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 佳，侯 佳 佳，亓 颖

(1.中国海洋大学管理学院，山东 青岛 266100；2.中国海洋大学海洋发展研究院，山东 青岛 266100；3.烟台市福山区税务局，山东 烟台 265500)

0 引言

2020年5月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反复强调要“加快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新发展格局要求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战略方向、以技术创新催生发展新动能，促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实现经济高质量增长[1]。旅游业作为我国战略性支柱产业，在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中对于拉动内需具有重要作用[2]。改革开放40多年来，中国旅游业实现了规模发展和效率提升，但随着进入大众旅游时代和文旅融合发展阶段，我国旅游产业、产品和服务体系仍存在综合性、多样化、多层次化和无缝衔接性不足等结构性失衡问题[3]。为避免这些问题阻碍旅游业高质量发展，2018年全国旅游工作会议提出“推动旅游业发展方式转变、产品结构优化、增长动力转换”，2019年《关于进一步激发文化和旅游消费潜力的意见》要求加大推进文旅融合体制深化改革，反映了中国促进旅游产业结构调整、优化与转型升级的态度和决心。旅游产业结构优化有助于实现旅游产品供需结构相对均衡、产业效率提升和产业要素规律变动与系统协调运行，且能够促进社区适应和社会稳定[4]以及旅游资源循环利用与环境可持续[5]。因此，在新发展格局背景下探讨旅游产业结构优化的理论内涵及影响机制，对促进我国旅游业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霍夫曼定理、配第—克拉克定理以及库兹涅兹法则是产业结构的经典理论[6]，结构优化过程与机理是产业经济学研究的焦点。在旅游研究领域，国外学者主要聚焦游客特征[7]、旅游行为[8]、客源市场[9]以及旅游市场营销[10]等消费结构变化对产业结构的影响，明确了产业创新[11]、产业政策[12]对产业结构变迁的重要作用。国内学者则侧重运用偏离份额[13]、区位熵[14]等单一指标及综合指数[15]对旅游产业结构水平和状态进行评价、识别，认识到技术创新[16]、人力资本[17]、产业集群[18]、产业关联[19]、政府的公共服务能力[20]以及旅游需求总量与结构[21]等是实现旅游产业结构优化的重要驱动因素，城市发展水平[22]、城镇化[23，24]和资源环境承载力[25]等也与旅游产业结构优化存在交互作用关系，这些研究丰富并发展了中国国情下旅游产业结构理论和实践问题。但既有研究存在以下不足：旅游产业结构优化本身是一个动态过程，在数字经济和生态文明建设的政策导向下，需纳入技术创新、绿色发展等指标，以拓展和丰富旅游产业结构优化内涵和边界；旅游产业结构优化是一个存在内部相互作用的复合系统，然而既有研究往往隐含各项指标相互独立这一假设，未能从系统整体考虑各指标之间的关联程度，难以客观、全面地反映旅游产业结构优化的状态和特征。基于此，本文结合旅游产业结构优化的内在构成与内涵特征，综合运用决策试行与评价实验室(Decision Making Trial and Evaluation Laboratory，DEMATEL)和网络层次分析(Analytic Network Process，ANP)方法，客观识别影响旅游产业结构优化的关键指标，确定指标交互作用下的综合权重，从时空二维视角评价2000-2018年中国旅游产业结构优化水平，厘清旅游产业结构优化和转型升级的驱动路径，为推动新时期我国旅游业高质量发展提供理论依据与决策支持。

1 指标体系构建及数据来源

1.1 内涵界定

产业结构优化是资源要素重新配置的过程[26]，在宏观层面上反映了不同产业的组成及相互关联关系的变化[27]，配第—克拉克定理、霍夫曼定理和库兹涅兹产业结构论分别阐释了经济增长和产业结构变迁之间、轻重工业比例之间以及劳动力在不同产业间占比的演进规律[28]，在微观层面上则表现为要素在产业内部和产业之间的流动和扩散[29]。根据产业结构优化理论，当经济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产业结构就会逐步向形态更高级、分工更优化、结构更合理方向演化[30]。从动态角度看，产业结构优化包括产业结构合理化和高级化两个维度，前者指产业间的协调程度和资源有效利用程度，后者指产业由简单到复杂、低级到高级的演进过程[31]，二者均对经济增长有显著影响[32]。

在旅游领域中，旅游产业结构的优劣是衡量区域经济增长质量和水平的重要标志，旅游产业结构转型与优化升级是旅游经济增长的本质要求[15]。立足“五大理念”“五位一体”“五个统筹”等国家战略，旅游产业结构优化是旅游产业结构合理化调整、高级化转变、高效化提升和生态化转型共同作用与相互影响的过程，在该过程中，相关产业要素之间产生较强的相互转换能力和互补关系，促使旅游产业功能得以有效发挥、产业结构形成新格局以及旅游产业协调运行。其中，旅游产业结构合理化主要基于旅游产业的比例关系，表现为行业内相对状态、相关模式和增长率分布等的合理化[33]。从静态协调视角看，合理化不仅要求旅游产业内部各行业间比例合理、结构有序，不同行业部门间实现相互协调与相互促进，而且要求区域内旅游产业布局合理、规模适中；从动态协调视角看，合理化则要求旅游产业发展速度、变化幅度合理，产业发展与区域经济发展协调平衡。旅游产业结构高级化是旅游产业部门结构的重心随着旅游经济发展由基本旅游产业向非基本旅游产业转移的过程[34]，创新和技术进步是促进高级化的主要因素，旅游收入需求弹性较高的部门产值比重及旅游外汇收入比重增加则是其主要表现形式。旅游产业结构高效化以资源配置效率为原则，以旅游产业资源的整体效益和长远效益最大化为目标[35]，主要表现为旅游产业要素生产与配置效率以及人均产值水平的提高，从而实现产业结构优化。旅游产业结构生态化即从传统旅游产业结构向生态型旅游产业结构演变的过程[36]，其核心内容是提高旅游产业生态效率、提升环保投资率以及最大限度减少旅游业对环境的负面影响。

由复杂系统理论可知，旅游产业结构优化系统功能由系统内部元素状态和元素间关系共同决定。旅游产业结构优化是一个系统交互作用的过程，旅游产业结构合理化、高级化、高效化及生态化4个维度之间形成了密切联系与相互影响的体系。首先，合理化和高级化是旅游产业结构优化的基础。根据扩展的大道定理，产业结构合理化和高级化相互作用能显著促进经济增长，合理化通过部门间协调程度使经济潜在增长速度得以最大限度发挥，高级化则通过技术提升推动经济潜在增长速度提高[37]。地区旅游产业在资源要素合理配置、不同行业部门之间关系有效协调的基础上才能向高级化阶段演化，高级化通过技术进步和科技创新推动合理化提升至更高水平，否则可能导致旅游产业结构的“空洞化”和“时滞化”[38]。高效化是提高旅游经济效益的关键环节，其以合理化和高级化为途径，引导旅游产业要素配置效率的提升，而要素配置效率不足往往制约着旅游产业结构优化。生态化既能引导旅游产业结构系统实现均衡协调，又对旅游经济增长起到规范作用，而旅游产业结构不合理一定程度上导致资源消耗、生态破坏和环境污染等问题，并且这些问题又反过来限制了旅游产业结构向合理化、高级化、高效化方向转换。例如，受浒苔灾害影响，2016年青岛滨海旅游环境价值损失占其旅游总收入的0.8%～1.5%[39]，限制了近海游船观光、海岸娱乐等活动的开展，滨海旅游活动多样性受到明显影响。

1.2 指标体系

本文基于旅游产业结构优化理论，通过系统梳理文献和结合既有研究成果，统筹旅游产业结构合理化、高级化、高效化和生态化4个维度形成一级指标层，构建旅游产业结构优化评价体系；通过访谈与咨询旅游相关领域专家，遵循系统优化与层次化、科学性与可行性、全面性和代表性以及动态性和稳定性等原则对指标再次筛选，最终确定16个二级指标(表1)。1)旅游产业结构合理化维度。在已有研究[15,40,41]基础上，选择部门比例协调度、旅游企事业密度、旅游收入年增长率、旅游收入占第三产业比重4个二级指标衡量，其能反映旅游产业部门比例关系、旅游企业布局合理程度、旅游产业发展速度和发展协调程度。2)旅游产业结构高级化维度。在已有研究[30,42]基础上，选择旅游高弹性部门发展能力以及旅游产业创新产出能力、创新支持能力、创汇收入比重4个二级指标衡量，其能反映购物、娱乐等高弹性部门的发展现状、旅游产业创新的动力和投入水平及高端游客对旅游产业的贡献状况。3)旅游产业结构高效化维度。在已有研究[43-45]基础上，选择旅游产业全要素生产率、旅游产业投资产出率、旅游企业劳动生产率、旅游人均产值密度比4个二级指标衡量，其能反映旅游业固定资产、劳动力要素的投入产出效率、旅游产业资本投资效率和劳动力配置效率及区域旅游产业发展与全国平均水平间的差异程度。4)旅游产业结构生态化维度。在已有研究[46,47]基础上，选择旅游产业生态效率、环保投资额、能源消耗量、污染排放量4个二级指标衡量，其能反映旅游产业经济价值与消耗环境支出的比值、环境污染治理投入程度、能源消耗水平及污染物排放情况，考虑到研究期内固体废弃物的统计口径变化，故污染排放量采用废水与废气排放量之和表征。

表1 旅游产业结构优化评价体系Table 1 Evaluation system of tourism industry structure optimization

1.3 数据来源

研究数据来源于2001-2019年《中国统计年鉴》《中国旅游统计年鉴》《中国城市统计年鉴》《中国固定资产投资统计年鉴》《中国环境统计年鉴》《中国交通年鉴》《新中国六十年统计资料汇编》以及各省市统计年鉴和国家知识产权局专利检索系统等。考虑到旅游产业数据统计尚不独立和完善，部分指标采取旅游总收入占国民生产总值比重折算而成。

2 研究方法

2.1 旅游产业结构优化评价

层次分析法(AHP)、熵值法、BP神经网络等是指标权重赋值的重要方法，但这些方法均假定各维度及各指标之间相互独立，忽略了其交互影响关系，从而影响旅游产业结构优化评价结果的客观性。决策试行与评价实验室(DEMATEL)法是一种收集群体知识的有效方法，其运用图论和矩阵工具将复杂的问题简化成数学语言，通过构建反映指标之间逻辑关系的影响关系有向图和综合影响矩阵，计算出每个指标对其他指标的影响度和被影响度，进而计算出每个指标的中心度与原因度，用以反映其相对重要程度[48]。网络层次分析(ANP)方法认为各指标间互相依赖和影响，且能对相互耦合、产生交互影响的诸多指标进行综合分析，在此基础上获取各指标的权重，是一种更科学、更准确的评估方法[49]。因此，充分考虑旅游产业结构优化评价体系中不同指标之间的作用关系及其结构对整体功能的影响，本文构建基于DEMATEL-ANP的旅游产业结构优化评价体系，运用DEMATEL方法确定指标间的影响关系及强度，结合ANP方法计算不同维度指标的相关权重，通过主客观综合赋权方法增强研究的科学性和客观性。具体过程如下：

(1)旅游产业结构优化评价体系中不同指标之间的影响关系识别。邀请旅游相关领域专家对所有指标间直接影响关系的有无及强弱进行打分，将专家评分结果进行算术平均处理后构成初始直接影响矩阵A，然后利用式(1)计算得到标准化直接影响矩阵X，进而利用式(2)计算综合影响矩阵C，在此基础上，通过式(3)分别计算每个指标的影响度D(该指标对其他指标的综合影响值，为综合影响矩阵C中的行和)、被影响度R(该指标受其他指标的综合影响值，为综合影响矩阵C中的列和)、中心度D+R(该指标在系统中的作用程度)及原因度D-R(该指标与其他指标间的因果关系)[50]。原因度大于0表明该指标对其他指标影响较大，称之为原因指标，反之则表明该指标受其他指标影响大，称之为结果指标。为保证结果的可靠性，运用式(4)对问卷信度进行检验[51]。

(1)

C=X(1-X)-1=[cij]n×n

(2)

(3)

(4)

(2)旅游产业结构优化评价体系网络构建。基于DEMATEL方法识别得出的旅游产业结构优化评价体系中不同指标之间的影响关系，构建旅游产业结构优化评价体系网络(图1)。

图1 旅游产业结构优化评价体系网络结构Fig.1 Network structure of evaluation system of tourism industry structure optimization

(3)旅游产业结构优化评价体系指标权重确定。基于旅游产业结构优化评价体系的网络结构，利用Super Decision软件将网络层所有指标重要度进行两两比较，建立判断矩阵并检验其一致性，计算生成未加权超矩阵、加权超矩阵及极限加权超矩阵，得到各指标的全局权重及局部权重[52](表1)。

(4)旅游产业结构优化水平综合评价。为消除各评价指标单位、数量级、数据性质等存在的差异，使指标之间更具可比性，采用极差标准化方法对原始数据进行标准化处理，然后采用线性加权法评价旅游产业结构优化水平，计算公式[53]为：

(5)

式中：Ut为第t年旅游产业结构优化水平，其值越大，表示旅游产业结构优化水平越高；ki为第i个指标的权重；Zti为第t年第i个指标的标准化值。

2.2 旅游产业结构优化水平区域差异计算

中国不同地区旅游资源禀赋、经济发展水平及产业支持政策等不同，导致旅游产业结构优化水平存在较显著的空间非均衡性特征。传统的空间非均衡性测算方法(如标准差、变异系数、基尼系数等)不能对地区差距进行再分解，而泰尔指数能将整体差异分解成区域内差异和区域间差异[54]，已被广泛应用于区域差异研究中。基于此，本文对2000-2018年中国大陆30个省域(受数据获取难度与可比较性等限制，不含西藏和港、澳、台地区)旅游产业结构优化水平进行测算和评价，在此基础上，按照国家统计局分类标准将其划分为东部地区(10个省域)、中部地区(6个省域)、西部地区(11个省域)和东北地区(3个省域)4个区域，进一步利用泰尔指数分析中国旅游产业结构优化水平的区域差异及成因。计算公式如下[55]：

(6)

(7)

(8)

IW=TW/T,IB=TB/T

(9)

式中：T为中国旅游产业结构优化水平的总体泰尔指数，取值在0～1之间，值越大表示区域差距越大；Tp为p省域旅游产业结构优化水平占全国的比重；q为省域总数量；TW和TB分别为四大(东部、中部、西部、东北地区)区域内差异和区域间差异；qe、qm、qw、qen分别为东部、中部、西部、东北地区的省域数量；Te、Tm、Tw、Ten分别为东部、中部、西部、东北地区旅游产业结构优化水平占全国的比重；IW、IB分别为区域内差异和区域间差异对总差异的贡献率。

3 中国旅游产业结构优化实证分析

3.1 旅游产业结构优化评价体系中指标关系识别

本研究邀请了中国海洋大学、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中国海洋大学海洋发展研究院、厦门大学、山东财经大学等单位旅游产业与旅游经济、决策科学等领域的8名专家学者，通过发放问卷对中国旅游产业结构优化评价体系中不同指标之间的交互关系和影响程度进行评分，专家评分采用0-4分制，分值0、1、2、3、4分别表示无影响、低度影响、中度影响、高度影响、极高度影响。通过式(4)得到专家问卷信度为88.9%，信度水平较高。

3.1.1 影响关系分析

(1)对收集到的专家评分结果有效数据进行平均，得到初始直接影响矩阵(限于篇幅，未列出分析结果)，反映各指标之间的直接影响关系；基于DEMATEL方法，利用式(1)、式(2)计算得到各指标间的综合影响矩阵(表2、表3)，反映各指标间的间接影响关系，然后通过式(3)计算出各指标的影响度、被影响度、中心度及原因度(表4)，揭示中国旅游产业结构优化评价体系中不同指标的交互作用关系，识别相互作用下的关键指标。

表2 旅游产业结构优化评价体系中一级指标综合影响矩阵Table 2 Comprehensive influence matrix of first level indexes in evaluation system of tourism industry structure optimization

表3 旅游产业结构优化评价体系中二级指标综合影响矩阵Table 3 Comprehensive influence matrix of secondary level indexes in evaluation system of tourism industry structure optimization

表4 旅游产业结构优化评价体系中指标中心度和原因度Table 4 Centrality degree and cause degree of different indexes in evaluation system of tourism industry structure optimization

(2)一级指标层面分析。在中心度方面，旅游产业结构高效化中心度数值最高，其次是高级化和合理化，表明旅游产业发展效率在整体结构中的总影响关系最强，是影响中国旅游产业结构优化最重要的指标；生态化中心度数值最小，影响关系最弱，这是由于旅游产业结构生态化依赖于产业协调度的提升、产业主导部门的升级以及产业效率的优化；旅游产业结构合理化、高级化及高效化对旅游产业结构生态化的依赖程度相对较弱，旅游产业发展过程中生态效益未能与经济效益较好结合。在原因度方面，旅游产业结构合理化与高级化的原因度均为正值，为旅游产业结构优化评价体系中的原因指标，而旅游产业结构高效化及生态化的原因度为负值，为旅游产业结构优化评价体系中的结果指标，主要是由于旅游产业结构的合理配置、高弹性部门的快速发展以及产业创新能力的有效提升对提高旅游产业资源要素利用率、推动旅游产业绿色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作用。

(3)二级指标层面分析。1)在旅游产业结构合理化维度，4个指标的原因度均为正值，表明对旅游部门比例关系、产业布局和收入流量的调整是推进旅游产业趋向合理的关键。其中，旅游收入年增长率的中心度数值最大，是合理化中影响旅游产业结构优化的核心二级指标。促进旅游产业结构合理化应着眼于当下旅游部门需求结构，在旅游产业动态发展过程中推动部门协调，旅游产业发展要适应区域经济发展的需要，增强旅游产业在中国经济中的地位和作用。2)在旅游产业结构高级化维度，4个指标的原因度都是正值，表明其均可视为旅游产业结构优化的原因指标。其中，旅游产业创新产出能力和高弹性部门发展能力指标的中心度数值较高。因此，在加大旅游创新投入力度的同时，更应积极推进创新成果与旅游实践相结合，提高高端旅游产品的吸引力，促进旅游产业结构高级化，从而提升旅游产业结构优化水平。3)在旅游产业结构高效化维度，旅游产业全要素生产率的中心度数值较大，其与旅游产业投资产出率、劳动生产率均为结果指标，表明旅游产业结构高效化整体受其他指标影响较大。4)在旅游产业结构生态化维度，旅游产业生态效率、环保投资额、能源消耗量和污染排放量的原因度数值均为负值，且这4个指标中心度在所有指标中较小，表明当前生态化对旅游产业结构优化的促进作用尚未得到真正发挥，在旅游产业发展过程中生态效益与经济效益有待进一步结合。其中，旅游产业生态效率的中心度数值相对较大，表明绿色集约发展方式仍是旅游产业结构生态化的关键，旅游业其他相关要素则起辅助作用。

3.1.2 因果关系分析 以中心度为横轴、原因度为纵轴，绘制中国旅游产业结构优化评价体系中指标间的因果关系图(图2)，揭示指标之间的网络关系结构特征。由于DEMATEL为有向性模型，图中用有向箭头标识各指标间的因果关系，箭头发出处为影响指标，所指处则为受影响指标[56]。受篇幅限制，仅对一级指标进行分析(图2)。1)合理化和高级化是中国旅游产业结构不断优化的动力来源。合理化和高级化均位于图2横轴上方，表明其提升既能对旅游产业结构优化产生直接促进作用，也能对系统中其他指标产生积极影响，成为旅游产业结构优化的重要推动力。2)高效化是决定中国旅游产业结构优化的关键维度。旅游产业结构高效化的中心度数值较高，表明高效化在旅游产业结构优化系统中总影响关系最强，是影响优化水平的关键指标。这一方面是由于旅游产业结构高效化与合理化、高级化联系密切，是旅游产业结构合理化、高级化协同发展的直接结果；另一方面，旅游产业结构高效化对生态化及产业结构整体优化水平同样存在直接影响，高效化在系统中处于中心地位。3)旅游产业结构生态化在系统中居相对次要地位。旅游产业结构优化评价体系中，生态化的中心度数值最小、总影响强度最弱。这是由于生态化是政策导向下旅游产业结构优化的新目标，是经济新常态下的新要求，生态化与旅游产业结构优化系统的融合仍需进一步加强。

图2 中国旅游产业结构优化评价体系中指标间因果关系Fig.2 Causal relationship among indexes in the evaluation system of China′s tourism industry structure optimization

3.2 旅游产业结构优化水平综合评价与动态演化

基于指标间的交互作用和影响关系，应用ANP方法和Super Decision软件计算得到旅游产业结构优化的加权超矩阵，进而得出旅游产业结构优化评价体系的指标权重(表1)，对2000-2018年中国旅游产业结构优化水平进行综合评价(图3)。

从整体看，中国旅游产业结构优化水平呈显著的波动上升态势(图3)，以2003年、2009年、2015年为时间节点可将其划分为4个阶段：1)2000-2003年为起步阶段。2000年“黄金周”假日制度推动我国步入大众旅游时代，旅游需求与旅游收入显著提升，旅游产业结构合理化稳步增长，但旅游业创新水平低下阻碍了旅游产业结构高级化水平；2003年“非典”疫情使全国旅游业受到冲击，旅游收入锐减，旅游产业结构合理化水平等受到显著影响，造成旅游产业结构优化水平大幅下降。2)2004-2009年为稳步增长阶段。“非典”之后，旅游企业数量大幅增加、在线旅游服务企业相继成立，旅游产业结构合理化、高级化水平显著提升。3)2010-2015年为波动提升阶段。2009年《国务院关于加快发展旅游业的意见》出台后，旅游业由国民经济的重要产业上升为战略性支柱产业，其综合性产业地位日益凸显，带动旅游产业结构优化水平整体提升。4)2016-2018年为迅猛发展阶段。进入“十三五”发展时期，旅游收入对国民经济贡献率显著提升，同时五大新发展理念推动旅游产业创新能力、发展效率及生态水平显著提升，促进中国旅游产业结构优化水平协同提升。

图3 2000-2018年中国旅游产业结构优化水平评价结果Fig.3 Evaluation results of tourism industry structure optimization level in China from 2000 to 2018

从一级指标层看，2000-2018年中国旅游产业结构合理化、高级化、高效化、生态化水平呈现差异化变动特征(图3)，具体而言：1)旅游产业结构合理化水平呈波动上升态势，在2003年和2008年出现明显下降，这可能是由于中国旅游业自身具有脆弱性，外部事件对旅游产业部门比例结构及旅游收入水平影响较大。2)旅游产业结构高级化水平整体呈稳定上升趋势，2008年后增速明显提升，这与中国旅游产业结构优化水平的整体变化状况相一致。创新驱动是中国旅游产业结构优化水平提升的强大引擎。3)旅游产业结构高效化水平呈波动上升趋势，在2010年出现波峰，这可能与旅游产业地位提升存在关联，但2011年又迅速下降，表明当前中国在旅游投入与产出方面尚未形成有效策略，仍存在粗放式投资问题。科学制定长远稳定的旅游产业发展规划，提升资源要素投入产出效率，成为中国旅游产业结构优化过程中亟待解决的问题。4)旅游产业结构生态化水平呈稳定上升趋势，近年来我国生态文明建设取得一定实效，有力推动了旅游产业的绿色发展，有效引导了旅游产业结构由合理化、高级化、高效化向生态化转型。

进一步运用能够描述各系统或要素之间相互影响关系和协调一致程度的耦合协调度模型[57]，对中国旅游产业结构合理化、高级化、高效化和生态化4个维度之间的耦合协调度进行测算，以此揭示旅游产业结构优化系统相互关联程度的强弱及其协调状况(表5)。可以发现，4个维度的耦合协调类型演化存在明显的阶段性特征，且与中国旅游产业结构优化水平发展阶段基本保持一致。2000-2003年，由于旅游产业结构合理化、高级化、高效化和生态化指数均相对较低，旅游产业结构优化系统耦合协调度水平较低，整体处于濒临失调状态；2004年后，各维度之间的协调关系进一步增强，旅游产业结构优化系统呈现勉强协调特征；2010年首次呈现初级协调状态，这可能与中国旅游产业地位提升有关；2016年以来，旅游产业结构优化系统的耦合协调度显著提升，并呈现良好协调的发展态势，旅游产业结构合理化、高级化、高效化和生态化之间的功能耦合有助于中国旅游产业结构升级与优化。

表5 2000-2018年中国旅游产业结构优化不同维度的耦合协调度Table 5 Coupling coordination degree of various dimensions of China′s tourism industry structure optimization from 2000 to 2018

3.3 旅游产业结构优化水平区域差异与成因分析

首先，根据式(6)计算出总体泰尔指数T，得到30个省域旅游产业结构优化水平的区域总体差异；其次，根据式(7)、式(8)计算出区域内泰尔指数TW和区域间泰尔指数TB，得到四大区域内各省域差异及区域间差异，进一步运用式(9)求出区域差异贡献率，结果如图4所示。

图4 2000-2018年中国旅游产业结构优化水平的区域差异及其变化Fig.4 Regional differences and changes of China′s tourism industry structure optimization level from 2000 to 2018

从整体区域差异看，2000-2018年30个省域旅游产业结构优化水平的总体泰尔指数呈波动下降态势，表明随着中国旅游产业结构优化水平的提升，省域差异整体呈缩小趋势；但在2010年泰尔指数出现极大值，这可能是由于2009年旅游产业地位提升，产业内部进行结构性调整，导致不同省域之间差异较大。从四大地区区域差异看，区域内泰尔指数大于区域间泰尔指数，表明区域内旅游产业结构优化水平差异大于区域间差异；区域间泰尔指数下降趋势明显，这可能是由于近年来区域协调发展战略的不断深化使区域间经济发展差距逐渐缩小，旅游产业结构优化水平区域差异也随之减弱；区域内泰尔指数呈波动下降态势，但在2015年后出现略微上升，其与总体泰尔指数变化趋势保持高度一致。从泰尔指数贡献率看，区域内差异对总体差异的贡献率平均高达90%，区域间差异贡献率仅为10%左右，表明在不考虑其他外部影响因素的情况下，中国旅游产业结构优化水平区域差异主要源于四大区域内差异。其中，东部地区内部差异最大，可能是因为东部的北京、天津、上海、广东等一线省域经济发展与科技创新水平较高，能够快速推动旅游产业优化升级，而河北、福建、海南等省域经济发展水平相对较低，旅游产业结构优化动力较弱，使得东部区域内旅游产业结构优化水平存在较大差异；西部地区次之，中部和东北地区较小。

4 结论与建议

本文基于DEMATEL-ANP模型构建旅游产业结构优化评价体系，探究评价体系中不同指标间的作用关系和影响程度，并对系统整体变化态势和各维度发展演化趋势进行分析，利用耦合协调度模型研究旅游产业结构合理化、高级化、高效化、生态化4个维度的耦合协调特征，采用泰尔指数识别中国旅游产业结构优化水平的区域差异特征及成因。研究发现：1)2000-2018年旅游产业结构合理化和高级化是中国旅游产业结构优化的动力来源，合理化是导致中国旅游产业结构变迁与优化的重要原因，高级化是旅游产业结构优化的主要动力，这与文献[40]的研究结论一致，但不同之处在于，本文还发现高效化是旅游产业结构优化的关键指标，然而效率低成为制约中国旅游产业结构优化的重要方面，旅游产业生态化与绿色转型发展有待进一步增强。2)2000-2018年中国旅游产业结构优化水平整体呈波动上升态势，这与文献[58]研究结论一致；此外，旅游产业结构合理化、高级化、高效化、生态化4个维度之间的耦合协调状态从濒临失调上升为良好协调，不同维度耦合协调度的提升推动了中国旅游产业结构的系统协调和整体优化。3)2000-2018年30个省域旅游产业结构优化水平存在较为显著的区域分异特征，验证了文献[40]的研究成果；本文进一步发现中国旅游产业结构优化水平的区域差异呈波动下降趋势，在不考虑其他外部影响因素的情况下，东部、中部、西部和东北四大区域内差距是其主要来源。

基于以上结论提出如下建议：1)重视旅游产业结构合理化的基础性促进作用，加快旅游产业结构合理化调整。合理化调整涉及旅游产业部门结构、旅游企业规模与布局、旅游产业发展速度等方面，这就要求进一步优化中国旅游产业的比例关系，不断调整旅游景区、星级饭店、旅行社等旅游部门的比例，促进旅游产业要素的合理配置，同时也要立足于区域内旅游产业部门间的协同发展；此外，需调整旅游企业规模，优化旅游企业布局，提高旅游企业的抗冲击能力。2)关注旅游产业结构高级化的基础性驱动作用，推动旅游产业结构高级化转变。旅游产业结构向高级化转变主要体现在旅游产业科技创新能力提高以及高弹性旅游部门份额提升等，因此应加大在旅游领域的科研投入，深化旅游产学研合作，推进数字技术、现代化信息科技、展陈科技、装备制造科技以及资源环境保护科技在旅游业中的应用布局，满足游客对游、购、娱等高弹性部门的需求，促使旅游部门结构的重心向高弹性旅游部门转移。3)发挥旅游产业结构高效化的关键性引领作用，促进旅游产业结构高效化提升。高效化提升要求旅游产业要素生产与配置效率不断提高，这是旅游经济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的必然要求，因此要推动中国旅游产业提质增效，强化旅游产业市场化运作，发挥市场对旅游资源配置的基础性作用，提高资源利用效率。4)重视旅游产业结构生态化的保障性支持作用，推进旅游产业结构生态化转型。应加快推进中国旅游产业绿色转型，制定并完善促进旅游产业生态文明发展的制度、政策和机制[59]，加大旅游产业环保投资力度，实施旅游绿色技术创新基地建设工程，推动绿色公路技术、绿色旅游饭店技术以及厕所处理技术等在旅游中的应用，降低旅游产业的环境影响。此外，旅游产业结构优化是一个系统交互作用的过程，因此在大力推动旅游产业结构合理化调整、高级化转变、高效化提升和生态化转型的同时，更应注重旅游产业结构合理化、高级化、高效化、生态化4个维度之间的耦合协调，同时各地区应根据本地旅游产业发展所处的阶段，适度推动旅游产业结构优化。

本文采用DEMATEL-ANP模型探究旅游产业结构优化评价体系中不同指标之间的交互关系，在一定程度上拓展了旅游产业结构优化理论的研究视角。今后还可选择BP人工神经网络、ARIMA模型等方法对旅游产业结构优化态势进行预测，并考虑纳入空间计量模型，探讨存在空间交互作用下的旅游产业结构优化的关键因素及其影响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