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 菁

(华中师范大学 国际文化交流学院， 湖北 武汉 430079)

中国现代域外游记(1)这里要说明两个关键词，其一是“现代”，其二是“域外游记”。首先说明本文对“现代”的划分。学术界对于“现代”的划分一直以来众说纷纭。例如，钱基博在《现代中国文学史》(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中所谈的“现代”，上接康有为及其戊戌变法，下启胡适及其白话文运动；任访秋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卷)》(南阳：河南前锋报社，1944年)中叙述的“现代”则由清末延至抗战；当今一批研究中国文学的学者(如李欧梵)在探讨中国现代性的发生时，将上限时间推进至晚清，甚至有人主张还应往前推(如王德威)。本文所讨论的现代域外游记特指1840—1949年的域外游记作品。之所以这样划分，在于中国域外游记围绕现代而起航，标志着崭新的起点。其书写各体皆备，本文所指的域外游记包括典型游记、日记、考察报告、书信、序跋、小说、笔记、传记、诗歌等。虽然这些体裁各异，大多非传统经典游记形式，但都书写的是跨出国门到域外的林林总总，游走行笔间始终有一种游记结构在运作，故统称为域外游记。滥觞于鸦片战争后，是中国尝试走向现代世界的重要载体。当域外书写成为一种国家的需要和行动的时候，它反映的不只是进入现代初始状态的中国与世界交流的文化现象，更反映了催化域外书写的政治的、社会的、民族心理的生成因素，因而在这种历史语境下产生的域外游记，注定围绕“现代”启航，也规定了游记者对于书写对象的情感结构以及与此关联相生的地方感。从大量的域外游记文本来看，游记书写的某个域外区域的知识来源于游记者对“自我”的需求和“他者”(域外的某个区域)的认识，由此影响和建构了对于游记对象的地方结构和书写风格。还在以轮船为主宰工具跨海越洋的时代，由东到西是一个“环游地球”的旅程。旅居在海外的中国知识分子，有感于各种见闻写下了大量的域外游记作品。据钟叔河的统计，先后刊刻者不下百余种(2)钟叔河：《从东方到西方：〈走向世界丛书〉叙论集》，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年，“李一氓序”，第2页。。这是一个“环游地球”的全新书写，不仅类型多样，而且含量丰富，关涉启蒙与强国、现代与传统、世界与本土等诸多话题。通过检视中国现代域外游记我们发现，一个明显的特征是：沿着从东到西的海上航线，书写风格随船泊之地而异。鉴于研究的可行性的考虑，本文在环游世界的大范围的游记书写中选取英美游记和南洋游记为代表进行研究。之所以选择英美游记与南洋游记为例展开讨论，原因在于这两大板块的游记在域外书写中很具代表性：船泊英美与船泊南洋的游记书写在书写内容与表现写法上呈现对比的结构，反映了游记者矛盾对立而又互为补充的精神面貌。我们认为，无论是什么书写，如同生产一样，该产品之所以成为该产品当然有其特定的原因，因而有必要从游记的生成视角出发考察英美游记与南洋游记的生成过程以及解释这二者之间何以表现出不同的书写风格甚至呈现出对比结构的原因所在。

一、中国现代域外游记书写的生成

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中国知识分子到英美游学大都是抱着向西方学习的心态，从“师夷长技以制夷”、“师夷长技以自强”到“拥护德、赛两先生”(3)这里的“德先生”和“赛先生”即“democracies”、“science”，指西方的民主与科学。，反映了中国知识界向西方学习的认知过程，其目的是引进西方的先进技术、先进文明，使中华民族走进现代民族国家之林。毛泽东曾对鸦片战争后中国知识分子为救亡图存向西方学习的历史情景作过生动的描述：“自从一八四○年鸦片战争失败那时起，先进的中国人，经过千辛万苦，向西方国家寻找真理。……那时，求进步的中国人，只要是西方的新道理，什么书也看。向日本、英国、美国、法国、德国派遣留学生之多，达到了惊人的程度。”(4)《毛泽东选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1469页。在这样的历史情境中，一批批中国人走出国门到英美学习和考察，他们中有留美幼童、政治家、留学生、外交使臣、考察团等，他们抱着向西方学习的心态开启了现代性的“取经”之旅。这些“西行者”甚至还在旅程尚未开始前就已带着慎重的理智思考，其中一个最为现实的表现是对于留学学科专业的选定，很多人在出国前就已选定了学科方向，而选读什么专业大多是基于当时国家发展需要的考虑，因而选读专业多为实用型学科，比如胡适最初选读农科就是这个情况。胡适在1910年考取“庚款”第二批留学生入康乃尔大学(Cornell University)修读农科专业，选择农科专业是胡适到美国前同他二哥商定的，但学农并不是胡适的兴趣，而是出于当时国家发展农业的需要而选定的。中国是个农业大国，人口众多，温饱问题是亟待解决的问题，而几千年来农业生产主要靠人力加牲畜模式，生产方式原始。我们从一些游记的描述中看到，当时美国的农业生产已经实现了机械化甚至自动化，出产丰饶，人们生活普遍富裕，所以到美国留学学习农科具有实际意义。然而没有兴趣的学习是痛苦的，经过反复思量，最后胡适决定改读他最感兴趣的文科。多年后胡适回忆道：“在康大附设的纽约州立农学院学了三个学期之后，我作了重大牺牲，决定转入该校的文理学院，改习文科”，“我认为学农实在是违背了我个人的兴趣”(5)唐德刚译注：《胡适口述自传》，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3年，第37-38页。。到英美留学选读国家发展需要的实用型学科的不只是胡适这一孤例。事实上，当时许多到英美留学的人在选择学科时大都从建设现代化国家的需要出发，选读专业多为偏实验或实用的数学、物理、化学等自然科学以及政治学、经济学等社会科学。比如，刘半农1919年底获教育部奖学金到英国伦敦大学留学专攻实验语音学；傅斯年在英国伦敦大学读书时为追求广博的实学知识，在专攻心理学之外，还花大量的时间修读如数学、化学等课程，甚至后来转到柏林大学，干脆不定专业，选修或旁听多门学科(6)赵毅衡：《对岸的诱惑：中西文化交流人物》，北京：知识出版社，2003年，第18-19页。。在说到这样选择的因由时，傅斯年坦率地讲：“因为切今世，于是渐在用上着想……”(7)傅斯年：《留英纪行》，《傅斯年全集》第1卷，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2003年，第401页。与当时许多有志青年一样，徐志摩抱着学得现代本领振兴国家的豪情壮志于1918年8月14日踏上赴美留学之路，他在旅行途中写给家人的一封信中说：“今弃祖国五万里，违父母之养，入异俗之域，舍安乐而耽劳苦，固未尝不痛心欲泣，而卒不得已者，将以忍小剧而克大绪也。耻德业之不立，遑恤斯须之辛苦，悼邦国之殄瘁，敢恋晨昏之小节，刘子舞剑，良有以也。祖生击楫，岂徒然哉？……垂髫之年，辄抵掌慷慨，以破浪乘风为人生至乐，今自出海以来，身之所历，目之所触，皆足悲哭呜咽，不自知涕之何从也，而何有于乐？”(8)徐志摩：《民国七年八月十四日启行赴美分致亲友文》，《徐志摩全集8·补编散文集》，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1995年，第8页。徐志摩抵达美国后，进入克拉克大学(Clark University)学习，修读科目有：欧洲现代史(半年)，十九世纪欧洲社会政治学(一年)，一七八九年后的国家主义、军国主义、外交及国际政治(一年)，商业管理(半年)，劳工问题(一年)，两科法文课程(共一年半)，西班牙文(一年)，心理学(半年)，两科社会学(共一年半)(9)梁锡华：《徐志摩新传》，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79年，第4-5页。。一年后，徐志摩获得克拉克大学一等荣誉学位进入纽约哥伦比亚大学经济系攻读硕士学位(10)韩石山在《徐志摩传》(北京：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01年)中说徐志摩攻读的是政治系，但梁锡华在《徐志摩新传》中说徐志摩是读经济学系。笔者沿用梁说，因为梁氏在写徐志摩的传记前到过美国，查过徐志摩的留学档案，走访过徐志摩当时的同学，如李济等。比较二者，梁说较有依据。，学习数学、统计学等课程，学习极为刻苦自律(11)徐志摩：《留美日记(1919年)》，徐志摩著、虞坤琳整理：《徐志摩未刊日记(外四种)》，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3年，第129-130页。。从他的留学日记以及写给他人的通信可以看出，徐志摩对政治、社会等问题颇感兴趣，毕业论文选题为《论中国妇女的地位》(TheStatusofWomeninChina)。我们从这些留学英美者选读学科的举动可见他们追求实用，表现出“务实”的精神。

“务实性”决定了这一时期英美游记的书写带着很强的功利性和目的性，我们从20世纪上半叶出现的大量的专业期刊及其游记内容可见一斑。由于当时中国知识界极欲了解西方现代科技和实用知识，使得在上世纪初三四十年间出现了许多专业期刊，如《川西农民》、《农场经营指导通讯》、《农林新报》、《农业推广通讯》、《中国实业杂志》、《上海总商会月报》、《教育与职业》、《中华实业界》、《实业汇报》、《教育研究(上海)》、《工业常识》、《银行通讯》等，介绍如金融、银行、农场、教育、职业等专业知识和实学，崔毓俊、穆湘玥、李国钦、徐泽予、李文权等分别在这些专业期刊发表了对美国的农场、银行、金融等进行考察和介绍的游记文章。《美国纽约省西部农场经营会环游记》、《从国际合作谈到农业合作》、《纽约省李维斯吞县农地利用设计会环游记略》等是崔毓俊上世纪40年代发表于《农场经营指导通讯》、《川西农民》、《农业推广通讯》的考察美国农业的游记和报告；《美国资金过剩之危机(纽约通讯)》、《国际建设银行的组织与国际货币基金的运用(下)》是李国钦、徐泽予上世纪30至40年代发表在《财政评论》、《上海工商》的专题文章。这些游记和专题文章带着很强的实用目的。如崔毓俊在《美国纽约省西部农场经营会环游记》开篇就说明此次环游美国农场的目的是“举行环游，参观成功之农场及探讨其成功之因素，以作改进自己农场经营之参考与根据”(12)崔毓俊：《美国纽约省西部农场经营会环游记》，《农场经营指导通讯》1943年第1卷第2期。。穆湘玥的《美国的农场游历记(演说报)》，记述了考察美国一个著名农场——“塔虎脱”的情况，作者在游记中特别说明了此次考察的目的：“我都向他们详细询问考察他的究竟，如今把我所晓得的一一记在下面给我国大实业家做个借镜。”(13)穆湘玥：《美国的农场游历记(演说报)》，《实业汇报》1916年第1卷第1号。李文权的《游美国记》，在叙述此次考察美国实业的目的时说：“使余以彼邦实业，调查之而报告于祖国耳。余能达此目的，方不负诸贤之希望也。”(14)李文权：《游美国记》，《中国实业杂志》1917年第7-8期合卷。由此我们看到，这些知识分子怀抱着振兴国家的希望和憧憬踏上“西行”之路，一些作者在游记中兴奋地写道：“未来美国之前，对她怀着极大的希望，憧憬着一个美丽的梦”(15)谢树森：《留美的幻梦与现实——美国通讯》，《西风(上海)》1948年第102期。；“美国是进步了，比我臆想的更进步了”(16)轼：《重游美国见闻——美国通讯》，《西风(上海)》1945年第79期。。基于这样的目的和希望，这些“西行者”到达英美后关注的是各种各样的先进器物、实用的知识以及表现在政治、经济、科技、文化等各个方面的现代文明，这些反映在游记中则是对英美的政治、经济、社会、科技、文化进行重点和详实的介绍。如公望介绍美国总统大选的经过以及美国文明的家庭生活等；邝兆利、刘圣斌介绍哥伦比亚大学、牛津大学、莎士比亚、拉斯基教授等；乔志高介绍百老汇、大腿戏、总统大选、美国时髦的杂志、民主的民意测验、罗斯福等；杨惠介绍和描述纽约、好莱坞等大都市；王震辉介绍影响胎儿的教育等。这些带有现代性特质的书写如万花筒般表现在方方面面，归结起来大致可以概括为三个方面：其一，介绍现代科技、实学、实业等情况，如坚船利炮、声光电化、金融寡头、银行、农场等；其二，描述现代都市盛景，如鳞次栉比的高楼大厦、繁荣昌盛的商业市场、现代高速的交通网络等；其三，介绍现代民主政治，如议院、国会民主议政的情景等。其中不乏现代性观念，如现代妇女观、现代教育观等。围绕这些书写焦点，英美游记的书写风格大都平实无华、理性务实，这与南洋游记的书写风格迥然相异。

与抱着去英美学习、“取经”的心态相反，中国人尤其是东南沿海一带把到南洋说成是“过番”。“番”是古代中国对“外邦”的称呼，如所谓“四夷”、“蛮夷”，比喻未开化之地。司马文森的《南洋淘金记》以游记小说的结构形式叙述了福建沿海村民“过番”“淘金”的生活，在该作品中与“过番”相关而出现了众多的人物如“番客”、“新番”、“旧番”、“番婆”、“番婶”等。“过番”以及与之相关的词语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中国现代游记关于南洋书写的生成视角。这一视角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南洋游记中的“化外”形象，比如对于南洋“土人”的描写。与“土人”相连的往往是热带丛林岛屿、原始森林、荒村山芭等，由此形成了一个与现代文明迥异的“化外之地”感，揭示了现代进程之外的时间意识。对此，有些西洋学者很不理解，为什么当时中国人把如此发达的南洋视作“番地”。如Brian Bernards在《中国和东南亚后殖民文学中的南洋想象》(WritingtheSouthSeasImaginingtheNanyanginChineseandSoutheastAsianPostcolonialLiterature)中用“southern barbarian”对等翻译“番”，在Brian Bernards看来这是中华“帝国”思想在海外的挥发和想象。Brian Bernards继而分析道，鸦片战争之后，尽管殖民资本主义渗透到亚洲改变了南洋原有的内涵，但是深深植根于中国人的关于南洋的普遍观念，即把南洋视为劣等的区域的概念并没有完全消失，即便是来自中国贫穷地区的移民，也会把到南洋的旅程说成是到野蛮之地出游，也就是我们所熟悉的习语“过番”(17)Brian Bernards，Writing the South Seas Imagining the Nanyang in Chinese and Southeast Asian Postcolonial Literature，Washington:The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2015，p.18.实际上，关于南洋的诸番视角并非中国人的独创，西方人关于南洋的落后与偏见的书写比比皆是：从19世纪到20世纪西方人如Hugh Clifford、Frank Swettenham、Raffles、A. Wright、T. H. Reid、R. Wheeler、Sir Richard Windstedt等在他们对马来人、菲律宾人以及爪哇人的描述中带着很深的偏见——诸如懒惰、惯于偷窃、喜欢逗乐玩耍、缺乏逻辑思维等，甚至想象认为马来人有一种叫“拉塔”(latah)的心理疾病。。事实上，19世纪到20世纪上半叶由于中国移民的开垦和贡献以及西方文明的渗透，南洋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这里有被誉为马来半岛交通中心的吉隆坡、被誉为“赤道的巴黎”的新加坡、被誉为现代乐园的槟榔屿以及菲律宾的马尼剌(马尼拉)等现代繁华都市，在这些现代都市有高大摩登的建筑、高架电车、海底隧道、游泳场、爵士音乐、有声电影、流线式的一切装饰物等。“这些正是构成南洋现在地位的脉搏。他们吸收了从伦敦、利物浦、纽约、芝加哥、东京、大坂、巴黎、新德里、墨西哥，那些都市里的工艺品，而同时却又输送出大量的椰子、树胶、糖米、锡、矿，和巴黎贵妇人需要的蛇皮禽羽，到世界的各心腹里去”(18)彭玉河：《南洋与文学》，原载1935年1月1日《星洲日报》新年特刊，见方修编：《马华新文学大系(一)·理论批评一集》，新加坡：星洲世界书局有限公司，1972年，第456页。。然而中国现代域外游记中的南洋书写为何略过了南洋的现代性而钟情于它的蛮荒化外之感？这是彭玉河在上世纪30年代的质疑和不满，也是本文思考南洋书写生成视角的探索之点。

南洋即我们今天称之的东南亚，是自古以来中国人对东南亚的习惯称呼。南洋这一俗称一直沿用至清末民初直至20世纪40年代。“东南亚”一词出现后，“南洋”逐渐被取代。1918年黄炎培两次到南洋群岛游观，他形容说“行程如梦，积感如山”，回到中国后就创办了《中国与南洋》杂志。该刊第一期即发表了由赵正平执笔的《南洋之定义》一文(19)赵正平：《南洋之定义》，《中国与南洋》1918年第1期。。实际上，定义南洋是一件很困难的事，常常会出现“一个南洋，各自界说”的情况，人人都有他自己心目中的“南洋”(20)李金生：《一个南洋，各自界说：“南洋”概念的历史演变》，《亚洲文化》2006年第30期。。如此看来，南洋是一“暧昧名词，范围无严格规定”(21)许云樵：《南洋史》上卷，新加坡：星洲世界书局有限公司，1961年，第3页。。“南洋，南洋，南洋！耳膜是充满了这样的呼声。南洋是什么？南洋的社会是怎样的形态？”(22)彭玉河：《南洋与文学》，方修编：《马华新文学大系(一)·理论批评一集》，第461页。南洋像迷一样引人想象，也引人深思。南洋这一在华人圈流行了几百年的习称其含义远远超越了其地理范围，包含更多的是一种精神意蕴。因此我们认为，作为现代游记书写对象的南洋，不只是一个地理方位名词，还是一种心理概念和情感语词。尤其是20世纪初中国进入对西方现代性的追逐中，南洋这一心理的概念和情感的意蕴在南洋游记中的表现似乎更为明显。出于心理的需要，在现代性语境之下的中国南洋游记，其书写似乎更难舍弃“番”或者说“化外”的意蕴。当然，由于文化的隔膜，这其中的含义可能是西方学者难以理解的。如在前面所讨论的，鸦片战争之后，中国知识分子纷纷走向世界尤其是到英美留学、考察、工作，多为扩展眼界寻找国家富强之路而西行，故而其记游书写大都带着获得新知以改变中国现状之目的的考虑。这种理性的思考统摄了英美游记的书写模式，其游记对于英美的现代性表现出极大的关注以致鲜少用闲情逸致之笔。而南洋则是他们内心的隐秘的精神家园，当中国知识分子往返于东西航线中转于南洋时，南洋似乎也是他们精神的“转化之站”。我们看到，南洋在许多游记者笔下是一方世外桃源，南洋游意味着寻求心灵抚慰、满足多种欲望的可能，诸如淘金梦、情欲梦等，所表现出的欲望似乎置于现代性的追逐之外；同时，英美游记中被压抑的山水情趣在南洋也找到了抒发的出口，有些甚至表达出对一种远古蛮荒的眷恋之情。简而言之，英美游记的现代性书写是出于理性的考虑，而追逐“化外浪漫”的内在欲望规定了游记者看南洋的方式，南洋“番地”的生成视角一定意义上正基于此。

无论英美还是南洋，作为中国现代域外游记中一个被观察和书写的地点，其书写风格与游记主体对这一书写地点的价值、意义的预设密切相关，这甚至体现在旅行尚未开始游记主体对于书写地点的想象和关联中。这是我们从书写的生成的视角对英美游记和南洋游记展开的讨论，然而讨论到此并未结束，需要深入思考的是，英美游记和南洋游记的书写具体又是如何生成的呢？从域外游记的形式和内容来看，域外游记一个最明显的特征是跨入异国他乡，所谓录见闻、发议论、抒情怀，都是在书写对一个地方的感觉(sense of place)。游记主体经由嗅觉、触觉、味觉等感觉和体验地方，地方感的获取不仅来自游记主体的外在的知识，还导源于其内在熟悉的知识，导源于其归属的场所等。这是一个连续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无法逃离主体心灵的痕迹，游记者在游历中主观与客观相互作用共同塑造了书写的“地点”(23)夏铸九、王志弘编译：《空间的文化形式与社会理论读本》，台北：明文书局，1988年，第124页。。由此看来，游记的地方感是通过书写主体的游踪路径并以各种不同的方式与主体经验及心灵活动结构关联。进一步说，英美游记和南洋游记书写风格的生成源于其游踪路径以及由此生发的感觉结构(structure of feeling)(24)“感觉结构”或者“情感结构”早在多年前已进入文化研究者的视野。Raymond Williams在《革命长途》(The Long Revolution)一书中，对感觉结构的性质和特定历史的表现作了较为详细的探讨，认为一个人对于社会生活组织的感觉，只有经由生活经验才有被感知的可能。在Raymond Williams看来，感觉结构是在特殊的地点和时间之中对一种生活特质的感觉，一种特殊活动的感觉方法结合成为思考和生活的方式。感觉结构最初的关怀是针对整个社会生活中各种元素之间相互关系的研究，以期从文化的分析角度指出人们对社会组织或社会关系的复杂性的感受，以及对于一个地方的感觉，反映了Raymond Williams认为文化和社会是与被经历的和被体验的生活密不可分的观点。参见Raymond Williams：The Long Revolution，London：Chatto & Windus，1961.，类似于H.F.Ameiel所说的“一片风景就是一种心理状态”(25)雷·韦勒克、奥·沃伦：《文学原理》，刘象愚等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4年，第249页。。这就是说，作为书写的地方，英美和南洋显然不再只是一个被观看的客体，它经过了书写者主体结构的运作，携带了主体的意义(meanings)、意图(intentions)、价值观(values)，成为一个动人的、有感情依附的焦点，一个感觉到充满意义的地方(26)夏铸九、王志弘编译：《空间的文化形式与社会理论读本》，第119-120页。。由此看来，游踪路径、地方感形成了英美游记和南洋游记书写的生成和结构之源。

基于这样的思考，本文以域外游记书写生发的源流为着眼点，考察19世纪下半叶至20世纪上半叶中国对现代性追求的大背景下英美游记和南洋游记中游踪路径、地方感结构以及游记主体对书写地点的价值、意义的预设与游记书写之间的关联，从“物质”和“精神”的结构层面揭示围绕建构现代中国梦想而启航的旅程具有强大的生成属性，建构和生成了书写英美与南洋的知识谱系和见识来源，由此统摄了看英美和看南洋的方式，在这一思考上进而讨论英美游记和南洋游记因其书写“地点”不同而形成的不同的地方感结构，表现出截然不同的书写风格和精神色彩。总体表现为，英美游记理性务实，表现出对现代性的追求与思考；而南洋游记则感性浪漫，似乎置于现代性的追逐之外。下面我们把英美游记和南洋游记置于这样的思考下逐一展开讨论。

二、英美游记：理性务实

地方感的获得并非单一的取向，它源于“自我”需求与对“他者”的经验和知识。围绕“现代”启航的第一次大规模的域外远足，决定了环游世界的中国知识分子看英美、看南洋的方式，由此也规定了书写英美和南洋的情感结构和地方感觉。当中国朝向世界的航船泊于英美，中国知识分子大都带着了解和学习的使命，游走于造船场、港务局、博物馆、世界博览会、火车站、大都市、议政院、摩天大楼、大型商场、各大公司、著名学府等，发现西方不仅有“声光电色”、“坚船利炮”、繁盛的现代大都市、高度发达的商业，还有民主的政治、快速发展的经济、领先的科技、张扬个性的文化、现代文明，同时也发现中国与英美发达国家的差距。这些耳闻目见和思考构成他们书写英美的元素，也是其认知之源和书写方法之源。他们往往以观察者和评论者的双重身份出现在书写中。郭嵩焘是清廷派往欧洲(包括英国在内)考察的第一人。在旅居欧洲期间，郭嵩焘勤恳认真考察西方国家政治、社会、经济、文化、科技，考察日记近60万言，后结集为《使西纪程》，但文字删减到大约两万字。《使西纪程》记述了郭嵩焘西行路上所见所闻的新事物和新道理，说明西方不仅有“坚船利炮”，而且在“政教”、“文物”等方面都优于中国，认为这是西洋人称中国为“哈甫色维来意斯德”(half-civilized，半开化)的原因。这些务实理性的文字像一颗颗炸弹，震惊了朝廷内外，郭嵩焘因此遭“炮轰”厄运(27)1876年郭嵩焘出任英国大臣，后兼使法国。《使西纪程》出版后，引起“满朝士大夫的公愤”，随即被申斥毁版。《使西纪程》毁版后不到一年，郭嵩焘即从公使任上被撤回，从此再未启用。。郭嵩焘素以改革家著称，如此大胆实写欧洲所见所感似乎也在预料之中。而主张“用夏变夷”、本为牵制郭嵩焘西行的刘锡鸿，目睹欧洲世界的新事物使这个保守者睁开了眼睛，发现西方不仅器技进步、尚利富足，而且讲文明、重礼貌。这些观察、惊见着实震撼了他，以致不得不在《英轺私记》中如实反映他的观察和思考，他的看法和观点越来越与原来的背道而驰，书写越来越务实理性(28)参见刘锡鸿著、朱纯校点：《英轺私记》，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5-6页。。李圭1876年作为中国工商业的代表前往美国参加费城举办的世界博览会，会后前往欧洲游览，并记有《环游地球新录》。在费城博览会，让李圭感叹不已的“新”，不是来自世界各国的奇珍异宝，而是那些形形色色的新型机器和设备。这些机器和设备使他惊觉世界已进入到“一大机局”时代(29)王韬等：《漫游随录·环游地球新录·西洋杂志·欧游杂录》，长沙：岳麓书社，1985年，第223页。。李圭在游记中用许多笔墨描述了这些机器和设备，如抽水机、挖泥船、缝纫机、蒸汽机。这些“新录”不仅新奇，也是务实之笔。“新录”还表现在对西方女子地位的观察和客观书写以及对中国妇女弱势地位的反思。李圭在《环游地球新录》中写道：“天下男女数目相当，若只教男而不教女，则十人仅作五人之用。妇女灵敏不亚男子，且有特过男子者，以心静而专也。……故外国生男喜，生女亦喜，无所轻重也。若中国，则反是矣，有轻视女子者，有沉溺女子者，劝之不胜劝，禁之不胜禁。究何故欤？”(30)王韬等：《漫游随录·环游地球新录·西洋杂志·欧游杂录》，第238页。这无疑是为中国妇女争取平等权利的声音。我们看到，这些官员和知识分子在英美的考察，既是对西方经济、政治等的观察，也是对自我问题的探索。其游记书写揭示了地方感的知识建构过程以及其间的权力关系，同时也揭示了书写风格与地方感结构的紧密关联。我们还看到，这些官员和知识分子所描述的英美图像不再荒诞怪异，而是带着现实的关注，以客观之笔书写了一幕幕新见及震撼。薛福成、戴鸿慈、载泽、张德彝、徐建寅等的“西行游记”无不如此，他们几乎以集体的思维模式拼接了一幅幅新鲜的、生机勃勃的英美现代图像，带进了时代之声。

在这个朝向现代世界的旅程中，也有因个人际遇与历史使然的巧合离开家国走向英美的普通人，如王韬、林鍼、容闳等人就是这种情况。这些人出身贫寒，多住在传教士、外国商团频繁活动的沿海一带。他们往往是在机缘巧合下放洋出海留学或担任翻译以“谋菽水之奉”。这些人的“西行游记”并没有送审批阅的要求(31)晚清政府要求出使海外的大臣记日记并按月汇成一册咨送总理衙门审阅。如戴鸿慈1905年奉清廷之命出洋“考察政治”，记有《出使九国日记》。在例言中，他说“日记”“随时记录，间及琐细”。戴鸿慈：《出使九国日记》，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年。，但也并非任性任情而为，其书写一样平实无华。他们有的从出发写起，对起点、终点都作交待。有的则从家庭出身、遭遇写起，带着自传的主题，记录了人生变化的历程，说明了时代的变迁。我们发现，这些变化的人生经历和知识结构是他们认识英美与“自我”的重要因素，也是建构其英美地方感觉的结构要素，与其书写风格相对应。王韬的《漫游随录》是同类作品中写得最为真切细致的(32)王韬：《弢园文新编》，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年，“导言”，第7页。。从这部游记的书写来看，王韬到欧洲后似乎不仅仅失去了一座山、一池湖水、一片竹林、一园梅花、一座寺庙和古塔(这些中国传统文学中的经典图像往往充满诗意的土地感)，也失去了闲适浪漫、吟诗风雅的感觉。所以旅居欧洲的王韬不再为“千古文章心自得”而自鸣得意，而用如椽大笔写“惊见”、写“震撼”、写“新见”，介绍西方实学、现代文明等。他说坐火车感到“迅鸟之投林，狂飙之过隙，林树庐舍，瞥眼即逝，不能注睛细辨也”(33)王韬等：《漫游随录·环游地球新录·西洋杂志·欧游杂录》，第79页。；游伦敦惊见“电气运线，如雷电之迅，顷刻千里；有如觌面晤对，呼应问答。其法精微，有难析述者”(34)王韬等：《漫游随录·环游地球新录·西洋杂志·欧游杂录》，第108页。。在欧洲的“震撼”使王韬“眼界顿开，几若别一世宙”(35)王韬等：《漫游随录·环游地球新录·西洋杂志·欧游杂录》，第99页。。这个曾经“崇尚诗赋词章”的旧式文人，竟在《漫游随录·制造精奇》中极其认真地介绍西方实学，与人讨论《春秋》朔闰和日食(36)王韬等：《漫游随录·环游地球新录·西洋杂志·欧游杂录》，第131-132页。；这个曾经陶醉于“美人醇酒”的风流才子，却赞叹英国“女人食则并席，出则同车”等现代风范(37)王韬等：《漫游随录·环游地球新录·西洋杂志·欧游杂录》，第126页。。王韬的《漫游随录》叙述了一个由旧到新的漫游旅程，在带有传奇色彩的转折中给人许多启示(38)王韬《漫游随录》的开篇不是由起程起笔，而是从出身写起，忆述自己的童年、少年、家庭变迁、个人遭际，展现了王韬充满变迁的人生轨迹。王韬西行之旅为更为正式的、更有规模的官员和知识分子到英美考察学习拉开了序幕。王韬在《漫游随录·自序》中写道：“余之至泰西也，不啻为先路之导，捷足之登……”(王韬等：《漫游随录·环游地球新录·西洋杂志·欧游杂录》，第43页)王韬在苏格兰游居甚久，方才听到中国第一个派往西方国家的外交使团(包括志刚、孙家谷、张德彝等在内的蒲安臣使团)“星轺在道”的消息。而他比郭嵩焘、刘锡鸿驻扎英国更整整地早了7年。后来许多儒生和官员到英美之前都要请教王韬，如郭嵩焘在出任英国使节前就前往王韬处虚心请教。王韬有关“洋务”的社论和著作得到同代人愈来愈多的承认，甚至一些年轻的改革者也将自己的作品送给他指正。他的社会价值感不单体现在达官而“显贵”，更是体现在作为讨论西学的政论家而“显达”。我们从中可见王韬人生充满传奇色彩，给人许多启示。。

19世纪末20世纪初，为了“走异地，寻异路”，远渡重洋、留学英美成为中国知识分子的主流向往，一批批知识分子摩肩接踵到英美留学或者考察参观。胡适是第二批“庚款”留学生，1910年8月16日从上海乘船赴美，一行就有70人。其中有后来成为著名学者的赵元任、竺可桢等。十三年后，冰心到美国留学，与她一起乘船同行的，单是清华大学的学生就有70多人。可见留学英美已蔚然成风。旅居于英美的这代知识分子，走在英美都市的柏油马路上，感觉是喧嚣忙碌的，是高速运转的。这里有最繁盛的商业市场、最先进的科技文化、最发达的交通网络。在这里生活节奏加快，时间变成了金钱。这种观察、体验和感受，概称为“现代性”的东西，构成了游记者书写英美的知识谱系和见识来源。他们更真实地感到中国走进现代国家的迫切性，因而其书写带有更多的“新知”和“发现”，表现出一种务实理性。梁启超在1903年本是为了促进北美“中国维新会”(即保皇会)的建设踏上美国之旅(39)康有为、梁启超等：《欧洲十一国游记二种·新大陆游记及其他·癸卯旅行记·归潜记》，长沙：岳麓书社，1985年，第394页。，然而一路的“惊见”使他的“眼界”一次又一次地变化，甚至把域外游记书写想象为一种政治力量，要为中国的现代化进程造势呼喊。他在《新大陆游记》中写大资本“托辣斯”，写大都市的经济、政治、科技文化之盛况，写见所未见、闻所未闻的新奇事物，写中国人的缺点，无不体现了围绕“现代性”的全新书写。在梁启超笔下，“新大陆”是全新的、不一样的世界，充满着激动人心的“发家史”以及野心勃勃的权利追逐。其中一些现代学说、主义也让当时的中国人耳目一新。结集定稿的《新大陆游记》并不是最初的原貌，它是梁启超从美国回返日本后花了两个月的时间修改、整理而成。为了凸显“新大陆”的现代奇观，梁启超断然删去那些散漫的、无关主题的写景部分，着力彰显“惊见”和“新见”，以紧扣“宏旨”。关于这点，梁启超在该著“凡例”中有所交代：“中国前此游记，多纪风景之佳奇，或陈宫室之华丽，无关宏旨，徒灾枣梨，本编原稿中亦所不免。今悉删去，无取耗人目力，惟历史上有关系之地特详焉。”(40)康有为、梁启超等：《欧洲十一国游记二种·新大陆游记及其他·癸卯旅行记·归潜记》，第419页。为了“现代性”的追逐，他甚至刻意远离田园式的宁静祥和，在对“现代性”表现的方方面面的书写中带着中国问题的思考。这点由梁启超对游哈佛的叙述可见一斑。梁启超在游哈佛之前一直在纽约考察观光，纽约高速运转的轰鸣声、喧嚣声使他耳鸣目眩、不得安神，而一到哈佛就感到“如入桃源，一种静穆之气，使人翛然意远”，“心目为之开爽，志气为之清明”(41)康有为、梁启超等：《欧洲十一国游记二种·新大陆游记及其他·癸卯旅行记·归潜记》，第471页。。哈佛的清幽宁静使梁启超一直紧绷的身心得到舒展，以至情不自禁破例写了几句似乎无关“宏旨”的话，但抒怀描景还没展开，其激情很快就被理智抑制，书写又恢复到有关“宏旨”的叙述，表现出很清醒的书写意识。再如，留学英国的傅斯年甚至主张中学生就到英国留学，“如此可以彻底的求学，彻底的探寻欧化”(42)傅斯年：《要留学英国的人最先要知道的事》，《傅斯年全集》第1卷，第404页。。傅斯年1919年考取山东省的官费到英国伦敦大学主修实验心理学。到英国不久，傅斯年署名“孟”在北京《晨报》每日连载《留英纪行》、《要留学英国的人最先要知道的事》。在傅斯年看来，英国文化进取，追求实效、致用，认为这些是中国文化所没有的德素，我们学而用之，则可以拯救落后的中国(43)傅斯年：《要留学英国的人最先要知道的事》，《傅斯年全集》第1卷，第407页。。

至上世纪三四十年代，英美游记书写服务于现实的目的表现更为明显。在这一阶段出现了大量的介绍农业、银行、金融、商业、铁路、大学、城市等专题内容的游记书写，其书写呈现论文或说明文的结构模式：在开篇处提出观点，随后结合图表、数据统计与分析行进。崔毓俊的《从国际合作谈到农业合作》(44)崔毓俊：《从国际合作谈到农业合作》，《川西农民》1944年第1卷第1期。就是其中典型的例子。此篇文章呈论文框架，首先从“引子”出发引出游历欧美大世界的见闻并提出观点，然后从几点展开说明和论证，最后得出结论。崔毓俊的另一篇《美国纽约省西部农场经营会环游记》为报告体，首先说明环游目的：“举行环游，参观成功之农场及探讨其成功之因素，以作改进自己农场经营之参考与根据。”(45)崔毓俊：《美国纽约省西部农场经营会环游记》。随后介绍美国几个农场，叙述中有数据、有分析，最后是“归后杂感”。崔毓俊在旅美期间有多篇这类书写，在此不一一列举。又如王虚中的《美国的铁路——留美印象》介绍了美国铁路的情况，叙述了作者旅居纽约期间感受到的美国铁路的快速和便利。作者在文中大量运用具体数字对美国与“我们”的铁路进行描述和比较，其目的是要通过对照和比较说明中国发展铁路的重要性。请看文中这段描述：“美国铁路的里程在一九四六年共有二十二万七千里，按照单轨计算的。因为他们的铁路上多半是双轨或三轨或四轨的，假使把这些轨道统统连接起来计算，便共有四十万里。他们国土的面积大约是三百万方里，人口大约是一亿三千万人。所以每七方里中大约有一里长的铁路经过着，或是每三二五人中共有一里长的铁路给他们使用着。我们战前关内的铁路，加上抗战时兴修的铁路一共才八千五百里，只当得他们铁路总长的四十七分之一。现在被破坏的铁路大约在四千里以上，而我们的人口却有四亿五千万人，这样比较起来，不是他们的铁路太多，便是我们的铁路太少。”(46)王虚中：《美国的铁路——留美印象》，《西风(上海)》1948年第112期。数字语言具有客观性的表意功能，在说明、比较和分析问题中具有令人信服的作用。再如公望的《如此纽约(纽约通讯)》在描述和介绍纽约的人口、街市、大道、商务机关、交通等的状况时也大量运用了具体数字进行说明(47)公望：《如此纽约(纽约通讯)(上)》，《生活(上海1925A)》1932年第7卷第28期。。这类论文式的、说明式的书写模式也多被当时游记者运用于对于美国教育、金融等内容的书写中。如申及甫的《美国的大学和大学生——美国通讯》(48)申及甫：《美国的大学和大学生——美国通讯》，《西风(上海)》1949年第118期。、李国钦和徐泽予的《国际货币基金技术专家共同方案简述：六月十日美国航空通讯》(49)李国钦、徐泽予：《国际货币基金技术专家共同方案简述：六月十日美国航空通讯》，《新中华》1944年复刊第2卷第10期。等，不胜枚举。可以看出，这些游记者在对英美现代性的介绍和描述中竭尽所能地保持着客观的态度，以备国家改革参考所用，这是这类游记表现出的普遍的书写意识。

阅读这几代人的英美游记，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其现代情感的理性建构以及在英美游记书写中的运作。他们穿行在英美的都市、校园、农场、金融机构、博览会等场所，变成了道地的实录者，在游记书写中高举务实和理性的大旗思考和呼吁如何变革中国。如胡适、赵元任、任鸿隽等在留美期间围绕中国文字到底要不要变革的辩论以及最后胡适提出的《文学改良刍议》，无不体现出强烈的时代意识，是理智和务实的选择。胡适身体力行，在美国留学期间，无论是诗作，还是纯粹的游记，不再为生花妙笔动用巧思，而用平实之笔表达对社会、政治、文化等问题的思考。

当然我们也看到，这些知识分子在英美的体验大都比较复杂，对西方的现代性表现很难做到完全拥抱。这表现在英美游记的书写中许多文本就像在一个欲望战场，对西方既向往又压抑，既感动又愤激。我们看到梁启超一面对于“新大陆”的现代性的种种表现发出连连的惊叹和羡慕之声，一面又被高速运转的都市弄得“神气为昏，魂胆为摇”(50)康有为、梁启超等：《欧洲十一国游记二种·新大陆游记及其他·癸卯旅行记·归潜记》，第460页。，因而情不自禁对带有乡村气息的哈佛流露出少有的赞美之情。冰心留美时也觉得现代急速的节奏“扰人心曲”，怀念的还是小桥流水、柳树人家的闲适情调，她在美国的书写常常走入对家国的记忆性之中。同样，徐志摩在美国留学时也不能完全适应那种现代节奏和金元帝国的商业气息。萧乾负笈剑桥时曾毫不讳言地说：“我大概喜欢带点农村气息的城市。”(51)萧乾：《未带地图的旅人——萧乾回忆录》，哈尔滨：北方文艺出版社，2014年，第122页。傅斯年在英国为“今世之用”炼狱般地选读西方多种实学，却又真切感到“读书总觉不透彻”，不能“神游”，很难有一种精神上的喜悦感(52)傅斯年：《留英纪行》，《傅斯年全集》第1卷，第401页。。俞平伯、闻一多、朱湘、刘半农等无不经历了这种精神交战的痛苦。俞平伯1922年赴美留学，到纽约后作《到纽约后初次西寄》，抒写了内心的孤独。其实早在1919年俞平伯就同傅斯年一起到英国留学，但因吃不惯洋食，又难忍思乡之苦，不到一个月就偷偷踏上回国之路。据说，傅斯年为阻止他回国，追到马赛，但也没能够说服他留下(53)赵毅衡：《对岸的诱惑：中西文化交流人物》，第17页。。闻一多1922年到美国留学，学习西洋画，首站是在芝加哥美术学院学习美术，第二年转入科罗拉多大学，1924年9月又转入纽约艺术学院，1925年6月回国。闻一多在美国学习西洋画将近三年，却穿越时空沉浸于中国古典诗歌的意象中，从这里似乎可以看出闻一多在美国的读书感受也有些类似于傅斯年，不能做到在精神深处“神游”。朱湘1927年秋进入美国的威斯康辛州劳伦斯学院。据说他常生愤怒，以至换了三个学校，“大吵架小生气足有十几场，数次‘罢学’，最后干脆退学回国”(54)赵毅衡：《对岸的诱惑：中西文化交流人物》，第82页。。朱湘《中书集》中的多篇文章写于留学时期，其中主要是对中国文学的讨论。刘半农1919年底获教育部奖学金到英国伦敦大学留学，留学期间写过诗作。《教我如何不想她》就是刘半农在伦敦写的思乡之作，后被谱曲，广为传唱。另一首写于伦敦的思乡之作《一个小农家的暮》，也是现代诗歌名作。但无论如何，在那个急切思变的时代，这些感性、不适、挣扎在游记的书写中偶尔露面后就被搁置一边，替代的是介绍和学习西方、迈入新世纪的现代信息。由此我们看到，英美游记往往带着现实的关注，建构了理性与欲望交错的现代书写和思考。这是一种全新的域外游记书写，它并不属意于异域情调、书写者的想象力，而是与世界潮流、现实关注点密切相关，体现出一种理性和务实的笔力。

三、南洋游记：“化外”浪漫

如我们在域外游记书写的生成机制中所讨论的，在上世纪初中国人把到南洋说成是“过番”，视南洋为“番地”，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南洋游记书写的生成视角。中国现代南洋游记的书写往往流连于丛林岛屿、荒村山芭、莽原野地等，给人“化外”的蛮荒之感，而缺少对南洋现代都市及其文化的关注和书写，为此遭到学界不少的批评和质疑。如早在上世纪30年代彭玉河即对这一书写现象撰文批评，认为这类作品是失败之作(55)彭玉河：《南洋与文学》，方修编：《马华新文学大系(一)·理论批评一集》，第462页。。彭玉河般的批评引出我们思考的是，为何南洋游记的书写略过了南洋的现代性而钟情于它的蛮荒化外之感？如我们在南洋游记书写的生成机制中所分析的，这与当时中国人对于南洋的想象密切相关。南洋在当时中国人的想象中不只是一个地理位置，也是一种心理概念和情感语词。当时中国人对“化外之地”的南洋想象与对现代性的欲望和想象刚好相反，它来自于精神的故乡，满足人的内在欲望。沿着这些思考，下面将考察围绕以热带岛屿、原始丛林、荒村山芭、公馆酒店为主题的南洋书写中“化外之地”的地方感的生成建构及其表现形态，揭示南洋游记中所隐含的现代进程外的时间意识以及其中对民族、国家、个人生存方式等的思考的话语实践。

作为书写对象的南洋，历时已久，多给人“化外”之感，其“化外性”源于对于南洋莽荒的想象。如明代张燮的《东西洋考》很大程度是对《诸蕃志》的仿写，费信的《星槎胜览》有不少内容则采自《岛夷志略》。这些书写均将南洋纳入到“番邦”或“蛮夷”之列，其错讹之处也不少。到近现代之际，从中国到西方主要依靠海洋轮船，因而当时中国人到英美必经过南洋，这是因为南洋是东西航海的中转站和歇息点。早期到英美考察观光的知识分子如斌椿、张德彝、郭嵩焘、刘锡鸿、曾纪泽、蔡均、张荫桓、薛福成、崔国因等，大都在往返中西方途中到南洋停歇并对南洋有所记述，涉及南洋的地理位置、气候物产、各种见闻、公务处理、华侨在南洋的地位和财富等情况，这些都是他们的“过埠印象”，包含在他们的“西行记”中。这些“过埠印象”大都带着居高临下的观察方式，或者以“南蛮”、“化外”的视角进行诠释和书写。这一时期也出现了一些普通文人的南洋游记，如力钧的《槟榔屿志略》、李钟珏的《新加坡风土记》、陈伦炯的《南洋记》、厥名的《南洋述遇》以及《游历笔记》等。这些游记多对南洋的民风民俗、地理气候、下层华人的生活以及愉快的行程等情况进行描述，行笔舒缓且有情致。比如在《南洋述遇》中，南洋宛如人间乐土，民风淳朴、丰衣足食，土著人“貌皆和善无野恶之态”，流落到此的华人，宛如遗民，过着“不知有汉”般平静而又和乐的生活。对于外来游客，土著人热情款待，如被酋长看重，就以女妻之。而流落到此的华人，对远来的故国乡亲，如见亲人，亲情依依，其乐融融(56)厥名：《南洋述遇》，王锡祺编：《小方壶斋舆地丛钞》第十帙(二)，台北：台湾学生书局，1985年，第1124-1125页。。我们看到，无论是晚晴的官员还是其时民间的南洋书写，大都将南洋看作一个偏远的、未开化之地来介绍和描述，华人遗民、当地“土人”是这一时期南洋游记中构成“化外”桃源的经典形象。随着现代化进程的推移，更多的中国知识分子往返于东西航海线上，南洋自然又成为他们的中转站和歇脚点，同时南洋本身也是当时备受青睐的直往旅地。“这些南下的中国人中，当然不乏知识分子，他们也是在极度无可奈何的情况下南来东南亚。南来后，他们面对陌生的社会环境，自然有种种的感触，面对陌生社会的各种问题，也有他们的看法。他们通过作品，抒发他们的情怀；也通过文学作品，表示他们对解决问题的意见；甚至通过种种的文学实践，希望解决他们心目中的问题，实现他们心目中的理想”(57)杨松年：《战前新马文学本地意识的形成与发展》，新加坡：新加坡国立大学中文系/八方文化企业公司，2001年，第1页。。于是在上世纪初至40年代又出现了一批南洋游记。徐志摩的《“浓得化不开”(星加坡)》、老舍的《小坡的生日》、巴金的《海行杂记·安南之夜》、郑健庐的《南洋三月记》、高事恒的《南洋论》、罗井花的《南洋旅行记》、斐儿的《南国风味》和《马达山游踪》、司马文森的《南洋淘金记》、忆兰生的《南游闻见志奇》、刘绍文的《南洋旅行漫记》、郁达夫的《马六甲游记》、胡愈之的《流亡在赤道线上》、王任叔的《印尼散记》、许杰的《椰子与榴莲》、艾芜的《南行记》、刘呐鸥的《赤道下》等就是这一时期出现的“产物”。这些南洋游记虽然是在现代时间进程下的书写，但我们可以明显看到其书写的南洋图像所表现的时空意识是在现代之外。这些游记一个最明显的特征，就是古典意义上的世外桃源到20世纪表现为主题的多样——淘金的、“土人”原始遗风的、奇异见闻的等等，引起现代游记者激情和兴趣的是南洋的“化外”这一特质，他们纷纷围绕“化外”展开想象。

首先我们讨论南洋游记对于“化外”的淘金想象。南洋遍地黄金的想象古来就有，早在公元前三世纪就有中国商人到“化外”的南洋寻求“异物绝产”，以获取最大的盈利(58)王赓武：《南洋华人简史》，台北：水牛出版社，1998年，第2、10页。。到“化外”南洋淘金聚富成为很多现代南洋游记作者的兴奋点，如司马文森、许杰、洪灵菲、巴人、高事恒等。在这些游记作者的描述中，南洋物产丰富，几可不耕而获；深山密林富含矿藏，是敛财置业的乐土，稍有运气，即可发财致富。例如梁绍文在《南洋旅行漫记》中多处对南洋物产的富足、华侨家庭的殷实阔绰、发财致富的传奇津津乐道。又如高事恒在《南洋论》中以热情洋溢的笔墨描绘了南洋不仅有让人流连忘返的原始的自然风光，而且出产丰饶，黄金遍地，俯拾即是，宛如人间天堂(59)《南洋论》可说是一种学者型的游记。从《南洋论》的“自序”可以推测高事恒可能在上海的一家南洋经济研究所工作，并有过多次到南洋的经验。参见高事恒：《南洋论》，上海：南洋经济研究所，1948年。。与其他游记作者的南洋淘金书写相比，司马文森的《南洋淘金记》更具有代表性，因为这部游记无论是语言风格还是表现的“淘金”主题都极具“番”的色彩。司马文森出生于福建泉州，大概在十二岁左右去菲律宾寻找工作。《南洋淘金记》以何章平的视角展开，带有很强的自传色彩。故事一开始就进入到“番地”的建构中，这主要表现在对于闽南一带与“菲岛”(文中用语，指菲律宾)之间展开的“过番”的诸多情节的描写犹如一幅幅世俗鲜活画面展现于读者面前。在东南沿海“过番”就如季节更替，每到中秋或每年春节过后，大批“番客”像“大鹅咬小鹅”，“背着包裹过暹罗”(60)洪灵菲：《大海·金章老姆》，广州：花城出版社，1984年，第324页。，十四岁的何章平就是这样由同村乡亲天赐叔带着去“菲岛”的。因为“唐山光景过的实在太坏了”，乡村许多小孩还在刚学会开口说话的时候，他所受的家庭教育的第一课就是：“你大了做什么？”“大了过番发财！”“对了，这孩子有出息。”(61)司马文森：《南洋淘金记》，香港：大众图书公司，1949年，第3-5页。做父母的就“一个小钱一个小钱的积蓄着，为的是想积成较大的一笔款子，买了张‘大字’把儿子送过番”，而刚结婚的女人在婚后第一件事就是赶紧催促丈夫“过番”淘金，期待他“有一天突然回来了，把成箱成箱的金银珠宝交给她，她把它买了田建了屋成为全城中第一个富户”。所有的人都坚信，只要到了南洋，“沉住气，苦等，苦斗，运气到了，好日子是你的！”(62)司马文森：《南洋淘金记》，第5-6页。“在这个华侨故乡中，平均每十个壮丁里面总有五六个做了‘番客’。自然，在这些‘番客’中，遭遇有幸也有不幸的。有的很发了点钱财回来，有的却长期在南洋穷途落魄”(63)司马文森：《南洋淘金记》，第9页。。然而，掘金成功的例子使得在闽粤沿海乡村青壮年甚至少年“过番”到南洋谋生(或曰淘金)十分普遍，如罗芳伯在《游金山赋》中描述的“不惜孤踪万里”，希望有一天“捆载荣旋”(64)罗芳伯的《游金山赋》有两种版本，一种版本见罗香林在《西婆罗洲罗芳伯等所建共和国考》所附录的由林凤超撰写的《坤甸历史》所收录的《游金山赋》，香港：中国学社，1961年，第147-148页；另一种见刘焕然在《荷属东印度概览》中第四编第六节所附录的《游金山赋》，此书没有出版社信息，1935年，第51页。这两种版本的《游金山赋》文字有些不同。林凤超收录的《游金山赋》有“世界”、“时钟”、“热带”等现代词语，超出了时处18世纪的罗芳伯所使用的语词范围，这可能是林凤超对罗芳伯的《游金山赋》作过润色。有鉴于此，本文采用刘焕然所附录的版本。在此，笔者要特别感谢对“西婆罗洲华人历史”有深入研究的林峰先生无私分享的资料和见解。。我们看到，《南洋淘金记》围绕“过番”而产生的如“番客”、“番婆”、“番婶”这类“番词”，与“淘金”主题互生关联，创造了一种“化外”南洋“山栽绿柳，地产黄金”(65)刘焕然：《荷属东印度概览·游金山赋》，第51页。的时空想象。

在现代南洋游记中，“土人”同样是一个被反复描述的“化外”形象。与现代之前的“土人”形象不同的是，在现代南洋游记者笔下，“土人”往往是作为被现代文明人观察或者偶遇的对象而出现的，是与现代文明相区别的形象。在南洋游记中，“土人”的概念比较宽泛，包括马来人、吉灵人等一切的土人，有时也称作“番鬼”。吴崇厚在《马来风土谈(南洋游记)》中把马来土人分为四种，分别为小黑人(NEGRITO)、印度尼西亚人(INDONESIAN)、前特拉维亚人(PRE-DRAIRDWIA)和马来人(ORANG MALAY)(66)吴崇厚：《马来风土谈(南洋游记)》，《新青年》1941年第5卷第7-8期。。顾因明在其主编的《马来半岛土人之生活》中对马来人作了详细的介绍，说马来人“乃系一种土番进化而来者也。至今华人犹呼之曰番人……智识愚笨，性质懒惰……”(67)顾因明编：《马来半岛土人之生活》，广州：国立暨南大学南洋文化事业部，1928年，第58页。斐儿在一篇具有浓郁南洋特色的作品《南岛之恋》中就用“番鬼”概称一切土人(68)斐儿：《南岛之恋》，《大中国周报》1933年第3卷第6期。。“土人”或者“番鬼”往往出现在莽原森林、荒村山芭、赤岛丛林，活动在南洋腹地的密林深处，与现代世界完全隔绝，这一时空被赋予了莽原性、原始性和“化外”的色彩。这里略举几例说明。沈太闲在《南洋牙拉巅游记》中描述的“牙拉巅”，处在泰国与马来西亚交界的密林深处，自然险恶，无政府管辖，然而却住着几百年前从中国逃亡而去的明代遗民，过着不知有“清代”的世外桃源生活。作者还极有兴致地描写了马来等“山番”的奇异风俗，整部游记给人很强的“化外”感觉(69)沈太闲：《南洋牙拉巅游记》，北京：华侨协会，1943年，第71-103页。。黄寄萍在《南洋的世外桃源——“宜叻”》中描述的“宜叻”，隐于边远的崇山峻岭之间，居住在这里的“沙介族”土人，“不论男女，只在下部遮以布巾，手执长竽喷筒，吹杀鸟兽，以及防敌侵袭，生活情形，和原始人简直没有两样”(70)黄寄萍：《南洋的世外桃源——“宜叻”》，《南洋研究》1936年第6卷第4期。。“沙介族”也有译为“沙盖族”，马来语为Sakai，指“无智识未开化之意”(71)顾因明编：《马来半岛土人之生活》，第54页。。斐儿在《马达山游踪》描述的马达土人隐于马达山的重山密林之中，白天在荒野刀耕火种，晚间住“阿答”树叶屋，席地而卧，与牲畜同眠，“活显出一个原始人的生活样式”(72)斐儿：《马达山游踪》，《人间世》1935年第33期。。梁绍文在《南洋旅行漫记》中以不少的篇幅描述南洋各属“土人”如马来人、爪哇人“不穿衫，不着裤，只将手巾裹着下体”，衣食住行“仍然带着原人时代的色彩”(73)梁绍文：《南洋旅行漫记》，上海：中华书局，1933年，第43页。。我们看到，这些游记所描述的“土人”远离都市人烟，居住于遥远偏僻的荒村山芭或者崇山峻岭的密林深处，生活方式原始。“土人”的这些特质与现代文明毫无沾染，赋予了南洋一种原始牧歌情调的“化外”之感。写什么、怎么写往往带着作者的情感意趣或者价值取向。从这个意义上来看，“土人”这一形象就被赋予了独特的表意功能，对作品起着结构的意义，将原始的、化外的、现代的时空联系起来，这其中或者寄寓了原始的乐土情怀和向往，或者带出了与现代时间进程相关的价值观念和思考。

从大量的南洋游记文本来看，南洋的“化外”感觉似乎从船泊于南洋那一刻就开始了。除了南洋特有的热带森林的地方质感外，游记者的想象及主观情感也左右着南洋“化外感”及其风格的形成。在游记者笔下，南洋似乎是情欲的放飞之地，充满了艳遇和巧合，是一个可以让旅人实现多种欲望的地方。在一些游记中，土著女人或娘惹往往如撩人的精灵出现在这类故事中。这些“土女”肤色浓黑，身材健美，体态丰隆性感，如可口可乐的朱古力般诱人。她们走入作家的视线，要么在旅馆、酒店，要么在荒郊丛林或水岸边，要么在亚答屋(用一种树叶做的房子)的冲凉房。在这些作家的描述中，所谓旅馆、酒店、森林、灌木丛林、水岸边以及冲凉房，仿佛是最富有情欲特征的场所，令外来者面红耳赤、心跳加速、血液沸腾，甚至情迷其间。在马来亚答屋的惊艳，更成为许多作家有滋有味的话题。即便王任叔(巴人)在追述逃亡经历时也不免其兴味：“阿根老婆则是一个矮小的马来女人，鸡婆脸，黑得如同焦炭。但有一双更黑的眼睛。人不能在她身上看出美感，却能从她的眼睛领受到生命的威力。……她不时说着，又不时笑着。血红的嘴唇下，露出一排白牙齿白得森森发光，颇有叫人愿意让它咬断喉管般可爱。”(74)巴人：《印尼散记》，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26-27页。很明显，这里的“黑”、“血红”、“白得森森发光”被赋予了野性的力量和情欲的冲动。徐志摩的《“浓得化不开”(星加坡)》中的主人公廉枫几乎一踏上南洋热带的土地，就被热带的浓艳包围、融化，恍惚中进入梦幻，梦见自己与浓艳的朱古力女郎邂逅，完成了一个如梦似幻的情欲之旅。可以看到，徐志摩的这篇游记无论是叙事、时空、情感游踪，还是人物形象等都是在“浓得化不开”的情欲中建构起来的。在徐志摩笔下，主人公廉枫闯入一个似乎早就在欲念中的世界，眼中之物都带着浓烈的欲念色彩，这与徐志摩的英国康桥书写形成了一个非常有趣的对比结构。我们看到，这些南洋“土女”由一套认知词语构成。这些词语不仅色彩浓艳、对比度强烈，而且赋予甜腻酥软的形味，可感可嗅。郝尔德(Jahann Gottfried Herder)在论证语言的起源时提出语言的根源在于人的动物本性，比如自然的呻吟就是一种原始语言，也是“一种感觉的语言，它是自然规律的直接结果”(75)J.G.郝尔德：《论语言的起源》，姚小平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8年，第3页。。这说明语言越古老、越原始，就越是一种感官的语言。由此看来，这些描写“土人”尤其是描写“土女”所用的通向感官的感觉语言，表达了一种自然的野性的力，并与原始性欲想象毗邻。

南洋很多区域处赤道地带，属热带雨林气候，椰树林、灌木丛林林深树密，可以说是远含青色、近拥碧翠。我们看到，在南洋游记作品中，自然的特征往往赋予人文的想象和梦幻色彩。在很多游记者笔下，南洋总是处于蛮荒地带，甚至带有原始部落的特征。艾芜的《南行记》、斐儿的《马达山游踪》等游记，着笔多在荒寂的原始森林，叙述了南游人在蛮荒行旅中的种种旖旎绮思，表达了对远古的浪漫情怀：“一个理想世界的景象呵”、“这神秘的原始世界”、“多么静穆而平和的农村景象呵”、“那时的风景简直像是一首美丽的诗”(76)斐尔：《马达山游踪》。。令人感兴趣的是，即便沿途遭遇危险困苦，书写也往往超越现实而徜徉于浪漫。艾芜在南洋有过大约六年的漂泊经历，记有《漂泊杂记》和《南行记》两种(77)《漂泊杂记》是艾芜的第一本游记文集，由傅东华编入“创作文库”，1935年4月由上海生活书店出版。1982年云南人民出版社再版时，在原有的40篇的基础上又加进了6篇，这6篇均发表于30年代的报纸副刊如《申报·自由谈》上，所以由云南人民出版社再版的《漂泊杂记》共计46篇。《南行记》也有两个版本：初版由上海文化生活出版社于1935年出版，收入游记8篇；1963年由北京作家出版社出版的《南行记》，共收入24篇，这些作品都记述了作者在中国西南边境以及在东南亚国家的游踪见闻。。从这两本游记来看，艾芜在南洋的行旅穷愁无依，一路艰辛而充满危险，即便如此，其笔下的野森森的原始森林也充盈着怡然的诗意。王任叔、胡愈之、杨骚、沈兹九在新加坡沦陷后逃亡到印尼，王任叔十分详细地叙述了他们在印尼各个偏僻乡村逃亡的经历。为躲避日本人及其特务的追踪，他们从一个菜园到另一个菜园，最后退避到一个被森林包围的山芭，与猴子、猿、山猪、猩猩为伍。逃亡中危险重重，但作者却忍不住动用感性浪漫之笔。在作者笔下，这些荒落的原始山芭，给人一种原始而又诗意的栖居之感，流露出对远古蛮荒的诗意向往(78)夏菁：《中国现代作家的南洋书写研究》，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年，第47页。。总之，在南洋“化外之地”的地方感的宰制下，南洋游记围绕着热带岛屿、原始森林、荒村山芭、公馆酒店与浪漫邂逅、情欲沦陷、世外桃源展开书写。这里有碧绿无际的热带风光、多情风骚的“土女”、热情奔放的娘惹、逃避乱世的漂泊等，其书写洋溢着蛮荒即浪漫的情怀，赋予了与英美游记书写不同的意义和欲望追求。笔者认为，现代南洋游记书写表现了现代进程外的时间意识，有一种“化外”的感觉结构在其间运作，以致现代南游者笔下的南游图像带着蛮荒边远和梦幻般的色彩，与英美的现代性图像迥然相异。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游记者以既定的心理和模式看南洋，揭示了中国经验中的有限视域，同时也是现代性反动之下的南洋想象。这个意义下的南洋既是地域图像，也是心理图像，是合奏的南洋，其中包含着写法、观点、评价、形象等风格表现形态，揭示了中国人对南洋的想象色彩。

四、结语

围绕现代中国梦想而启航的域外旅程具有强大的生成属性，规定了域外游记书写的情感结构以及与此密切关联的地方感，不同的情感结构和地方感与游记书写风格相对应，书写风格的差异显示出是“地点的产物”。我们在本文的讨论中把英美游记与南洋游记置于这样的思考下，发现二者围绕“现代”对其书写的地方感与价值、意义的预设迥然相异，由此构成不同的书写生成视角，因而无论在书写内容还是写法上二者均呈现出对比的结构：英美游记多对现代大都市及其现代文明表现进行介绍和描述，书写内容主要涉及经济、银行、金融、教育、农业、现代科技等实学，书写务实理性，表现出对现代性的追求与思考；南洋游记书写的主题多是淘金梦、浪漫巧合、情欲梦、桃源梦，以及围绕这些主题对“过番”、“土人”、“土女”、“娘惹”等展开的“化外”想象，视角感性浪漫，投射了种种浪漫欲念，其话语置于现代性的追逐之外。

英美游记与南洋游记截然不同的地方感以及相关的意义、价值的预设表明，风格是一个由历史、现在的经验和知识连续性的结构历程。中国现代知识分子在英美亲眼目睹了现代文明，体验了现代社会、现代生活的真实况味。现代英美空间的“挤迫感”(79)这是笔者的形象比喻，旨在说明中国知识分子游走于英美大都市、世界博览会、铁路、农场、金融机构、议政院、摩天大楼、大型商场、高等学府等现代空间，发现了“我们”与英美的差距而备感变革的紧迫性，由此引出变革中国的思考。，使他们丢弃了浪漫情怀，书写情感明显受到理性的压抑。梁启超在《新大陆游记》的删景书写并非个人现象，代表了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理性诉求。在他们看来，介绍和宣传西方先进的或现代的东西才是当务之急，因而不惜牺牲个人性情喜好而写他们不熟悉的、甚至感到头痛的现代文明。我们从王韬努力且小心翼翼介绍西方现代科技的劲头可见一斑。当然，我们也发现其中的局限性以及矛盾的声音。也许正因如此，现代英美游记很少精神主题，尤其是晚清英美游记，往往是一幕接一幕，缺乏与自己所熟悉的事物进行精神深层面的比较。他们似乎夹在传统与现代之间，无所适从。曾经在欧洲度过一段现代生活的王韬，在晚年却吸食鸦片，一派颓废模样，就很能代表性地说明这方面的问题。有的甚至认为跟洋人打交道低人一等，如同文馆出身的张德彝，虽然前后八次出使英美，后来还做上光绪皇帝的英文老师，但却始终有强烈的自卑感(80)张德彝在同文馆学习了三年后，于1865年经总署大考，被奏保为八品官。第二年总署派同文馆学生出洋游历，他是入选的三人之一(另两位是凤仪和彦慧)。之后，他以译员身份随志刚、崇厚、郭嵩焘出洋。1890年回国任总署英文正翻译，翌年并“侍德宗读英文”，当上了光绪皇帝的英文老师。1896年到伦敦使馆任参赞，1901至1906年间任出使英、意、比国大臣。即使如此，张德彝对于自己“同文馆英文班”的出身，始终有强烈的自卑感。张德彝在《张氏宝藏集序》中谆谆教导自己的儿孙说：“国家以读书能文(按指科举考试)为正途。……余不学无术，未入正途，愧与正途为伍，而正途亦间藐与为伍。人之子孙，或聪明，或愚鲁，必以读书(按指应科举考试)为要务。”参见钟叔河：《从东方到西方：〈走向世界丛书〉叙论集》，第49页。。尽管如此，对“现代性”的描述和介绍还是英美游记强力的“关注点”，表达了游记者对英美现代性、生存方式、生活环境等方面的欲求与相关思考。总之，英美游记承载了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现代诉求与思考。与之相反，现代南洋游记感性浪漫，大都带着原始蛮荒的色彩，与英美游记所呈现的现代进取图像迥然相异。为什么中国游记者在描述南洋时如此喜好运用“化外”的视角？现代南洋游记出现于中国19世纪下半叶对于现代性追求的历史语境，“化外”的南洋想象则是这一特定语境下的另类书写和心理反映。笔者以为，南洋的自然环境、生活节奏及情调很符合中国人的口味和习惯。当中国知识界为建设现代中国疾声呐喊向英美学习种种现代性的时候，南洋与英美截然不同的另类风景就成了他们抒发真实欲望的出口。英美的现代世界对当时的中国人来说其实是陌生的。从心理因素来说，他们并不习惯于英美处处表现出来的现代性。也许，不是西方强力，他们很可能希望一如既往地过着自然的、慢悠悠的生活。这种尴尬和复杂的精神情怀从英美游记与南洋游记不同的书写风格昭然可见。

总而言之，英美游记与南洋游记无论在书写内容还是表现手法上都呈现出两种结构的对应关系，如现代与化外、进步与蛮荒等，这二者之间形成十分明显的对比和反思结构，其中渗透的权力关系、知识谱系揭示了域外游记地方感的结构因素以及与书写风格的紧密关联。英美游记与南洋游记书写风格所呈现的异质结构，在一定范围和程度上反映了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精神图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