政府卫生防疫宣传工作的能力和积累群众动员实践经验。地方领导干部亲自参与爱国卫生计划，督促检查爱国卫生运动工作，协调推动卫生防疫宣传，形成了党委重视、干部主动的局面，充分体现了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例如，杭州市提出，卫生组织要由最有能力的领导分担工作，坚持政治挂帅，各党团支部书记必须亲自抓，要把卫生工作当作一项重要的政治任务(52)《浙江省公路学校爱国卫生领导小组关于三、四月分除害灭病计划及措施》(1960年3月29日)。。基层组织成为动员群众、推进各项工作的重要基石，使领导干部不仅成为单位中的一个积极工作者，而且成为领导和组织群众的表率，对爱国卫生运动的顺利开展具有重要作用。与其他群众工作一样，爱国卫生运动经过宣传教育、监督检查、激励批评等环节，需要依靠基层组织和广大群众才能落实一系列的工作。基层党员干部始终坚持干部带头，坚持发挥人民主体性，充分体现了基层党组织的政治功能。爱国卫生运动通过形式多样的宣传方式，激发了广大群众的责任感，人民以社会主人翁身份参与各项爱国卫生活动，还想出多种多样的防疫方法更好地开展卫生运动。例如，沈阳“北市区在一次发明创造经验交流大会上，展览出五十多件捕鼠灭虫的工具”(53)《沈阳市人民广泛开展爱国防疫卫生运动》，《人民日报》1952年6月14日，第3版。。

四、结语

汪卫华从社会学角度对“动员”做出阐述，他认为：微观层面的动员就是通过影响行为主体的动机结构，塑造其偏好，进而改变其思想和行为。动员的基础是透过社会纽带进行的说服与情感工作，“动员的群众基础既是客观存在的社会条件，也是施政者在日常互动中‘建构’起来的”(54)汪卫华：《群众动员与动员式治理——理解中国国家治理风格的新视角》，《上海交通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5期。。1949年后，中国共产党发挥了其动员群众的优势，全面发动群众参与到卫生防疫工作中，从而提高了人民健康水平、增强了群众政治认同、促进了经济的恢复和发展。然而，爱国卫生运动依然存在一定的缺憾与不足，在后期受到“左”倾思想影响，群众动员过度运用到卫生防疫工作中，呈现出一些弊端，例如形式主义严重，虚报谎报成绩等情况时有发生。1959年关于麻雀的大讨论席卷全国，在毛泽东提出“灭雀”问题后，许多人立即在“麻雀”定义的好坏上积极表态，以此来表达自身的阶级立场，除害防疫的卫生问题也代表了各界的政治动向。但从整体上看，爱国卫生运动群众动员成效显著，在社会经济、文化落后的情况下以强有力的动员方式促进了我国人民群众身体健康和医疗卫生的发展，为新中国各项事业开展奠定了重要基础。

“人民健康是民族昌盛和国家富强的重要标志”(55)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2017年10月18日)》，《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3卷，北京：外文出版社，2020年，第38页。。提高群众生活水平、加强人民政治认同是新中国初期国家治理的主要任务之一。爱国卫生运动群众动员将“爱国主义”与“卫生工作”有机结合，将国家命运和个人命运紧密联系起来，凝聚了民族精神，满足了群众需要，提高了群众的身体素质，增强了群众对党的政治认同，保证了国家建设的顺利进行。在此过程中，党也积累了宝贵的群众动员的实践经验。第一，高度重视是动员群众的前提。新中国成立以来，党和政府始终致力于提升人民健康水平，坚持以“预防为主”的卫生工作方针，多次召开卫生工作会议，有计划、有步骤地部署卫生防疫规划。由党中央对爱国卫生运动实行集中统一领导，做到统一部署—汇报—检查—总结，形成多方合力对群众进行广泛动员。在实施过程中，党和政府不仅建立了较为健全的防疫体系，而且各级党委和政府领导亲自挂帅，打消了群众顾虑，大大加强了群众对党和新政府的政治认同，进而有效动员广大群众热情参与到爱国卫生运动中。第二，坚持人民主体性是群众动员的关键。注重夯实意识形态话语权的群众基础，是无产阶级政党的鲜明特点和政治优势(56)史姗姗、李斌雄：《新时代中国共产党意识形态话语权的群众基础研究》，《江淮论坛》2018年第4期。。党和政府在开展爱国卫生运动过程中，始终坚持人民主体性、满足群众切身利益、广泛听取群众意见，实现群众认同党、听从党、信任党的局面。新中国成立初期的爱国卫生运动是党的群众路线与卫生工作的有机结合，充分体现了党的组织能力和群众动员能力。第三，基层党组织是推进群众动员的重要基石。党组织系统最末梢的基层组织是密切党群关系的纽带。基层党组织在推进爱国卫生运动中充分体现我国社会主义的制度优势和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是推进我国社会治理现代化的关键一环。

新中国初期的爱国卫生运动不仅仅是遏制疾病流行、改善卫生状况、改变群众思想观念的移风易俗的运动，同时也是提高群众健康水平、解决旧社会遗留问题、恢复国民经济、巩固人民政权的重要政治工作，彰显出新中国国家治理水平和党的执政能力。研究新中国初期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爱国卫生运动群众动员，有助于理解党团结广大人民群众的理念和策略，为新时代党开展卫生工作提供有益借鉴。继承和发展爱国卫生运动中的群众动员经验，并适应新时代实际情况进行不断调整，可使党在新时代更好地宣传群众、凝聚群众、服务群众，助力健康中国目标的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