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德万

摘要：[目的/意义]在G20峰会机制形成过程中，L20跨国智库网络生产的政策知识为加拿大前总理马丁提出的“L20概念”提供了智力支持。研究L20跨国智库网络生产政策知识的组织架构和过程，能够为智库有效参与国际公共决策提供借鉴。[方法/过程]本文通过档案研究和访谈，收集了有关L20跨国智库网络的组织与研究活动的第一手资料，结合“社会网络分析”方法，对L20智库网络推动G20机制升级的过程进行了案例分析。[结果/结论]通过维持“蛛网社会网络”结构和遵循“查塔姆研究所规则”，L20跨国智库网络让学者、专家和政策官员之间实现双向互动，共同参与政策知识的生产，确保了生产出的政策知识的可信性和权威性。L20跨国智库网络不仅研究全球治理失序的原因以及可行的改革方案，还努力把其政策概念和政策建议传播到各国决策层，以推动全球治理改革。在G20峰会机制形成过程中，L20跨国智库网络发挥了政策咨询和政策倡议的作用。

关键词：L20跨国智库网络    政策知识生产    全球治理改革    20国集团

分类号：C931.5

在二十国集团（Group 20，G20）部长会议升级为二十国集团首脑峰会的过程中，两个加拿大智库——国际治理创新中心（Centre For International Governance Innovation，CIGI）和维多利亚大学全球研究中心（Centre For Global Studies，CFGS），共同牵头组建的一个庞大的跨国智库网络提供了很大的智力支持。2003—2008年，这个全球性智库网络不仅研究全球治理失序的原因以及可行的改革方案，还努力把其政策建议传播给有国际影响力的国家决策层，为全球治理改革提供了知识基础。本文主要通过案例分析，研究为何此跨国智库网络能够生产出具有一定的权威性和合法性的政策知识，并为G20部长会议的转型做好知识准备。因此，本文收集了此跨国智库网络在2003—2008年所举行的一系列政策研讨的记录和报告，并通过访谈获得了此智库网络的组织、研究活动的第一手资料，结合“社会网络分析”（social network analysis）研究方法，考察了该智库网络如何开展各种研讨并输出权威的政策知识。

1  L20跨国智库网络的政策知识生产过程

2003年，保羅·马丁（Paul Martin）提出了一个新的政策概念——Leadership 20（L20）。其曾以加拿大财政部长和央行行长的身份参加G20部长会议，基于会议期间的体会，结合其对世界格局的观察[1]，马丁认为，应该召集二十国集团首脑峰会，让发达国家和新兴国家的政府首脑会面，以有效地解决棘手的全球问题。当时，马丁正在角逐加拿大自由党党魁，并非常期望L20是其以加拿大总理的身份发起的一项重要的政策倡议[2]。

2003年，戈登·史密斯（Gordon S. Smith）是CFGS的负责人，而约翰·英格里希（John English）则是刚刚成立的CIGI的首任主任。戈登·史密斯具有丰富的外交政策经验，约翰·英格里希则拥有丰富的学术研究经历，并享有卓越的学术声誉，以及参与政治事务的经历。两人兼具政策经验和学术研究的背景，因而获得了马丁的信任。马丁特意邀请CIGI联合CFGS，与其他国家的相关智库合作，建立一个全球性智库研究网络[3]，为其倡议的L20概念提供智力支持①。

在马丁的邀请和支持下，CIGI和CFGS一共进行了四个阶段的研究项目：2003年年初至2006年5月的“L20项目”（L20 project）、2006年7月至2007年9月的“打破全球治理僵局”（breaking global deadlocks）、2007年9月至同年10月的“扩大与深化全球治理项目”（widening and deepening global governance projects）、2008年3月至2009年12月的“G8首脑峰会现代化”（modernizing the G8 summit process）[4-5]。该跨国智库网络可分为两个发展阶段：第一阶段，主要通过L20项目对全球治理僵局的原因进行分析，并取得了一些共识;第二个阶段，从第二个研究项目到第四个研究项目，主要目的是对可行的改革方案进行研究和论证，同时，向政策决策层传播L20概念，以影响政策决策。

1.1  第一阶段：讨论全球治理僵局的原因

第一阶段中，L20项目主要是研究L20概念的基础。“L20项目”探讨了以更具代表性和更有效的首脑会议取代G8首脑峰会的理由，重点研究将G20部长会议升级为首脑峰会这个方案。“L20项目”也研究了可能作为L20峰会议题的一些全球性问题。

由表1可知，L20研究项目可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主要是研究L20概念，探讨L20峰会可以推动解决现有政府部长论坛或首脑峰会难以解决的政策问题[2]。第二阶段，主要研究L20峰会可能解决哪些全球性问题。这是通过一系列区域性会议完成的，每个区域性会议均侧重于分析一个重大的全球性问题。该项目的第二阶段共召集了7次会议，包括每次讨论一个确定主题的6次会议及1次总结会议。前6次会议都采用统一的、固定的研讨模式。在召开会议之前，进行背景研究，以更好地了解该问题在国际层面的影响，以及不同国家的立场和存在的利益冲突。随后，在地域和性别代表性原则基础上，成立一个专家组——由学者、政策专家、各国和国际组织的官员组成。研讨通常有20～35名参加者，以确保进行建设性的辩论。研讨会遵循“查塔姆研究所规则”，以确保讨论过程的坦诚性和开放性。在2005年2月20日，组织召开了1次总结会议，并向马丁提交了1份非正式报告。马丁根据提交的报告，在《外交事务》（Foreign Affair）杂志发表了一篇宣传L20概念的文章[6]。第三阶段是在世界各地一共举行了11次研讨会，以探索可以进入L20峰会议程的全球问题，具体讨论了流行病、联合国改革等问题。其中，前10次会议仍然遵循“查塔姆研究所规则”。2006年5月CIGI、CFGS与布鲁金斯学会合作，举行了为期两天的研讨会议，会议的目的是寻找“一揽子交易”的机会，以突破碎片化改革的局限。

经过一系列研讨，L20智库网络内部达成了一个重要的共识：现有的国际机制和国际合作进程已无法推动解决关键的全球性问题，已经形成了一个“僵局”。引起“僵局”的原因主要有3个。第一，新兴经济体被排除在国际治理政策决策过程之外。许多新兴国家要求在主要国际机构中重新平衡投票权。在关于国际金融机构、联合国安全理事会组成的辩论中，这个问题是讨论的焦点。第二，全球性问题性质发生变化，各个问题领域相互依赖性增加。由于不同领域是相互交叉的，不能在过于强调问题领域的边界的前提下谈论国际机构的改革。第三，缺乏一个包容性治理架构，无法达成政策协调所必要的政治共识。只建立相关的专家和高级别问题研究小组是远远不够的，更需要主要国家的国家首脑坐在一起，共同商议，必须提出改革计划，并采取改革行动[7]。

1.2  第二阶段：筛选可行的改革方案

后三个研究项目的主要目的是，在第一个研究项目的基础上，研究可行的全球治理改革方案。在马丁提出L20概念之后，与会专家就各种全球治理改革方案进行了开放性讨论，主要讨论了改革联合国、国际金融机构和其他国际论坛机制的可能性，以及在“双轨制”基础上进行改革的方案。其中，“双轨制”是指并行的G8首脑峰会和G7/G20财长和央行行长会议[8]。由于联合国决策过程繁琐，其制定的政策很难落实，联合国改革举步维艰;而其他负责功能性业务的国际经济机构不是政府首腦论坛，不具备以跨部门的方式处理多个全球问题所需的领导力，并且面临着合法性不足的问题。因此，首脑峰会改革方案的讨论主要围绕“双轨制”而展开。

进一步的讨论集中在三个可选方案上[9]：第一个方案，让G8首脑峰会最终被L20首脑峰会取代;第二个方案，在G8首脑峰会的基础上扩大，吸纳金砖国家，成为新的首脑峰会论坛;第三种方案，升级已有的G20部长会议，成立新的L20峰会。其中，第三个方案是马丁本人所倾向的改革方案[10]。参与讨论的专家还认为，应该从政治层面考虑不同方案的可行性。然而，无论哪种改革，必须要做出实质性的改变，必须对原来的排他性国际论坛做出重大调整，以确保新兴经济体能够进入谈判桌，从而鼓励这些新兴经济体为解决全球问题做出贡献[11]。

那么在三种方案之间的竞争中谁能胜出？选择不得不受制于国际政治的内在逻辑。加拿大前总理马丁所倡议的国际治理改革，是发达国家主动发起的一次变革国际秩序的努力，这种变革的目的是维护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在国际秩序中的主导地位，最终胜出的是能够继续维护西方国家主导地位的方案。因此，对西方国家而言，升级已有的G20部长会议，成立G20峰会，同时继续保留G8首脑峰会，是最优的选择方案。G8首脑峰会是工业化国家进行宏观经济协调和国际政策合作的一个俱乐部。长期以来，发达国家不想让发展中国家加入。在2000年之后，日本特别警惕改变G8首脑峰会排他性俱乐部的性质，而美国的态度也很不明朗[9]。因此，在G8首脑峰会的基础上扩大峰会，吸纳金砖国家，不可能得到工业化国家的全体一致支持，而关于G20峰会取代G8首脑峰会机制的想法就更不可能[3]。相对而言，第三种改革方案最具可能性。其主要原因有以下两点。第一，升级G20同时保留G8首脑峰会。西方工业化国家可以实现双重目标：一方面，利用G20在某些问题上与发展中国家协调，规制发展中国家的行为，同时，还可以让发展中国家承担国际治理成本;另一方面，利用G8首脑峰会的排他性质，把某些问题的讨论限制在小规模俱乐部内部，保持对这些问题的控制权。第二，G20部长会议已经具有解决国际问题的能力，并且被证明在解决某些问题上已取得了效果。

CIGI首任主任约翰·英格里希教授在回忆该过程时指出，经过多次研讨，与会专家逐渐形成了一个新的共识，即G8首脑峰会已不足以应对不同层面上的多种挑战，“金砖五国”的形成对G8首脑峰会的地位提出了挑战。2004—2006年的一系列会议清楚地表明，“金砖五国”不愿意作为扩大的G8首脑峰会的“附加成员国”。特别是，在伊拉克战争之后，时任美国总统的乔治·布什对G8首脑峰会的敌意，使得与会的专家和学者们认识到，在G8首脑峰会基础上进行首脑峰会改革是不可行的，而升级G20部长会议是最具可行性的②。

2  L20跨国智库网络生产政策知识的组织形式

保证L20跨国智库网络生产的政策知识的可信性和权威性，是其提出的政策建议具有可行性的一个前提。通过邀请高级政策官员、学者，并遵守“查塔姆研究所规则”，自由、平等地交换意见，并进行模拟研究，确保了L20跨国智库网络提出的政策建议的可行性。

2.1  研讨过程广泛使用“查塔姆研究所规则”

在第一个研究项目（L20项目）中，多个研讨会议遵循“查塔姆研究所规则”。第四个研究项目的研讨仍然坚持这一规则，第四个研究项目共进行了8次执行“查塔姆研究所规则”的研讨[12-13]。“查塔姆研究所规则”是英国皇家国际事务研究所为促进专家与学者有效地研讨国际问题而制定的会议规则。“查塔姆研究所规则”分别于1927年、1992年和2002年进行了修改。其主要内容是：如果一个会议或会议的一部分是按照“查塔姆研究所规则”进行的，那么与会者可自由使用在会议中所获得的信息，但不得透露演讲者及其他与会者的身份及其所属机构的信息。该规则允许人们以个人的身份发言，并发表可能不代表其所属的组织或机构的观点。由于与会者不必担心自己的发言被公开引用而对自己的声誉或对他方产生影响，发言时就可以感到更放松。发言者可以自由表达自己的意见，并可对其他参与者的意见提出异议。“查塔姆研究所规则”可以大大增加会议讨论的观点和意见的多样性，保障了自由讨论，从而降低了发生“集团思维”的风险。

2.2  邀请高级官员，开展模拟研究

2003—2008年，CFGS和CIGI联合其他重要的研究机构和国际组织，举行了约30次研讨会。邀请技术专家和行政管理专家进行公开性、坦诚性的研究和论证，这是确保其政策知识具备权威性的重要策略之一，并且该智库网络的参与者包括高级官员。加拿大前总理保罗·马丁和英国前首相戈登·布朗也出席了研讨会议。随着个别领导者开始公开支持L20方案，这些政策构想很快地引起了其政策顾问的注意，如法国前总统萨科奇的高级国家安全助理让-大卫·莱维特（Jean-David Levitte）、巴西前财政部长、前外交部长佩德罗·马兰（Pedro Malan）、东盟前秘书长素林（Surin Pitsuwan）等[14]。

CFGS和CIGI研究项目设计的一系列模拟研究，为L20构想提供了“概念验证”。具体而言，第二个研究项目模拟了在一个较小规模的首脑峰会框架（14个国家）下，研究解决气候变化问题的可能性[2]。仿照支持G8峰会的筹备过程，邀请前政府官员、主题专家、意见领袖参与，共同模拟新的首脑会议进程。会议期间，政府官员与来自G20国家的主题专家一起模拟支持G8峰会机制的筹备过程。14个国家领导人的私人代表界定首脑们将解决的问题，并讨论可能的解决办法，然后共同起草一份峰会公报草案，实际上是一份多赢的“一揽子交易协议”，作为首脑们最终讨论并做出政治决策的基础。这些模拟研究显示，新的L20峰会模式确实有助于国家在这些棘手问题上达成一些共识。模拟研究结果表明，这种包容性和精心准备的过程可以就全球气候问题形成一种基于共识的、务实的解决方案[15]。这些研究得出的结论是，预计G20首脑峰会确实能够比G8更加有效地解决全球性问题。

3  L20跨国智库网络政策知识向决策圈的传播

在马丁担任加拿大总理期间（2004—2006年），其利用官方身份和私人关系网络，在一系列与其他国家高层领导人的单独会谈中，不断地进行有目的的政策倡议，建议设立一个平行的L20峰会的想法，以争取其他国家领导人的支持，因为马丁只有获得了更多国家的支持，特别是美国的支持，L20构想才能成为现实。

2004年4月29日，马丁在威尔逊国际学者中心（Wilson Center）向包括学者、媒体代表在内的500多名观众，阐述了建立L20首脑峰会的重要问题[16]。威尔逊国际学者中心与美国的政策界保持了良好的联系，在美国的公共政策辩论中曾起着重要的作用，故基于CIGI领导的智库网络的研讨结果，马丁精心挑选了在威尔逊国际学者中心阐述L20构想。这也是马丁第一次向政策界和媒体界传播L20概念③。马丁在演讲中强调，建立良好国际治理的责任，最终要世界主权国家的政治领导人来承担[17]。

2005年，马丁又在《外交事务》杂志上刊文，简明扼要地提出了升级G20为首脑峰会的想法，再次向政策界介绍了L20概念。马丁回顾了20国集团财长会议的产生和运作的情况，论证了需要G20高层政治领导人共同出席论坛的必要性，概述了L20的可能构成、最初议程设置、角色，以及与现有多边组织的关系[6]。马丁在美国外交政策圈较有影响力的期刊《外交事务》上表达相关的想法，是一种战略性的选择，这是因为如果马丁得到了美国的支持，那么这个政策构想几乎就能成为现实[18]④。

马丁在选举失败，不再担任加拿大总理之后，仍然积极参与学术讨论，利用其影响力传播L20概念。2007年，《全球治理》（Global Governance）杂志组织了一期专刊，讨论“打破全球治理僵局”的问题，马丁积极响应，与其他国家的学者和官员共同参与讨论。马丁写道，就今天的大多数重要的全球问题而言，只有重要的国家相互直接接触、商讨，才能找到解决问题的答案。因此，L20将是实现国际政策决策框架更加有效的第一步，但L20不会削弱现存机构的优势。L20是一个建立在G8非正式性和灵活性基础上的具有更多成员国的国际机制。L20既是解决8国集团的缺陷的一种良好的方式，又将为联合国提供有价值的补充。来自世界各地的重要国家的领导人进行非正式的会议，可以为已经陷入僵局的全球政策问题提供有效的解决方案，其结果将是气候变化、健康和冲突管理等全球问题的解决取得真正的进展[10]。

4  L20跨国智库网络的结构对其政策知识的权威性的影响

CIGI和CFGS领导的L20跨国研究网络，通过四个研究项目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搭建了一个沟通交流和政策学习的平台。本文选择所获得的五次重要会议的参会者名单来加以阐述。这五次会议的时间跨度为2003—2008年[19-23]。按照时间先后顺序，这五次会议的出席人数分别为35人、44人、16人、28人、44人，總共为167人次。对这五次会议的出席人员名单的分析显示（见表2）：出席全部五次会议的有2人，即加拿大维多利亚大学全球研究中心主任戈登·史密斯和副主任巴瑞·卡林（Barry Carin）;出席其中四次会议的有2人，即加拿大前驻联合国大使保罗·海因贝克（Paul Heinbecker）和墨西哥外交部前部长、墨西哥前驻联合国大使安德烈斯·罗森塔尔（Andres Rozental）;出席其中三次会议的有7人，包括加拿大前总理马丁;出席其中两次会议的有16人;只参加其中一次会议的有96人。CIGI和CFGS领导的跨国研究网络以加拿大的官员和学者为核心，囊括了国家外交官员、国际组织官员、官员顾问、学者、智库专家、基金会项目官等高级政策专家和高级学者。

这几次研讨会的规模也得到控制，人数在16～44之间不等。这样的安排主要是让参会者可以自由、开放、有效地进行讨论，让官员、学者、智库专家坦诚地交流信息和思想，相互学习，这是一个松散的、但有效的知识网络。特别是官员的积极参与，让研讨能够直奔主题，针对政策决策者关注的重要问题进行研讨，使获得的共识和政策建议能够更加容易地输入政策决策圈。时任加拿大总理马丁在这个跨国知识网络中扮演着关键角色：一方面，马丁积极地支持CIGI和CFGS的研究工作，并参与研讨;另一方面，其还在研讨的基础上积极地向重要国家的首脑倡导L20概念。

使用社会网络分析可以对L20智库网络进行深入分析。社会网络分析，也叫“社会结构分析”，是一种全面、综合地研究社会关系结构如何影响社会体系中的资源分配和行为体互动结果的研究路径。社会网络分析认为，社会结构，即社会行动者之间形成的关系，是一种客观的、真实的社会存在，其就像引力一样看不见，但是在发挥作用。社会网络分析方法就是要把社会、经济、政治和文化的结构等高度抽象的概念，通过行为体之间的关系模型描述出来。社会网络分析方法是把外在的社会结构作为解释行为体的互动行为及其结果的自变量，这不同于个体主义方法研究路径。个体主义方法往往把行为体的内在动机或意向作为解释社会行为的自变量，认为动机或意向是驱使某行为体自愿地或有目的地向预期目标行动的内在力量。比如因个体的心理需求，或者行为体经过社会化，而自愿遵守社会规范[24]。L20跨国智库网络中，CIGI的负责人约翰·英格里希和CFGS的负责人戈登·史密斯与加拿大前总理马丁早就建立了良好的私人关系，在马丁的邀请下，CIGI和CFGS共同邀请其他国家的知名智库专家、高级外交官员参与研讨活动。由CIGI和CFGS的管理者和高级政策研究专家根据政策辩论的需要，选择并邀请专家、官员加入跨国智库网络，参加政策研讨和辩论。一般邀请已经建立了良好合作关系的其他智库专家、学者参与辩论，或者利用私人关系邀请高级政府官员。虽然有新的成员不断加入，但是这个跨国智库网络的社会网络结构一直没有发生根本性的变化（见图1）。

從图1可以看出，加拿大前总理马丁处在一个“蛛网社会网络”的中心点，其与一些重要国家的领导人保持的紧密关系，使得马丁可以获知其他国家对全球治理改革的利益关切和真实意图，马丁可以把这些信息传递给CIGI和CFGS以及参与研讨的相关政策专家。在整个L20跨国智库网络中，CIGI和CFGS占据了另一个中心点位置，在其外围有其他智库代表或政策参与者。外围成员是CIGI和CFGS根据政策需要而选择性地邀请的，外围成员的参与度比较随意、松散。每一次研讨会之后，CIGI和CFGS会让其资深政策专家撰写会议总结报告。在总结报告的基础上，CIGI和CFGS会向马丁提供相关的政策咨询报告。然后，马丁会根据这些政策报告，不断地向其他国家的领导人传播全球治理体系改革的必要性以及L20概念。一方面，CIGI和CFGS的良好组织工作，可以保证政策研究、会议研讨具有较强的连续性，四个研究项目之间表现出了非常好的逻辑上的连续性;另一方面，通过向马丁提交政策报告，其政策建议也能准确、有效地传递给各国的政策决策层。“蛛网模式”的社会网络结构，保障了“二十国领导力”跨国智库网络建立起了一种直接而且集中的信息沟通机制。

5  结束语

在马丁的邀请下，CIGI和CFGS组织起一个松散的跨国网络，以讨论与全球治理变革有关的问题，生产相关的政策知识，并努力把这些政策知识传递给具有影响力的国家的决策层。加拿大的官员和智库专家、学者构成了这个智库网络的核心，而其更广泛的成员包括了众多国家的智库专家、学者、国家政府官员和一些重要国际组织的行政官僚。这些成员具有不同的专业背景，既包括自然科学家，也包括社会科学家和政策官员，成员们需遵循“查塔姆研究所规则”，进行开放的、坦诚的交流，并形成了一项重要的因果共识：要打破全球治理的“僵局”，主要国家的首脑需要坐下来，共同商议，必须提出改革计划，还需要坚定的政治意愿，促成最终的改革行动。升级原有的G20部长会议为G20首脑峰会，保留G8，是最佳的选择方案，也是全球经济治理架构演变的合乎逻辑的发展趋势。

在G20机制升级的过程中，CIGI和CFGS领导的跨国智库网络主要起到了两个重要作用：第一，为L20构想提供“概念验证”，研究L20的具体操作方案，为L20的实现提供组织架构方面的可行性验证;第二，在政策界和智库、大学等研究机构之间搭建沟通和学习平台，促使国家和国际组织的官员和智库专家以及学者之间的知识交流和共同学习，官员的积极参与则有利于L20概念输入政策决策层。

L20跨国智库网络具有共同的政策目标和政策行动，即推动L20概念成为现实。在该过程中，L20 跨国智库网络成为向政策决策界传播L20概念的一个知识传输带。政策官员的参与，尤其是加拿大前总理马丁先生的积极倡议和公共活动，便利了这种知识向决策层的传播。但是，跨国智库网络影响政策变化的能力是间接的，因为L20跨国智库网络是马丁发起的一个政策研究和倡议网络，其最终成为一个政治现实，需要其他重要国家的政治领导人的认可和支持。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机是G20升级的“催化剂”。在2008年的金融危机爆发后，欧洲国家和美国的领导人认识到L20概念所倡导的国家首脑峰会机制对于解决这次危机的重要性，因此，有了强烈的政治意愿采取行动，G20首脑峰会最终形成。

参考文献：

[1] MARTIN P. “Time for the G20 to take the mantle from the G8，” the G20 research group at university of Toronto eds.， growth， innovation and inclusiveness： G20 at ten[M]. London： Newsdesk Media Group， 2008： 24-25.

[2] HEAP P C. Globalization and summit reform： An experiment in international governance[M]. New York： Springer and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Research Centre， 2008： 4， 77.

[3] SMITH G S. G7 to G8 to G20： Evolution in global governance[EB/OL]. （2011-05-25）[2020-04-20]. https：//www.cigionline.org/sites/default/files/g20no6-2.pdf.

[4] University of Victoria. The centre for global studies annual report 2007-2008[EB/OL]. [2020-05-10]. https：//www.uvic.ca/research/centres/globalstudies/assets/docs/publications/cfgs-annual-repot-2007-2008.pdf.

[5] University of Victoria. The centre for global studies annual report 2010-2011[EB/OL]. [2020-04-06]. https：//www.uvic.ca/research/centres/globalstudies/assets/docs/publications/2011-CFGS-Annual-Report.pdf.

[6] MARTIN P. An L-20 should get political leaders doing what they alone can do-making tough choices among competing interests and priorities： A global answer to global problems[EB/OL]. （2005-05-01）[2020-03-20]. https：//www.foreignaffairs.com/articles/2005-05-01/global-answer-global-problems.

[7] BRADFORD C I J， LINN J F. Global governance reform： Breaking the stalemate[M]. Washington， D.C.： Brookings Institution Press， 2007： 3-4.

[8] BRADFORD C I J， LINN J F. Reform of global governance： Priorities for action[EB/OL]. [2020-04-10]. https：//www.brookings.edu/wp-content/uploads/2016/06/pb163.pdf.

[9] ENGLISH J， THAKUR R， COOPER A F. Reforming from the top： A leaders 20 summit[M]. Tokyo： United Nations University Press， 2005： 8-11， 16-17.

[10] MARTIN P. Breaking global deadlocks in global governance： The L-20 proposal[J]. Global Governance， 2007， 13（3）： 301-305.

[11] BRADFORD C I Jr， LINN J F. “Summit reform： Toward an L-20，” in BRADFORD C I. Jr.， LINN J F. eds.， Global governance reform： Breaking the stalemate[M]. Washington D.C.： Brookings Institution Press， 2007： 78.

[12] The Centre for Global Studies， University of Victoria. Annual report 2008-2009[EB/OL]. （2005-05-01）[2020-03-20]. https：//www.uvic.ca/research/centres/globalstudies/assets/docs/publications/2008-09-CFGS-Annual-Report-Final.pdf.

[13] CARIN B， SMITH G， BATES-EAMER N. Modernizing the G8 summit process project： Final report to IDRC [EB/OL]. （2009-12-22）[2020-03-20]. https：//idl-bnc-idrc.dspacedirect.org/bitstream/handle/10625/46292/132789.pdf.

[14] HEAP P. Breaking global deadlocks： A Canadian track 1.5 success[M]. Calgary： Canadian Defence & Foreign Affairs Institute， 2009： 13.

[15] CARIN B， THAKUR R. Global governance for a global age： The role of leaders in breaking global deadlocks[EB/OL]. （2008-11-01）[2020-03-26]. https：//www.cigionline.org/publications/global-governance-global-age-role-leaders-breaking-global-deadlocks.

[16] 2004 annual report of the Canada institute at the Woodrow Wilson international center for scholars[EB/OL]. [2020-03-20]. https：//www.wilsoncenter.org/sites/default/files/2004%20Annual%20Report.pdf.

[17] MARTIN P. Address by prime minister Paul Martin on the occasion of his visit to Washington， D.C.[EB/OL]. （2004-04-29）[2020-04-10]. https：//www.canada.ca/en/news/archive/2004/04/address-prime-minister-paul-martin-occasion-his-visit-washington-dc.html.

[18] HAJNAL P I. Summitry from G5 to L20： A review of reform initiatives[EB/OL]. [2020-02-12]. https：//www.cigionline.org/sites/default/files/paper_20_peter_hajnal.pdf.

[19] CFGS/CIGI report： The G20 at leaders level？[EB/OL]. （2003-10-26）[2020-03-15]. https：//www.uvic.ca/research/centres/globalstudies/assets/docs/publications/G20ProjectConferenceReportOct2003.pdf.

[20] CFGS/CIGI report： The G-20 at leaders level？ [EB/OL]. （2004-02-29）[2020-03-15]. https：//www.uvic.ca/research/centres/globalstudies/assets/docs/publications/G20ProjectConferenceReportFeb2004.pdf.

[21] CFGS/CIGI. Breaking global deadlocks meeting report #1： Environment， climate change， and global governance [EB/OL]. （2008-02-12） [2020-03-15]. https：//www.cigionline.org/sites/default/files/breaking_global_deadlocks_i.pdf.

[22] CFGS/CIGI. Breaking global deadlocks meeting report #2： Reflections on global governance[EB/OL]. （2008-02-26）[2020-03-15]. https：//www.cigionline.org/sites/default/files/breaking_global_deadlocks_ii.pdf.

[23] CFGS/CIGI. Breaking global deadlocks meeting report #3： The future of international governance architecture[EB/OL]. （2008-03-10）[2020-03-15]. https：//www.files.ethz.ch/isn/91414/Breaking_Global_Deadlocks_The_Future.pdf.

[24] 劉军. 社会网络分析导论[M].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4： 13-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