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 斌，邓姣姣

（井冈山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江西 吉安 343009）

第一次国内大革命失败后，中国共产党被蒋介石国民党反动派宣布为“非法”和最大“犯罪”，遭到残酷镇压，损失惨重，31万多名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被杀，中共党员人数由最多时的6万人锐减到1万多人。[1]（P232-233）在敌人的屠刀面前，信仰坚定的共产党人没有被吓倒，相反，他们毅然举起武装革命的旗帜，开启了中国共产党独立领导的中国革命的新时期。

1927年9月9日，毛泽东组织领导了湘赣边界秋收起义。起义部队从江西铜鼓、安源、修水一带出发，向长沙方向进攻。由于敌强我弱，加上我军缺乏作战经验，起义部队被迫向湘赣边农村地区转移。1927年9月27日，毛泽东与部队来到永新三湾，遂派人与井冈山上的袁文才联系，10月6日，毛泽东与袁文才在大仓会见，之后进驻茅坪，开始在井冈山创建农村革命根据地。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创建，使得中国工农革命军有了赖以栖身的落脚地。井冈山革命根据地保存积聚了中国革命的火种，成为中国革命的摇篮，在党的百年历史上具有重要的历史地位与作用。

一、井冈山革命根据地是中国革命新道路的开辟地

道路决定方向，道路决定胜败。道路不对，就会偏离目标，甚至会南辕北辙。受共产国际和俄国十月革命的影响，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后的一段较长时间内，一直把攻占中心城市进而夺取政权作为党的主要任务，坚持城市中心论。中国共产党的工作重心和主要精力大都集中在中心城市，发动、组织工人开展罢工运动。

1921年7月23日，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大会要求党要集中力量在城市领导工人运动。1921年8月11日，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在上海成立，选举张国焘为主任，主要负责领导工人运动。1921年11月，中央局发布《中国共产党中央局通告》，就工人运动、宣传出版工作等，提出了具体的计划和要求。自1921年下半年起，中国共产党在湖南、武汉、广东、上海、直隶等地先后领导了多次规模大小不等的工人罢工运动。1922年1月至1923年2月，形成了工人运动第一次高潮。在此期间，累计罢工斗争100多次，参加罢工的工人数量30多万。为了加强对工人运动的领导和增进工人内部的团结，1922年5月上旬，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在广州组织召开第一次全国劳动大会。大会发表了《全国劳动大会第一次会议宣言》，号召全国工人阶级团结起来，组成阶级战线，反对国际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

党的二大继续高度关注工人运动，要求全国各地党组织集中力量组织成立产业工人工会，领导工人开展罢工运动。党的二大后，工人运动继续高涨，罢工高潮在全国各地普遍兴起。其中1922年9月14日至18日举行的安源路矿工人大罢工迫使路矿当局与工人代表签订了协议，答应了工人的全部正当要求，取得了罢工的完全胜利。但是，在此之后，帝国主义者和封建军阀对工人罢工斗争进行了血腥镇压。1923年2月7日，京汉铁路工人大罢工遭到吴佩孚2万多军警的残酷镇压，罢工遭到失败。京汉铁路工人大罢工的失败让中国共产党认识到光靠无产阶级的力量难以完成中国革命的艰巨任务。

1923年6月12日至23日，中共三大召开。大会讨论通过了《关于国民运动及国民党问题的议决》和《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大会宣言》等文件，决定以国民革命运动为党的中心工作，采取党内合作的形式同孙中山领导的国民党建立联合战线，要求共产党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同时保持党在政治上的独立性，帮助国民党扩大组织，广泛发动群众，发展革命力量，进行国民革命。但是，国民革命强调学习俄国革命经验，国共合作正式建立以后，事实上中国共产党还是继续坚持以城市为中心的革命道路。中共三大之后，中共中央重新迁往上海。

大革命期间，中共北方区委组织成立了首都革命行动委员会，行动委员会计划在北京发动暴动，进行“首都革命”，推翻段褀瑞政府，进而夺取政权。大革命后期,中国共产党按照俄国十月革命道路的模式,在上海先后组织了三次工人武装起义,但最后在蒋介石、汪精卫的背叛和血腥镇压下归于失败，中国革命转入低潮。

在大革命失败后的严峻形势下,中国共产党没有被吓倒，更没有屈服，他们揩干净身上的鲜血，继续探索中国革命新道路。1927年9月9日，毛泽东在湘赣边界组织领导秋收起义，起义部队向长沙方向进军，但很快遭到敌人反攻，部队损失严重。在这危急时刻，毛泽东毅然决定放弃原定攻打长沙的计划，主动实现战略“退却”，决定到敌人统治力量薄弱的农村地区去发动、组织农民开展土地革命，建立红色政权，实行“工农武装割据”，创建农村革命根据地，最后实现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全国政权。正是在井冈山革命斗争时期，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先进共产党人探索总结出了一条革命新道路——井冈山道路。井冈山道路是中国共产党人针对中国革命的实际情况，着眼于解决中国革命中的具体问题，将马列主义关于社会主义革命的基本原理与中国革命具体情况相结合的产物，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灵活运用与发展，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正式开始。井冈山革命根据地是中国革命重心从城市向农村战略转移的新起点,是中国革命从失败走向胜利的大本营，是中国革命新道路的开辟地。道路决定命运，井冈山道路为中国革命的顺利推进产生了至关重要的指导作用。

二、井冈山革命根据地是新型人民军队的奠基地

人民军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坚强柱石，也是中国革命取得胜利的重要依托。坚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是人民军队建军的根本原则和永远不变的军魂。2012年11月16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军委扩大会议上的讲话中明确指出：“保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关系我军性质和宗旨、关系社会主义前途命运、关系党和国家长治久安，是我军的立军之本和建军之魂。 ”[2](P215-216)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最初开始于南昌起义，奠基于永新三湾改编，最终定型于古田会议。井冈山革命根据地是新型人民军队的奠基地。

1927年9月29日，毛泽东领导秋收起义余部来到永新三湾村。由于敌强我弱，部队连续遭到国民党部队的围堵进攻，损失较大。至芦溪一战后，部队从起义时的5000人锐减至不足1000人，加上长途行军劳顿和供养不足，受伤战士得不到应有的医治，部队伤病员不断增多，军心开始动摇，战斗力也大为削弱。罗荣桓后来回忆说：“这支部队中，虽然有不少党员，但并没有形成坚强的组织领导，也没有明确的行动纲领。军事指挥员大部分是黄埔军校的学生，他们都是知识分子，没有经过更多实际战争的锻炼，指挥能力较弱，旧的一套带兵方法，妨碍着上下一致、官兵一致。由于上述原因，这支部队的战斗力并不强。”[3]（P41)在这紧要关头，毛泽东通过调查研究，察觉到问题的症结所在，迅疾对部队进行了著名的三湾改编。三湾改编首先从组织上进行改编，将部队从一个师缩编成为一个团；其次，在部队设立士兵委员会，实行军队的民主制度；再次，确定了“支部建在连上”的制度，实现了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

“支部建在连上”，是三湾改编时确定的一项最为重要的建军原则，从制度上确立了中国共产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确保了人民军队的性质。在后来的中国革命中，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历经艰难曲折，不仅没有溃散，相反愈挫愈奋，愈战愈勇，靠的就是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凭的就是党员的先锋模范带头作用和支部的战斗堡垒作用。没有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就不可能有人民军队武装斗争的胜利。井冈山斗争时期，正是在党的坚强领导下，红军才力排万难，克服各种艰难困苦，使根据地得到不断发展、壮大。

对于为什么要加强军队党的基层组织建设？毛泽东在《井冈山的斗争》一文中指出：“两年前，我们在国民党军中的组织，完全没有抓住士兵，即使在叶挺团，也还是每个团只有一个支部，故经不起严重的考验。”[4]（P66）有了党的基层组织，军队的面貌就大为改变。在部队中，党代表还担任党支部书记一职，履行督促士兵委员会进行政治训练的职责。经过政治训练后的红军士兵，阶级觉悟大大提高，明白了革命是为了解放自己和工农阶级。同时，经过政治训练后的红军士兵还基本上学会了分配土地、建立政权与武装工农等常识。井冈山革命斗争实践表明，“支部建在连上”确保了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密切了党群、干群关系，使部队更加坚强有力。

三湾改编后，在井冈山革命斗争中，毛泽东明确了工农革命军的“三大任务”，颁布了“三大纪律、六项注意”，逐步将工农革命军打造成一个严格执行革命政治任务的武装集团。1927年12月29日，毛泽东在砻市总结打茶陵的经验教训时首次宣布把“打仗消灭敌人”、“打土豪筹款子”和“宣传群众，组织群众，帮助群众建立革命政权”确定为工农革命军的“三大任务”。[5](P112)“三大任务”明确了部队政治与军事的关系，规定了工农革命军是一个执行革命政治任务的武装集团，对人民军队建设起了重大作用。

为了确保完成“三大任务”，毛泽东、朱德等先后制定、颁布了“三大纪律、六项注意”，着力用无产阶级思想改造这支以农民为主体的工农革命部队。《孟子篇》指出，兵法之重，纪谓之要，国无纪则覆，军无纪则伐，民无纪则乱。一支纪律涣散的部队,注定难以获得人民的支持而最终将走向失败。1927年10月24日，毛泽东在遂川荆竹山为部队做动员工作时指出，工农革命军要想在井冈山站稳脚跟，建立根据地，必须要与农民群众搞好关系。要想与农民群众搞好关系，就必须要做好群众工作，维护好群众利益，部队官兵必须恪守“行动听指挥，打土豪要归公，不拿老百姓一个红薯”[6](P142)这三大纪律。1928年1月5日，工农革命军攻下遂川县城后，针对遂川群众对我军不了解而纷纷躲避的情况，毛泽东要求加强纪律教育，要求部队官兵做到“还门板，捆铺草，说话和气，买卖公平，不拉伕、请来伕子要给钱，不打人骂人”[5](P116)这“六项注意”。至此，工农革命军“三大纪律、六项注意”的制度基本形成。

制度制定后，关键在落实。为了确保“三大纪律、六项注意”落到实处，毛泽东、朱德等要求部队官兵念熟记熟“三大纪律、六项注意”的各项内容，还让人编写《三大纪律、六项注意》歌曲，组织部队官兵学唱。与此同时，毛泽东还在部队中成立了纪律检查组，专门负责监督“三大纪律、六项注意”的落实情况。当部队从一个地方转移和离开后，纪律检查组成员就迅速分散到当地群众中去了解官兵落实“三大纪律、六项注意”的情况，并在第一时间处理违反“三大纪律、六项注意”的人和事。“三大纪律、六项注意”从制度上进一步确保了军队为人民服务的性质和宗旨。

井冈山革命根据地无愧为新型人民军队的奠基地。井冈山革命斗争时期党对军队建设的探索和实践，为中国共产党成功解决如何将以农民和旧军队为主体的部队改造成为新型的人民军队提供了典范，也为后续时期人民军队建设提供了认识论与方法论指导。

三、井冈山革命根据地是中国革命根据地建设的样板地

井冈山革命根据地是大革命失败后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革命从城市转向农村，经过艰难探索，建立的第一块农村革命根据地。井冈山革命斗争，虽然只有两年零四个月，但在这短暂的两年零四个月的时间里，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军民英勇奋斗，艰苦探索，在经济建设、政权建设、文化建设和党的建设等方面都取得丰硕的成果，积累了宝贵的经验。

经济建设方面，为了打破敌人经济封锁，保障根据地物质供给，一方面，毛泽东带领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军民打土豪，分田地，消灭封建地主土地所有制，大力解放生产力。1928年10月14日，边界党的第二次代表大会召开，大会讨论制定出了《井冈山土地法》。《井冈山土地法》的颁布实施，有力确保了根据地土地革命的顺利进行。《井冈山土地法》是我党制定的第一部土地法，对整个土地革命的相关政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另一方面，毛泽东领导根据地军民采取多种措施，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大力发展农业生产。首先，规定军民平等，不分职务大小，一律要参加生产劳动；其次，鼓励妇女参加种田，用以弥补根据地劳动力不足的问题；再次，组织耕田队，互帮互助，并对军烈属的土地包耕代种；第四，修水利，筑牛路，植树造林，大力进行农田基本建设，促进农业可持续发展。与此同时，根据地军民还自力更生,创办了修械所、军械处、红军被服厂、造币厂、红军印刷厂，积极开辟红色圩场,开办公卖处，大力发展红色贸易，确保根据地物质供给。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卓有成效的经济建设，为其他革命根据地提供了宝贵经验。

政权建设方面，首先，依靠根据地群众，创建苏维埃政权。井冈山革命斗争时期，根据地各级工农兵政府由工农兵代表大会选举产生，行使人民赋予的权力。1927年11月,工农革命军第二次攻下茶陵县城。毛泽东立即指示召开工农兵代表大会，成立工农兵政府，保卫商店、邮局和学校。茶陵县工农兵政府成立后，立即号召广大群众建立工农武装，惩治土豪劣绅，土地革命在茶陵各地如火如荼地开展起来。其次，保障根据地群众各项民主权利，夯实执政基础。1928年1月,遂川县工农兵苏维埃政府成立，之后颁布实施《遂川县工农兵政府临时政纲》。《临时政纲》明确规定和保护广大工农的政治权利、劳动权利和受教育权利。规定“凡从(事)劳动不剥削他人以为生活的男人和女人,如工人、农民、士兵和其他贫民,都有参与政治的权利”。要求“实行8小时工作制,星期例假休息给工钱,男女同等工作要得同等的工钱”。[7](P71-73)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红色政权建设，为其他农村革命根据地的政权建设提供了宝贵经验。

文化建设方面，一是注重部队官兵的思想文化学习，成立军官教导队。1927年12月底，在龙江书院成立军官教导队，着手对部队和地方武装的积极分子进行专训。军官教导队把提高政治觉悟与提高文化素质结合起来，以军事教育为主，兼学政治、文化。政治教育方面，主要给学员讲解土地革命、阶级斗争、政权建设等内容；文化教育方面，主要向学员解释“打倒帝国主义”、“推翻封建统治”、“实行土地革命”、“建立红色政权”的含义和做法，同时还教学员识字。军官教导队为井冈山革命斗争培养了一大批早期军事指挥人才和地方领导干部。二是加强群众思想和文化知识教育，开办红军小学、农民夜校和各种形式的识字班，为群众普及文化知识。井冈山革命斗争时期，根据地很多地方办起了列宁小学，让适龄儿童接受教育。同时，各级工农兵政府还开办了扫盲班、识字班，以及各种形式的夜校，为青壮年和成人提供教育服务。各类学校在教育群众学习文化知识时，十分注重将文化教育与当时的斗争形势结合起来，不断提高学员思想觉悟和文化水平。通过思想文化教育，根据地军民革命热情大为提高。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文化建设为其他革命根据地的文化建设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具有重要的参考和借鉴价值。

党的建设方面，首先，将党的建设与军队建设结合起来，确保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三湾改编明确了“支部建在连上”的原则，从组织和体制上确保了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其次，利用军队建党的先进经验，帮助地方党的发展。1928年5月20至22日，中共湘赣边界党的第一次代表大会提出了党组织建设的任务，明确了军队党帮助地方党的发展的工作方针。再次，开展“洗党”活动，严格限制党员成分，清除不坚定分子，纯洁党的队伍。1928年9月，边界进行“九月洗党”，在永新、宁冈两县，党组织全部解散，重新登记。经过“洗党”，大批不合格党员遭到清除，党的组织得以纯洁，战斗力大为提高。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党的建设实践为其他革命根据地党的建设提供了宝贵经验。

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建设的先进经验，引起了当时国内各农村革命根据地的强烈关注。一时间，全国农村革命根据地纷纷向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学习靠拢。在湘鄂赣根据地，彭德怀一心以井冈旗帜为“榜样”。在湘鄂西根据地，贺龙和湘鄂西前委学习参考井冈山革命根据地把党的组织建在连上的先进经验，在各连队中建立了党的支部。在鄂豫皖根据地，1929年5月，鄂东北特委提出了“学江西井冈山的办法”的口号。在左右江根据地，红七军极力推行 “学习朱毛红军”、“汇合朱毛红军”[5](P453)的策略。在陕甘根据地，也纷纷主张要“像毛泽东同志那样，以井冈山为依托，搞武装割据，建立根据地”[5](P454)。

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创建，为中国革命找到了新方向。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先进经验代表了中国革命道路的共同特征和规律，是中国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其它十余块根据地建设的样板及抗日战争与解放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根据地建设的典范。[8]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在经济建设、政权建设、文化建设、党的建设等各方面的成就，不仅使得中国革命的火种在井冈山得以保存，而且还点燃了中国革命的星星之火，对中国土地革命的兴起和中国革命的最后胜利具有重要的促进作用。

四、井冈山革命根据地是井冈山精神的孕育地

井冈山革命根据地是伟大的井冈山精神的孕育地。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井冈山是中国革命的摇篮。井冈山时期留给我们最为宝贵的财富，就是跨越时空的井冈山精神。井冈山精神，最重要的方面就是坚定信念、艰苦奋斗，实事求是、敢闯新路，依靠群众、勇于胜利。今天，我们要结合新的时代条件，让井冈山精神放射出新的时代光芒。”[9](P112)井冈山精神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开辟、创建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在血与火的斗争中，不断培育和形成的伟大革命精神。井冈山精神是井冈山革命斗争的真实写照，同时也是中国革命取得胜利的重要精神力量。

井冈山革命斗争孕育了以“坚定信念、艰苦奋斗”为内涵的井冈山精神。坚定信念、艰苦奋斗，是井冈山精神的灵魂。大革命失败后，毛泽东、朱德等分别率领秋收起义和南昌起义的余部来到井冈山，开始了艰苦卓绝的井冈山斗争。由于敌人频繁的军事进攻和严密的经济封锁，红军经济供给一度到了十分困难的地步，不仅没有可发的零用钱，就是一人一天五分钱的伙食钱也难以维持，有时红军官兵每天只能吃两顿没油没盐的南瓜或者苦涩的野菜。冬天，井冈山上天寒地冻，冰天雪地，战士们却只能穿着单衣和草鞋，天长日久，许多战士都生了冻疮、发肿，以至溃烂。特别是寒冬的夜晚，没有棉被盖，只盖一条破军毯，常常夜晚不能入睡，只好找稻草盖，几个士兵身靠身地睡在一起。是什么让他们在这样艰苦恶劣的环境下坚持斗争？是什么让他们抛头颅、洒热血在所不惜？是革命必胜、共产主义必胜的信念。

井冈山革命斗争孕育了以“实事求是、敢闯新路”为内涵的井冈山精神。实事求是、敢闯新路，是井冈山精神的核心，也是井冈山革命斗争留给世人的精神财富。1927年9月9日，秋收起义爆发。起义原计划分三路朝长沙方向进攻，但不久即遭重挫。如果继续按原计划进攻长沙，起义部队即将面临全军覆灭的危险。危难关头，毛泽东提出了向农村转移的正确意见。1927年9月19日晚，在文家市召开秋收起义前委会议，决定放弃攻打城市，到农村开展游击战争。起义部队开始向罗霄山脉中段的广大农村转移，在异常艰苦的斗争中，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深入调查，认真反思，实事求是，艰苦探索，不断探寻中国革命新道路。在井冈山革命斗争中，毛泽东写下了《井冈山的斗争》《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等光辉著作，初步总结探索出了一条“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革命新道路。井冈山道路是毛泽东等老一辈革命家坚持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敢闯新路的成功范例，创造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新路径。实事求是、敢闯新路，是井冈山精神永褒生命力的法宝，也是传承井冈山精神的关键。

井冈山革命斗争孕育了以“依靠群众、勇于胜利”为内涵的井冈山精神。依靠群众、勇于胜利，是井冈山精神的基石。刚上井冈山时，毛泽东对井冈山地区的政治、经济、军事等情况进行了细致的调查，先后写出了《永新调查》《宁冈调查》，使党和工农革命军的方针政策能符合群众的利益。为了建立与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工农革命军每到一地，深入群众，及时了解群众的意见和要求,帮助群众解决实际问题。为了维护群众的利益，毛泽东为部队制定了“三大纪律、六项注意”，要求部队官兵不拿百姓一个红薯。正是因为我们党始终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始终与广大人民群众保持血肉联系，才赢得了广大人民群众的拥护和支持，从而使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得到巩固和扩大。勇于胜利是井冈山精神基石之关键。在艰难困苦的条件下，井冈山军民不仅成功开辟了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并将其发展壮大，将革命的星星之火燃遍神州大地，靠的就是勇于胜利的精神和革命必胜的信念。正是因为这种勇于胜利的大无畏革命精神，无数革命先烈英勇奋战，前仆后继，我们的革命事业才从小到大，由弱到强，不断从胜利走向胜利。

井冈山精神是中华优秀传统与人文精神在革命战争年代的凝聚和积淀。井冈山精神不仅是井冈山军民克敌制胜的强大精神支柱，而且还激励着一代又一代优秀中华儿女砥砺奋斗，成为苏区精神、长征精神、延安精神、西柏坡精神、大庆精神、雷锋精神、焦裕禄精神、孔繁森精神、女排精神、抗洪精神、抗震救灾精神、航天精神等一系列革命精神和时代精神的重要源泉。这些精神集中体现了中国共产党的优良传统与作风，无不闪耀着井冈山精神的思想光辉。井冈山的革命斗争已经成为历史，但井冈山精神作为具有原创意义的民族精神，穿越时空，成为维系中国过去和现在、历史和未来的精神血脉，对促进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具有重要作用。

五、井冈山革命根据地是开国将帅和国家重要领导人的汇聚地

井冈山斗争不但在中国湘赣边界的偏僻山区开创了农村革命根据地的新天地,而且在两年零四个月的严酷的斗争中锻造了大批革命的中坚力量,培育出了新中国的领袖、元帅、将军和其他许多杰出人才。这些英雄的井冈儿女来自全国各地,他们怀着共同的理想,在艰难困苦的环境中无私奉献自己的青春和才华,用生命和热血书写对革命的忠诚,以坚定的信念探索“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革命道路。他们在革命的血与火中得到锤炼，在血与火的千锤百炼中不断成长，最终造就出1位开国领袖，5位开国元帅，3位开国大将，15位开国上将，21位开国中将，11位开国少将和22位省部级领导干部。

毛泽东，这位从井冈山革命斗争中走出来的开国领袖，他多次从危机中把党和军队挽救过来，没有他，我们中国人民至少还要在黑暗中摸索更长的时间。邓小平指出：“没有中国共产党，不进行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不建立社会主义制度，今天我们的国家还会是旧中国的样子。我们能够取得现在这样的成就，都是同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同毛泽东同志的领导分不开的。”[10](P299)毛泽东最伟大的功绩，就是把马列主义的原理同中国革命的实际结合起来，指出了中国夺取革命胜利的道路。“毛泽东同志根据中国的具体条件指明了革命的具体道路，在军阀割据的时候，在敌人控制薄弱的地区，领导人民建立革命根据地，用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了政权。”[10](P126)这条革命新道路，正是毛泽东同志领导井冈山军民在艰苦卓绝的井冈山革命斗争中探索开创的。

1955年，中国人民解放军首次授衔，中央军委授予10人元帅军衔，10人大将军衔，55人上将军衔，175人中将军衔，798人少将军衔。10位元帅中，有5人出自井冈山，其分别是朱德、彭德怀、林彪、陈毅、罗荣桓；10位大将中，有3人出自井冈山，其分别是粟裕、谭政、黄克诚；55位上将中，有15位出自井冈山，其分别是邓华、朱良才、李聚奎、杨至成、杨得志、肖克、宋任穷、宋时轮、张宗逊、陈士榘、陈伯钧、赵尔陆、黄永胜、赖传珠、彭绍辉；175位中将中，有21位出自井冈山，其分别是王辉球、王紫峰、毕占云、杨梅生、李寿轩、肖新槐、张令彬、张国华、欧阳毅、赵鎔、姚喆、晏福生、周玉成、唐天际、曹里怀、韩伟、赖毅、谭甫仁、谭希林、谭冠三、谭家述；798位少将中，有11位出自井冈山，其分别是王云霖、王耀南、龙开富、吴树隆、张平凯、张树才、刘显宜、黄连秋、郑效峰、曾敬凡、赖春风。

另外，新中国成立后，有22位曾在井冈山战斗过的革命先辈在党政机关担任省部级以上领导职务，其分别是谭震林、滕代远、何长工、陈正人、江华、刘型、李立、李克如、吴仲莲、杨立三、张际春、周里、贺敏学、贺子珍、高自立、黄达、曾志、彭儒、康克清、熊寿祺、谭政文、肖明。

这些从井冈山走出来的党政军的杰出领导，他们不仅为中国革命的胜利立下了汗马功勋，而且为新中国的建设做出了巨大贡献。祖国不会忘记他们！人民不会忘记他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