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 旭

(湖北大学 文学院， 湖北 武汉 430062)

“从基层上看去，中国社会是乡土性的”(1)费孝通：《乡土中国生育制度乡土重建》，北京：商务印书馆，2011年，第6页。。从古代到现代，“乡土”一直是中国文学孜孜不倦的书写对象。在古代，乡村几乎象征着知识分子的“精神原乡”，他们的退而归隐乡村，大都是在生活、仕途遇到险阻后的自处，或是沉潜下来静修人生，或是蛰伏起来以待召唤。如此观之，中国古代的知识分子对乡村大致上怀有一种复杂而深沉的情分，而这情分之中，或还藏有一种“微妙的亏负感”，这“可能要一直追溯到耕、学分离，士以‘学’、以求仕为事的时期。或许在当时，‘不耕而食’、居住城镇以至高踞庙堂，在潜意识中就仿佛遗弃。事实上，士在其自身漫长的历史上，一直在寻求补赎：由发愿解民倒悬、救民水火，到诉诸文学的悯农、伤农”(2)赵园：《地之子——乡村小说与农民文化》，北京：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1993年，“自序”，第17页。。在中国古代发达的诗歌体系中，无论是“乡土抒情诗”还是“乡土叙事诗”都篇幅众多且情意绵绵。《诗经》中就收录了有关农事、思乡、久役不归田园荒芜等等围绕乡土主题展开叙写的诗歌，叙事与抒情熔于一炉。到后继之的汉、唐、宋、元、明、清，中国的古典诗歌创作一次次攀上高峰，而形式各异的多种文体如诗、词、曲、小令中都产生了书写乡土的经典作品。

从古典走向现代的时候，中国的文人们似乎在刻意远离这种所谓的“微妙的亏负感”，“五四”现代知识分子对乡村表现出强烈的“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情感指向，尤其是对生活于乡土的乡民们，其态度有着意蕴深远的微妙转变，这一变化也催生了乡土文学新内涵的诞生。此一阶段因为众所周知的中国社会现实，乡民不再纯粹是乡土之民，而成为新民、启蒙的对象，成为了“国民”。无论是梁启超“小说与群治”的倡导，还是鲁迅的“立人”言说，都是在疗救国民及强国之目的下展开的文学工具化设定。于是，乡民被赋予了强烈的社会历史属性，成为愚弱的被启蒙者，乡土也成为了启蒙者揭露蒙昧和历史窠臼的主阵地。启蒙知识分子因而在乡土小说中表露出一种复杂的情感：对乡土既有无法割舍的亲缘，却又因心怀不满而批判。这样的情感体验表现在小说中便形成了一种显在的改造意志，即改造国民性，进而更新文化土壤。

及至当代，全球化发展愈加深入，人口跨域迁移的现象已成常态，“国之民”在这样的语境中，在与世界的对话中，更大程度上成为了“族之民”。由此，北美新移民华文作家的小说创作及其对于乡土中国人形象的塑造，便成为中国大陆新时期文学强有力的补充。“‘形象’就是能显现事物深层意义的想象的具体可感物。在这个意义上，‘形象’实际上也就是广义上的‘象征’——即以想象的具体可感物去替代性地比拟事物本身的深层意义。……作为一个美学概念，‘艺术形象’或‘形象’，主要是指艺术中那种由符号表意系统创造的能显现事物深层意义的想象的具体可感物。它可以是具体而细小的单一形象，也可以是包含若干单一形象在内的弥漫于全篇的总体形象，有时，还可能是贯穿多部作品的系列形象，等等”(3)王一川：《中国形象诗学——1985至1995年文学新潮阐释》，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98年，第9页。。北美新移民华文作家笔下乡土中国人形象丰赡、动态的变迁，丰富了现代中国形象的内涵。这些生活在不同时代境遇、不同空间地域、不同社会阶层的中国人，其生活方式及其对待生活的态度，从历史的相互联系来看，凸显的是民族精神、民族风格、民族文化底蕴等，质言之，即民族性。百年前，鲁迅和其他“五四”先贤们在其文学作品中聚焦中华大地，创作出了众多融入了民族文化谱系的乡土中国人形象，成为古老中国现代转型的生动注解；与此同时，他们借助作品提出了“国民性”这一话题，以引起疗救的注意，从而开启了启蒙、复兴之旅。百年后，远渡重洋的北美新移民华文作家们依旧对故国、故土、故人饱含深情，他们一方面继承了“五四”文学传统，对“国民性”进行了全面挖掘和深刻解剖；另一方面，因历史与时代的机遇，加之作家个人的努力，他们作了多层面、多维度的创新，从批判“国民性”转向凝视“民族性”，借用艺术形象的寓言化表达照亮了中华民族魂。

一、回望的游子：“指向特征型”古典叙述传统的接续

鲁迅的乡土小说大都设置了一个“游子归乡”的叙事模式，“我”作为接受了新思想的现代知识分子，归乡所见乡情、乡貌，尤其故乡之故人，凡此种种大都与现代精神相悖，更借此看穿了封建礼教“吃人”的本质和乡土之民愚弱的现实。鲁迅对“国民性”的批判，是知识分子在不得不接受西方现代文明之后的自我反省。具体到叙事上就表现出“游子归乡”进而审视蒙昧的国民，戳穿封建传统虚伪外衣的叙事模式。鲁迅以此提醒现代知识分子要毫不留情地进行自我反省，反省自我的、民族的劣根性，从而求启蒙、求改造、求革新。鲁迅是站在现代城市文明的立场，所以归乡的游子成为审视乡土的“他者”；沈从文则站在中国传统乡土文化的立场，以在场的故乡之子的身份书写“故乡”与“故人”，对现代文明、城市文化带来的负面影响进行反思。沈从文企图借传统乡土文化再造中华民族的现代文明，张扬的是救世情怀和价值观，这与以鲁迅为代表的启蒙文学具有目标的一致性，区别在于资源取用路径不同。

北美新移民华文作家们的乡土文学创作，在充分吸收“五四”以降的中国现代乡土文学传统的基础之上，又并不割裂传统与现代，更不设城乡之二元对立，而是在中西、新旧之多元一体中发掘乡土中国的独特魅力，这也是北美新移民华文作家创作的乡土小说不同于中国大陆主流乡土叙事的重要特点。他们既继承了中国现代乡土文学的优良传统，又回望着中国古典文学的精髓，还吸收着世界文学的养分，从而形成了独特的文学景观。具体首先表现在重视对乡土中国人形象的塑造，并将“人”置于“事”之前，换言之，接续了中国古典文学中的“指向特征型”叙述传统。“故事的讲述存在两个基本的分别：或者指向叙述事件(to narrate event)；或指向叙述特征(to narrate characteristic)。所谓特征既可以是某一场景的，也可以是人物的。指向事件和指向特征的叙述同是运用语言的讲述行为，但是由于不同的指向，它们的美学原则和趣味存在很大的分别。叙述指向事件，讲述者的美学旨趣当然是追求情节的完整性，一如亚里士多德所论述的那样。而叙述指向特征，撰述者的美学旨趣就非追求情节的完整性，情节的有无也往往在所不论，如有跌宕的情节，起伏的关目，它也是从属于呈现场景或人物的特征的；因为它追求的是事物或人物特征的鲜明而生动的呈现。如果追求情节完整性的审美更多是西方的话，那追求特征的鲜明而生动呈现的审美就更多是中土的”(4)林岗：《口述与案头》，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216-217页。。据此分类，北美新移民华文作家们的乡土小说创作，注重人物，着重刻画乡土中国人形象的特征，相较言之更贴近“指向特征型”叙述方式，即更接近中国古典文学的叙述传统。

把人物性格置放于故事情节之前，显然与西方小说的叙述方式有明显差别。亚里士多德认为，“作为一个整体，悲剧必须包括如下六个决定其性质的成分，即情节、性格、言语、思想、戏景和唱段”，“事件的组合是成分中最重要的，因为悲剧摹仿的不是人，而是行动和生活[人的幸福与不幸均体现在行动之中；生活的目的是某种行动，而不是品质；人的性格决定他们的品质，但他们的幸福与否却取决于自己的行动。]所以，人物不是为了表现性格才行动，而是为了行动才需要性格的配合。由此可见，事件，即情节是悲剧的目的，而目的是一切事物中最重要的。此外，没有行动即没有悲剧，但没有性格，悲剧却可能依然成立”(5)亚里士多德：《诗学》，陈中梅译注，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年，第64页。。亚里士多德认为情节是最重要的成分，但“在深受明清评点学趣味影响的中文读者看来，性格当然是叙事类文学中第一位的，栩栩如生乃是作家得到的最高嘉许”(6)林岗：《口述与案头》，第211页。。中国式的叙述方式是“指向特征型”，在北美新移民华文小说家这里，这特征更偏向于人物性格的刻画。通过突出人物性格以塑造独具魅力的乡土中国人形象，是其重要的写作策略。人物性格决定着人物的“品质”，这“品质”在乡土中国指涉的是传统伦理、世俗道德，以及由此衍生出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走向和人的命运遭际。

哈金的小说集《小镇奇人异事》就集中书写了“故乡”以及“故乡”之“故人”。“不管怎样，我对那个小镇是深有感情的。我在那里生长了十二年，几乎整个童年都在那里度过。来美国后，常常想起那个地方，也许小镇上的许多东西都已经消失了。在某种意义上，我写《小镇奇人异事》是为了把一些曾经在那里存在过的人和事物保存在纸上。不管是严酷的，还是温暖的”(7)哈金：《小镇奇人异事》，王瑞芸译，南京：江苏文艺出版社，2013年，“序”，第2页。。哈金在《小镇奇人异事》的序言中如此剖白，他在旅美多年后再反观自己童年生活的地方，思考乃至反思那里的人和事。作为比鲁迅走得更久、更远、更彻底的游子，哈金对故乡、故人的书写既继承了鲁迅的批判精神，但也如他自己所言葆有温暖，即在回望“故乡”与“故人”的时候，在秉持深刻反思意识的同时始终保持人文关怀精神。在这部小说集中，哈金集中书写了在那个东北小村镇上发生的众多故事，刻画了形形色色的东北农民形象，而呈现情节不是最重要的，乡土中国人形象的寓言化表达才是最终目的之所在。这部小说集更像是浓缩了的乡土中国，每一个篇章都刻画出性格鲜明的乡土中国人，他们共同构成了“歇马亭”及其附近村子的风貌。其中《复活》这个短篇塑造了生活在牛村的一个叫鲁汉的农民形象。小说的故事情节很简单，就是鲁汉在睡了自己妻子的妹妹后，被村里的干部逼迫着写材料交代情况，鲁汉不堪忍受折磨离家出走，后又因走投无路返回村里，最终用自我阉割的方式换来自由。情节荒诞的背后凸显的是真实的人性，鲁汉的人物性格被推至台前，成为阿Q式的对“国民性”进行批判的重要形象符号。鲁汉在被村里的干部们逼得实在没办法的时候，想一走了之，此刻他的心理活动极其生动地呈现出人物的性格特征：

“今天在家活受罪，咱就去趟北京城……”他兴奋地唱起来。等着哪天我当上了大官，回来一个个地抽这些领导。让他们全都跪在地上求我。我一个也不饶，统统杀头，哪怕他们给我一大笔钱也不行。

他想再写个条，但又改了主意，仍把灯压在原来那张条上。让他们去庙里找我好了，他对自己说，那时，我已经远走高飞了。他出了屋，胸口一阵发紧，眼泪涌了上来。报仇啊，他告诉自己。总有一天我要灭他们的九族，血洗他们的家。他背上行李卷，转身走进晨曦中。(8)哈金：《复活》，《小镇奇人异事》，第220页。

这段描写与阿Q的精神胜利法有着极度的相似性，哈金也如鲁迅般通过人物的言行对乡土中国精神愚弱的国民进行了入木三分的刻画。不同的地方在于，哈金进行这样的描写，重点不在批判，而是凝视，凝视乡土中国人。既然是凝视，就不存在明显的情感倾向性，而是尽力客观呈现以求思考，以彰显人文关怀。鲁汉的言行不仅凸显出他自己的性格特征，更是将村干部的嘴脸暴露得十分彻底。哈金这一“游子”对故乡之故人的描绘大有谱写出故乡人物谱系的架势，并不在故事情节的展开上多做停留、多费笔墨，而是一如既往地钟情于人物性格的凸显。《春风吹又生》这个短篇与《复活》可谓是相互独立又互动互涉。《复活》书写的是农民鲁汉因婚内出轨而引发一系列事件，最后不得已引刀自宫以平众怒；《春风吹又生》讲的则是新寡农妇兰兰奋起反击施暴者不得已自卫杀人，先是被认定行为不检点，后又因杀死的是在逃通缉犯而被奉为女豪杰。这两则乡土寓言共同揭示出传统伦理对乡村生活的掌控，着力点又都在于人物形象尤其是人物性格的刻画：鲁汉的性格既有龌龊的一面，也有乡民胆小怕事的一面，更有被基层权力掌控着、压迫着而引人同情的一面；兰兰既有传统农妇恪守妇道、贞洁烈女的一面，又有渴望个人幸福对帅气男记者倾慕的一面；乡土基层权力的掌控者们更是如跳梁小丑般穿插于小说中，通过他们在基层管理工作中行为的滑稽变形，凸显其扭曲的性格。而人物性格特征的背后，揭示的是底层国民性格中的自私、无赖，也挖掘出传统伦理依旧掌控着乡村的现实，更是凸显出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以及人物的命运。其间，批判、同情、愤怒、嘲讽各种情绪兼而有之。质言之，是深情的凝望。

《运》是哈金笔下更残酷的书写。小说中的人物唐虎觉得自己时运不济，正值困顿烦闷之际，听说毕瞎子算命挺准，便求他算一算。结果毕瞎子竟说唐虎的儿子命太盛，挡了他的道儿，是他头上的灾星，而他儿子已经年过14，改名也已没有作用。后来在毕瞎子的点拨、暗示之下，唐虎竟动了杀死自己亲生儿子的念头。最后，经过精心策划，唐虎企图利用马车翻车事故压死自己的儿子。作者甚至详细介绍了唐虎如何计算马车的运行轨迹，如何在马身上动手脚，又如何在儿子奄奄一息之际，拔出路边的木桩，给儿子胸口最后致命的一击。这一系列的行动是凸显人物性格的最好注解。唐虎的性格因着这一系列动作而跃然纸上：一个普通甚至猥琐的农民，竟然冷静又精准地设计着杀子圈套，最后更是灭绝人性，在儿子因马车翻车事故而奄奄一息时，认为应该马上结果了他，并没有丝毫迟疑。儿子死后唐虎的表现更是令人发指，同时也更清晰地凸显出这一人物的性格——他不仅没有悲伤，反而是食欲大增、爆饮狂吃、仰天大笑。常言道“虎毒不食子”，唐虎一步步策划并实施了他的“食子”大计。小说没有过多的心理描写，皆通过人物环环相扣且极度冷静、果断的行动将唐虎的自私、冷血、残暴刻画得淋漓尽致，乃至于令人咬牙切齿。亲子关系的温情在这里不复存在，连陌生人都不如的极度冷漠弥漫全篇。人物行动凸显了人物性格，由此强化了对乡土中国人行动背后的驱动力的批判。

除了哈金之外，袁劲梅笔下的“故乡”与“故人”模式也诠释着她对乡土中国、乡土中国人的理解。袁劲梅在《罗坎村》这篇小说中设置了一个旅美华人的形象，从这位在美国大学就职的哲学系女教授的视角，审视她的“故乡”和“故乡”的“故人”。与鲁迅将故乡与现代文明作为对立面进行批判类似，袁劲梅在《罗坎村》中设立了一个复合式结构：罗坎村的过去、现在；中国式的乡土文明、美国式的西方现代文明。以进化论和科学话语观照之，罗坎村的过去、中国式的乡土文明似乎代表着不那么进步和不那么科学，但袁劲梅以“正义”为切口，讨论着所谓的进步和科学也蕴含着落后和非科学的因子，所谓的落后和非科学也在某种程度上带有进步和科学的内涵。小说一开始就引用了约翰·罗尔斯《正义论》中的一句话：“正义是社会制度的最高美德，就好像真理是思想体系的最高美德。正义是灵魂的需要和要求。”作者通过塑造各色人物，通过人物独具的个性、气质等对这一问题作了跨越国家、民族的思考。老邵因儿子贪玩电子游戏而打了儿子一耳光，结果被儿子以虐待罪告上了美国的法庭，“我”作为被老邵选中的陪审团成员之一，结识了老邵。老邵来自中国一个叫邵坷庄的地方，“他提出要我们考虑他的文化传统，我们也许应该考虑他不过是在按另一套道德体系行事。虽是违反了美国法律，但说他要故意虐待儿子，是否可能冤枉。人家是单身父亲，对儿子还不知有多少期望呢”(9)袁劲梅：《罗坎村》，张颐武主编、师力斌编：《全球华语小说大系·海外华人卷》，北京：新世纪出版社，2012年，第203页。。中国有千千万万个这样的村子，叫邵坷庄或者罗坎村或者别的什么名字，质言之，是中国社会的一个缩影。这次事件使“我”对美国的陪审团制度有了深入了解，更联想及老家罗坎村过去处理社会矛盾纠纷的“七个牌坊”。陪审团制度和罗坎村的“七个牌坊”都是维护社会正义的体系，但不同的社会土壤孕育出的价值判断标准并不相同。以“七个牌坊”为标志的情胜于法、家族制度、等级秩序等代表的是以农业文明为基石的中国传统儒家文化，是罗坎村的过去，也是中国社会的过去。老邵作为核心人物，是过去时态下中国传统文明的代言人，他对因管教自己的儿子反倒被告上法庭的不解，串联起了中国的农业文明和西方的现代文明的对照。

如果小说仅停留在这个层面的话，依旧陷入的是以罗坎村、老邵为象征的中国乡土文化传统如何阻碍现代化发展的这一窠臼。但“石壕吏”这一人物的出现，将触角又深入到了西方式现代化危机的呈现层面。“我”两次返乡的经历，使“我”意识到“石壕吏”代表着罗坎村的现在，是在现代化深入中国乡土之后诞生的一批具有现代经济意识的中国人，他们遵循的是以西方现代经济发展模式为标准的行为准则。正如“石壕吏”所言：“现在市场经济了，又不要那么多平均分配，公平问题都可以用经济杠杆来解决。”罗坎村的“七个牌坊”、“石壕吏”的价值观念、美国的陪审团制度，代表着中国的过去、现在以及西方社会追求公平、正义的制度，不管是中国还是美国都要受到正义的度量。小说的重大突破就在于，此前的同类题材小说大都将美国作为度量正义的那把尺子，中国是被度量的对象，但在《罗坎村》中，美国和中国都同样放置在被度量的位置。小说借老邵、“石壕吏”等人物形象的塑造，尤其是深挖这些人物形象背后更深层的社会价值观念、文化土壤，试图探究中国照搬西方的现代化过程是否在某一层面也存在阻碍向蕴含正义的社会理想靠近的因素。不仅如此，其实在某种程度上来说，美国式现代化也一样成为被审视的对象。关于社会公平、正义的实现是现代社会面临的普遍问题，甚至是人类社会任何时代都不得不面对的核心问题。无论是“七个牌坊”还是陪审团制度，抑或经济杠杆，都是人类在面临这一问题时做出的各种尝试。想要解决这一问题关键就在于，能否建立起一种既饱含现代精神又能被全社会接受的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的法则。这一具有崭新意义的视角为小说打开了一个新鲜的视野。不过，略显遗憾的是，小说依旧暗含着这样的判断：究其根源，中国面临的现代危机仍缘自于中国传统的桎梏。

无论是哈金《复活》中的鲁汉、《春风吹又生》中的兰兰、《运》中的唐虎，还是袁劲梅《罗坎村》中的老邵、“石壕吏”等，人物虽然串联起了小说的故事情节，但“情节并不占据第一重要的地位，情节是为呈现事物的特征服务的。当撰述者认为笔下叙述的事物的特征已经获得足够的呈现，叙述即可告完成”(10)林岗：《口述与案头》，第214页。。人物形象的塑造，尤其是人物个性特征的突出被置放于叙事的首位，由“人”带动“事”的推演，对人物的塑造又主要不是通过情节，而是通过刻画人物性格以传神。这些小说通过游子对故乡及故人的观照呈现出独具特质的乡土中国人形象，更通过形形色色的乡土中国人映照出乡土中国的映像。“文学既植根于民族的文化传统之中，各民族的文学所表现的，归根结底，就是该民族的文化精神，所以要从整体的民族文化的角度来考察文学问题，来总结中国作家转化传统的经验，才能真正促进传统的创新性发展”(11)於可训：《当代文学创作经验亟待进行系统总结——在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第21届学术年会上的发言》，《中国当代文学研究》2021年第2期。。北美新移民华文作家们对传统的回望或能提供某些启示。

二、“大地圣母”：民族精神的现代演绎

通过塑造各色的乡土中国人形象，鲁迅希冀达成的是他以为的第一要务——“国民性”改造。“他对‘国民性’这一西方话语的接受与理解，以及将‘国民性’等同于没落的传统中国文化，实际上源于他那一代知识分子共同的‘现代士大夫情结’。他们在西方现代性入侵后的民族生存性比较中，在不断受伤却又不得不隐忍的状态下，形成了与现代性密不可分的‘怨恨’心理结构。鲁迅的‘国民性’书写是在知识个体不得不接受西方现代性之后，形成的与现代性的视域融合，在具体的叙事中不断以归乡知识分子的在场，反衬中国‘国民性’的现代转变之难，以及提醒现代的知识分子读者做自我反省——反省自我的劣根性，反省知识分子与草根民众之间的思想疏离”(12)朱骅：《美国东方主义的“中国话语”——赛珍珠中美跨国书写研究》，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117页。。这也形成了中国现当代文学一个重要且经典的书写范式。前面探讨的北美新移民华文乡土小说中的“故乡”与“故人”模式，在某种程度上可谓是对这一书写范式的继承与延续。与此同时，北美新移民华文作家笔下对乡土中国人的书写又呈现出异质的一面。这些作品将中国乡土女性置放于特殊的时代背景或命运场域，写出了她们的淳朴、善良，更着重强调了她们在冷酷压迫下或者跌宕命运遭际中，爆发出的强大的生命力和顽强的精神力量。这种特质不是被作为逆来顺受或缺乏主体性而受到批判，而是被生动诠释为蒲苇纫如丝般的韧劲而受到礼赞。这种韧劲从对待生活的态度而言也是中华民族大多数人的共同秉性，是自觉生命意识的重要体现。

在中国现代文学体系中，乡土中国人一度被认为是愚昧而顽劣的，是中国现代性转换的重要阻力。北美新移民华文作家针对这一主题，开掘出另一言说空间，即赞扬乡土文明积极的一面，及其对传统文化的持守——苦难中迸发出强大的生命力；并以此为阵地和视角，反思现代性，引起对城市文明和工具理性的反省。“面对随现代化进程而伴生的一系列负面因素的影响，如价值迷失、道德失范、资源枯竭、生态环境遭到破坏等，作家们开始对现代化本身进行深入反思，开始重新认识传统的乡村文明和乡村伦理于现代社会的价值和意义，开始对西方的现代性规划和工具理性追求进行质疑和批判，出现了试图以回归古老的传统文化资源去重建人与自然、人与人以及人与社会之间和谐关系的思想倾向”(13)张旭东：《从呼唤“现代化”到反思“现代性”——论文化保守主义语境下的“乡土中国”形象书写》，《西安电子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4期。。值得关注的是，北美新移民华文作家在对上述主题进行开掘时，叙事的重点并不放在时代或者具体的历史事件，而是将人推至台前，时代的洪流淡化为背景，赞扬乡土中国人尤其是女性坚韧、顽强的生命力才是最终目的。那么，如何才能真正做到淡化时代、突出人物形象呢？北美新移民华文作家们选择了抒情式的笔法，将情感的呈现作为重中之重，情感成为价值判断与人生选择的重要准则。很多选择看似不合理，但合乎情感，从而将重点聚焦于乡土中国女性精神力量的迸发以及人与人之间情感的纠葛、绵延，甚至有时刻意淡化不适应现代性转化的部分而着重强调女性的生命意识。

严歌苓对乡土女性生命力的呈现不仅数量多且质量不俗，塑造了王葡萄、竹内多鹤、朱小环以及扶桑等性格特征鲜明、极具生命力的顽强个体。正如严歌苓自己所言，“中国文化底蕴(里)有一种强壮，不管你发生什么，我还是要活下去，我都能活下去”(14)严歌苓：《歌唱中国农村女性的命运史诗》，河北卫视《读书》栏目主编：《读书——29位文化名家的书心文事》，北京：新世界出版社，2010年，第192页。。这种生存哲学在农村女性身上体现得尤为明显，她们“柔顺、阴柔、宽容和不控诉，她们会遭遇到各种疼痛，包括精神上的和肉体上的，但是她们就以自己的存在为最大的胜利”(15)李亚萍：《故国回望——20世纪中后期美国华文文学主题研究》“附录三”《与严歌苓对谈》，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年，第212页。。《第九个寡妇》中的一个“认夫”情节，就集中体现了王葡萄的生存法则。抗战期间，史屯被日本军队包围，屯子里潜伏着十几个八路军，当地百姓称呼他们为“老八”。为了抓捕这些“老八”，日本兵让屯里的年轻媳妇来认领自己家的男人，认为没人认领的男性即为“老八”。在王葡萄之前，有八位媳妇都选择了认领“老八”而牺牲自己的丈夫，王葡萄则不然，她将自己的丈夫铁脑认回了家。从表面上看，前八位年轻媳妇牺牲了小家的幸福，成全了民族的大义，王葡萄则是自私的代名词。但这一情节的出现并非作者要讨论“大我”与“小我”，也不是要探究“个人”与“集体”，而是要呈现女性在面对现实选择时的生存策略。在面对“认夫”这一选择的时候，短暂的思考中，其他女性回想到的是在夫家遭受到的不公，是多年来受到丈夫压迫的苦痛。这样的选择更多的是女性在封建压迫中如何对待现实境遇的问题：是反抗命运还是继续隐忍，是救自己还是救别人。所以，选择认领“老八”还是认领自己的丈夫，对她们而言其实是生存策略的选择。王葡萄做出了“不义”的选择，究其原因就在于王葡萄与命运的抗争并不是从这次认领才开始。在以往的人生中，她一直都在与旧社会对女性的各种不公对抗，她用自己的智慧一次次获得了尊严，所以其现实处境决定了在这一时刻她选择认领自己的丈夫也是为了生存，为了更好地生存。不仅王葡萄，《小姨多鹤》中的竹内多鹤除了对抗旧秩序，还面临着深刻的民族仇恨，她是抗战胜利后遗留在中国东北的普通日本国民，在异常复杂的环境和纠缠不清的情感、伦理处境中顽强生存着。尽管她有过自杀的念头，但在朱小环的劝慰与感化下，选择了倔强生存。《扶桑》中的扶桑对苦难更是从来都“没有抵触，只有迎合”，她如大地圣母般接受了一切，无论是男性还是旧秩序或者时代加诸她的所有苦难，她用自己的身体接纳了所有，即便遭受接二连三的蹂躏，“也是跪着，再次宽容了世界”。“可以说女性意识问题已经不再是严歌苓所关注的唯一焦点，透过描写女性让我们注意到容易被忽视的边缘人，他们对自我意识的释放让我们了解到对生命的珍视与尊重应该是人与生俱来的，同时也是作者人文关怀和社会责任感的体现”(16)张政、张文东：《论严歌苓〈第九个寡妇〉中的生命意识》，《文艺争鸣》2018年第11期。。严歌苓塑造了王葡萄、竹内多鹤、朱小环、扶桑等乡土女性形象，书写了他们面对形态各异的压迫性秩序时的选择与反叛，没有将女性的生存问题与生命意识局限于性别论的藩篱，没有将时代与秩序的桎梏作为刽子手进行鞭挞，而是上升到个人生存自觉、生命价值的高度进行彰显。

北美新移民华文作家另一重镇张翎，对于乡土中国女性形象的塑造，在某种程度上来说，实现了历史阐释与个体书写的完美融合，“在举重若轻之间将民族苦难与时代更迭的‘大’同个体悲欢与家庭离合的‘小’进行了有效的碰撞和交融，不仅释放出动人心魄的感染力，而且展示了令人耳目一新的历史观”(17)于京一、郑江涛：《在历史与个体间的诗性飞扬——论张翎长篇小说〈阵痛〉的诗学突破》，《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8年第1期。。张翎在诠释乡土女性于时代阵痛之中迸发出强大生命力的时候，男性往往处于不在场的状态，女性不仅不是依附男性而存在，更多境况下反而承担起了生活、生命的重担，从而十分生动、动情地呈现出了蒲苇纫如丝的切肤质感。2009年发表的长篇小说《金山》，可谓张翎创作转型的集大成之作，她将目光深入历史的纵深，更跨越国家、民族、时空的界限，谱写了一曲华人劳工的壮歌。小说的叙事重心是方得法家族漂洋过海在异域奋斗的经历，讲述这一家族几代人历经磨难与挫折终于在异域站稳脚跟的故事，将华人劳工对于加拿大发展付出的血泪和贡献推至台前。更令人动容的是那些隐身于华人劳工背后，留守在中国故土的家人们——他们的妻子，他们的母亲。方得法的妻子六指，六指的儿媳猫眼、区燕云，这些女性在男性离家远行后，要忍受精神的煎熬和乡间礼法的规约，并肩负起守护家族之根的重担。

如果说《金山》其实是将主要的笔触对准华人男性劳工们的艰苦创业，因而在这一背景下，女性坚韧、顽强形象的塑造更能牵动人心、人情算是意外之惊喜的话，那么在《阵痛》中，一个家族几代女性生育乃至生活中男性都缺席的书写，该是张翎的有的放矢和精巧设计了。《阵痛》共由四篇连缀而成，即“逃产篇：上官吟春(1942—1943)”、“危产篇：孙小桃(1951—1967)”、“路产篇：宋武生(1991—2001)”、“论产篇：杜路得(2008)”。每一篇详述一位女性的生育阵痛和生命阵痛，从时间截面可以看出作者叙述历史的野心。这个家族三代女性，尽管生活在不同的时代背景下，身份、命运遭际迥异，但却宿命般经历了相同的“独自”阵痛。无论是生育还是生活，男性都因各种原因而缺席，女性们则在历史的风云变幻和人世的波谲云诡中，凭着坚韧、顽强和无所畏惧的精神战胜了接踵而至的困窘和苦难。在小说的结尾处，作者就借这个家族最新女性成员，一个年仅几岁的小女孩之口，道出了一个残酷的真相：

老师注意到坐在后排的一个高瘦的亚裔女孩，从进课堂起就一直很沉默。老师微笑着鼓励她发言，说杜路得，你呢？你想挑选什么职业，等你长大了？

女孩沉吟半晌，才说医生。

老师心想终于有一个靠谱的了，就问你想当哪个专业的医生呢？

女孩这回没有迟疑，开口就说接生。

老师吃了一惊：很少有七岁的孩子会说出接生这个词。就问你是不是昨天看了企鹅爸爸陪企鹅妈妈生孩子的动画片，才有这个想法的？

女孩深深地看了老师一眼，眸子里的忧郁刺得老师退后了一步。

“那部电影在撒谎。”女孩严肃地说，“我外婆和我妈妈都说，女人生孩子不需要丈夫。”

天哪，这是什么样的一个孩子啊！

老师暗叹。(18)张翎：《阵痛》，北京：作家出版社，2014年，第333页。

正如作者张翎在《阵痛》的创作手记中写道：“这些女人生活在各样的乱世里，乱世的天很矮，把她们的生存空间压得很低很窄，她们只能用一种姿势来维持她们赖以存活的呼吸，那就是匍匐，而她们唯一熟稔的一种反抗形式是隐忍。在乱世中死了很容易，活着却很艰难。乱世里的男人是铁，女人却是水。男人绕不过乱世的沟沟坎坎，女人却能把身子挤成一丝细流，穿过最狭窄的缝隙。所以男人都死了，活下来的是女人。”(19)张翎：《阵痛》，第336页。这些女性正是靠着“匍匐”和“隐忍”的力量在历史的缝隙中艰难生活，不仅作为女人，更作为妻子和母亲无私地呵护着丈夫和孩子。

不仅北美新移民华文女作家的笔下惯常塑造此类“大地圣母”般的乡土女性形象，男作家笔下也有不少此类形象且同样闪耀着溢满生命力的光辉。沈宁的长篇小说《泪血尘烟》讲述的是上世纪20至50年代，知识分子方岳一家如何在动荡的社会中艰难求生的故事。尤其是对方岳的妻子姚凤屏这一人物形象的刻画，具有力透纸背的震撼力量。小说前半部分详述姚凤屏如何在婆婆和小姑子们的刁难下恪守本分，隐忍生活。无论是作为女儿待字闺中的时候，还是出嫁后做了人家的媳妇，姚凤屏从母亲那里学习到的最重要的法则就是勤劳、隐忍，这两个堪称传统伦理加诸中国女性身上的最高褒奖，从一开始就成为姚凤屏的性格标签。当然，如果仅仅在乡村家庭的家长里短、鸡毛蒜皮中展开婆媳关系的书写，人物形象的性格特征尽管鲜明，但仍会显得过于单薄，陷于俗套。在封建家庭中，姚凤屏的勤劳、隐忍或多或少有愚昧的成分掺杂其中，甚至会令人有怒其不争的悲愤感，但在小家庭独立出来并遭遇时代洪流之后，姚凤屏一次次表现出不同于普通村妇的胆识，从而将这一人物塑造得血肉丰满。面对动荡的时局，在风雨中飘摇的小家庭不得不多次逃难，每每遇到危急情况，姚凤屏总是让丈夫方岳先行安全离开，自己则独自带着儿女穿梭、躲避敌人的枪口。这样的举家大规模逃亡多次上演，可想而知其中的艰难与凶险。姚凤屏虽不像丈夫方岳那样懂得那么多的学问和道理，但来自苦难的经验和坚韧的母性品格足够姚凤屏获取关于生活和人生深刻的哲理，她对中国社会和中国人往往能够做出自己的解释，更是经常让丈夫方岳信服。小说后半部分将“小媳妇”在大时代的大智慧和大胆识呈现得惊心动魄，逃离了封建家庭的小家，遭遇到更宏大的时代激流，凭借惊人的意志和胆识一次次赢得了小家的团聚。姚凤屏这一形象既深刻诠释着女性坚韧的品质，也生动呈现出女性顽强的生命力。

“事实上，在众多海外华文作家那里，中华文化的‘墙’，不是地界，而在他们心里。他们心中的‘墙’，不是封闭的堡垒，而是有沟通‘墙’内外的‘门’和‘路’，因而能够和他种文化交流、互动，又能自觉地承传和发扬本民族文化特色，以民族文化的‘生命活态’，参与到整个人类文化发展的大潮之中……在西方文化参照下，感觉到中西文化的巨大差异，所以渴望更多地了解本民族的文化，自觉积极地学中国历史，阅读各种中国经典文本，特别是琢磨中国古典小说的艺术经验，在创作中既借鉴和吸收了西洋文学技巧……又能以此激活‘自己’，发现和承传中国古典文学中的优秀传统，不断寻求一种自我的文化归属和拓展”(20)饶芃子：《全球语境下的海外华文文学研究》，《暨南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4期。。“大地圣母”们的韧劲在表面上似乎有“反现代性”之嫌，与逆来顺受、隐忍、缺乏主体性意识等等有一定关联。但深究之，北美新移民华文作家笔下的这些女性形象，虽然看似“反现代性”，实则是“疗愈”“现代性”带来的一定异化性后果的良方，成为“现代文明病”的可能性救赎。北美新移民华文作家们通过抒情笔法的叙写，将意义重心落脚于坚韧不拔之民族精神的表达。尽管他们也深受西方文化、西方作家的影响，但使其具备独特性的思想资源，仍然来自中国古典传统、现代新传统和具体的中国经验。他们的写作，既为如何在“中国性”即民族性里实现独特性提供了可能性，也为与古典传统及现代新传统的和解，提供了可探讨的空间。

三、进城的“乡下人”：拨开身份迷雾抵达人之本真

乡下人进城作为一种文学叙述模式，在中国现代文学中就多有涉及，由于战乱、经济动荡等原因，大批农民无法延续数千年的生存模式——依附土地生存，而被迫涌入城市谋生。当时的作家们以敏锐的触角捕捉到这一现实表征，创作出一批反映进城潮流的文学作品，如《山雨》(王统照)、《丈夫》(沈从文)、《乡心》(潘训)、《骆驼祥子》(老舍)等，这些作品多集中于揭示农民进城后的命运遭际。到了新时期，尤其是市场经济迅速发展的新世纪，国家政策宽松，城市和乡村经济实力差距日益拉大，城市文明对乡土之民的吸引力与日俱增，农民对城市的向往之情日益浓烈。于是，越来越多的农民选择离开乡土，进城寻求新的生活。在中国当代文学史中，对乡下人进城的书写也具典范意义。无论是高晓声的《陈奂生上城》，还是贾平凹的《高兴》和《浮躁》、张炜的《古船》，抑或是路遥的《人生》等作品，都在特定的时代与社会场域中，在农民与城市的较量中凸显出进城的“乡下人”的典型特征。雷蒙·威廉斯曾这样评价城市和乡村对于人类的意义：“人类历史上的居住形式极为丰富。人们对这些居住形式倾注了强烈的情感，并将这些情感概括化。对于乡村，人们形成了这样的观念，认为那是一种自然的生活方式：宁静、纯洁、纯真的美德。对于城市，人们认为那是代表成就的中心：智力、交流、知识。强烈的负面联想也产生了：说起城市，则认为那是吵闹、俗气而又充满野心家的地方；说起乡村，就认为那是落后、愚昧且处处受到限制的地方。”(21)雷蒙·威廉斯：《乡村与城市》，韩子满、刘戈、徐珊珊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3年，第1页。城市与乡村之间的对比，城乡关系的审视，城市文明的弊端与乡土文明的现代转型等问题，无论近现代还是当代中国文学都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挖掘与探讨。由乡入城，也成为新时期以来一种普遍的文学经验，进城的“乡下人”成为重审中国社会大变革的一个有效视角。

新时期以来，大规模的移民潮也是中国社会大变革的一个重要表征。海外华人作家在亲身融入到这场大浪潮中的同时，也因其切身的体会而不断写下乡下人进城的篇章，从双重的视角、跨文化的场域对这一浪潮中的中国人形象进行了深度开掘。其实，北美新移民华文作家们当年从经济相对落后于西方的母国出走的时候，又何尝不是另一重意义上的“乡下人进城”呢？！“纵然城市与乡村的异质对立贯穿全部文明的历史并一直延续到今天，文学批评和研究却必须以现代性为中心而不是以对立为中心”(22)丁帆：《中国乡土小说史》，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370页。。不割裂传统与现代、不设立城乡对立，而将重点放在这种社会变革中人的变化，从中挖掘人性的深层隐秘以及乡土中国的现代性，是北美新移民华文作家们的乡土书写不同于中国大陆主流乡土叙事的重要特点，或者说也为拓展中国当代文学乡土叙事路径做出了有益尝试。当然，这不是北美新移民华文作家们的首创，也并非横空出世的新鲜事物，中国大陆作家们也不乏相关佳作。但很多作家表面上写的是乡土中国人，其实更确切说来，写的是城乡关系下乡土中人的身份，以及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人与伦理之间的关系等等。北美新移民华文作家们由于独特的生命和生活体验，将写作重点调整为聚焦自我之人，将“人”置放于“价值观念”、“身份”、“伦理”等之前，还原人本身的真相，从而有了近距离凝视乡土中国人的特有视角。

乡下人进城的原因、进城后的遭际等问题，其实很大程度上反映了乡土中国人观念的变迁。时代和社会的变化，影响的不仅仅是人生存的外部环境，更激烈震动着人的精神观念。从人之观念变迁的视角进入，从而探索人性的复杂是袁劲梅这位华裔美国高校哲学教授惯常也擅长运用的手法。《道之动》这部中篇小说就详述了桑果儿这个农村小子，如何一步步从乡村走向城市，直至走出国门的人生轨迹，他的思想观念也在此过程中不断变迁。小说共分为六个部分：“文明梦——自我分裂”、“英雄梦——个体和类的冲突”、“男人梦——个体情感与类情感的悖反”、“梦的自由——自我的迷失”、“美国梦——人的异化”、“田园梦——人性回归”。整体观之，这是一篇典型的成长小说，桑果儿的六个梦正是他不断经历个人观念的变化、一步步蜕变成长的过程。“从双野溪走到美国，找来找去，不知目的地是什么。到了中年，才发现，真正属于我桑果儿的太平地，竟是那日夜流着的双野溪。我们轻易地离开了它，再想回去太不容易了。一个只需要‘小心火烛’的平淡日子比什么都好啊。谁能懂呢?”(23)袁劲梅：《道之动》，《月过女墙》，北京：中国工人出版社，2004年，第224页。桑果儿从少年成长为青年直至人到中年，一直在不停地寻觅，不断权衡着不同的思想观念与价值体系，观念随着进城、参军、出国不停变化。作者借桑果儿的寻来寻去和跌跌撞撞，找到了价值的皈依——双野溪世代孕育着的自然人性。这是西方哲学教授袁劲梅的体悟，更是浸染着民族文化血液的华人袁劲梅的抵达之途，所以小说的最后才会借虹之口说出：

那恍兮惚兮的道理，总是应了中国的一句老话：“反者，道之动。”

生活呀，生活……(24)袁劲梅：《道之动》，《月过女墙》，第228页。

桑果儿经历了退掉乡下丫头到与虹不成功的爱恋，与篁并不纯粹的复杂婚姻，再到与美国姑娘柯利丝婷娜的爱恋。他情感观念的变化，也是他这个乡下小子进城后关于人生、个人价值、伦理关系、社会秩序等观念的一步步变迁。个人观念的变化映照着全球化背景下中国转型期的社会心理。无论是乡村还是城市，无论是中国还是西方世界，尽管生活环境、生命体验、价值观念、社会形态等等不尽相同，但更重要的是，都是人，都有人情，都通人性。“所有人物的行为的秘径都只是一条了解此人物的秘径，而条条秘径都该通向一个个深不可测的人格的秘密。谁都弄不清自己的人格中容纳了多少未知的素质——秘密的素质，不到特定环境它不会苏醒，一跃而现于人的行为表层。正因为人在非常环境中会有层出不穷的意外行为，而所有行为都折射出人格最深处不可看透的秘密，我们才需要小说。人的多变，反复无常是小说的魅力所在”(25)严歌苓：《主流与边缘(代序)》，《扶桑》，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02年，第1页。。苏炜的《荷里活第8号汽车旅馆》，以及严歌苓的《少女小渔》、《谁家有女初长成》、《白麻雀》等作品，就是描写由乡下进城的人被抛入特定环境后，在身份与现实的冲突中，抛开“身份”而呈现出纯粹的“人”。人性是相通的，这些人物的选择是最简单也最本真的皈依。

《荷里活第8号汽车旅馆》是苏炜文集《远行人》中的一篇小说，从集子的名称就可窥见作者的心意。其实，苏炜的这篇《荷里活第8号汽车旅馆》与严歌苓的《少女小渔》有异曲同工之妙。两篇小说分别描写了两个乡下姑娘春儿、小渔为追求美好的生活来到美国，一个为了“报恩”嫁给了同来美国的无赖老乡，一个为了换取合法身份与美国老头假结婚；春儿的另一半柳胖欺骗她、背叛她，小渔的另一半江伟利用她；春儿尽管历经了瞎眼、失掉孩子等厄运，还是一心挂念坏事做尽的丈夫，认为他是她的恩人，小渔尽管屡受委屈，依旧默默付出，无论是对恋人还是对假结婚的对象，她都一直秉持着善良之心、包容之心。从乡下来到的不仅是城市，还是走出国门来到了国际大都市，从乡下丫头摇身一变成“美国人”，成为“人妻”，身份的转变却没有改变乡下丫头的纯朴与善良。

乡下人进城后身份发生变化，身份的附带物往往掩盖住了本真的人，而身份背后的人、人情、人性才是北美新移民华文作家们笔下想要呈现的重点——拨开身份的迷雾抵达人的本真。书写进城的“乡下人”，关注人之观念的变化，探究身份之下的本心，是北美新移民华文作家们塑造乡土中国人形象的重要切入点。除此之外，人的心理状态也是不少北美新移民华文作家颇为关切的点。张翎就是其中的佼佼者，她那篇被改编成电影《唐山大地震》的小说《余震》，就是她关注人心理状态而掷地有声的呼号。《一个夏天的故事》中，张翎从一个小女孩的视角观照世界，重点凸显出进城前后小女孩心理状态的变化，从而反观城乡关系、时代谜语。孩子在面对生活环境变化的时候，当然会猝不及防，成人又何尝不是呢！惯常从历史中抽丝剥茧的张翎近年来越发表现出介入当下的野心：《心想事成》和《都市猫语》中张翎将笔触伸向当下都市里的漂泊者，呈现从乡下进城的年轻人在都市打拼的心理状态。其实可以将这两个短篇相对应着观照：《心想事成》以北漂女白领为叙述重点；《都市猫语》的主人公则是进城务工的乡下男青年。两篇小说都没有什么惊奇的情节，也没有人生命运的跌宕，就是截取了人物生活中的一些片段，描绘生活中琐屑的细枝末节，而这恰恰也是大多数普通人的日常。张翎许是听到了他们内心轻微的试探性呼喊，抓住了他们犹豫着伸过来的手，替他们发声，写出他们与宏大的历史相比微弱得毫不起眼，但于他们自己而言沉重得仿佛是整个世界的内心。这样的书写也为塑造经济快速发展态势下真实的中国人形象丰满了血肉。“更重要的是，文学写作如何表现进城的乡下人也拥有并分享健康的都市化的过程，写出他们挣扎、奋斗中的精神世界与血肉共成的生命，是对小说叙述也是对批评提出的挑战”(26)徐德明：《“乡下人进城”的文学叙述》，《文学评论》2005年第1期。。通过书写进城的“乡下人”，北美新移民华文作家们探讨的是“回归人性”这一超越身份、国籍的本真性表达。

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北美新移民华文乡土小说，体现了华人作家在走向世界的旅程中对于中国“民族性”问题的新思考：乡土中国人坚守古老的优秀品质，既有愚弱的一面，更有顽强的生命力，以此追索现代性反思。“传统既然是活的现实存在，而不只是某种表层的思想衣装，它便不是你想扔掉就能扔掉、想保存就能保存的身外之物。所以只有从传统中去发现自己、认识自己从而改换自己。……只有将集优劣一身，合强弱为一体的传统本身加以多方面的解剖和了解，取得一种‘清醒的自我觉识’，以图进行某种转移性的创造，才真正是当务之急”(27)李泽厚：《中国现代思想史论》，《中国思想史论(下)》，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1999年，第860页。。也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而言，北美新移民华文作家对于“民族性”的新认识，已经不同于中国古典时期的“怨刺”，而是愁而不怨、表而不刺；不同于“五四”先驱者的直接批判，而是更富于层次感和复杂性，是一种拉开距离后的深情“凝视”。他们描写“中国人”愚弱的一面，也呈现美好、纯粹的一面，并不是为了纯粹的批判或者礼赞，而是希冀通过乡土中国人形象的塑造抵达呈现丰满民族性的路途，呈现出具有无限可能性的发展中的中国人，和带着传统走向现代的鲜活中国。或许他们既不是要做启蒙者，也不是要做守护者，而是要做呈现者，从异域回望乡土、回望故国，从批判国民性走向了凝视民族性，深切而多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