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一九八0年前后，狱中的哈维尔在给妻子奥尔伽的信中几次提到列维纳斯。那时他读了朋友寄来的一篇列维纳斯的文章，不禁赞叹这是“天启般的精彩之作”。他猜想，列维纳斯这股精神力量，不仅源于犹太人民数千年的灵性传统，也出自个人的牢狱经历，“这一点可透过字里行间感觉得到。这大概也是这篇文章之所以深深打动我的原因”。

哈维尔的信中并没提他读的是列维纳斯的哪篇文章。我们不知他据何猜测作者曾是一位同他一样的囚徒，只知他写道：“列维纳斯认为应当有些‘新起点（即以责任而非自由作为“我”的支点—笔者注），认为责任奠定了不对等的伦理处境，而这不适于宣传，仅适于承担。这些观点同我的经历和看法完全契合。也就是说，‘我应当对世界的状况负责。”由于受迫害而沦为阶下囚的哈维尔，不但没在艰难的处境中沉沦，反而从列维纳斯的著述里发现了心灵的共鸣，更迫切地思考一种从常识看来根本不可能的责任：世界的更新需要从“我”开始，需要“我”承担更多的责任，超出人们惯常认为的责任同自由或义务相称的原则。显然，这种责任观并非一个自明的公理，而是一种思想和精神，是列维纳斯留给世界的哲学遗产。

今年是列维纳斯最重要的著作《总体与无限》出版六十周年。六十年前，当这本书的书稿被法国著名的伽利玛出版社拒绝，转而投奔荷兰海牙一家出版社时，人们始料未及，它竟意味着一位当代哲学大师的横空出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