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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下半年，为赶写先师郑南的自传，曾在先生的居所做过密集采访。问及什么是好歌，他不假思索地说：“能让听者‘起鸡皮’的歌就是好歌。”

郑南的成名作是《我和老班长》（晨耕曲），而奠定他国家级词作家地位的歌曲是《我爱五指山，我爱万泉河》（刘长安曲），1971年。北有《北京颂歌》，南有《我爱五指山，我爱万泉河》，当年以至后来很长一段时间，这两首颂歌体歌曲，响遍祖国大地。

提及“五指山”，耳边必然回响起那些刻在记忆里的歌词：“我爱五指山，我爱万泉河......”多次与这首歌的作曲、著名作曲家刘长安老师一起吃饭，但凡有从事声乐的人在场，都会被人怂恿着亮一嗓——“来，五指山！”这首歌曲也被称为“检验男高音的试金石”。

暂且放下这首歌的旋律不表，来重温一下那金子般的歌词吧：

我爱五指山，我爱万泉河，

双手接过红军的钢枪，

海南岛上保卫祖国。

啊五指山，啊万泉河，

你传颂多少红军的故事，

你日夜唱着红军的赞歌。

我爱五指山的红棉树，

红军曾在树下点篝火；

我爱五指山的红石岩，

红军曾在石上把刀磨。

我爱红军走过的路，

我沿着山路上哨所。

我爱万泉河的清泉水，

红军曾用河水煮野果；

我爱万泉河的千重浪，

红军在这里把敌人赶下河。

万泉河流水向大海，

我沿着河边去巡逻。

啊五指山，啊万泉河，

红色的江山我们保卫，红军的钢枪永在手中握！

想必你是带着旋律读完这首歌词的。

写歌词的人，最苦恼的一点是语境和韵脚之间的平衡，常常因为用韵损伤句意，或意思准确了却韵脚不合，不得已退而求其次。令人叹服的是，郑南先生的歌词能在充分押韵的前提下做到意境的准确而高级的表达，配合天衣无缝。这就是功底，这就是泰斗级词人令人五体投地之处。

“吟安一个字，捻断数根须。”对于作词的艺术追求，郑南先生曾在他的《诗人自题》中这样写到：

投身辞海一生游，

不忍汉字空白流。

床上忧，

枕上愁，

心上求。

抱月行，

披星走，

且得妙句偶落手，

只得一句也富有。

跪圣贤，

拜先宗，

叩智叟。

先生对“妙句”的追求竟至于“跪拜”了，这是怎样的一种匠心精神。我深深体会！

很多的作曲家们尝尝为歌词苦恼，“拿到一首好词真难！”的确，好词不易得，好词很难写。写好词是每一个写词人殚精竭虑的追求，这种用心是建立在对词怀有敬畏和神圣感的前提上的，需要长期的经验积累，需要不间断的学习钻研，需要时时做一个有心人，必须写完放三天、三天再修改的反复打磨。写出好词是要呕心沥血的。任何敷衍之作是对词的亵渎，也是在猥亵和戕害自己，词是你的“孩子”，草率不负责只会产生畸形儿。著名词家王晓岭曾毫不留情地嘲讽过一些词界“老油条”：自己的词没写好，却指望作曲给“添一件好衣裳”。

有一种说法：一首歌是不是很好听并不是最重要因素，不断地反复传播才是最重要的（流行的一种说法叫“病毒式传播”），“听着听着就好听了”。事实上，这样的歌曲最多也就是“就好听了”而已，不可能成为经典。传播要看是被动的还是主动的。被动传播是灌输，难被吸收；主动传播是“走心”，才可能留下。音乐（尤其歌曲）是打开记忆之门的钥匙，听歌忆当年，那时那地那人，或因旋律，或因歌词中的某一句，触动过你的心灵，留下过一些痕迹。

“音乐是上帝跟人类最接近的语言”（这里所说的音乐通常指器乐），这话听起来有点故弄玄虚，也可以理解为音乐家对音乐的神圣感。单就音乐本身而言，优秀的器乐作品之所以引起听者的共鸣，靠的是有序音符产生的旋律贴合听者的情感神经而产生同频共振，这种共振很神奇，这是音乐的奇妙之处。

专业音乐人士可能不爱听的一句话是：一首成功的声乐作品创作，难度不亚于一首成功的器乐作品。这应该是从传播层面讲的，以作品的受众而言，声乐作品所受到的检验群体要比器乐作品广泛得多。优秀的器乐作品甚或能产生对牛弹琴也会让牛多产奶的效果，但毕竟器乐作品的传播受到听者的音乐艺术素养以及传播方式等诸多因素的限制。歌曲的传播门槛则低得多，可以殿堂发烧级，可以龇牙咧嘴式。歌曲的成功与否，与旋律有关，与歌词有关。能创作出一首老少通吃、家喻户晓，经久不衰的歌曲，绝非易事。

“音乐是上帝跟人类最接近的语言”（这里所说的音乐通常指器乐），这话听起来有点故弄玄虚，也可以理解为音乐家对音乐的神圣感。

文学创作中有两个永恒的主题：爱情和悲剧。写爱情主题容易理解，人类的七情六欲中，爱情也许是最美好的。悲剧是永恒主题不容易理解，它属于哲学的范畴，人类对自我心灵和宇宙世界的探索难穷其尽，想想也挺悲壮。不难发现，世界经典文艺作品基本上都是悲剧式的。简单的理解或可用一句常言：欢笑转瞬即逝，悲痛刻骨铭心。

写悲剧并非简单地把人写得死去活来，我们不可狭隘地理解悲剧主题。悲剧之美“是在戏剧性的矛盾冲突和悲剧性的艺术表现中对美的肯定，它往往与崇高和壮美相联系，使人产生深沉而巨大的同情共感和心灵震撼，并以其深刻的艺术感染力给人以激励和启示，引发人们深层次的审美感受。”（范宇《悲剧美的音乐诠释》）戏剧《窦娥冤》、歌剧《奥赛罗》、舞剧《罗密欧与朱丽叶》，贝多芬《英雄交响曲》之“葬礼进行曲”、钢琴奏鸣曲《悲怆》，中国民族器乐曲《悲歌》《江河水》，歌曲《松花江上》《绣红旗》等等，无不震撼心灵，感人至深。

事实上，《我爱五指山，我爱万泉河》这样的颂歌体歌曲同样隐含着悲剧美——我们能在美丽的五指山下、万泉河边深情而幸福地歌唱，不正是那些曾经在“树下点篝火”“石上把刀磨”“河水煮野果”“河边去巡逻”的红军战士用青春和鲜血换来的吗？那感人至深的一幕幕，早已消逝在岁月的长河。幸福是流汗甚至流血换来的，获取幸福是要“牺牲”一些东西的。

郑南先生有一句名言：“驱除黑暗的办法，就是点亮火把。”因为有黑暗，才需要光明。歌颂光明，更需要歌颂点火人。点火需要勇气，星火燎原的过程往往是悲壮的。

正面歌颂是一个角度，侧面甚至反面也是角度，要看你用怎样的审美眼光。我们的歌词创作中之所以会出现一些“低级红”现象，是创作水平所致，是创作观念所致，更是创作审美所致。我们要富起来，要强起来，更要美起来，真正的“强”，是要有大美（文化软实力）内涵的。

对于什么是好歌的定义，无论从专业还是非专业来讲，郑南先生口语化的“起鸡皮”解释是最准确也最明了的。起鸡皮是一种生理反应，是情感神经受到外界刺激而被自己感觉、被别人视见的表征，这种生理反应是会绑在你的记忆神经元上的。

平时的语言中不经意地蕴含了深刻的哲理和最美的真情，这是郑南歌词的最成功之处，这是先生的功夫，这也正是歌词创作的最高境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