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马场公彦

日本战后思潮的形成与发展的根本在于战后民主主义。出版业，尤其是杂志在这一过程中发挥了重要功能。日本各派知识分子通过何种媒体杂志、书籍影响着大众精神文化，呈现社会背景、出版社经营、读者需求的互动，是值得探索的问题，借此也可以梳理近代、战后初期及冷战阶段，以及进入大众消费时代之后，日本出版活动及其中体现的思想精神史的变迁。

一、近代“综合杂志”的兴起与大正民主以来的书籍文化

相较其他国家，日本出版业有一个显著特点：截至二0一五年，杂志销售额在全国出版物总销售额中一直占比一半以上，高于书籍的销售额。尤其自二十世纪二十年代以来，杂志是面向国民展开思想启蒙教育的重要工具。

在近代日本，从明治维新到大众消费时代（即截至七十年代）的近百年间，“综合杂志”成为日本独有的主流杂志形态。综合杂志近似于其他国家的“高端报刊/ 杂志”（Quality Paper/Quality Magazine），囊括学术、评论、报道、文艺、快讯、娱乐等各类内容，但目标读者是更为广泛的大众。综合杂志在近代初期有显著的知识分子特征，不仅报道新闻，还针对时局、时势发表批判性言论，在野精神是其重要的精神内核。通过以综合杂志为核心的大众媒体评论空间，公共知识分子或文化人可不受狭窄的专业性或细分学科的限制，站在综合性立场向广泛大众发表言论，增强“民意”的凝聚力，推进舆论乃至国民意识一体化。由知识分子、综合杂志、读者大众三层构成媒体言论的空间，即所谓论坛（Arena of Discussion）。

与综合杂志相映成趣的，是近代日本极为独特的书籍出版生态。日本书籍出版的兴起，得益于明治时期以来近代教育制度的确立，国民教育普及，平民群体有了较高的识字率。二十世纪二十年代，日本进入大正时期后，城镇化发展，使得以城市为中心的电影、戏剧、流行音乐等大众文化日益繁荣，出现了“大正民主”。日本书籍出版正是在此期间有了创新形式，出现了“一円本热潮”（一日元书热潮）。此前书籍是较为昂贵的物品，普通大众无缘接触。一九二六年末，改造社发行的文学全集定价为一日元一册，异常廉价，畅销一时。

岩波书店也在这次热潮中发现了商机，一九二七年创办的岩波文库意在向万民开放紧锁于象牙塔中的知识宝库。文库本在尺寸上近似于袖珍本，定价低，所收录的书目皆是精选自古今東西、曾以单行本形式发行过的名著。创办之初，岩波文库的定价为远低于“一円本”。大量民众读者阅读热情高涨，有读者来信称赞：“我此生的教养就靠岩波文库了。”（安倍能成：《岩波茂雄传》）

伴随着大正民主的出现，“大正教养主义”时代来临，民主主义及教养备受重视，出版不再只是专家的圈内事，大众逐渐成为出版的重要支柱。在此过程中，各出版社的风格、领域逐渐定型，比如，文艺书看新潮社，社科书看改造社，哲学书看岩波书店，大众娱乐书看讲谈社。后来，文库本通常在单行本发行两年后发行，功能上类似于欧美出版业的平装本，逐渐固定为日本独有的出版形态。

“新书”也是日本出版业独有的形式创新。一九三八年，岩波书店创办了尺寸袖珍、较文库本稍长的岩波新书。不同于以古典为核心的“文库”，“新书”是围绕当前的议题所著的书籍，其特点在于轻便、廉价、内容通俗易懂。岩波“新书”旨在表明反对侵华战争的态度，以期在闭塞、排他的国粹主义风潮中，赋予国民广阔的国际视野和科学知识素养，普及自由开放的思想。

二、战后民主主义的诞生

“二战”结束后，日本出版业与其他行业一样面临重建。在接受《波茨坦公告》、无条件投降后，日本放弃一切武力，被GHQ（驻日盟军总部）占领，政治、外交、经济决策权均被剥夺，文化出版与言论要接受滴水不漏的严格审查。由于所有出版活动都受到GHQ 宣传、审查政策的限制，文艺评论家河上彻太郎将这种自由称为“配给制自由”

此时日本人普遍被虚脱感击垮，还面临粮食等生活物资的极度匮乏。不过，他们也从军国主义重压下获得了解放。在这种有限度的自由之下，报纸、广播、电影等所有媒体都想取回在政治、外交、经济、军事领域被一举夺走的话语权，一时间百花齐放。当时，报社、杂志社等出版机构数量繁多，以首都圈为中心向全国扩散，其中大半由民营企业经营。继大正民主时期之后，综合杂志再次迎来空前的黄金时期（《出版界の动向：昭和21 年上半期》，载《日本读卖新闻》一九四六年六月二十六日）。很多成长于大正时期的杂志再获新生，比如在战时被迫自主废刊的《中央公论》《改造》得以复刊。人们脱离了战时意识形态的束缚，如饥似渴地汲取精神食粮。那些以往无权自主表达的草根群众也不只满足于做被动的接受者，正是他们支撑着战后的民主主义。

战后，不少创刊、复刊或不曾停刊的杂志都染上了浓重的左派色彩，这与占领盟军的教育、言论方针有关。在占领期初期，CIE（民间情报教育局）的宣传、宣抚工作重在向日本国民渗透战争罪恶感，鼓励批判军国主义。在以日本共产党为中心的革新政党及社会运动团体的支持下，不少社会论调都在强调民主革命及战后改革的意义。

日本共产党创办了机关刊物日刊报纸《赤旗》，又在一九四六年创办了月刊杂志《前卫》及新日本文学会用于开展文学运动的文艺刊物《新日本文学》。此外，当时由日共下设工会、关联机构及社会运动团体创办的杂志也不在少数。

各学术领域的学会组织在民主、和平、科学的时代精神下进行了重组，体现出鲜明的左倾色彩。历史、政治、经济领域的人文社会科学界（历史学研究会、历史教育者协议会等）以及理科学术界（民主主义科学者协会等）吹进了新风;妇女解放运动及教育界（妇人民主俱乐部、日本教职员组合）也日益呈现出左倾化的趋势，与日共有着紧密联系。

尽管战后伊始，占据日本舆论主流的是日后被称为“进步知识分子”的左派知识分子，但他们并非都是日本共产党员或日共支持者。为他们提供言论空间的，正是有强烈容共倾向的杂志，以及坚决反体制、反权力、反军国主义的民众。几乎所有知识分子都抱有强烈的自省信念—反省发动战争的过错，负起战败的责任，在此基础上拒绝盲从权威，坚持先个人后国家，科学、自主、客观地思考。其中，以独立自主为核心的民主主义精神最受推崇。

岩波茂雄于一九四六年十二月创办的《世界》月刊极具代表性。岩波茂雄希望“创办触及并指导日本社会现实的综合杂志”，特別是像《文艺春秋》（文艺春秋社）、《キング（KING）》（讲谈社）这类发行量较大的、大众性较强的杂志，以使普通民众准确了解世界形势，从而引领舆论。《世界》创刊之初的一批撰稿人来自“同心会”（由安倍能成发起成立），其成员是战后第一代知识分子，也是老一辈的自由主义者。与在战时不惜入狱也要反抗到底的德田球一、宫本显治等共产主义者有所不同，战后第一代日本知识分子在思想上倾向文化保守主义，他们没有战时从军的经历，应该是送应征入伍的学生上战场的教师。尽管对法西斯主义风潮感到忧虑，但囿于反世俗的精英意识，他们并未对政府思想、言论控制进行彻底的反抗，于是被归入由军部和政府主导的翼赞体制之下，事后深感自责、悔恨莫及。因此，在战后，他们提倡重建依靠道义而非武力的文化国家。

一九四六年四月的《世界》刊登了丸山真男的《超国家主义的逻辑与心理》，该论文堪称战后精神的起点，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丸山是致力于催生、发展战后民主主义的知识分子，他在文中揭露了以天皇制为基础的超国家主义逻辑与心理，并提出了“如何克服超国家主义”的思想课题。这一课题与河上对“配给制自由”的抵触心理相互呼应，共同推动了战后日本的知识社会凝聚为反对迎合体制的左派知识集团。

此外，另一本重要的杂志《思想的科学》（先驱社，后由中央公论社发行）于一九四六年五月创刊，旨在反省日本一部分知识分子的学术成果脱离大众这一现实，有意登载非专业人士的文章，向普通民众介绍可实际运用于日常生活的哲学和思想。该杂志由鹤见俊辅、鹤见和子、武田清子、武谷三男、丸山真男、都留重人等任编辑委员。一九四六年一月由筑摩书房创刊的《展望》，同样吸引了不少左派文人的投稿。

三、战后保守论坛的形成

“冷战”时期，欧洲的“铁幕”已经落下，伴随中国共产党的胜利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亚洲的“竹幕”也徐徐拉开。东京审判、《日本国宪法》实施之后，GHQ 有意将盟军占领下的日本设为“反共”据点，于是转变占领方针，实行“逆向”政策。在朝鲜半岛南北分裂战争的背景下，“反共”风暴席卷美日。一九五一年九月，日本与美国签订了《日美安全保障条约》。再次走上军备发展道路的日本面临和平民主名存实亡的危机。

日本民众与思想界对此反应激烈，大量国民参与了反对修订《警察管职务执行法》《日美安保条约》等的左派运动。在此期间，《世界》的主要撰稿人从初代的保守主义者逐渐变为第二代的大塚久雄、丸山真男、都留重人、加藤周一、鹤见俊辅等人。他们虽不是马克思主义者，却也认可甚至支持共产主义思想，坚持反战、非武装中立、反美、反基地的信念，反对日本政府与美国结成安保同盟来损害和平宪法。学生及工人也受到鼓动，组织大众开展运动。

这些“进步知识分子”的言论以及工会、学生组织的行动，引起了文化保守主义者的反感。日本保守思想流派错综复杂，比如，日本浪漫派等主张回归审美传统，右翼集团主张国粹主义尊皇论，京都学派等主张反欧美中心主义，自民党主流派主张支持日美同盟、重视国家利益等。尽管保守思想的内涵难以简单界定，不过，“反共”是这些流派的最大公约数。

实际上，保守主义一方始终具有坚实的政治基础。日本战败后的复兴，在某种程度上得益于朝鲜战争的特需。五十年代前半期，日本经济已恢复到了战前水平。一九五五年，民主党和自由党合并为最大的参政党—自由民主党，该党所把持的保守政治势力，与最大的在野党—社会党所代表的变革政治势力不分上下，“一九五五年体制”也由此确立。

相较于左派论坛，“反共”自由主义学者们缺乏可以壮大势力的组织，以及可供发表言论的杂志。直到一九五六年，“日本文化论坛”成为他们的据点。该论坛受福特财团的资助，是“文化自由会议”（CCF）在日本发展组织的一步，后者是一九五0年设立于西柏林的“反共”自由主义组织。“战时一代”的保守思想家如小泉信三、田中美知太郎、竹山道雄等高举“反共亲美”的旗帜，反对狂热的大众运动，摆开尊重个人自由的论阵。

一九五九年，由竹山道雄担任主编的右派论坛刊物《自由》，吸引了上述保守思想家的积极投稿。《自由》潜藏着引导舆论支持《日美安保条约》 修订的意图。分别于一九七一年、一九七三年发刊的《诸君》《正论》也成为右派保守论者的发声论坛。

新兴宗教及政党势力也成立了自己的媒体，通过月刊杂志向信徒之外的大众发表言论。例如，创价学会旗下的潮出版社创办了月刊《潮》。一九六四年，创价学会成立了公明党，作为中间政党，该党政治势力不断壮大，如今已成为支撑多党制政治的一方势力。

四、大众消费社会当中的右倾化

六十年代之后，日本逐渐步入大众消费时代，这极大地改变了日本杂志及媒体的内容形态。一九五八年，日本皇太子订婚，次年完婚，婚礼游行掀起了“美智子热”，发布相关小道消息的周刊杂志销量十分可观。电视的销售额也迅速上涨，电视普及到各家各户的“电视时代”来临。一九五九年，《周刊少年Magazine》与《周刊少年Sunday》相继发刊，以儿童为中心的漫画文化也逐渐成形。

六十年代末，池田勇人内阁推出国民收入倍增计划;到了七十年代，日本经济进入高速增长期。普通民众收入增加，家庭经济逐渐富裕，拥有更多的闲暇时间。此时的普通“民众”，已成为具有消费能力的“大众”。

在日本逐渐转变为大众消费社会的过程中，意见领袖、知识分子的英雄色彩不断变淡，其光环逐渐消失。曾是杂志主流的综合杂志销量下降，年轻群体逐渐成为杂志的主要读者。为迎合读者兴趣及见解的多样化，杂志分类逐渐细化。同时，伴随学术界细分化、分工化的倾向增强，论坛也出现了专业化、技术化的趋势，其舆论酝酿能力下降。在此过程中，综合杂志式微，社会大众对论坛的期待值暴跌，论坛逐渐瓦解。

与此同时，以左派为中心、广泛及大规模的社会运动逐渐失去威势。農地改革及工业化加快了日本的城镇化进程，以往民众运动的据点逐渐丧失了乡土性，运动的发起群体渐渐只集中在学生及企业工会之中。七十年代，《安保条约》的再次修订正处于学潮频发时期，但当时的反对运动已经缺乏六十年代时那种统一的凝聚力和动员力〔当时，主要的反对运动有“越平联”（实现越南和平！市民联合）、由学生发起的新左翼、全共斗运动〕。自此，社会运动的中坚力量由“民众”“人民”变为“市民”这一新兴群体。以市民为主体的社会运动通常被称为“市民运动”，其规模较小，诉求细分。

八十年代起，随着经济增速放缓，日本生活上的保守主义开始流行。此时，泡沫经济出现，地价高涨，国民生活富裕，“一亿总中流”（九成国民自认为是中产阶级）成为国民意识，奢靡攀比之风盛行。个人主义、保守主义成为当时盛行的思潮。个人主义是指不干涉他人，优先考虑按自己的兴趣爱好生活的态度;保守主义则指优先维持个人或家庭生活稳定及享乐的处世方式。

在这一时期，杂志开始着重提供符合读者个人爱好的生活资讯，内容走向细分化、娱乐化。学术与社会的距离越来越远，学术相关杂志的编辑与出版工作，弱化了对社会影响力的追求，慢慢成为个人或学科组织发表学术成果的媒体。

九十年代起，泡沫经济崩溃，日本经济进入了“失去的二十年”。此前只开展国防工作的日本自卫队借海湾战争、阿富汗战争及伊朗战争之机，开始参与海外军事活动。生活保守主义盛行的社会氛围，逐渐向带有排外主义色彩的政治右倾化保守主义倾斜。

学术界、言论界日益受到自由主义史观研究会（成立于一九九五年）、日本会议（成立于一九九七年的政治势力）等右派保守势力的影响。这些团体鼓吹国家主义、保守主义、反共主义，还将之前主流的自省思潮（反省侵略殖民亚洲、批判日本军国主义）贬低为“自虐史观”“东京审判史观”。受保守论坛影响的杂志中，《WILL》（ Wac Magazines）、《月刊Hanada》（飞鸟新社）、《正论》（产经新闻社）、《Voice》（PHP 研究所）等具有一定的舆论势力。

在这一社会形势下，战后民主主义的第二代知识分子于二00四年成立了“九条会”，通过各类媒体号召全社会维护放弃发动战争的日本宪法第九条。“九条会”初创成员是老一辈的自由主义者（大江健三郎、小田实、井上厦、加藤周一、泽地久枝、三木睦子、鹤见俊辅、奥平康弘及梅原猛），他们担忧保守化、右倾化风潮会使战后民主主义变得名存实亡，警惕日本重蹈“二战”覆辙、再次将国民卷入战火。当然，国际舆论带来的影响力也不可忽视。自九十年代起，曾受日本侵略的亚洲各国也开始警告日本，切勿因经济腾飞、国际话语权增强而无度炫耀军事实力。

在近代以来的百年间，日本的综合杂志逐渐成形，并衍生出论坛。两者一同扮演着向导的角色，为普通读者大众提供了涉及各文化领域的大量内容。而且，在浩如烟海的各类书籍中，文库本和“新书”分别引导读者阅读古典名著系列作品和按主题、学科划分的系列书籍，从而快速提高了国民个人修养。

对于当代中国，具有参考价值的并非只是日本近百年间形成的出版文化，还有日本出版文化之中包含的近现代日本经验。当今中国的消费趋势由大量消费时代的生活保守主义引领，日本也有同样的经历。比如，关于中国目前面临的人口老龄化、晚婚甚至不婚人口增多、生育率低、“家里蹲”、霸凌、社会差距悬殊等社会问题，日本就有大量的相关论著，记载着不少失败事例和试错经历。

（本文由黄璐翻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