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 玉，高建国

(绵阳师范学院外国语学院，四川绵阳 621000)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将文化“走出去”提升到国家顶层战略层面，提出要“把跨越时空、超越国度、富有永恒魅力、具有当代价值的文化精神弘扬起来，把继承传统优秀文化又弘扬时代精神、立足本国又面向世界的当代中国文化创新成果传播出去”[1]106。探索如何将中华优秀文化推向世界，强化中国文化全球辐射力，促进世界文化的繁荣与发展，夯实国家文化“走出去”战略，已经成为当前最具战略意义的时代命题。在文化“走出去”战略背景下，从跨文明比较文学研究的角度出发，探索英美文学课程教学改革的路径，把中国人自己的文学及文学观念介绍给世界，促进世界文学的发展与繁荣，宣扬我们的文化价值和意义，既是时代的要求，也是英美文学课程发展的内在需求。

一、英美文学课程教学现状

20世纪90年代末，有学者提出中国现当代文论失落了自我，文坛上到处泛滥着现实主义、浪漫主义、表现主义、唯美主义等西方文论话语；中国文论仅承袭了西方文论的话语系统，没有一套属于自己的话语规则，患了“失语症”[2]223。在这个意义上讲，如今的英美文学课程也患了“失语症”。英美文学课程的目的在于培养学生阅读、欣赏、理解英语文学原著的能力，掌握文学批评的基本知识，促进学生基本功和人文素质的提高，增强学生对西方文学和文化的了解。英美文学课程的“失语症”在于现行的教学实践大都从西方文化的立场指导学生阅读、欣赏、理解英语文学作品，很少有老师启发学生从本土文化的立场去赏析英语文学作品。也就是说，现行的英美文学教学实践未能从跨文明的角度出发启发学生反省本土文化，也未能站在本土文化的立场去思考和评判西方文化与文学，从而患上了“失语症”。以莎士比亚的《哈姆莱特》为例，在教学中，老师仅指导学生从文艺复兴的时代背景着手去解读哈姆莱的忧郁、延宕、生存或者毁灭，罕有老师引领学生从我国的传统文化出发对哈姆莱特进行中西方异质文明的审视和重构。三仙姑是赵树理笔下的一个妇女形象。在《小二黑结婚》中，三仙姑争艳卖俏、心理病态、性格扭曲、作风不正，是一个极其自私、落后的人物形象，与中国传统文化对女性的要求完全背离。但是如果从现代西方女权主义的视角去审视三仙姑，整个文化层面就不一样了。乐黛云先生说：“在美国我们开过一个讨论会，几乎所有的美国女学生都认为三仙姑是一个正面人物，而那村干部才是批判的对象。”[3]由此可见，从多元总体文学的角度对一国文学进行跨文明的审视，有时能让“门前老树长新芽，院里枯木又开花”。

二、英美文学课程改革的理论基础与路径

1827年1月31日，针对诗人马缇森自负且褊狭的文学观，歌德提出文学研究应具有世界性视野，称世界文学的时代已来临了，强调文学是一种世界现象而不是一种民族现象[4]111。在此基础上，西方比较文学学者梵·第根、韦勒克等发展出“总体文学”这个概念，但是他们的总体文学透露出明显的欧洲—西方中心主义倾向，把包括中国“儒道释”传统在内的东方文化体系排斥在外。为彰显世界各种文明的相对性，由此来消解各种“文化中心论”，尤其是“西方中心论”，中国学者曹顺庆提出在跨文明的视野中进行比较文学研究，把比较文学的可比性从“同源性”和“类同性”扩展到“同源性”“变异性”“类同性”和“异质性与互补性”。曹先生认为：“在跨文明的视野中，异质性预设了一个‘他者’存在，而与这个‘他者’的比照可以突出自身特点，有利于更好地反观自身、认识自身，即从不同的文化视野出发给对方以新的解读和阐释，又能在彼此关照中相互吸收，取长补短，在他者文化的激励下得到新的发展，促进新文学观念的构建和文学新质的形成……异质性研究将巨大的文化落差摆在我们面前，让我们更为全面地了解文学，不至于犯本位主义错误。”[2]223从西方中心的比较文学研究发展到跨文明的比较文学研究，曹先生提出多种研究范式来沟通中西文学。在英美文学课程中，利用跨文明比较文学的研究方法进行教学设计，是践行国家文化“走出去”战略、实现英美文学课程教学改革的有效路径之一。

英美文学和中国文学的关系无外乎两种：一种是彼此无任何直接关联，比如以孔孟为代表的儒家和莎士比亚及其作品；另一种是彼此之间存在着事实联系和影响，比如以孔孟为代表的儒家和梭罗及其作品。无论这二者间的关系是怎样的，都能在跨文明的视野下，利用比较文学的研究范式进行英美文学课堂教学设计。本文分别采用跨文明阐发研究和变异研究的方法，以莎士比亚的《哈姆莱特》和梭罗的《瓦尔登湖》为例，探索英美文学课程的教学改革。

跨文明阐发研究作为比较文学研究的一种重要类型，是指运用生成于甲文明中的文学观念或其他学科知识来阐释、研究生成于乙文明中的文学作品、文学理论；或者反过来，用生成于乙文明中的文学观念或其他学科知识来阐释、研究生成于甲文明中的文学作品、文学理论[2]252。在这里，笔者主要是运用中国固有的文学观念或哲学思想去阐释英美文学，以中释西，把中国的文学及文学观念介绍给世界，参与到世界文学的活动中去，为世界文学的发展与繁荣作贡献，培养学生的文化自信和民族自信。

文学变异学是比较文学的一个新视角，指文学作品和文学理论在从一地“旅行”到另一地的过程中难免会发生信息的遗失和变形[2]47。文学变异学研究有四个层面：一是语言层面变异研究；二是民族国家形象变异研究；三是文学文本变异研究；四是文化变异研究[2]48-50。在英美文学的教学中，引导学生辨析那些明显受到中国文化或文学影响的英美文学作品中的中国元素，考察它们在跨文明传播与交流中，在文学变异学的四个层面发生了怎样的文化过滤、误读、“创造性叛逆”，生成了什么样的形象变异与接受变异，让学生意识到中华文明的独立性和原生性，从而能从历史和文化出发，以平等对话的姿态去认识和整理西方和己方的历史与文化传统，肩负起时代赋予的让中国文化“走出去”的使命。

需要说明的一点是，笔者虽利用跨文明比较文学的研究方法去实现英美文学课程的教学改革，但无意把英美文学课变成比较文学课，仅仅是在传统英美文学教学(文学史讲解，作者、作品的背景知识介绍，作品导读，文本细读，文学评论等)的基础上增加一个教学反思环节，引导学生站在本土文化的立场去反思英美文学。下文的英美文学课程改革实践探索仅指英美文学课堂教学设计中的教学反思环节。

三、英美文学课程教学改革实践探索

(一)从儒家思想透视哈姆莱特的伦理型人文主义理想

1.跨文明阐释的基础

按常理，在起源于 “两希文明”的西方文化的哺乳中成长起来的莎士比亚和在黄河流域的中原农耕文化中发展起来的儒家思想是没有什么关联的。莎士比亚笔下的虚构人物哈姆莱特和儒家文化鼻祖孔子更是扯不上关系。然而，相隔差不多两千年之久的孔子与哈姆莱特却面临着共同的历史语境——礼崩乐坏、乾坤颠倒的社会动荡，这构成了他们之间的比较、阐释基础。面对礼崩乐坏的大分化、大动荡社会，孔子缅怀“大道之行与三代之英”，提出了“爱人”的仁学政治主张，提出“仁、义、礼”以正君臣、笃父子、睦兄弟、和夫妇、设制度、立田里、贤勇知，试图缓和尖锐的阶级矛盾。同样的，哈姆莱特也面对着贤明君王远去的大颠倒、大混乱时代，开始思考人生，只是年轻王子脆弱的人文主义理想不能支撑起他重整乾坤的抱负，让他悲伤、忧郁、延宕，最终陷入一种所谓佯装而确凿的疯癫状态，呈现出多面的哈姆莱特。因此，在跨文明的视野下，透过儒家思想去审视哈姆莱特和他的人文主义理想，从“他者”的文化视野反观，既能阐释出“中国人的哈姆莱特”，丰富哈姆莱特研究，又能为世界文学的发展作出贡献，践行国家文化“走出去”的战略方针。

2. 儒家思想视角下的哈姆莱特伦理型人文主义理想透视

春秋战国时期，象征最高道德和社会规范的礼乐逐渐崩坏，社会出现大分化、大动荡，导致思想上的大纷争，形成百家争鸣的局面。孔子作为儒家的创始人，提出了“仁学”政治主张，试图缓和尖锐的阶级矛盾。 “仁”成为一切社会活动的内在出发点，成为一切人行为的内在根据。因此，孔子的儒家思想蕴含着深刻且丰富的人文主义内涵。为了与违背礼教的私欲作斗争，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提出了“三纲五常”的尊卑等级制度，以“礼”树人，期望把“人欲”纳入道德伦理规范的轨道，让社会安定、百姓安康。儒家的礼教和“三纲五常”与西欧中世纪教会神学家极力鼓吹的神本主义不一样：后者要求带有“原罪”的人听命于上帝及其代表(教会和封建主)的统治和训诲，在道德上持禁欲主义，忍受现世苦难，寄希望于彼岸天国，把个人的价值和世俗欲望贬抑殆尽。儒家思想虽然从“礼”的角度对人的行为处事多有约束与限制，但最终的落脚点还是百姓的幸福安康，是以人为本的，呈现出一种伦理型人文主义精神。

人文主义是欧洲文艺复兴时期形成的主体思想，充分肯定人的存在以及人的价值与尊严，是资产阶级反封建、反教会斗争的思想武器，具有进步意义。但是新兴资产阶级的人文主义肯定的人其实只是资产阶级自身，他们宣扬的自由、幸福、平等，只是资产阶级的自由、幸福、平等，且都是建立在对广大劳动人民的剥削之上的。同时，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者认为人的自由意志不受任何限制，导致极端个人主义，使得他们在追求个人享乐的同时陷入了庸俗的情欲追求之中。

哈姆莱特的人文主义理想，与新兴资产阶级不同，反而类似儒家的伦理型人文主义，肯定的是所有人的存在、价值与尊严。在第二幕第二场，哈姆莱特对波洛尼厄斯说：“请您去找一处好好的地方安顿这一班伶人。听着，他们是不可怠慢的，因为他们是这一时代的缩影；宁可在死后得到一首恶劣的墓铭，不要在生前受他们一场恶毒的讥讽。”[5]47同时，哈姆莱特认为所有人都有权利追求自由、幸福和平等。在经历了亲情、爱情和友情的背叛后，快乐的王子成了忧郁的王子。但是，哈姆莱特的痛苦和忧郁不在于他个人的悲惨命运，而在于他透过自己的遭遇看见了整个丹麦乃至全人类的悲惨命运：活着就要忍受“命运的暴虐的毒箭”“人世无涯的苦海”“人世的鞭挞和讥嘲、压迫者的凌辱、傲慢者的冷眼、被轻蔑爱情的惨痛、法律的迁延、官吏的横暴和俊杰天才费尽辛勤所换来的小人的鄙视”[5]51-52。老国王死了，母后依然是王后，王子依然是丹麦唯一的王子，叔父的嘴里还是“爱”着他。从鬼魂口中得知父亲死亡真相的王子仅仅要报父仇实际上是非常容易的，毕竟敌人在明他在暗。因此，对哈姆莱特来说，报父仇，夺回王位，捍卫他个人自由、幸福、平等的权利其实是容易的，但重整这个颠倒混乱的乾坤，让这个已经长满了恶毒莠草、荒芜不治的花园重焕生机实在是太难了，必然壮志难酬、悲痛而忧郁。孔子死前，歌曰：“太山坏乎！梁柱摧乎！哲人萎乎！”[6]453因而落下了眼泪，谓子贡曰：“天下无道久矣，末能宗予……昨暮予梦坐奠两柱之间，予始殷人也。”[6]453与夫子的泪水一样，哈姆莱特的忧郁并不是壮志难酬，而是天下无道、生灵涂炭，天下苍生将何去何从？

此外，哈姆莱特还反对新兴资产阶级人文主义思想中的极端个人主义思想。哈姆莱特控诉他的叔父是“败坏伦常，嗜杀贪淫，万恶不赦的丹麦奸王”[5]118，斥责他母亲的行为使“贞洁蒙污”[5]72，在奥菲利亚试探他的疯癫时指责女人：“你们烟视媚行，淫声浪气，替上帝造下的生物乱取名字，卖弄你们不懂事的风骚。”[5]54表征了他对极端个人主义思想的激烈反对，流露出对理性、秩序和新的道德理想与社会理想的渴望与呼唤。哈姆莱特在为父复仇的过程中表现出来的延宕一直饱受诟病，被认为是他的性格缺点，然而也正是这复仇的延宕表明了他对理性与秩序的追求和极端个人主义思想的反对。哈姆莱特深爱他的父亲，太阳神般的父亲的骤然离世让年轻的王子痛彻心扉，紧接着母亲的改嫁、鬼魂的复仇请求、朋友的背叛、恋人的拒绝雪上加霜，以致于让他萌生死意。然而，如此残酷的悲痛和绝望都没有让哈姆莱特放逐自己的人性和理智而不顾一切地去为父亲报仇，宁愿痛苦至死也不放纵自己的私欲。颜渊问仁德，子曰：“克己复礼为仁。”颜渊问怎样实行仁德纲领，子曰：“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7]130哈姆莱特也是“非礼勿动”。

总之，在跨文明的视野下，透过儒家思想去重新审视哈姆莱特，可以发现哈姆莱特的人文主义理想，与欧洲文艺复兴时期新兴资产阶级倡导的那种人的自由意志不受任何制约的人文主义精神不一样，反而类同儒家思想，呈现出一种伦理型的人文主义精神；忧郁和延宕不是他的性格缺点，而是其人性之光。

(二)《瓦尔登湖》对“四书”的接受和背离

1.《瓦尔登湖》和“四书”

“四书”是《论语》《孟子》《大学》《中庸》的合称。两千多年来，以“四书”为主的儒家思想渗透了中华民族的文学和文化领域。《瓦尔登湖》是美国超验主义作家梭罗独居瓦尔登湖畔的记录，描绘了他两年多时间里的所见、所闻和所思，诠释了梭罗热爱自然、追求个性发展和对简朴生活向往的“超验主义”精神。超验主义是19世纪30年代兴起于美国的一场带有宗教色彩的思想文化解放运动，涉及宗教、文学、艺术领域。超验主义精神和儒家思想孕育于两种完全不同的文明之中，从文化根子上表现出彼此相异的特征，但是梭罗在创作《瓦尔登湖》时却对“四书”多处进行直接引用。林语堂先生曾经说过：“梭罗的人生观，在所有美国作家中可以说最富中国人的色彩。”[8]89但是，不管梭罗的人生观多么富有中国人的色彩，承载着儒家精神的“四书”在“旅行”到异质文明的他乡时不可避免会发生信息的遗失和变形。从变异学的角度出发，考察《瓦尔登湖》对“四书”的接受和背离，不仅能帮助学生深入学习、理解该散文集，还能帮助学生了解中华文明的原生性和独特性以及中西文明之间的异质性，让学生为老祖宗传承下来的智慧骄傲，培养他们的民族自信和文化自信，使其肩负起文化传承和传播的使命。

2.《瓦尔登湖》对“四书”思想的引文研究

在第一章《经济篇》中，梭罗论述生活有无限可能时引用《论语·为政》第二云：“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7]15在《论语》中，孔子从社会道德角度出发，教育子路要诚恳，不能虚伪骄傲，能勇于承认自己的无知。梭罗在引用孔子的这句话之前说：“我们说，只能这样子生活呵；可是从圆心可以画出多少条半径来，而生活可能就有这样的多。一切变革，都是值得思考的奇迹，每一刹那发生的事都可以是奇迹。”[9]9紧随引语，梭罗预言：“当一个人把他的一个想象缩为他的理解的时候，我预见到，一切人最后都要在这样的基础上建筑起他们的生活。”[9]10结合上下文，可以发现《瓦尔登湖》中的这个引文无关社会道德，而是说没有什么知识是一成不变的，教人心思灵活、眼界宽广，敢于挑战已有的观念，体验不同的生活，从而改变自己的命运，活出自己的独特人生。在这里，梭罗不是让人们承认自己有不知道的事情与诚实无关，而是让人们承认不同生活方式的存在。

在第二章《我生活的地方，我生活的目的》中，梭罗描写他自己陶醉在瓦尔登湖早晨美景之中，认为每一个早晨都是来自大自然的愉快邀请，使他的生活跟大自然同样简单，同样纯洁无暇。因此，他总是“起身很早，在湖中洗澡；这是一个宗教意味的运动，我所做到的最好的一件事”[9]81。接着引述道：“据说成汤王的浴盆上就刻着这样的字：‘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9]81在该引文之后，有长段的论述：“我懂得这个道理。黎明带回来了英雄时代……黎明啊，一天之中最值得纪念的时节，是觉醒的时辰……如果并不是有我们内心的新生力量和内心的要求来唤醒……那么这样的白天……也不会有什么希望可言……感官的生活在休息了一夜之后，人的灵魂，或者说是人的官能吧，每天都重新精力弥漫一次，而他的禀赋又可以去试探他能完成何等崇高的生活了。”[9]82这则引文在《大学》和《瓦尔登湖》中，都有一个意思，即人要日日自省、更新。问题的关键就在于它们各自想要更新的是什么和想要达到的目的是什么。在儒家文化里，汤之盘铭号召人们更新的是道德修养，以致恢复仁义礼智的本性。结合上下文，可以发现这一引文的意图和上一引文的意图一样，都是希望人们打破各种陈规陋习，过上真正自由无碍的生活。梭罗“日日新”的对象是个人对生活的理解，要求人们要勇于反思自己的生活，放弃生活中多余的东西，从而过上真正属于自己的生活，不再是儒家强调的道德修养。

在最后一章《结束语》中，梭罗认为：“如果我得整天躲在阁楼的一角，像一只蜘蛛一样，只要我还能思想，世界对我还是一样的大。”[9]299然后引用孔子语录表白自己：“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9]299在《论语》中，孔子的意思是说人应该有自己的志向，坚守自己的志向和自己的道德标准，核心在坚持上，坚持的东西是社会已经给定的，个人所需要做的就是坚持执行。在《瓦尔登湖》中，紧接这个引语，梭罗写道：“不要焦虑于发展，不要屈服于玩弄你的影响；这些全是浪费。”[9]299可见梭罗用这则引文表达的意图恰好与原文相反：人应该拥有自己独特的想法，不要盲目顺从社会观念，不要因外在的观念而迷失自我。

《瓦尔登湖》中直接引用“四书”引文的总共有十处，分布全书，因篇幅有限，不能逐一而论。在“四书”中，除了上文论及的三条引文，其余七条引文也都是讲个人如何培养仁义之心，如何塑造具备儒家伦理道德精神的个体的[10]。从上文的论述可以看到，无论这些引文有没有产生字面意义的改动或误解，梭罗借助这些引文在《瓦尔登湖》中表达的思想与这些儒家语录所携带的儒家伦理道德思想毫无关系，有时甚至相反。梭罗对这些引文的使用是“旧瓶装新酒”，把儒家关注个体伦理道德的表达方式挪用至他所关注的个人主义。梭罗能恰如其分地“旧瓶装新酒”，用儒家语录去阐释他自己的思想，说明梭罗对中国古代文化的熟稔和认同；而梭罗又都毫无例外地放弃了这些儒家原文所携带的儒家精神内核，说明了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思想和以梭罗为代表的超验主义之间的异质性。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圣人与梭罗的气质和心态是完全不同的。儒家思想以“仁”为内容，以“礼”为形式，以“中庸”(中正、中和)为人格准则，维护“礼治”，重视“德治”。中国人性格中的理智和中庸，强调人与人相助相依，尊长辈、重孝悌等无不与儒家思想有关。以艾默生和梭罗为代表的超验主义主张人能超越感觉和理性而直接认识真理，这种对人之神圣的肯定使超验主义者蔑视外部的权威与传统，依赖自己的直觉经验。超验主义具有强烈的批判精神，认为生活就是为了发掘自我、表达自我、充实自我；超验主义追求人的自由精神成为美国文化中一个重要遗产。因此，梭罗在遭遇“四书”时，他个人成长的文化背景和文化传统不可避免地对儒家思想的精神内核做出选择，进行改造、移植、渗透、文化过滤，产生文化误读，最终生成变异。

四、结语

利用跨文明比较文学的研究范式把文化“走出去”战略方针融入到英美文学课程教学的实践之中是非常有价值的一种教学改革探索模式：从跨文明比较文学研究的角度出发，运用中国的理论模式或者思想观念去分析、阐释西方文学，既能把中国丰富的文学资源引入世界文学的宏大视野，促进世界文学的发展与繁荣，宣扬中国的文学价值和意义，践行文化“走出去”的战略方针，又能让学生站在本土文化的立场，在跨文明的视野下去反思英美文学，理解己方文明的原生性和独立性，培养学生的文化自信和民族自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