易凤林

（江西省社会科学院，江西 南昌 330077）

以五四运动为标志，中国社会达到了思想激荡的高点。一方面，中国遭受西方国家的强势打压，激起了中华民族最深切的爱国主义情怀；另一方面，五四运动像是一面镜子，把中国的懦弱、腐败、落后等深藏于制度本身的东西全部裸露于众。在两者的综合作用下，中国社会呈现出前所未有的活力，其思想的活跃达到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新境界。教育界也不例外，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国家的教育理论和模式不断被引进，形成了此起彼伏的教育思潮，如军国民教育、实利主义教育、国民教育、科学教育、平民教育等。无疑，各种教育思想的张扬和碰撞，不仅创造了一个多元并争的局面，而且大大开拓了国人的视野，使教育改革的思索更为深入。与此同时，教育思潮的多元化也大大“促进了中国新教育的实践和新经验的积累，使民主主义教育力量迅速凝聚和组织起来。”[1]（P129）陈独秀就是处在这样的大背景下，深入思考中国教育改革，并从众多的改革者中脱颖而出。他一方面深受社会潮流的影响，另一方面，又在寻找革命道路的同时，寻求教育改革的根本方法。这就使陈独秀的教育思想一方面反映了时代性，一方面又呈现出革命性和政治性。我们通过研究和分析陈独秀在五四前后的教育思想，来考察一个时代的发展和新思想的冲击，以及革命者对时代使命的担当和思想转变的历程。

一、封建教育与新式教育的“新陈代谢”

陈独秀被誉为“五四运动的总司令”，是与他敢于站在风口浪尖抨击社会的大气概密切相关的。自1915年9月创办《青年杂志》（次年改为《新青年》）以来，他就以此为阵地发表了大量文章，宣扬自己的主张。他精辟地分析和解剖了封建教育的特征和实质，以及对社会所造成的严重危害，认为要停止其伤害，必须用“新教育”来取代。

早在《青年杂志》创刊之初，陈独秀就以进化论来论证社会的新陈代谢，指出：“新陈代谢，陈腐朽败者无时不在天然淘汰之途，与新鲜活泼者以空间之位置及时间之生命。人身遵新陈代谢之道则健康，陈腐朽败之细胞充塞人身则人身死；社会遵新陈代谢之道则隆盛，陈腐朽败之分子充塞社会则社会亡。”[2]（P380）显然，教育也在新陈代谢之列。其后，他又以共和精神对袁世凯颁布的“以孔教为国教”的教育宗旨，及其妄图复辟封建教育的行径进行了大胆地驳斥。他认为“孔教与帝制，有不可离散之因缘”，社会向前发展，“孔教与共和乃绝对两不相容之物，存其一废其一”[3]。即以进化论的观点指出了开历史倒车的落后事物与前进中的社会是不相符的，不可能取得成功。

要反对封建教育，必须揭露它的落后性及其特征，陈独秀为此多次撰文予以论述。他对中西教育进行对比研究，论证了我国封建教育的诸多缺点：其一，教育方法为“被动主义、灌输主义”，把古人、先生的教训奉为神圣不可侵犯的天条，抹杀儿童心理；其二，教育内容“所重的是神圣无用的幻想”，“重在记忆先贤先圣的遗文”；其三，教育宗旨只重智力发展，“训练全身的教育，从来不大讲究”；其四，教育对象范围狭小，“不但是贵族的，而且是神秘的”。他尤其痛心地指出，传统教育只重智识忽视青少年的身体发育，无形中残忍地伤害了他们的身体，“所以未受教育的人，身体还壮实一点，惟有那班书酸子，一天只知道咿咿唔唔摇头摆脑的读书，走到人前，痴痴呆呆的歪着头，弓着背，勾着腰，斜着肩膀，面孔又黄又瘦，耳目手脚，无一件灵动中用。这种人虽有手脚耳目，却和那跛聋盲哑残废无用的人，好得多少呢？ ”[4]（P935-937、P949）封建教育这些缺点是以较为进步的西方教育为参考的，集中反映了封建教育的落后性，也是对封建制度的一次大抨击。以此为基点，从而论证出教育改革的必要性，抓住了时代进步的发展脉络。

陈独秀高举民主和科学的旗帜，指出新教育必须取代传统教育，赋予全新的时代精神。他高呼“要拥护那德先生，便不得不反对孔教，礼法，贞节，旧伦理，旧政治；要拥护那赛先生，便不得不反对旧艺术，旧宗教；要拥护那德先生又要拥护那赛先生，便不得不反对国粹和旧文学”，认为只有民主和科学才可以“救治中国政治上道德上学术上思想上一切的黑暗。 ”[2]（P386-387）民主和科学须成为新教育的精神实质，使其区别于传统教育专制和落后的本质。这也是陈独秀早期关于社会、政治、文化改革的思想逻辑。同时，他论述了新教育确立的必要性和重要性。陈独秀认为以学校养人才，以人才振母邦，是中国希望之所在。如果不大力革新，中国“固有之伦理、法律、学术、礼俗”，则无异“驱吾民于二十世纪之世界以外，纳之奴隶牛马黑暗沟中”。[5]

无疑，陈独秀关于新旧教育新陈代谢的思想基本上是以西方的进化论为依据的，其教育思想属于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范畴。但需指出的是，当时整个社会处于摸索阶段，尤其是马克思主义尚未成为思想主流之前，而倡导民主、科学、平等的西方思想被中国有识之士奉为救国良药，在未接触更为先进的理论的前提下，加上思想认识的过程性，使陈独秀的思想从客观上来说不可能超出其资产阶级思想范围。不可否认，与同时代的知识分子相比，他的思想和主张更具有“咄咄逼人的批判性”，对封建社会的认识更为深入，这就为他成为最早一批共产主义分子奠定了思想基础。

二、教育改革的方法和应效仿的教育模式

教育改革的必要性即以确立，如何改革的问题就必须予以解答。陈独秀从政治改革入手，提出了教育改革的方法和途径，从而使新教育的确立站在坚实的基础上。

教育不是孤立的，它与政治密切相关。陈独秀较为清醒地认识到这一问题，精辟地论证了教育与政治的关系，提出教育改革必须从政治改革入手。教育问题实质上属于政治问题，因为政治决定教育。他强调，“倘不以全力解决社会政治问题，则必无教育、实业可言，终于昏弱削亡而已”[6]。针对许多知识分子和教育界普遍存在的仅就教育谈教育，不关心政治的现象，陈独秀予以反对，认为“‘不问政治’这句话，是亡国的哀音，是中国人安心不做人的表示！”[7]

在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之前，陈独秀是激进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认为资本主义教育应为中国教育改革效仿的理想模范。他认为中国必须站在世界角度思考和分析问题，即“世界的而非锁国的”[2]（P383），而放眼世界，西方是当时最为进步的社会，因此须用其民主和科学精神彻底改造中国教育，使民国教育融入世界近代教育的大潮。1917年，在对中西教育进行理性反思和反复比较后，陈独秀明确提出“中国教育必须取法西洋”。为了使这一主张具有思辨性，他指出了必须学习西方的原因，认为文明的进步与否是决定一个国家必须学习他国的主要原因，这“不是势力的大小问题，正是道理的是非问题”。中国教育改革如果要取法西方，则必须熟知西方教育的根本精神，方能抓住实质，建立“真教育”，为此，陈独秀认为必须理会西方教育的三大方针：即“第一，是自动的而非被动的，是启发的而非灌输的”；“第二，是世俗的而非神圣的，是直观的而非幻想的”；“第三，是全身的，而非单独脑部的”。[4]（P935-937）应该说，陈独秀对西方教育的观察和分析是十分透彻和深入的，尤为关键的是，他抓住了西方教育与西方社会制度在精神实质上的一致性，即推崇“民主和科学”，并极力想把这种精神融入到民国教育体制中去，以彻底废除中国教育的封建性。

“五四”之后，1920年左右，陈独秀思想有了一个质的飞跃，马克思主义理论成为他分析和解决问题的有力武器。教育改革效仿的模式也随之转变，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教育体制不再是他的理想对象。1920年12月，他在《致罗素的信》中尖锐地批判西方资本主义教育，认为“资本主义虽然在欧洲、美洲、日本也能发达教育及工业，同时却把欧美日本社会弄成贪鄙、欺诈、刻薄、没有良心了；而且过去的战争及将来的经济的大革命都是资本主义之产物”。在对西方教育进行批判后，他提出了中国教育改革的新方向和新途径，即中国“在资本制度还未发达的时候，正好用社会主义来发展教育及实业，免得走欧美日本人的错路”。也就是说，社会主义是其理想的社会，是教育改革的航标，无疑，苏俄是其新的学习对象。他的视角从西方转向苏俄，其教育思想也开始从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转向马克思主义，其转变充满了复杂的历程，体现了一个革命者蜕变的过程性。社会主义思想的确立为教育改革确立了最终和最理想的模型，并提供了最佳途径，是其教育思想发展的一个质变。

接受马克思主义思想后，陈独秀关于教育改革的理念更为激进。他主张用无产阶级革命的手段建立社会主义，在社会主义基础上发展新教育，以避免走欧美日本等国的错路。[8]这就从根本上解决了教育改革的方法和途径，突显了政治革命的根本性和重要性，避免了走入空谈教育改革的误区，从而使他的思想在教育界、思想界、革命派中具有旗帜性的领导作用。五四之前，他对政治问题的重视为其日后接受并主张无产阶级革命实现社会发展的马克思主义奠定了思想基础，而马克思主义理论则使陈独秀的教育思想更具革命性、实践性和指导性。因此，他的思想也随着革命观念的转变更具战斗力，在诸多的教育思潮中独树一帜。

三、新教育制度的构想蓝图

陈独秀对新教育的探索和构想是其教育思想中极为重要的一部分，映射出他的理念和主张。他对新教育制度的构想不仅具有作为革命家独有的观点和期待，也有时代的烙印，各种教育思想兼容并蓄，呈现出独特性，集中体现在他的《今日之教育方针》、《新教育的精神》《教育缺点》《新教育是什么？》等文章和报告中。

蔡元培等教育家在民国初年提出的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主张深深影响了国人的思想。虽然当时教育思想可谓“百家争鸣”，但一致赞同民国初年颁布的这一教育宗旨。在这种社会思想影响下，陈独秀于五四前基本上是以资产阶级共和国的理想来打造中国教育的，因此其教育的探索和构想未能超出蔡元培、胡适、黄炎培等资产阶级的思想范围，但作为革命家，他的思想更具政治性、社会性。五四之后，他开始接受马克思主义，对新教育制度的设想也有了不一样的因素。

1920年至1921年，他在武昌高师和广东高师等地的演讲详细阐述了他对中国新教育的构想，发展和完善了前期的思想。综合起来，其新教育的构想大致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一）教育须具社会性

陈独秀以政治家独有的视角，探究了教育与社会的关系，深化了对教育的认识。他认为，教育是社会发展的因素之一，社会如果没有教育“那人类的知识必定不能发展，人类知识一不发展，那国的文明就不堪问了”。同样，教育也不能脱离社会，它“应该以现在及将来社会生活进步的实际需要为中心”。他强调，新教育是服务于社会的，“新教育是注重在改良社会，不专在造成个人的伟大。”[4]（P945）

针对教育界、学术界一部分人埋头读书做研究，不问世事脱离社会的做法，他提出了批评：“现在单说那研究经济学的，不晓得详察现在社会的状况和财政的盈虚，就是多读些中国经济史、外国经济学又怎么样呢？那于社会是一点益处没有的。”[4]（P942）这就精辟地指出了教育深深植根于社会，强调了教育不是孤立的，它的发展与社会紧密相关，脱离社会的教育缺乏价值，同时，社会需要教育来推动知识的进步和人类文明。因此，他极力主张教育应与社会融为一体，否则的话，“社会自社会，教育自教育，学生在社会中成了一种特殊阶级，学校在社会中成了一种特殊事业”。[4]（P948）

陈独秀对教育与社会关系的观察和分析，比较正确地理清了教育的一个基本属性即社会性，突出了其思想理论的实践性、进步性和时代性，使他的思想明显区别于许多仅从专业角度出发的教育主张。

（二）采用启发式教学法，以学生为本位

针对传统教育教学方法的弊端，陈独秀一再强调新教育应注重启发。他认为中国的教师往往只将自己所学一概传授给学生，根本不管学生是否能理解和接受，学生完全处于被动的地位，所以他提出改革后的教育应“是训练的，非口说的，是发展的，非流传的”，以学生为本位。尤其是中国的小学教育不关心儿童心理，只一味要求他们读一些没有实际作用的书，抹杀了儿童天性。对此，陈独秀主张在新教育中，学校“只要就儿童心理所能理会的，审慎加以训练，使他好发展想象力，那就够了，并不在要他记得许多的故典和古人的姓名”。[4]（P943）

启发式教学并不是陈独秀独有的观点，受西方教育思想影响的众多教育界人士如蔡元培、胡适、陶行知等人在他之前和之后都提出了类似的观点，社会也普遍欢迎和倡导这一教学法，以使学生尤其是儿童从教育的禁锢中解放出来，保持他们的天性。陈独秀对社会进步观点的采纳和吸收，显示出他善于准确把握社会发展脉络的能力。

（三）理论与实际相结合，反对形式，注重实效

他批评中国教育往往过于注重形式，缺乏实际运用，即使像农业学校、商业学校等所谓新式学校也如此，学农的学生没有下过田，学商的学生没有做过买卖，理论脱离了实际。为此，他“希望后来办教育的人不要讲究形式，有几多钱办几大的学堂，科目不在多，只在其能不能适用，教员不在多，只在其有没有教授的方法和精神。一有新方法新精神，就一定可以得新教育，造就新人才矣！”[4]（P943）。也就是说，办教育，不在于形式的好坏，而在于教育理念、方法、精神先进与否，更在于学生实际能力的培养、人才的造就。他在广东高师的演讲中，进一步强调学校的课程内容应具备实际运用性，学生须加强训练，以培养实际操作的能力。

理论与实际相结合、反对形式注重实效的主张是陈独秀教育思想的闪光点，具有创新性。当时，中国名义上已经实施民国教育近10年，但由于办学理念一直处于变动的状态，加上北洋政府对教育实施专制，从而使中国教育呈现出良莠不齐的局面，一些新创立的学校往往只注重模仿西方教育的形式，而忽略其精髓，造成诸多学生只学到了近代西方知识的皮毛和零散理论，与社会实际需要脱节。这一切加深了陈独秀的思考，使其主张切中时弊。

（四）教育普及

陈独秀一再指出，“教育本是必需品不是奢侈品”，反对贵族教育、神秘教育。既然是必需品，则人人需要，因此新教育应使普通大众都能接受教育，实现文化普及。他提出：“新教育对于一切学校底观念，都是为社会设立的，不是仅仅为一部学生设立的。自大学以至幼稚园，凡属图书馆、试验场、博物院，都应该公开，使社会上人人都能够享用。必如此才能够将教育与社会打成一片；必如此才能够使社会就是一个大的学校，学校就是一个小的社会；必如此才能够造成社会化的学校，学校化的社会。 ”[4]（P949）

这里的教育不仅指学校教育而且还包括社会教育，是一种广义上的教育。陈独秀的教育普及思想既是对平民教育、义务教育思想的继承与吸收，也是其提倡社会变革、解放人民的重要手段。尤其.他对社会教育的重视，具有极为积极的意义，为他日后关注工农等社会基层民众的生活和诉求提供了一个平台。图书馆、博物馆等设施公众化、普及化，以推行社会教育的主张，此后不仅在苏区而且在国统区得到重视并部分实施。尤其“学校社会化”、“社会学校化”的主张，在综合吸收了杜威的学校即社会和陶行知的社会即学校的思想的基础上，赋予了其特有的涵义和作用，即学校和社会融为一体，学校在社会中担任普及文化的职能，社会也不断改造学校。这些主张反映了陈独秀试图通过社会大教育，提高民众的觉悟，具有积极的革命意义。

四、结语

总而言之，陈独秀的教育思想具有浓厚的现代性、政治性和革命性，这与他作为思想家、政治家、革命家的身份存在着密切关系。毋庸置疑，他的教育主张并不完全正确，诸如存在扬西抑中的偏激倾向，教育专业理论的缺乏等。毛泽东也认为：陈独秀等人领导的新文化运动存在形式主义的缺点，对中国历史、外国事物的观点，要么绝对的好，要么绝对的坏，缺乏历史唯物主义的批判精神。[9]（P832）诚然，对陈独秀教育思想的评价不能仅仅从思想本身进行分析，应充分考虑到当时的社会实际，把它放在社会的大背景下，尤其是社会思想的激荡潮流中。陈独秀并非职业教育家，因此从专业的角度对其思想进行评析，未免苛刻。严格意义上说，他主要承担的是革命家的角色，基于此，他的思想主张必然要围绕社会革命这一主题。因此，为了论证和宣扬社会革命的必要性，他必须要对旧社会包括传统教育进行无情地批判，对新制度进行高度赞扬，以激发民众对旧制度的反抗和对新社会的向往。陈独秀的通过社会革命彻底改造教育、理论联系实际、推行文化普及、教育与社会需求相一致的主张，极具前瞻性，极大地影响了时人也包括后来的中国共产党。在陈独秀思想的基础上，中国共产党对教育问题的思考逐步走向深入，尤其在中共革命早期，陈独秀的教育思想基本上代表了共产党的主张，引领了中国共产党的航向。总体而言，陈独秀以非凡的胆略和气魄，发教育家所未发，从广阔的社会视角，对教育问题提出许多独到之见，促进民国时期教育思想摆脱封建主义的羁绊，向民主、科学和近代化的方向转轨。[1]（P274）特别是他转变为马克思主义者后，发出的“用社会主义建设教育”的号召无疑成为时代的音符，青年一代的指示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