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仕春

(中国社会科学院 近代史研究所， 北京 100101)

1950年代中国掀起学习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经验的高潮，这不仅是国际共运史、新中国史、中共探索社会主义道路史上的大事件，也是近代以来中国学习外国历程中的关键一环。1950年代前期，中苏友好的氛围下，中国一边倒地向苏联老大哥学习，苏联尽其所能地将他们的建设经验传授给中国；1950年代末至1960年代初，中苏开始出现分歧，走向敌视，中国在一些领域减少、甚至终止学习苏联，苏联也逐渐对中国关上了大门。友好、敌视等情感在1950年代中国学习苏联过程中扮演了举足轻重的角色。从情感的视角理解中苏关系，无疑将增加分析的维度，丰富对1950年代中国学习苏联这一历史进程的认识。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之后，最早派出访问苏联的学习代表团有中共组织工作者代表团和宣传工作者代表团(1)本文的中共代表团指1950年上半年访苏学习的中共组织工作者代表团和1950年下半年访苏学习的中共宣传工作者代表团。这两个代表团都是1950年访苏，为节省文字，代表团访苏期间的活动及代表团成员访苏日记所涉及日期不写“1950年”，仅写日月。。1949年底至1950年初，毛泽东首次访苏，与苏方在莫斯科围绕《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进行谈判，此时，中共组织工作者访苏代表团开始在北京组建、培训。1950年2月17日，毛泽东等结束对苏联的访问，乘坐专列从莫斯科启程回国。2月18日，中共组织工作者代表团从中国东北抵达苏联边境的奥特波尔火车站，乘车向莫斯科进发，开启在苏联境内的访问学习之旅。毛泽东等乘坐的专列与载有中共组织工作者代表团的列车相向而行，相遇在西伯利亚大铁路上。历史在此发生奇妙的交汇，代表团的活动融入党和国家领导人开创的两党两国关系大格局。“中共组织工作者代表团从莫斯科回去一个月后，第二个意识形态战线工作人员代表团来到苏联，他们来自宣传、出版、文化、艺术和教育战线”(2)РГАСПИ.ф.17.оп.137.д.403.л.215-224.此处的第二个意识形态战线工作人员代表团就是宣传工作者代表团。。

已有一些论著探讨了情感如何影响中国社会历史进程，如有关革命斗争中的诉苦动员，抗日战争中的敌意等(3)参见裴宜理：《重访中国革命：以情感的模式》，《中国学术》2001年第4期；郭于华、孙立平：《诉苦：一种农民国家观念形成的中介机制》，《中国学术》2002年第4期；李里峰：《土改中的诉苦：一种民众动员技术的微观分析》，《南京大学学报》(哲学·人文科学·社会科学)2007年第5期；黄道炫：《敌意——抗战时期冀中地区的地道和地道斗争》，《近代史研究》2015年第3期。。研究者大体可感知情感影响1950年代中国学习苏联的历史进程，不过，深度的个案研究仍十分缺乏。有关1950年中共组织、宣传工作者代表团访苏的研究成果极少，仅有数篇文章对此进行了简单描述(4)参见容全堂：《新中国第一个“党的组织工作者代表团”访苏始末》，《党史博览》2008年第4期；何载：《随中共中央组织工作者代表团访问苏联》，《百年潮》2010年第8期；赵鹏：《新中国成立前后中共中央派出参观团赴苏联访问记》，《党史博览》2016年第6期。日记时间为1950年7月至11月。。本文利用俄罗斯社会政治史档案馆所藏1950年中共组织、宣传工作者两个代表团访苏的俄文档案资料，代表团成员张秀山、何载、胡亦民等人的回忆录，张仲实的“访苏日记”(5)张仲实：《历史及杂记·访苏日记》，《张仲实文集》第3卷，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16年。日记时间为1950年7月至11月。、张庚的“访苏笔记”(6)张庚：《访苏笔记》，《张庚文录·补遗卷》，长沙：湖南文艺出版社，2014年。日记时间为1950年8月1日至11月1日，原文为“1951年”，有误，应为“1950年”。、陈希文的“访苏杂记”(7)陈希文：《苏联群众政治鼓动工作与群众文化工作(访苏杂记)》，北京：工人出版社，1951年第1版，1953年第2版。等中文资料，通过1950年中共组织、宣传工作者代表团访苏分析中国共产党探索怎样借鉴苏联社会主义经验建设新中国的历史。文章聚焦于中共代表团前往社会主义阵营中心访问而滋生、迸发出的独特心理、心情与心声等情感，以及这些情感又如何影响学习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经验。

一、心理：“我们来这里不是观光，而是学习，为了建设新中国”

中共组织、宣传工作者代表团的使命与国家命运紧密相连。中共中央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之前，已经开始谋划派代表团去苏联参观学习。1948年，中共在全国范围取得胜利指日可待，开始把如何建立民主联合政府、怎样管理国家提上议事日程。毛泽东与斯大林反复协商，计划前往苏联讨论这些问题。1949年初，毛泽东的访苏计划被推迟，苏联决定派米高扬到中国商谈相关事宜。1月30日起，米高扬与毛泽东等举行了多次会谈。会谈中毛泽东指出，“将来我们的工作重心将转移到城市，近20年来，我们在城市居民中的工作经验很少”(8)《米高扬与毛泽东会谈纪要：当前的形势和任务》(1949年2月5日)，沈志华主编：《俄罗斯解密档案选编：中苏关系》第1卷，上海：东方出版中心，2015年，第438页。。米高扬注意到，“与我们一起座谈的政治局委员对一般政治问题、党务工作、国际问题、农民问题和一般经济问题都非常内行，很有自信，可对经营管理问题却是知之不多”(9)《米高扬与中共领导人会谈纪要：关于经济政策问题》(1949年2月7日)，沈志华主编：《俄罗斯解密档案选编：中苏关系》第1卷，第450页。。从革命转向建设，从农村走向城市，从解放区治理到全国执政之际，中共面临治理国家、管理经济的新挑战。

为了解决建立国家、管理国家的问题，中共选择学习苏联的社会主义建设经验。1949年6月下旬至8月下旬，刘少奇率领中共中央代表团秘密访问苏联。7月6日，刘少奇给斯大林写信提出：“我们想派一些各方面负责工作的同志来苏联作学习性质的短期参观，时间三四个月，一方面亲自参观，一方面听一些讲演与谈话。这也是提高我们干部学习管理国家与管理经济的办法之一。”(10)《关于向苏联学习党和国家建设经验问题给联共(布)中央斯大林的信》(1949年7月6日)，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建国以来刘少奇文稿》第1册(1949年7月—1950年3月)，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年，第26页。刘少奇亦将此事向毛泽东报告。7月25日，毛泽东复电尚在苏联访问的刘少奇、高岗、王稼祥：“同意在目前就开始派遣各种参观团到苏联去参观和学习各项经验，待代表团回来即可作出具体计划，分期派出。”(11)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著：《刘少奇年谱(1898—1969)》下卷，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第219页。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中共中央迅速对派代表团去苏联参观学习做出安排。1949年11月2日，中共中央向各中央局、分局、前委发出《中央关于组织参观团赴苏短期参观学习的通知》。该通知指出，政府各经济部门和各群众团体、各文化学术机关在有必要与可能的条件下，可以分别向政务院、中苏友好协会总会申请组织访苏参观团。在党内，中央指定中央组织部接洽有关去苏联参观团的一切事务(12)《中央关于组织参观团赴苏短期参观学习的通知》(1949年11月2日)，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949年10月—1966年5月》第1册(1949年10月—12月)，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年，第52-53页。。中共派出访苏参观学习的第一个代表团是1950年中共组织工作者访苏代表团。

为了安排好这次访苏工作，刘少奇与斯大林亲自协商代表团访苏的具体事宜。1950年2月2日，刘少奇致电斯大林，简要介绍了中共组织工作者访苏代表团的基本情况，表示代表团“除听取联共有经验的工作人员的报告外，拟参观若干联共党的组织，在苏联停留的时间大约是3个月”，同时询问“代表团在苏联停留期间的住宿和伙食是否能由联共负担？”斯大林于2月3日复电，同意中共中央在2月份派代表团去苏联，代表团在苏联期间的一切费用由苏方负责(13)АПРФ，ф.45，оп.1，д.334，л.18-19.。

代表团成员由中共中央和有关省、市党的中高层干部组成。中共组织工作者代表团总人数为42人，各中央局、省、市组织部长等35人，翻译、司机等技术人员7人。中共中央东北局常务委员、秘书长、组织部长张秀山为代表团团长，中共中央组织部组织处副处长王甫和中共上海市委组织部长王尧山为副团长，中共中央东北局组织部秘书长金铁群为代表团秘书长，中共中央组织部的原志为代表团的专职秘书，张秀山的秘书王兴华、马文瑞的秘书何载为代表团的兼职秘书。代表团成员多为中共中央各地方局，各省、市组织部部长和组织部干部处、组织处的负责同志，如中共中央西北局常务委员、纪检书记、组织部长马文瑞，中共绥远省委副书记苏谦益，中共平原省委副书记赵时真，中共中央组织部干部处处长王杰，中共松江省委组织部长王伯谨，中共吉林省委组织部长王大钧，中共河南省委组织部长杨一辰，中共河北省委常委，组织部长薛迅，中共察哈尔省委组织部长杨士杰，中共山西省委常委，组织部长解学恭等(14)1950年2月18日，代表团经满洲里进入苏联境内，至6月25日回国，在苏联境内访问学习，历时4个多月。2月25日至5月4日，代表团主要在莫斯科学习考察。5月4日至5月20日，代表团在乌兹别克斯坦学习考察乌兹别克斯坦党组织工作经验以及人民在经济和文化建设领域取得的成就。5月21日至6月4日，代表团到斯大林格勒和列宁格勒，了解这些城市的大型企业、历史和文化古迹，也曾到卫国战争期间发生重大战役的具有历史意义的地方考察。6月4日至6月18日，回到莫斯科继续考察。中共中央为使代表团有更多实际知识，指示代表团回国后，先在国内参观一些地方，再作总结。1950年8月20日，中共组织工作者代表团解散。。

1950年8月派出的中共宣传工作者访苏代表团由44名成员(有4人是后来加入的)与7位翻译组成。文化部副部长周扬任代表团团长，副团长是中共河北省委常委、宣传部部长金城和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广播事业局副局长梅益。成员包括中共中央宣传部秘书长丁华，中共中央西南局宣传部秘书长张非垢，中共山西省委委员、宣传部部长陶鲁笳，中共湖北省委宣传部部长袁振，中共吉林省委委员、宣传部部长蓬飞，中共甘肃省委宣传部部长赵守攻等宣传部门负责人；《人民日报》副总编安岗，《人民文学》副主编艾青，《中国青年》杂志主编韦君宜，中共中央宣传部编辑出版处主任、《中苏友好报》主编张仲实，新华通讯社副总编朱穆之，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出版局局长黄洛峰，中华全国总工会编辑出版室主任陈希文等新闻出版单位负责人；中央戏剧学院副院长张庚等文化、教育、文学与艺术单位负责人(15)1950年7月31日，中共宣传工作者代表团由满洲里进入苏联边境的奥特波尔火车站。8月7日到达莫斯科。代表团的主要工作在莫斯科完成。代表团分成小组在联共(布)中央、莫斯科市委、莫斯科市区委以及其他机关、组织中举行座谈。考察了莫斯科巴黎公社鞋厂、第一钟表厂和丝绸纺织厂的基层党组织工作。10月8至29日，代表团在格鲁吉亚共和国、巴库等地考察。11月15日，代表团大部分成员从莫斯科坐火车回国。。

中华人民共和国刚刚建立数月，事务繁多，干部严重缺乏。一次派出三四十位级别较高的组织和宣传部门负责人访苏三四个月，足见中国学习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经验的决心、力度和期望之大，亦知代表团使命之重要。

代表团访苏前夕，中央领导人明确指出了代表团的使命。1950年1月至2月中旬，中共组织工作者代表团成员在北京参加访苏培训。2月11日，刘少奇、朱德在中南海接见了即将出发的中共组织工作者访苏代表团全体成员。朱德讲话时说：“苏联是列宁的故乡，是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我们要搞社会主义，就得向他们学习。你们去要好好学习苏联老大哥的经验，以借鉴和指导我们的工作。”刘少奇在讲话中强调：“这是我党派出的第一个党的组织工作者代表团，主要任务是考察、学习苏联共产党各级组织是如何领导经济建设工作的，为我们党提供经验。”(16)何载：《随中共中央组织工作者代表团访问苏联》。7月，中共宣传工作者代表团访苏前刘少奇在讲话中指出，“党的宣传工作为党的弱点，弱于其他工作”，“全党及中央在做宣传工作。但能拿得起者很少。赴苏可得点方法”(17)张仲实：《历史及杂记·访苏日记》，《张仲实文集》第3卷，第123页。。党和国家领导人指明了代表团的使命：建国伊始，百废待兴，中国迫切需要学习苏联老大哥的社会主义建设经验，特别是党组织如何领导经济建设工作的经验，中共组织、宣传工作者代表团就是在这历史转折的关键时刻，作为学习苏联经验的先锋队、排头兵而访苏。

张仲实在日记中记录了访苏前夕刘少奇等中央领导同志的讲话。五六十年后，张秀山、胡亦民、何载等人的回忆文章中犹清晰地记得刘少奇、朱德等人接见访苏代表团成员时的讲话。党和国家领导人的嘱托在代表团成员心中打下了深深的烙印，具有沉甸甸的分量。

社会各界对中共组织、宣传工作者代表团访苏充满期待。张仲实在7月26日的日记中记录了中共宣传工作者代表团从北京车站出发访问苏联时的盛况：到站欢送者有胡乔木、胡绳、郑振铎、丁玲、沙可夫、曹禺等七八十人。欢送者与访苏者均为中共高级干部和社会名流，他们汇集在车站，营造的气氛或多或少影响到彼此的心境。面对欢送者的期待，访苏者心底大概会增强为建设国家而努力学习苏联经验的使命感。

在苏联访问期间，代表团成员常常讨论自己的使命与任务。3月2日，访问莫斯科第一医学院时，张秀山发表演说称：“我们来这里不是观光，而是学习，为了建设新中国。”(18)РГАСПИ.ф.17.оп.137.д.402.л.18-19.3月3日，中共组织工作者代表团召开党的会议，作出决议：“为完成学习计划，每个代表应该把自己看作不是来观光的，而是参加高级党校……当我们将在联共(布)中央组织部前报告工作的时候，必须拿出改善我们工作的建议……这些建议将转交给中共中央研究。”(19)РГАСПИ.ф.17.оп.137.д.402.л.77.3月23日，代表团再次召开了党的会议，代表团副团长王尧山强调：“我们每个代表在中共中央面前有很大的责任，中央委员会对我们有很大的期望。我们回到中国以后，不仅自己要把联共(布)的工作经验带到自己的工作中去，而且要把这些经验传达给别人。”(20)РГАСПИ.ф.17.оп.137.д.402.л.71-73.访苏期间通过不同场合经常性地阐述、提示，代表团成员逐渐将学好苏联经验，并向国内传达的使命感内化于心。

苏联是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为社会主义阵营的中心。中共取得革命的胜利，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为社会主义阵营的新成员。当时，在很多中国人心中，苏联就是社会主义的“圣地”。时隔60年，胡亦民回忆这次访苏还记得对苏联的崇拜之情：“当时，崇拜苏联，认真对待和学习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21)胡亦民：《历史的踪迹与思考》，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2010年，第91页。前往苏联学习是当时很多中国人的梦想。中共代表团在党和国家的转折时期，身负重托而出访，去的又是梦寐以求的社会主义“圣地”。访苏塑造、强化了学习苏联社会主义经验、建设新中国的使命感。

二、心情：“他们对我们的热情是真正兄弟的感情”

要完成使命，除了靠中共代表团自身努力，还取决于苏方是否友好配合。代表团访苏过程中，苏方细致周密安排工作与生活日程，高规格接待，热情的仪式，双方互赠礼物不断塑造中苏友好的氛围。

苏方对代表团的工作和生活进行了细致周密的安排。2月4日，联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专门讨论了中共组织工作者代表团访苏事宜(22)俄方档案中，有时将“中共组织工作者代表团”翻译成“中共领导工作人员代表团”或“中国党务代表团”。。会议委托格里高里扬(对外政策委员会)、杰多夫(党、工会和共青团机关部)和波波夫(宣传部)制定关于中共组织工作者代表团的工作计划并报联共(布)中央书记处批准。会议决定将完成关于中共组织工作者代表团工作计划的责任交由格里高里扬和杰多夫承担；接待和服务中共组织工作者代表团由联共(布)中央事务管理局承担(23)РЦХДНИ.ф.17，оп.3，д.1079，л.89。；具体的参访学习工作由联共(布)对外政策委员会远东国家部负责，远东国家部制定了代表团整个访苏期间总的工作计划和日程安排。

中共组织工作者代表团到达莫斯科后，苏方安排住进莫斯科的格兰德大饭店。格兰德大饭店位于莫斯科最中心的位置，紧邻红场、克里姆林宫，在列宁博物馆(现在的历史博物馆)对面。为安排组织工作者代表团，格兰德大饭店整整一层都被清空，那里除了代表团成员和服务人员没有别的客人。苏方对所有服务代表团的职员进行了培训教育。代表团休息的房间准备了报纸和杂志、中文图书、各种游戏、地图，并安装了电视、无线电。为了满足代表团日常生活需要，苏方在住所安排了医疗点、理发师、修理和熨烫衣服的技师。苏方还将列宁博物馆的电影厅安排给代表团看电影(24)РГАСПИ.ф.17.оп.137.д.402.л.214-230.。中共宣传工作者代表团访苏时相关接待安排与此类似。

为保障课程和咨询顺利进行，远东国家部要求课程的书面材料应该在开讲前5天准备好，以便翻译成中文，让代表团了解其内容。苏方为此提前准备了23门课和5次咨询。所有机构、组织和企业都仔细地准备了代表团的接待和座谈。通常，远东国家部会提前走访这些部门，和他们的领导座谈，转达代表团感兴趣的问题。去外地参访时亦然，比如，远东国家部工作人员先于中共组织工作者代表团，提前出发到乌兹别克斯坦、斯大林格勒和列宁格勒等地安排代表团到来以后的参访行程。因此，代表团所到各处都受到热烈的、同志似的接待，座谈举行得有条不紊(25)РГАСПИ.ф.17.оп.137.д.402.л.214-230.。

张庚在日记里写道：“苏联人像招待贵宾似的招待我们，还有从莫斯科飞来接我们的人。”(26)张庚：《访苏笔记》，《张庚文录·补遗卷》，第302页。的确，迎来送往中体现了苏联对中共代表团的高规格接待。访苏期间，中共代表团抵达和启程，苏联各地领导人都会在车站欢迎和送别。2月18日中共组织工作者代表团进入俄罗斯境内，联共(布)赤塔州委计划财政部部长阿韦列夫在苏联边境的奥特波尔站迎接代表团并一直陪同，于25日到达莫斯科(27)РГАСПИ.ф.17.оп.137.д.402.л.214-230.。5月9日，代表团到达了乌兹别克斯坦共和国的首都塔什干市。乌兹别克斯坦共产党中央书记莫希特金诺夫和雷希姆巴巴耶娃，乌兹别克斯坦共和国和塔什干州、市的共产党、苏维埃、社会组织的代表，在火车站迎接代表团(28)РГАСПИ.ф.17.оп.137.д.402.л.175-176.。5月21日，代表团离开乌兹别克斯坦前往斯大林格勒，乌兹别克斯坦共产党、苏维埃和其他组织的领导人，在乌兹别克斯坦共产党中央第一书记利亚佐夫的带领下为代表团送行(29)РГАСПИ.ф.17.оп.137.д.402.л.187-188.。

在各机关、组织访问座谈时，通常由该部门负责人主持接待。4月12日，中共组织工作代表团访问全苏列宁共产主义青年团中央，全苏列宁共产主义青年团中央书记接待了代表团(30)РГАСПИ.ф.17.оп.137.д.402.л.138.。8月11日，中共宣传工作者代表团参观联共(布)中央高级党校，该校校长、教务长及党委副书记报告了该校概况、教学工作及党的工作(31)张仲实：《历史及杂记·访苏日记》，《张仲实文集》第3卷，第129页。。9月4日，中共宣传工作代表团访问塔斯社，该社社长详细介绍了社内的组织机构和工作情况(32)张仲实：《历史及杂记·访苏日记》，《张仲实文集》第3卷，第144-145页。。

苏方多次邀请中共代表团参加苏联举行的重要活动。中共组织工作者代表团在莫斯科参加了11次节日、群众运动、重要事件的活动。3月9日，中共组织工作者代表团的有关代表出席了联盟大厦举行的莫斯科区选举人会议，见到了苏联最高苏维埃代表候选人马林科夫(时任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委员)等。这次会议给代表团成员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王尧山指出，“近距离见到联共(布)领导人给我们留下了难忘的印象，这样的幸福可能对我们一生就一次”(33)РГАСПИ.ф.17.оп.137.д.402.Л.35.。张秀山等参加了莫洛托夫选区选举委员会召开的大会，听了莫洛托夫(时任苏联部长会议第一副主席)的演讲。会后莫洛托夫接见了张秀山等，送给他们每人一本很精致的《斯大林生平》纪念画册。五一国际劳动节时，红场观礼台前方悬挂着“伟大的中国人民万岁”、“中华人民共和国万岁”、“中苏友谊万岁”的标语。中共组织工作者代表团成员应邀登上了红场观礼台，观看阅兵仪式和莫斯科各界群众大游行。在这里他们见到了斯大林(34)张秀山：《我的八十五年——从西北到东北》，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07年，第259页；何载：《随中共中央组织工作者代表团访问苏联》。。6月13日，代表团成员列席了苏联最高苏维埃联盟院与民族院联席会议。何载回忆称，“在苏方的安排下，我们列席了有斯大林和联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出席的一次代表大会，又一次看到了斯大林”(35)何载：《随中共中央组织工作者代表团访问苏联》。。何载等参加这样高规格的会议和见到斯大林的激动心情溢于言表。

9月29日，一部分中共宣传工作者代表团成员参加艺术工作者中央馆所举行的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一周年晚会。表演者全为得过斯大林奖的名家，作家维尔达致辞，并与杜索夫斯荟朗诵“自由的中国”大合唱词(36)张仲实：《历史及杂记·访苏日记》，《张仲实文集》第3卷，第160页。。11月6日，代表团部分成员周扬、金城、梅益等赴莫斯科大戏院参加庆祝十月革命33周年大会。纪念大会由莫斯科市苏维埃、联共(布)莫斯科市委组织召开。到会的有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委员莫洛托夫、苏联政府各部委首长等。

苏方邀请代表团出席政治活动、参加节日纪念活动，并特意安排与中国相关的节目及议程，处处渗透着中苏友好的情谊。

代表团成员在工作、生活中常常感受到苏联人民的热情好客和对中国人民的尊敬。访问企业、集体农庄和其他机关、组织时，苏方常组织代表团成员与苏联的知名人士会面。在高级党校，代表团成员会见了苏联英雄马列西乌夫，在卡里布尔工厂里会见了苏联最高苏维埃代表、俄罗斯社会主义劳动英雄。张仲实在去苏联访问的列车上便感受到苏方的热情：“艾青在伊城被吻；一同志在车上被一士兵所吻；两个青年以与我们讲几句话为荣；车上服务人员以得到有毛泽东像片的纪念章为荣；车上电灯工人母亲谈到《中华儿女》流泪；转播莫斯科华语广播。”(37)张仲实：《历史及杂记·访苏日记》，《张仲实文集》第3卷，第126页。10月24日，代表团访问格鲁吉亚国立鲁斯达什维里戏剧学院。学生和教职员都热烈异常，代表团到时，大家站在台阶两边，鼓掌欢迎；走时，全体又鼓掌欢送。张仲实在日记里写道：“就我们此次访问各地所见，乔治亚人民热情，好客，对我们中国人民特别热爱，我们每至一地，即被人民包围。鼓掌、献花、摇手，在途中工人或青年一见我们，就托帽招手。我们离开梯俾利西旅馆，扫地工人有落泪者！我们大家对梯俾利西和乔治亚都是恋恋不舍之情。”(38)张仲实：《历史及杂记·访苏日记》，《张仲实文集》第3卷，第178页。乔治亚即格鲁吉亚。

在各种组织、机关里学习考察时苏方多次向代表团成员赠送礼物。3月8日，代表团参观了三山纺织厂，每个代表都得到一个礼物——印在布上的斯大林像，这是斯大林70寿辰礼品展上的正版照。8月14日，中共宣传工作者代表团访问莫斯科“巴黎公社”鞋厂。作为访问工厂的纪念，代表团成员收到礼物是一双儿童靴子。6月3日，联共(布)列宁格勒州委和市委举行了招待会，在这里代表团被赠送收音机和其他礼物。10月，代表团访问格鲁吉亚时收到很多礼物。格鲁吉亚共产党中央给毛泽东赠送斯大林在果利诞生和幼年居住的房屋木模型一座，给周恩来送格鲁吉亚地势模型一座，给朱德送格鲁吉亚特产宝剑一把，给代表团每人送俄文格鲁吉亚历史书一册，牛角饮器一把，给女同志送洋囡囡一个。代表团成员艾青还为这个牛角杯专门写了一首诗(39)艾青：《宝石的红星》，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3年，第41页。。10月29日，代表团访问阿塞拜疆共产党中央。返回莫斯科时，阿塞拜疆共产党中央给代表团每人送来葡萄、苹果等特产一大箱，香瓜一个，均用纸包好，以备旅途中吃，“其周到、热诚，深令人感激”(40)张仲实：《历史及杂记·访苏日记》，《张仲实文集》第3卷，第182页。。

中共组织工作者代表团回国前，联共(布)中央送给每位代表团成员一套西装，以及手表和马克思列宁主义经典著作、艺术文献、高级党校讲义集、斯大林传记画册等，并将联共(布)历史和党建图集赠给中共中央。11月14日，联共(布)中央联络部副部长奥尔洛夫给中共宣传工作者代表团每人送手表一只，表示鼓励中共同志争取时间，建设新中国之意。

中共组织、宣传工作者代表团也经常给访问的机关、工厂、集体农庄赠送礼物。4月14日，中共组织工作者代表团将列宁、斯大林、毛泽东绣像赠予卡里布尔工厂、三山纺织公司的领导，还给企业的公共食堂赠送了茶叶。赠送礼物往往带动起热烈的气氛。8月12日，代表团访问马恩列学院。代表团给马恩列学院的院长、副院长和党委书记赠送了毛主席纪念章。老院长大为兴奋，激动不止地说了很多话。代表团成员都被他感动了，虽然不懂他说的是什么，都很兴奋，热烈地鼓掌。周扬兴奋地喊出了口号。张庚觉得，“他们对我们的热情是真正兄弟的感情”，“这种感情是一种具有高度思想基础的感情”(41)张庚：《访苏笔记》，《张庚文录·补遗卷》，第309页。。

互访是双方加深友好的重要途径。之前曾访问中国的苏联人对来访的中共组织、宣传工作者代表团尤其热情。8月23日，代表团听俄罗斯共和国教育部副部长杜伯罗维娜介绍该共和国人民教育问题。她开头用中文说，“亲爱的同志们，我代表苏联人民向你们致热烈的敬礼！”她于1949年曾参加苏欧文化工作者代表团赴中国一次，故她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特别关心、热心，她回国后在苏联城市和乡村共做了60多次讲演，向苏联人民介绍新中国的情况。她还保存着中国人民送给她的一切礼物并带来给代表团看。苏联人都称她为中国人，她为自己取了一个中国名字叫刘维杜，她讲完时还用中文喊了四个口号：中国人民胜利万岁、毛泽东万岁、中苏友谊万岁、斯大林万岁。往来于中苏之间的人们寻找到共同的话题，拉近了彼此的关系，偶尔夹杂对方国家语言发表的演说增进了友好气氛。

对于苏方的友好对待，中方积极予以回应。除了赠送礼物给苏方，中共代表团不止一次表达对联共(布)中央照顾和关心代表团的感谢，这也是塑造友好的形式之一。张秀山认为，“从欧洲到中亚，从莫斯科到一些加盟共和国，苏共中央组织部的同志，为我们安排了很多地方参观考察。我们在苏联近五个月中，无论是苏联党政领导人，还是我们所接触到的苏联基层的工人、农民，对我们非常友好”(42)张秀山：《我的八十五年——从西北到东北》，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07年，第259页。。5月13日，6位代表团成员访问了乌兹别克斯坦共产党中央党校，张秀山发表讲话指出，“在乌兹别克斯坦给予中共代表团热情的接待，让我们充满了对兄弟般的苏联人民和他的先锋队——布尔什维克党的无限感谢”(43)РГАСПИ.ф.17.оп.137.д.402.л.179-180.。离开莫斯科前，中共代表团举行的告别晚会上，中方邀请联共(布)工作人员，讲课的老师，所有接待代表团的组织、机关和企业的领导参加，对他们表示感谢。在充满友好与感谢的互动中，中苏双方共同塑造、体验了中苏友好的心情。

三、心声：“苏联的道路，就是我们的道路”

中苏友好的主流氛围下，苏方尽可能展示自己的建设成就与先进的经验，中方努力寻找苏联社会各种美好的方面。身临其境的访问让代表团近距离地观察了苏联社会，感受到了苏联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与苏联的先进、强大。

张仲实1920年代曾在苏联学习过，这次作为代表团成员重返苏联，心中一直对比着苏联的今昔：在西伯利亚沿途看到造林的成功——原为草原，现在到处是森林了；莫斯科街道整洁，十几层大厦增加，市中心有轨电车改为无轨电车，车辆形式美观，如公共汽车；车辆多，小汽车多，人们衣着讲究，交通有秩序(44)张仲实：《历史及杂记·访苏日记》，《张仲实文集》第3卷，第127页。。

苏联的城市建设经常给代表团带来新奇体验。组织工作者代表团中过去出国的有2人，宣传工作者代表团中有6人留学国外。绝大多数代表团成员访苏前都没有见过地铁，中国地铁二十一年后(1971年)才开通运营。3月5日，中共组织工作者代表团参观莫斯科地铁，苏联地铁引起他们很大的兴趣，代表团成员给予赞许的评论。8月12日，中共宣传工作者代表团参观莫斯科地铁，觉得铁道建得十分辉煌。张仲实指出，“据到过法国的艾青同志说，莫斯科地下铁道的确比巴黎漂亮！每站装饰的电灯、候车座椅、墙壁图画、雕刻，都不同。出入站都是电梯，列车门都是自动开门。乘客极多，据说每天在二百万人以上”(45)张仲实：《历史及杂记·访苏日记》，《张仲实文集》第3卷，第129页。。张庚认为，“车站十分漂亮。十分可以看出来，苏联不仅仅是要把首都的生活建设得美好舒适，而且是有心给一个新时代文化中心建立纪念碑性的东西”(46)张庚：《访苏笔记》，《张庚文录·补遗卷》，第308页。。

苏联正在实施莫斯科的城市新规划：莫斯科全市“建筑以克宫、红场、莫斯科河附近为中心。在附近各区建一高楼(如中心区的劳动宫)，这些高楼结合起来即形成新莫斯科的风貌。新莫斯科的改建是大规模的旧房子搬家、拆除，新的区整个的建立起来，现在占地三万三千公顷，将来要扩大成六万公顷，人口估计有五十万。将来建成的劳动宫就是最高苏维埃，从这里要修一条大道直通莫大”(47)张庚：《访苏笔记》，《张庚文录·补遗卷》，第306页。规划中的劳动宫半途而废，没有建成。最终建成的有莫斯科大学主楼、列宁格勒饭店等“七姐妹”楼群，这些楼群被认为是典型的斯大林式建筑。。张庚赞美莫斯科的城市规划称：“从整个建设计划看来，是合乎斯大林的精神，使莫斯科成为新民主国家的榜样。建设的计划眼光远大，比方建广大住房，以准备实现共产主义时代各尽所能各取所需的要求”，“这是一个新时代的世界文化中心，至少是中心之一。新时代的雅典、罗马、君士坦丁、长安。而这个文化中心是有计划、有目的地、从事建设的，不是自流的”(48)张庚：《访苏笔记》，《张庚文录·补遗卷》，第306页。。

参观莫斯科大学时，苏联的教育规模给代表团留下深刻印象。张庚在日记中写道，莫斯科大学“现有学生万人，包括43个民族的学生。莫斯科的学生比英、法两国的总数多，现有135000，英国只50000”，“莫大将来要迁到列宁山。列宁山可俯览全市。莫大新舍占地160公顷住房6000间，数千个科学研究室”(49)张庚：《访苏笔记》，《张庚文录·补遗卷》，第306页。。通过对比莫斯科与英法等国学生人数，描绘正在修建的莫斯科大学主楼的庞大规模，张庚展示出社会主义苏联教育的发达。

代表团在莫斯科的一些大型工厂里参观了车间和生活区，围绕工人生产和生活展开了热烈讨论。新建工业城市的面貌也引起了代表团的兴趣。10月25日，代表团前往格鲁吉亚新建城市鲁斯达维。该地原为格鲁吉亚一个古城废墟，无居民。1944年斯大林指示，在这里建一个大型冶金工厂和社会主义城市，1945年开始建设。张仲实在日记中饶有兴趣地描绘了这座城市的面貌：“规模很大，预计全年产钢70万吨，工人六万名。炼钢炉预计八座，因采用新技，生产量提高，减为六座。现已开工者二座。其余各车间均在建筑中。有发电厂，供给厂及城市用。现有工人一万五千名。城市为新型街道宽整，每幢房屋间距离很宽。住房有公寓式，有两三家合居式，有一家独居室式，式样都很漂亮。每一工人住区中心为幼稚院、托儿所一所，四周即为住宅，工人寄托子女极为方便，该城将来全部完工后，一定非常美丽！”(50)张仲实：《历史及杂记·访苏日记》，《张仲实文集》第3卷，第178页。工厂、工人宿舍、幼稚院、托儿所共同组成一个单位，工作、生活、学习一体化，这样的单位组织模式引起代表团的赞叹。

中共组织工作者代表团参观了莫斯科的卡里布尔工厂、三山纺织厂、斯大林格勒的“红色十月”冶金工厂等，对工厂组织结构、经营管理进行考察，对机器及机器生产本身也充满了好奇。

中共宣传工作者代表团一些成员的日记详细地描述了在苏联见到的工业生产状况。8月18日，中共代表团参观国营第一钟表厂。张仲实记载了生产细节：“手表全部生产过程自开始至完成为5.5小时。平均每天出2000多个手表”。“有个突击队。全部生产过程机械化；装配车间为传送装置，装一只表约2.5小时，之前要用30小时。全厂整洁，阳光和空气均充足，车间地上不见一片废物”(51)张仲实：《历史及杂记·访苏日记》，《张仲实文集》第3卷，第133-134页。。代表团精准地记下这些数字，暗含了他们对机械化大生产高效率的惊叹。

10月28日，中共代表团赴巴库亚尔启玛参观海中产油综合公司。张仲实描绘了海上石油基地的盛况：“采油外接是耸立在海中，水上打桥，桥上铺铁路，与岸相通。桥现长七里半，预定筑至65公里。桥上每隔半公里或一公里，有一俏皮小广场，每个广场有两塔形建筑，有的广场上有饭堂和医疗室；有油的地方，即由桥分一支线。海底有油管，导油至岸上。工程浩大，非有高等技术不行。这充分说明了苏联采油技术的成就。阿尔启玛岛原为一个荒岛，现已成为一个新式城市。”(52)张仲实：《历史及杂记·访苏日记》，《张仲实文集》第3卷，第181页。阿尔启玛岛亦可翻译为亚尔启玛岛。接着访问安得利耶夫炼油厂。“该厂规模很大，有炼油车间数座，每座每整夜可炼油四千吨。出品除汽油外；副产品有二百多种”(53)张仲实：《历史及杂记·访苏日记》，《张仲实文集》第3卷，第181页。。当时中国工业薄弱，代表团成员又长期在农村生活，见到海上石油生产设施的工程浩大，炼油厂的大规模生产，心灵的震撼可以想见。将苏联经验应用到中国去是代表团参观苏联现代化工厂后的最急切想法。4月14日，参观卡里布尔工厂时，金铁群演讲指出，“以后我们回去给中国人民讲我们在这里所看到的一切，并努力的把你们的经验用到我们的工作中”(54)РГАСПИ.ф.17.оп.137.д.402.л.142-143.。

代表团访问苏联的集体农庄，特别注意庄员的劳动和生活细节。代表团成员在日记详细地记载了集体农庄及庄员家里的情况。10月22日，代表团访问格鲁吉亚库尔批地区里斯村集体农庄。该农庄成立于1922年，最初是共耕社，1929年改为集体农庄，过去仅有306户，代表团访问时有836户，人口2425人，有地1400公顷，其中132公顷为葡萄园。代表团看到大多数农民家中有电灯、钢琴、收音机、新屋，80个农民有汽车，其中15辆是胜利牌。代表团在社会主义劳动英雄加加洛什维里家中吃饭。加加洛什维里一家计划以劳动所得建筑两层楼新屋一座。张仲实记录其家中情况如下：有钢琴一架，排钟一座，钢丝床两张，收音机一架，书架一座。室正中放矩形方桌一张，铺有桌布。大儿子及其妻均会弹钢琴、跳舞蹈(55)张仲实：《历史及杂记·访苏日记》，《张仲实文集》第3卷，第175页。。

这些描述显示，苏联农民从加入共耕社到组建集体农庄，收入增加，过上了富足的幸福生活。穿西装的农民拥有电灯、钢琴、收音机、新屋、汽车，年轻人学会弹钢琴、舞蹈，这成为集体农庄庄员美好生活的标配。

代表团感受到苏联城市建设的宏大壮丽，苏联人民的美好生活与高水平的文化，还被苏联先进的工业生产所震撼。如韦君宜所言，“就拿我所看见的外表来说，莫斯科二十几年前的照片，还是沿街摆许多小摊，而今天，莫斯科的地下铁道是世界第一，像皇宫一样壮丽。苏联的道路，就是我们的道路”(56)韦君宜：《我更感到祖国的可爱(游苏散记之一)》，《中国青年》1951年第56期。。参观中，代表团对苏联美好生活的向往油然而生，学习苏联的热情被激发出来。其后的访苏代表团都产生了类似的体验。茅盾指出：“苏联人民走过的道路，也就是中国人民所要走的路——这一句真理的话，现在是一天比一天具有越来越大的现实的意义了。三年来，我们到苏联去参观的各种代表团亲自体验到这一点。事实摆在面前，苏联的社会经济制度，苏联的科学和技术，都是超过了、胜过了资本主义国家的，苏联人民的生活比起资本主义国家的人民生活来，真有天渊之别。”(57)茅盾：《中苏友好改变了历史的行程》，《人民日报》1952年11月7日，第3版。正是亲身体会到了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苏联的强大，人民生活的美好，韦君宜等才坚信“苏联的道路，就是我们的道路”。代表团访苏某种程度上塑造了1950年代的流行语——“苏联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1951年10月15日，《人民日报》上第一次出现“苏联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这样的话语(58)《具体深入地开展中苏友好工作——祝中苏友好协会第一次全国代表会议》，《人民日报》1951年10月15日，第1版。。之后，“苏联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在《人民日报》大量出现，成为那一时代的流行语。

四、情感体验如何促进学习、宣传活动

访苏促使中共组织、宣传工作者代表团产生了上述独特的心理、心情与心声等情感，这些访苏情感体验又直接或间接影响代表团成员访苏进程及回国后对苏联知识的传播与苏联制度的移植。

建设新中国的使命感激发了代表团在访苏活动中的主动性。目前尚未在中文文献中见到中共组织工作者代表团的详细学习计划，俄方档案中也没发现中方在出发前提供的具体学习计划。2月27日，联共(布)中央对外政策委员会和代表团举行了座谈。在座谈中，张秀山说明了中方没有制定具体学习计划的原因：“我们对联共(布)工作实践了解很少，因此不能够把我们必须学习的一系列问题都列入自己的计划中，请在这方面帮助我们。”(59)РГАСПИ.ф.17.оп.137.д.402.л.13-14.中共组织工作者代表团虽然访苏前没有详细的学习计划，不过他们并非消极应对，听之任之，而是在执行苏方设计的计划过程中不断提出自己的意见，形成对苏方计划的补充。在座谈中，张秀山阐述了代表团的主要任务和愿望。他指出，代表团大部分成员是由中国共产党各个机构组织部领导人组成，因此学习联共(布)党组织工作是代表团的主要任务，“我们不仅想考察现在联共(布)工作经验，而且想考察其在各个历史阶段的工作，考察联共(布)在国家、经济、文化建设中的领导，联共(布)如何实现与群众的联系？如何领导群众组织？在党内和群众工作中，联共(布)工作的形式和方法是怎样的？”张秀山还提出了一些具体的请求：“最初，听一系列关于党建的课程，然后到地方上去学习各个党的机关和党组织实践工作。我们希望提前得到我们课程的文本，事先翻译成中文并复印给每一个代表团成员。课后我们将交换关于课程内容的想法并准备问题。”(60)РГАСПИ.ф.17.оп.137.д.402.л.13-14.这是代表团访苏意愿与设想第一次比较集中的表达。学习的时间范围是联共(布)现在与历史上各个阶段，内容包括党组织工作本身与党在各个领域的领导工作，既有理论学习又有实践工作。

之后，代表团通过党组织会议和总结会不断总结过去学习的经验与不足，提出下一阶段的工作计划和工作方法。3月23日，代表团举行了党的会议。由于代表团工作计划安排非常紧张，深入掌握所有问题非常困难，于是决定把代表团的成员分为7个小组，每个小组主持学习一些具体问题。

代表团隔一段时间会举行总结会并安排下一阶段的工作。3月27日，中苏双方举行会议，代表团领导、联共(布)中央对外政策委员会远东国家部工作人员和联共(布)中央联络部副部长奥尔洛夫出席了会议。张秀山提出了未来工作的意愿与设想：“我们是实践工作者，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在过去我们不从事理论研究。因此我们希望课程带有研究实际问题的应用性。”(61)РГАСПИ.ф.17.оп.137.д.402.л.75-76.除了党的会议和总结会议，代表团不断通过课堂讨论、咨询课、座谈、写申请等方式推动访苏活动计划更加丰富，更加符合自己的学习需要。3月31日，代表团筹划了一次书面申请，向苏方提出了超过200个问题，涉及党、共青团和工会机关工作，苏维埃工作，也包括联共(布)在领导工业事业的工作。讲座和座谈的时候中共组织、宣传工作者代表团成员提出的问题一共有2500个左右，反映了他们对苏联党、国家、社会组织建设的关切和探索。

代表团主动改变计划，减少了课程的学习，增加考察实践工作，分组进行专题研究，通过提出问题推动学习深化，加强收集整理资料充分展现他们学习的主动性。建设国家的使命感增强了代表团学习的主动性，促使代表团在短时期内尽可能获得更多符合中国国情的苏联经验。

中苏友好为中国代表团访苏学习交流提供了条件和保障。没有中苏友好，中国代表团的访苏请求未必被苏联批准，更不用说苏联还为中国代表团访苏提供经费。正是由于中苏友好，苏联比较重视代表团提出的各种请求，根据代表团的请求调整访苏行程与活动。苏方事先给中共组织工作者代表团准备了29个课程。由于时间不够，根据代表团的请求取消了其中8个与党的建设没有直接关系的课程。据张秀山回忆，他曾向苏方提出建议，“我们代表团的同志希望多到工矿企业、农庄去看看，多接触基层的同志，采取座谈的方式，我们有什么不明白、不清楚的问题，与基层的同志一起讨论好不好？他们接受了我们的建议，报告少了。我们到企业、农庄等地，除了参观之外，就是以座谈会的形式，了解企业的状况，主要是他们的做法”(62)张秀山：《我的八十五年——从西北到东北》，第256页。。

代表团每天的活动，苏方工作人员都向联共(布)对外政策委员会领导报告。档案中很多报告显示，一些活动是根据代表团的请求临时安排的。4月5日，苏方报告称，“根据代表团的请求，把卡里布尔工厂、三山纺织公司的集体合同样本给他们了”(63)РГАСПИ.ф.17.оп.137.д.402.л.120.。4月9日，在座谈中代表团领导表达了这样的愿望，给代表团提供更详细的考察消费和手工业合作社组织结构及工作的机会，并希望获得苏联合作运动指导文件和文献(64)РГАСПИ.ф.17.оп.137.д.402.л.129.。“根据代表团的请求”，5月3日，在苏联部长会议工业和消费合作事业管理总局举行座谈，满足了代表团的愿望(65)РГАСПИ.ф.17.оп.137.д.402.л.173.。

当然，并不是代表团所有的请求，苏方都予以满足。代表团不止一次表达希望收集各种党的文件，如联共(布)中央最重要的党的组织建设决议等。这些文件的一部分曾作为案例给代表团成员展示和讲述公文程序，但是由于保密和代表团的权限，苏方拒绝了把文件转交给代表团的请求。代表团成员请求考察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工作，苏方也拒绝了。总的来看，“联共(布)中央对外政策委员会准备的工作计划令代表团满意，符合中共中央之前提出的任务。计划的实施，接待代表团的工作方法与形式基本上也符合代表团的需求和愿望”(66)РГАСПИ.ф.17.оп.137.д.402.л.214-230.。“据具体安排我们行程的一位同志说，斯大林同志十分重视，对他们说原则上给刚访苏回国的毛泽东看的地方，都给我们看。对于多数未出过国门的成员来说，苏联同志的友好、诚恳、热情给代表团极大的鼓舞。”(67)何载：《随中共中央组织工作者代表团访问苏联》。

访苏体会到苏联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与社会生活的美好后，代表团力图将苏联的这些美好向国人分享。陈希文认为，“在先进的苏联，新鲜事物日新月异，先进经验层出不穷。值得我们学习的东西，实在太丰富了”，“由苏归来，有义务向没有去过苏联的同志，介绍苏联的先进经验，宣传优越的苏维埃社会制度”。于是，他为《工人日报》“文化宫”栏目写了48篇“访苏杂记”，每篇1000字左右，文笔简洁，极易读懂。鉴于“有些读者建议，这本笔记对工会基层组织的文教工作者，还有点参考价值；如把它印成小册子，比去翻报纸看方便”，1951年陈希文将这些文章汇编成书《访苏杂记》出版，1953年改名为《苏联群众政治鼓动工作与群众文化工作(访苏杂记)》再版(68)陈希文：《苏联群众政治鼓动工作与群众文化工作(访苏杂记)》。。

在张秀山的组织下，《东北日报》从1950年9月开始以成泽的名义连续发表访苏专题文章，这些文章详细地介绍了苏联共产党在政府、工业、农业等各行各业设置基层组织的情况和一些可以借鉴的具体做法，给中共党的基层建设提供了宝贵经验(69)成泽：《联共党的基层组织概述》，《东北日报》1950年9月14日，第4版；1950年9月15日，第4版。成泽：《苏联工厂中党的监督工作》，《东北日报》1950年9月17日，第4版；1950年9月19日，第4版；1950年9月20日，第4版。成泽：《苏联工厂中的党如何领导职工会，青年团以及其他社会团体》，《东北日报》1950年10月6日，第4版。成泽：《苏联工厂中党的工作计划》，《东北日报》1950年10月10日，第4版。成泽：《苏联工厂中的党组织怎样检查计划决议的执行》，《东北日报》1950年10月12日，第4版。成泽：《苏联工厂中党的宣传鼓动工作》，《东北日报》1950年10月17日，第4版。成泽：《苏联工厂中的党如何准备与召开会议》，《东北日报》1950年10月18日，第4版。成泽：《苏联的国民教育制度》，《东北日报》1950年12月18日，第4版。。撰写、发表文章表明了作者对这些制度的认可，客观描述、介绍有关苏联制度的字里行间也不经意流露出作者对苏联制度及其运作的赞赏之情。作者在介绍苏联工厂中党的监督工作时称，“苏联的厂长组织观念很强，群众观点很强，因此他们实行着最好的民主管理，一长制与党的监督工作配合得很好”(70)成泽：《苏联工厂中党的监督工作》。。在对苏联工厂中党组织检查计划决议的执行情况进行描述时作者指出：“接受党员与群众的意见书或建议、控诉书，也是党委的经常工作之一。联共各级党委都经常受理此种信件，并支持党员和群众的来信，绝不允许有阻绝或迟迟不给处理的现象。这些信件常帮助党委对于干部管理与检查执行发现很多重要问题，这是党群联系的重要方式，是使党获得广大群众的支持，在工厂中形成社会性的监督工作的重要方式之一。”(71)成泽：《苏联工厂中的党组织怎样检查计划决议的执行》。

艾青到向往已久的社会主义国家苏联访问期间，写了十几首诗，多数收入诗集《宝石的红星》并于1953年出版。韦君宜在《中国青年》发表“游苏散记”《我更感到祖国的可爱》、《我听到苏联同志讲思想性》(72)韦君宜：《我听到苏联同志讲思想性(游苏散记之二)》，《中国青年》1951年第58期。。张仲实、张非垢、常芝青、程今吾等也发表多篇介绍苏联的文章。在《西伯利亚》一诗中，艾青写道：“苏维埃的阳光，照亮了西伯利亚——青春的大地，孕育着财富；工业和文化，在这儿繁殖，开花……”(73)艾青：《宝石的红星》，第7-11页。他描绘了新鲜的、富有生气的西伯利亚，使人情不自禁地对它生发出赞美和羡慕。艾青在《我想念我的祖国》中写道：“莫斯科多么好，莫斯科多么美，我在窗口看着街上，街上是欢乐的、前进着的人群；很久，很久，我沉于遐想，从美丽的莫斯科我看见了祖国的灿烂的远景……”(74)艾青：《艾青选集》第2卷，成都：四川文艺出版社，1986年，第47-52页。他将富强的社会主义国家——苏联，当做了世界人民共同热爱的“明天”来歌颂，歌颂了社会主义时代的来临，借歌颂苏联和莫斯科来歌颂伟大祖国的美好明天。

代表团访苏归国后，新中国逐步实施一系列效仿苏联的新制度和新举措。如1951年，中央组织工作会议的预备会议，确定各大区可选择某些城市试办党的工业部；1951年，东北等地国营企业中实行厂长负责制(一长制)等(75)介于主题及篇幅，中共访苏代表团传播苏联知识与移植苏联制度等内容笔者拟另文论述，在此仅稍稍提及。。。张秀山对推动试办党的工业部、厂长负责制用力颇多。在莫斯科，代表团详细考察了一个叫“锤头与镰刀”的工厂，这是一个有2000多名党员的大型炼钢厂。张秀山指出，“我们认为它的经验很值得我们学习”。工厂中基层党组织监督生产采用了党委通过厂长来纠正工作中的缺点和问题等方式，张秀山认为，“这些做法对我们都很有启发。1953年，我们在整党期间，东北局组织部曾将苏联这个工厂的党组织的一些做法，向东北一些重点企业作过介绍”(76)张秀山：《我的八十五年——从西北到东北》，第259页。。张秀山看到了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经验的可取之处，并将这些经验介绍运用到新中国的建设中去。

正是由于满怀建设新中国的使命感，中苏友好的氛围，加上代表团访苏时认真学习研究过这些制度，对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经验十分推崇和认可，代表团成员回国后传播了苏联的知识，并参与、推动了这些新制度和新举措的制定与实施。

五、结语

情感本身有历史，情感亦渗透到历史的脉络之中并影响历史的进程。1950年访苏使中共代表团对苏联社会和苏联人民有了独特的情感体验。中共代表团肩负着到苏联学习社会主义建设经验的重任，访苏过程不断强调自己的学习任务，并以实际行动努力完成这一重任。代表团访苏在心理上强化了学习苏联社会主义经验建设新中国的使命感。中共代表团成员感受到了中苏友好，苏方人员亦感觉到了中方的感激和友好。中苏互动中酝酿出友好、愉悦的心情。苏联的城市建设、文化生活、工业大生产、集体农庄展现了苏联的社会主义建设成就，体现了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这深深地震撼了中共代表团，坚定了他们向苏联学习的信念，苏联的道路就是我们的道路成为代表团成员的心声。上述心理、心情与心声共同构成了代表团访苏的情感体验。

访苏代表团的三种情感体验在学习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经验过程中有不同的定位和作用。建设新中国的使命感是代表团学习苏联的动力，中苏友好为代表团学习苏联提供了条件和保障，向往苏联社会主义优越性促进了代表团确立了以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经验为学习目标。三者之间亦互相影响。为了更好地完成使命，需要友好的氛围，因此，为完成访苏使命必须塑造中苏友好。中苏友好让借鉴苏联社会主义经验建设新中国的使命更加顺利地完成，苏联允许学习考察的范围更广，经常满足代表团的需要，根据中方的请求调整一些计划。友好的心情常常美化对苏联社会的观察。感受到苏联社会的强大与美好反过来又强化借鉴苏联社会主义经验建设新中国的使命感和急迫性，亦推动了传播苏联知识和移植苏联制度。

1950年中共组织、宣传工作者代表团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之后访苏的第一批代表团。他们开启了一个新时代，并成为这个新时代的前锋。此后，上百个访苏代表团陆续派出，奏响了中苏友好、学习苏联的和声，构筑出一段别有韵味的情感世界。他们的情感体验不仅成为1950年代中国学习苏联活动中情感世界的重要组成部分，还带动中国社会情感的变迁。代表团成员回国后除了对身边的亲朋好友和同事讲述访苏的所见所闻所感，同时还发表出版了关于苏联的诗歌、文章与书籍，接待苏联代表团与来华苏联专家。通过这些方式不仅使自己，还使中国社会形成继续加强建设新中国的使命感，塑造中苏友好，宣传社会主义的优越性。

访苏代表团的情感体验有其独特性。不去苏联访问学习当然也能产生建设国家的使命感，迸发倾向中苏友好，向苏联学习的情感，但是，访苏代表团成员肩负使命，身临其境而体验到的情感更加真切、细腻、深刻，他们回国后传播这种情感更加令人信服。革命年代中国亦有倾向中苏友好，向苏联学习的情感，它侧重于革命；革命向建设转变时期，访苏代表团的情感体验主要通过展示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经验与成就，坚定学习苏联的决心与信心。另外，革命年代，革命者的身份只能代表部分中国人，不能代表革命的对象；1950年中共代表团访苏情感体验处于两国关系格局之下，影响面更大。

1950年代中共派代表团访苏探索学习社会主义建设经验，这是典型的党史、新中国史、社会主义发展史研究主题。中共代表团访苏情感体验归根到底取决于中国政治与中共发展的历史性转折，取决于中苏两国、中共与联共(布)关系的变迁，前者亦反作用于后者。从情感的视角讨论上述政治史、政党史、中外关系史，既能准确理解情感的变迁，又能体会政治史、政党史、中外关系史背后的情感等因素如何起作用。1980年代中国社会史研究复兴以来，学界一直倡导展开社会史研究改写以政治史为主的史学研究格局，也有学者呼吁社会史重回政治史、制度史，新革命史倡导旧有的革命史研究模式加入社会史视角。党史、新中国史、社会主义发展史研究完全可以接受更为开放的理论视野和实践方式，寻找社会史、文化史与政治史、制度史的契合之处，而不是各自为政，这将有利于发掘出未来研究的一些创新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