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 萍

（南京晓庄学院 新闻传播学院，江苏 南京 210017）

时代变革是左右电影发展趋势的极大因素，也是影响电影批评的重要力量。历经1931年“九·一八”事变和1932 年“一·二八”事变，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成为当时中国社会普遍呼声。面对外敌入侵和国内“围剿”，中国共产党中央文化工作委员会（简称“文委”）①中共中央宣传部1929 年10 月成立中央文化工作委员会，1930 年10 月成立中国左翼文化界总同盟（简称“文总”），同意各左翼文化团体行动，潘汉年为首任书记。“文总”前后共下设九个组织：左联、剧联、社联、美联、教育工作者联盟、新闻记者联盟、音乐小组和电影小组，以及苏联之友社（又叫“中苏音乐学会”）。参见吴海勇《“电影小组”与左翼电影运动》，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 年，第105 页。加强对文化工作领导，动员共产党员参加电影生产和影评活动。夏衍、钱杏邨、石凌鹤、司徒慧敏、王尘无等人②钱杏邨1926 年入党，夏衍、石凌鹤、司徒慧敏都在1927 年入党，王尘无1930 年入党。就此开始了在电影界的工作。他们满怀“革命”的豪情，参与电影制作和影评生产。其中，左翼影评成为“对敌斗争的一个重要手段”[1]952。从1932 年下半年开始，至1933 年底“软硬之争”全面爆发前，左翼影评阵营的批评观念并非在一开始就保持一致，而是在不断实践、内部争论和反复磨合中，最终完成批评理念的统一，为在“软硬之争”中取得胜利奠定了坚实基础。

一、“影评人小组”和“电影小组”及其影评阵地

1930 年代初《啼笑姻缘》摄制前后，明星公司因和顾无为的大华公司争夺影片摄制权大费周折，影片虽最终上映，但未能避免公司营业上的失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