达 璐

一、问题的提出

自2017年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提出“推进合宪性审查工作”的要求以来，理论界就如何开展合宪性审查展开了充分而又激烈的讨论，相关研究论著可谓汗牛充栋。与此同时，实务界也较为审慎地推出了一系列相对应的措施。譬如宪法和法律委员会的设立、全国人大常委会对宪法和法律委员会职责的决定、〔1〕有关于宪法和法律委员会在合宪性审查中的功能与角色，可参见韩大元：《从法律委员会到宪法和法律委员会：体制与功能的转型》，载《华东政法大学学报》2018年第4期，第9-12页；范进学：《全国人大宪法和法律委员会的功能与使命》，载《华东政法大学学报》2018年第4期，第14-20页。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宪法室的新设等。对合宪性审查工作的强调，在一定程度上激活了因“宪法司法化”而停滞不前的宪法审查制度。〔2〕关于合宪性审查，党的十九大报告给出的论调为“进一步推进合宪性审查工作”，说明在中央层面，认为这种审查工作机制是一直存在的，只是可能因种种原因而没有发展起来，尚未达到中央的预期，因而才会有“进一步推进”这样的说法。相同的观点，参见秦前红：《合宪性审查的意义、原则及推进》，载《比较法研究》2018 年第2期，第72页；祝捷：《论合宪性审查的政治决断和制度推进——基于党的十九大报告的解读》，载《法学杂志》2017年第12期，第30页。

在此，笔者将目光移转到事前审查（ex ante review）上。通说认为，世界各国对于宪法的审查，大致可以分成事前审查与事后审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