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勤良，黄清贵

（福建技术师范学院外国语学院，福建福清 350300）

英国维多利亚时期自然科学快速发展，理性思想欣欣向荣，同时“这是一个信仰超自然力量和能量、‘鬼魂’故事、怪异传播和可怖现象的黄金时代”,这一时期的文学作品中充斥着超自然现象叙事,“维多利亚时代的文学文化没有一个领域不受科学和魔法相互作用的影响”[1]。哈代是英国从维多利亚时代向现代过渡阶段的重要作家，其作品深深打上了超自然现象的烙印。“鬼魂”在哈代所运用的超自然现象中具有突出地位，“哈代是最会在作品中运用‘鬼魂’的作家之一”[2]。

在国外，马克·阿斯奎斯指出《号兵长》中鲍勃·勒沃德想赢取安妮·格兰德的芳心，在她面前立起了凤鸣竖琴，在秋天凄凉的大风中，水、风和琴弦声混合成奇特的音乐与她的耳朵相遇，充满了超自然的韵律，正是这股超自然的韵律触及到了安妮的内心深处，让她的情感跌宕起伏[3]。克莱尔·西摩探讨哈代的短篇小说《小提琴手》中的超自然因素时指出“这个故事的超自然因素将过度的情感转化为某种不可捉摸的事物”[4]。朱利安·伍尔夫里在研究《卡斯特桥市长》的结构问题时发现，“卡斯特桥镇是一个‘闹鬼’的地方，其地形的、建筑的和具有考古学意义的结构都折射出‘鬼魂’的影子。其它文本形式的‘鬼魂’萦绕着小说的结构，其中悲剧色彩只是最持久或最明显的形式”[5]。在国内，哈代长时间以来都是备受关注的研究对象，在中国知网以“哈代”为主题词进行检索，经过学科筛选，文献数量多达3000余篇，然而哈代作品中的超自然现象几乎没有受到关注。徐勤良从形式层面探讨了“鬼魂”意象在哈代悼亡诗中的诗歌功能，即直接抒情对象、往事见证符号以及戏剧独白符号等[6]。概而观之，哈代作品中的超自然因素研究在国内外迄今主要集中在小说作品，其诗歌作品的超自然因素尚未得到系统关注，有比较丰富的开拓空间，亟待挖掘。

针对哈代包括《列王》在内的诗歌作品，以文本细读和历史考据为基本方法，以超自然现象的典型代表“鬼魂”为切入点，力图阐发“鬼魂”在哈代诗歌中呈现出的不同层次记忆的隐喻内涵，即“鬼魂”是关于哈代个人记忆的隐喻，是维塞克斯地方历史变迁的隐喻，承载人类集体记忆在战争语境中对人类命运的拷问。

一、“鬼魂”与个人记忆

哈代诗歌作品探讨了人生的短暂，这种短暂又因为时间的多变和易逝显得残酷。“哈代的诗歌一次又一次地涉及到可变性和短暂性的问题”，人生的短暂在一维向度的时间轴上显得单薄无力，哈代对此进行咏叹，“无常和转瞬即逝是哈代诗歌中反复出现的主题，尤其是当地质学意义上的永久性和生命周期的可重复性与人类成就的无常相对时”[7]。面对短暂而残酷的人生，哈代往往运用“鬼魂”作为隐喻工具陷入追忆之中，抒发对往昔的眷恋情怀，在回忆之中建构自我，探讨人生的真谛。

在哈代眼里，记忆直接可以被称为“鬼魂”，“那些记忆交织成灰色‘鬼魂’/萦绕在我的左右”[8]215。哈代在《记忆与我》这首诗中直接向记忆追问自己的“青春”“快乐”“希望”“信仰”“爱情”，从记忆那里得到的答案是：“青春”的魂灵偎依在“摇晃的树”下，“快乐”的幻影行走在孤独的花园，“希望”的“鬼魂”已沉睡在书籍的坟墓，“信仰”的魂灵已卑躬屈膝，“爱情”的“鬼魂”已花容不在[8]185-186。时间已经把人生磨蚀的支离破碎，只有记忆的“鬼魂”在空中游荡。“鬼魂”在这首诗中作为隐喻把哈代的个人回忆展现出来，让无形和浑浊的回忆在“鬼魂”的一系列动作中富有视觉具象性质，使生命的凋谢更加直观。

在哈代的诗歌中，作为往昔见证的具体事物会刺激哈代的大脑产生关于记忆的“鬼魂”，这是哈代用诗歌对记忆进行心理学处理的结果。关于人类思维的科学在哈代生活的时代获得了突飞猛进的发展，“19世纪见证了大脑和神经系统科学发展的许多分水岭”[9]。哈代对关乎人脑思维的科学有比较浓厚的兴趣，并作了相关阅读和研究，他曾在日记中记下关乎人脑思维规律的论述，“幻觉——一个人在很大程度上只看到他认为他看到的东西的很小的一部分，头脑凭借它以前的经验，贡献了塑造形象所必需的东西”[10]199-200。哈代把时代传递给他的思想渗透到了诗歌作品中。“在托马斯·哈代的诗歌中，人们可以更直接地发现19世纪关于思维的科学思想，哈代的日记证明他对生理和进化心理学有持续的兴趣”[11]。 这种睹物思“魂”的创作在诗歌《思维之眼中》通过“鬼魂”表达了对往昔的回味。诗歌开篇便说，面对诗歌人物使用过的窗户，看到从中散发出的烛光，脑海中关于往昔的记忆呼之欲出。“在诗人自己和他的内省行为发起之下，经常光顾最初创造记忆的场景，他便能够再现自己的记忆。在这种情况下，回到现场仅仅是为了寻找诗人灵魂深处的记忆”[12]。于是，诗歌第二节深层记忆的“鬼魂”水到渠成，“现在，和那时一样，我看到她/在窗前走动；/啊，那不过是她的鬼影/生在我脑子里的鬼影！”[8]226。生命的逝去是每一个生命个体都无法挽回的事实，然而哈代让回忆的“鬼魂”萦绕着自己，至少可以“有的回忆”。诗歌最后，哈代用“鬼魂”留住了他对至爱的回忆，沉浸其中，“哈代用他脑中幻影的形象，把他诗中充满怀疑的开场白改写成对记忆超验力量的乐观回忆”[11]189。

“鬼魂”作为记忆的代表，时常出现在哈代的悼亡诗中①。哈代除了写过悼念亡妻的诗外还写了许多悼念朋友、亲人的诗。贾斯丁·卢奇在论述哈代为其第一任妻子爱玛写的悼亡诗时指出，“哈代并没有向我们暗示一个充满阴暗可怕鬼魂的哥特式宇宙。他笔下的鬼魂或幻影，是萦绕其周围的爱人的鬼影，或是过去记忆的重现。它们是让人心存安慰的幻象，让哈代忆起快乐的时光，并陪伴在他的左右”[13]。沿着贾斯丁的论断继续探究，会发现，“鬼魂”也让哈代意识到生命逝去的痛苦，并借此进一步思考人生哲理。哈代于1890年左右写成并出版的《悼念菲娜》是一首悼念他的表妹特丽菲娜·斯帕克斯的诗。哈代在这首诗中通过“鬼魂”思考了物质与精神间的哲理关系。诗歌由三个八行诗节构成，在形式上首尾重复，最后四行回到起始四行，象征了生命的往复。哈代由开始为自己没有菲娜的纪念品或遗物来纪念她感到惋惜到后来认识到，正是因为没有表妹的遗物做纪念才让他可以驰骋于关于表妹的想象。人们最好的部分保存在我们对他们的记忆中，而不是保存在属于他们的实物和纪念品中。“我只保留了她的魂影/这位从前的少女/作为我的念想；这可能是最好的她——在我的脑海重现/可能这会让我更加思念她”[8]62。哈代表妹的逝世让她在物质层面已经不复存在，然而哈代用“鬼魂”把对自己表妹的记忆固定在脑海中，成为他生命的一部分。在哈代看来，物质层面的逝去可以用心理层面的完形补齐，“把生命看作正在逝去是一种悲哀；把它看作已成为过去至少是可以忍受的”[14]210。

哈代除了将个人回忆视为“鬼魂”之外，也让日常记忆化为“鬼魂”。在诗歌《平凡的一天》中，不仅个人的过去时光“遗忘”成为“鬼魂”，而且日常生活的记忆都是“鬼魂”，游荡于时间的通道。悔恨和遗憾让日子这个“鬼魂”在时间单一轴上更加凸显。哈代的诗歌往往是站在当下，通过回忆的通道回到过去，在时光交错的语境中思考人生。然而，在这首诗中，哈代站在当下直面当下，同时融合了过去和将来的元素，表达了诗人向善的一丝希冀。诗歌在语言上通篇用现在时态。诗歌第一句用现在进行时指出，“日子正一步步变成‘鬼魂’”，悄悄地加入了往昔的琐事行列[8]115。诗歌的第二、三、四节交代了诗人在当下蹉跎岁月的生活细节，极力感叹岁月从眼前流逝，而自己的人生形同虚度，诗人悔恨不已。诗歌的最后两节是一个小转折，极力强调岁月逐渐转化为“鬼魂”，而在世界的某个角落仍有激情地脉动引领着世界向善发展。

“鬼魂”在《她来的那晚》一诗中是有关将来的记忆。诗中的情人鲁莽地向自己的爱人吹嘘说，时间永远改变不了他的感情。那天晚上，情人出现在他面前，在梦中，在他的想象中，那显然是诗人自己对未来的幻想。“我颤抖地对她喊道：/‘你的鬼魂为何要出现在我眼前！/我说过那无聊的害人的时间/不会给我们带来恐惧。/你是真的吗？’她哭了/声音里充满疑惑。/我支吾：‘嗯......我没想到/你这么快就会来考验我！’”[8]228。“鬼魂”只好在天亮前扬长而去，留下诡异的笑容。 “不请自来的‘鬼魂’会意识到他们的错误，即使他们没有恶意”[15]。“鬼魂”意识到的错误其实是鲁莽的爱人所说的爱的谎言，哈代幻化出“鬼魂”代表将来，戏剧性地讽刺了那些鲁莽爱情的虚伪性。

二、“鬼魂”与区域历史

弗莱德·雷德在《哈代与历史》一书中提出托马斯·哈代对历史的思考是什么？这种思考如何通过他的小说体现？并从革命批评、性别批评及后殖民批评三个角度剖析了哈代小说作品对待历史的态度[16]7。哈代对待历史的态度同样可以通过他的诗歌作品找到线索。哈代在诗歌作品中表达了对其故乡的生活方式在历史中不断变迁的关注，这种关注的一个重要隐喻通道便是“鬼魂”。

“鬼魂”的隐喻内涵在其组诗《在卡斯特桥集市》最后一首《集市散后》中是比较中性的。这组诗歌一共有七首，前六首从“民谣歌手”“往昔美人”“俱乐部舞后”“卖货女郎”“询问”以及“妻子的等待”等方面展现了卡斯特桥集市的风貌，以及在时间和记忆的磨蚀下，卡斯特桥集市中不同人的状况。最后一首讲到集市散后，民谣歌手唱罢，人群散去，少女踏上归途，当午夜降临，一群“鬼魂”在大街游荡。“午夜清除了大街上的一切/除了深埋其下的‘鬼魂’/从刚刚的到遥远古罗马的人群/而他们的踪影仍可见/他们爱着，笑着，打闹着，招呼着朋友/在集市相会时喝他们的祝酒，就像刚刚的他们”[8]242-243。有着突出视觉效果的“鬼魂”让关于集市的记忆更加具有浓厚的历史积淀，它是从古罗马人占领英国时期到维多利亚时代的缩影。哈代是一位“思考英格拉及其民众特别是其家乡民众”的历史诗人[16]41。因此，任历史更迭，走进诗人记忆深处的不是王朝的勾斗，而是富有生命气息的市井集市，哈代以此表达对其生活的多切斯特地区传统风貌的缅怀②。

“鬼魂”在《维塞克斯高地》一诗中所指涉的历史记忆显现出负面特征。对这首诗歌的传统解读一般认为其中的“鬼魂”指的是哈代的个人经历③。然而，把《维塞克斯高地》置于英国从维多利亚时代到现代过渡的历史语境中，会比较明显地看到此处的“鬼魂”在哈代眼中所特有的历史时代内涵，毕竟“他自称为威塞克斯的历史学家”[17]。英国是最早完成工业革命的国家，工业革命让英国在维多利亚时代成为强大的帝国。同时，工业文明带来的新生事物，既包括物质层面，如机器的大量使用，也包括精神层面，如人与人之间伦理关系发生了变化,都给哈代带来了巨大冲击，更是让他失去了原本和谐的田园生活方式。诗歌开篇给了我们一个俯视维塞克斯高地的全景式视角，哈代将一个人迹罕至的荒野空间展现出来，这个空间同时承载了深远的历史积淀，“我好像到了生前的地方又仿佛死后的长眠之地”[8]319-320。哈代在这块荒野之地上，放飞自我，自由地思考、梦想甚至死去,充分表达了其回归荒野寻求自我的伦理思想。诗歌的第二节到第七节都是在控诉诗人在维塞克斯之外的“低地”地区所受的苦恼甚至逝去自我的困惑。这些“低地”地区正是哈代故乡即英格兰西南部地区，那里当时是城市文明不断推进的地方。诗歌的第二节勾勒出了诗人的内心荒漠图景，其成因正是人与人之间的冷漠，没有心灵相通的朋友，没有自己的心上人，“低地的人们充满了猜疑与未知，没有人跟我的想法契合”[8]319-320。诗人的困惑在诗歌的第三节中找到了原因即哈代挥之不去的“鬼魂”，“鬼魂”作为机器文明喧嚣记忆的载体，从早年就开始萦绕着诗人，一直以来“到处游荡，对我恶语相向”[8]319-320。“鬼魂”导致了诗人内心的荒凉，人与人之间的隔阂让哈代失去了对“低地”的希望。诗歌的第四节直言诗人在人与人疏离的环境中彻底失去了自我。“鬼魂”在第五节出现在“灰色的平原”，灰色正是与哈代有类似经历的丁尼生以及20世纪初的叶芝等诗人所描绘的工业文明冷色调。在高地以下的平原地区，“紧随这一毫无生机的暴露场景，蒸汽脱粒机呈现的‘劳动怪象’组织实施了机械化原则和新的生产关系，这将按照资本和交换的规律改变景观的空间”[18]。“鬼魂”把“低地”地区包围，诗人在此处的用词独具匠心，如“高高的围城”（tall-spired town)“正被隔离”（being barred)[8]319-320。“spire”的本义是“螺线”，维多利亚时期与电相关的技术如电报得到空前发展，通讯“螺线”为代表的机械在物理意义上把远距离的人们联通，也把人们的内心隔成孤城，而“barred”更让人们联想到了监狱。“鬼魂”在诗歌的第六节已经遍布整个平原及周边地区，甚至诗人自己的窗前都能看到“鬼魂”。“鬼魂”在整首诗中承载的是哈代故乡工业文明发展的记忆，机器时代的喧嚣让诗人失去了自我，这暗合了现代主义视域中人的自我身份的缺失，是哈代笔下诸如安格尔、苔丝、克莱姆等小说人物经受的命运与环境相背离的“现代主义之殇”[19]。哈代生活在维多利亚向现代过渡阶段的英国，工业文明改变的生产关系最终让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变得疏离，他关于机械时代的隔阂记忆似乎无法彻底摆脱，促使哈代反复尝试回归到前工业时代。尽管哈代在诗歌的第七、八节提到他也是为了挣脱一些世人的困扰，但仍可以说，挣脱“鬼魂”的萦绕回到维塞克斯高地进行独立自由的思考进而获得自我实现，是哈代在机械喧嚣氛围中自我拯救的一次心灵探索。

三、“鬼魂”与人类命运

哈代对战争主题情有独钟，创作了大量以战争为题材的诗歌，出版了一部以战争为题材的短篇小说《号兵长》，而且他以拿破仑战争为题材写的史诗剧《列王》历经五年才最终出版，哈代对战争的思考贯穿整个创作生涯。“人类经历的任何领域都不可能比战争产生更广泛的强大情感”,哈代在战争语境中展开了对人类的命运的深入探讨[20]。

《圣诞鬼故事》一诗是哈代在战争语境中运用“鬼魂”回归人类记忆深处，探讨人类命运的典型代表。在诗歌的字面意义上，“鬼魂”是在南非战场上一位遗体已经腐烂的士兵的“鬼魂”，诗歌中用了不定冠词“a”（“一个”），让士兵身份更加具有普遍性，可以是交战双方任一方的“countryman”（“同胞”），因而“鬼魂”所代表的记忆是每个战士的记忆。继而，“鬼魂”用诘问的语气把有关上帝信仰的群体记忆唤醒，并承担起本应该是上帝履行的审判职责，向众生发问：耶稣基督近两千年来的牺牲换来的和平为什么被抛弃？这与哈代主张的以交流为基础的和谐友好的人文国际情怀相得益彰。哈代在写给约翰·高尔斯华绥的信中提到，“国际思想的交流是拯救世界的唯一可能，尽管我在南非战争开始时写下的我希望看到爱国主义不局限于某些地域，而是环顾全球，有些仓促，但我仍然坚持认为，这种国际情感应该普及于世”[14]419。此外，“鬼魂”本身就承载着人类文明演进的记忆，哈代没有完全否定对神的信仰是由对“鬼魂”的信仰演变而来的论断[10]365-368。由此可见，此处哈代使用“鬼魂”代替上帝发问众生是人类最原始集体无意识的反思。同时，“鬼魂”在圣诞夜跳出来质问众生，产生了很强的戏剧性，并伴有几分哥特式效果。“鬼魂”的意象是负面的、恐怖的、不和谐的，圣诞的意象是正面的、亲切的、祥和的，两种隐喻符号的对撞警示人们忘却上帝信仰会给人们带来灾难的后果。

哈代在其小说创作中突出体现了批判现实主义，“然而，哈代在对待拿破仑的历史时，希望探索他对‘非理性主义主题’的兴趣，而不是他在小说或故事中的现实主义兴趣。他创作《列王》的初衷明显包含了超自然因素”[21]。在哈代的《列王》中，有一群超自然戏剧人物游荡在空中俯视地球上的人类手足相残，他们组成一个副歌队伍，对不同人物的表现进行评判。虽然他们是一群精灵，但副歌队中的“大地魅影”与“鬼魂”的形象如出一辙。“这里的‘魅影’，显然意味着阴影和‘鬼魂’，也唤起了具有典型的头部和肩部视图轮廓的想象”[22]。所以，整个《列王》就在一个超自然框架中穿插使用“鬼魂”意象探讨战争中的人性，进而探索“宇宙意志”（Imminant will)的力量。 《列王》中相信死灵法术的岁月精灵在夸特布拉斯和滑铁卢的战争开始之前用魔法将死去士兵的“鬼魂”重现于世，并向同情精灵解释说，这些是岁月精灵的老朋友的灵光闪现。在战争语境中，死去士兵的“鬼魂”对战争有着独特的记忆，这种记忆是对战争做出评价最具有说服力的证据。士兵“鬼魂”向人类暗示，战争的直接后果是人类相互残杀，试图唤醒人类同情心。哈代让这些“鬼魂”的形态更加逼真地出现在战争之王拿破仑的面前，“因此，在拿破仑躺着的时候，有一个异象出现，其中包括成千上万骷髅和不同腐烂程度的尸体。他们从拿破仑指挥的各个战场中涌现，肉从他们身上掉下来，可耻地凝视着拿破仑”[23]。 这一光怪陆离的画面具有极强的视觉冲击力，矛头直指战争毁灭人类的本质，一览无余。在《列王》中，“鬼魂”展现的战争记忆此起彼伏，这一技巧打破了《列王》表面宏大历史叙事的全景视角，让哈代实现了对战争的批判。哈代借助“鬼魂”隐喻对战争毁灭性本质的揭露是对后来“一战”虚无性的最好启示。启示录文学是“一种具有叙述框架的启示性文学体裁，通过一个超自然的存在对人类接受者进行介导实现启示，从而揭示一个超然的事实，这个事实在末日拯救方面具有时间性，在涉及超自然世界方面具有空间性”[24]。《列王》发表在“一战”前很近的时间，加之其运用超自然框架探索人类在战争环境中的命运，因此具有一定的启示录价值。《列王》出版后不久爆发的“一战”以其残酷的后果验证了哈代对人类命运作出的文学关照，使得《列王》的超自然隐喻框架具有了深刻的启示录精神。

四、结语

哈代植根于多切斯特地区的民俗文化，并借鉴和吸收维多利亚时期有关认知领域科学的知识，在其诗歌作品中广泛运用了超自然现象，“鬼魂”是这些超自然现象的典型代表。“鬼魂”在哈代的诗歌中有着深刻的隐喻内涵。“鬼魂”在哈代诸多探讨人生价值的诗歌中指向了哈代或哈代周围的人的个体记忆，对诗歌中人物身份的建构起了关键作用。进一步而言，“鬼魂”超出个体记忆的视域，喻指了哈代笔下维塞克斯地区即他生活的多切斯特地区的历史变迁，哈代在通过“鬼魂”具象化历史变迁的过程中表达了对故乡的怀旧情怀和对工业文明中的喧嚣的批判。“鬼魂”在战争语境中是更加普遍的人类记忆的承载媒介，通过“鬼魂”的隐喻视角，哈代实现了对战争罪恶的鞭笞和对人类命运的启示录式探讨。

注解：

① 因笔者已经对哈代悼念亡妻的《爱玛组诗》中的“鬼魂”意象作了一定分析，具体内容已在引言部分提及，故本文要进一步分析的悼亡诗主要指哈代悼念亡妻以外的作品。详见：徐勤良,盛祥伟.鬼魂意象的诗歌功能——哈代悼亡诗研究[J].福建师大福清分校学报, 2011(4):38-42,50.

② 哈代对市井集市情有独钟，多次出现在诗歌作品中，2019年6月2日哈代故乡多切斯特为庆祝著名文学巨匠哈代的生日举办第一届托马斯·哈代维多利亚集市并取得了巨大成功，详见：https://www.dorchesterdorset.com/blog/thomas-hardy/thomas-hardyvictorian-fair-is-a-huge-success/(2019.6.3)[2020-3-23].

③ 对这首诗歌中“鬼魂”所指涉内涵的解读历来众说纷纭。玛丽·福特指出“这首诗影射了他个人和文化上所遭受到的挫折，虽然哈代在这首诗里暗示只有在维塞克斯高地才能体验到自由，但写诗似乎为哈代提供了一个重要的情感释放平台”。详见：Mary Ford. The VIew From Wessex Heights: Thomas Hardy's Poetry of Isolation[J]. Dalhousie Review, 59(4): 1980, 705-716. 本文借鉴罗格·艾伯特森解读哈代的《德伯家的苔丝》中燧石山地区时采用的历史视角，在解读这首诗歌的个人和文化两个维度之外提出第三种解读视角即历史维度。详见：Ebbatson R.Landscape and Literature 1830–1914[M].Palgrave Macmillan,2013:125-14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