亓同惠

一

二0二0年十一月二十六日凌晨的广州，依然湿热潮闷。因从日本回国，在酒店隔离已有些日子，百无聊赖， 日夜无常， 茫茫长夜正好读书。几乎在五分钟内，手机微信不断涌来，都是马拉多纳的图片。直觉告诉我，大事不好。

果然，随后的消息铺天盖地，马拉多纳十一月二十五日中午在布宜诺斯艾利斯去世，享年六十岁。不是，或不仅仅是球星、球王或是足球上帝等或真诚或虚誉的名号，此公对于二十世纪五十至七十年代出生的中国球迷而言，可能有着极为特殊的意义。至少对我来说，马拉多纳一九八六年率领阿根廷队夺得世界杯的那副模样，不会也不应该变，所向披靡，将永远代表着勇气、未来和梦想。多少中国少年， 在一九八六年之后， 穿着仿造的阿根廷国家队蓝白间条衫招摇过市， 背后的名字全是马拉多纳，在实在提不起精神的时候，想想他，看看他，或可东山再起，或可卷土重来。

马拉多纳去世后，各方做出了积极回应，足球记者、评论专家和相知故交写出了很多纪念文章，文章以回忆、赞扬、哀叹和追思为主，显示出老马世界性的影响力。其中有位阿根廷学者（身居美国哈佛大学文学教授教席）马里亚诺·希斯坎德（Mariano Siskind），此君以马拉多纳老友之名，在二0二0年十二月四日的《哈佛公报》（The Harvard Gazette ）上发表题为《为何马拉多纳重要》（Why MaradonaMatters ）的纪念文章。

其中提到，马拉多纳“是贝多芬，是在艾比路（Abbey Road）录音棚录制白色专辑（White Album）的四条披头士汉子—约翰、保罗、乔治和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