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论中国共产党的创建

沙健孙在《红旗文稿》2021年第4期撰文指出，毛泽东是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他关于中国共产党创建问题的有关论述，准确深刻，立意高远，极富哲理和教育意义。毛泽东认为，“我们研究党史”，“从辛亥革命说起差不多”。人类的历史是一个接续发展的过程。中国共产党在1921年的成立，是近代中国社会发展和革命发展的客观要求和必然结果。在毛泽东看来，五四运动在思想上和干部上准备了1921年中国共产党的成立；五四运动时中国无产阶级开始有了觉悟，五四运动发生在1919年，1921年便产生了中国共产党。五四运动促使中国先进分子的思想方向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考虑创建新的革命政党的问题，开始实行与工人群众的结合，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作了准备。所以毛泽东说我们研究党史“从五四运动说起可能更好”。中国共产党从一开始就坚持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为指导，坚持革命的方向，这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毛泽东强调：“既要革命,就要有一个革命党。没有一个革命的党，没有一个按照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理论和革命风格建立起来的革命党，就不能领导工人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战胜帝国主义及其走狗。”关于共产党的成立意义，毛泽东指出：“中国产生了共产党，这是开天辟地的大事变。”这首先和主要的是因为“从此以后，中国改换了方向”。同时也是因为，受共产主义理想鼓舞、肩负实现民族复兴历史使命的共产党人，与人民密切联系在一起，具有百折不挠、一往无前的革命精神。

尼克·奈特对毛泽东思想肖像的重构及启示

罗馨、尚庆飞在《南京大学学报(哲学·人文科学·社会科学)》2021年第1期撰文指出，如何看待毛泽东所开创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正统性”问题，构成了国外毛泽东研究领域的“问题域”。尼克·奈特在前人研究成果基础之上，结合毛泽东从理论与实践层面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与运用，进一步确证了毛泽东所开创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将马克思主义经典理论的普遍规律性与民族特色的特殊规律性相统一的有机产物，是将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在中国语境中进一步运用和发展的“具体化马克思主义”。奈特从方法论出发对文本阅读模式展开辩证批判与反思，以理性主义—结构主义认识论为前提开展对马克思主义经典文本的科学阅读，从具体历史语境中分析毛泽东思想中的若干“争议性”主题，诸如经济基础和政治意识形态之间的辩证关系问题、农民对于中国革命的重要性问题、毛泽东对辩证唯物主义的理解与运用问题，揭示毛泽东开创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正统马克思主义之间存在的一种复杂的内在关联性。尼克·奈特关于毛泽东马克思主义观的分析提示我们，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更加需要对马克思主义经典理论进行“时代性解读”和“在场性重构”。这就要求从历史与现实的双重维度出发，从真理与价值辩证统一的角度出发，对马克思主义经典理论做出具体历史的、动态开放的解读，始终站在时代与学术的前沿，对新出现的现实问题及时做出理论概括，从而建构出切合中国具体发展实际的当代马克思主义。

《反对本本主义》是毛泽东思想的起点

刘书林在《理论与评论》2021年第1期撰文指出，毛泽东思想的起点在于有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思想基础主要来自毛泽东掌握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科学世界观，也来自他对中国自古以来的辩证思维思想财富的掌握，而基本途径就是从实际出发调查研究，通过实践把马克思列宁主义中国化。毛泽东在率领中国工农红军转战闽西、赣南期间，不但抵制了党内教条主义的错误思想、确立了马克思主义建军路线，还在当地深入调查研究，并于1930年5月写出了《调查工作》和 《反对本本主义》两篇力作。两篇文章一反当时动辄 “拿本本来”的教条主义习气，提出中国革命胜利要靠中国的同志了解中国情况，形成了实事求是、独立自主、群众路线的基本思想，开启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中国化的进程。由于这两篇文章在革命战争年代中遗失，1961年1月，当毛泽东重新发现其中一部手稿时，他百感交集，表达了对这两篇文稿的高度珍惜和重视。毛泽东立即在中央领导同志中印发并讨论了文稿的意义，进而在党内大力倡导调查研究之风，重新阐发调查研究的现代内涵，领导全党坚定不移地继续探索中国的社会主义道路。重温这一历史过程，能更深刻体会到毛泽东思想来之不易，更加认识到毛泽东开创的马克思列宁主义中国化的思想路线是指导中国共产党从胜利走向胜利的生命线。

毛泽东无神论思想

刘福军在《科学与无神论》2021年第1期撰文指出，毛泽东无神论思想是毛泽东思想的有机组成部分，是中国共产党集体智慧的结晶，其主要内容可概括为三个层次的理论观点。一是关于正确认识和处理人与“神”的关系的理论观点，包括：不是“神”创造了人而是人创造了“神”；推翻神权、打倒神道地主和破除迷信观念；以及实现人的解放与全面发展。在毛泽东看来，宗教的本质是崇拜超自然力，自然支配、社会支配、万物有灵论是原始宗教的三大根源，社会的发展变化决定宗教的发展变化和内容形式。二是关于正确认识和处理无神论与有神论的关系的理论观点，包括：宗教信仰是人民内部的思想认识问题，要实行宗教信仰自由政策；要研究宗教问题、批判神学和破除迷信观念，要向人民群众宣传无神论，以及要用无神论代替有神论。三是关于正确认识和处理无神论者与有神论者的关系的理论观点，包括：宗教问题是个群众问题，要尊重和保护公民的宗教信仰自由，无神论者与有神论者应相互尊重和团结合作，党同宗教界要建立统一战线。毛泽东无神论思想开辟了马克思主义无神论发展的新境界，把对马克思主义无神论的思想认识提升到一个新水平。探究毛泽东无神论思想，对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无神论的重要论述，全面做好新时代马克思主义无神论的宣传教育和研究工作，具有现实意义。

青年毛泽东政治话语的马克思主义转向

李永进在《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研究》2021年第2期撰文指出，青年毛泽东在成为马克思主义者的过程中，不仅经历了思想信仰的转变，同时也伴随着政治话语的转型。“新民”是青年毛泽东初涉政治领域的一个重要话语概念，他希望以此为标的实现国民改造、民族复兴的梦想。“新民”尽管与马克思主义还有较远距离，但它作为那一历史时代具有革新价值、进步意义的话语概念，为青年毛泽东政治话语的转向奠定了基础。从1918年年底到1919年年初，毛泽东政治话语发生了第一次转向，集中体现为以激进主义的“民众的大联合”取代了改良主义的“新民”。通过构建“民众的大联合”话语，毛泽东深切感受到民众身上所蕴含的巨大力量，认识到组织群众反对统治阶级的必要性，进一步推动了其政治话语的马克思主义转向。1919年12月，伴随着思想信仰的转变，毛泽东的政治话语也悄然发生了变化。此后，毛泽东开始集中使用无产阶级革命、无产阶级专政、世界主义、共产主义等话语，坚定主张“无产阶级革命”和“改造中国与世界”，用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方法来解剖中国社会、解释中国革命问题，最终实现了政治话语的马克思主义转向。在此过程中所体现出来的中国特色、中国风格和中国气派，也为毛泽东思想这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个重大理论成果的形成提供了基本前提。

毛泽东对新中国治理制度的探索

刘德中、周鹏在《毛泽东思想研究》2021年第1期撰文指出，毛泽东制定治理制度的出发点和目的是保障人民利益、巩固社会主义制度。他的许多制度创造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人将传统文化与马克思主义相结合的特点，产生了深远影响。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对治理制度的探索主要体现在三方面。一是协商建国制度奠基。孕育于民主革命时期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经过全面抗战和解放战争的洗礼、考验逐步走向成熟，新中国是其瓜熟蒂落的果实。政协制度是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的伟大创造。二是制定宪法巩固成果，修改宪法发展民主。毛泽东召集党外民主人士召开座谈会，听取各方面对起草新中国第一部宪法等事项的意见。1953年年底，毛泽东乘专列离京，前往杭州领导起草新中国的第一部宪法。1954年，《人民日报》刊登宪法草案全文，同时发表社论，号召人民群众开展广泛讨论，提出修改意见。三是为巩固社会主义而进行的各种制度探索。毛泽东提出“死缓”这一全新的刑名，并对党领导一切、发展农村卫生事业等具体制度进行探索，在破旧立新方面做出了巨大贡献。

毛泽东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思想

唐正芒、管胜昔在《湘潭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1年第1期撰文指出，毛泽东在领导中国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丰富实践中形成了具有开创性的系列思想。第一，发展“机械化、电气化、水利化、化学化”的社会主义新农业。1961年，中共中央批转了《关于提高粮食收购价格问题的报告》，指出“我国发展农业的根本道路是实现农业的机械化、水利化、电气化、化学化”。毛泽东指出，农业要走“四化道路”必须“先合作化，后机械化”，“土洋并举、大中小并举”，现代科学技术与优良农耕传统相结合。第二，建设富裕、文明、美丽、幸福的社会主义新农村。毛泽东倡导积极发展农村生产，提高农民生活水平。他认为农业走合作化道路的目的，就是要解放农村生产力以提高农民生活水平。发展农村工业、繁荣农村经济、“以粮为纲”、“农林牧副渔”全面发展都是为了增加农民收入。毛泽东还强调改革旧的思想习俗，树立农村文明新风；经营生态美丽农村，改善农村卫生环境；建设农村公益事业，保障农民幸福生活。第三，培育“有社会主义觉悟、有文化、有技术、有全面才能”的新农民。将思想政治教育摆在首位，教育广大农民成为社会主义建设者。“国家办学与集体或个人办学并举”，多种办学扫除文盲。知青下乡，干部下放，实行“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毛泽东的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思想内涵丰富，有着强烈的现实意义：产业兴旺是乡村振兴的基础，人才振兴是乡村振兴的关键，文化振兴是乡村振兴的灵魂，改善民生是乡村振兴的根本。

毛泽东的哲学自觉、哲学思维与哲学智慧

杨振闻在《中国井冈山干部学院学报》2021年第1期撰文指出，《实践论》《矛盾论》是毛泽东哲学思想的代表作，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标志性成果。对于新时代领导干部而言，重温《实践论》《矛盾论》的根本目的，是要从中吸收哲学滋养，进而掌握好马克思主义哲学这一“看家本领”。“两论”的写作缘起于毛泽东的哲学自觉。从客观需要而言，党内教条主义给中国革命事业带来严重危害，需要从哲学高度剖析其产生的理论根源，相对于政治、军事、经济等角度，哲学角度的反思总结，更有必要、更有价值，这种总结离不开毛泽东的哲学自觉；从主体素质而言，毛泽东自学生时期即有浓厚哲学兴趣，善于从哲学高度追根溯源、指点江山，这种哲学自觉为毛泽东写作“两论”提供了必备的主体条件。《实践论》集中解决了理论与实践的关系问题，回答了“山沟沟里”有没有马克思主义的问题；《矛盾论》集中解决了矛盾普遍性与特殊性的问题，回答了辩证法的精髓是什么的问题。毛泽东对这些内容的深刻揭示，直接得益于科学的哲学思维，核心是坚持问题导向的哲学思维。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人在中国革命和建设实践中运用“两论”哲学智慧给予的当代启示有：坚持实践第一、做好“结合”文章、遵循群众路线。

毛泽东谈学习党史

熊杏林在2021年2月10日《学习时报》撰文指出，早在延安时期，毛泽东就向全党发出学习研究党史的号召。1942年3月，毛泽东在中央学习组作《如何研究中共党史》报告。70多年过去，这篇党史研究的经典之作，仍然闪耀着科学的光芒，为学习研究党史指引方向。毛泽东提出学习党史的目的和意义在于“把党在历史上所走的路搞清楚”，“对今天的路线和政策有更好的认识”，“创造些新的东西”，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创新。在报告中，他明确指出：“如何研究党史呢？根本的方法马、恩、列、斯已经讲过了，就是全面的历史的方法。我们研究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当然也要遵照这个方法。”毛泽东对全面的历史的方法有着自己独特见解，而且创造了专属术语——“我想把它叫作‘古今中外法’”。毛泽东还指出，对历史进行分期，是马克思主义史学研究的重要方法论。按照历史发展的顺序，他把我们党的历史进行了三个阶段划分：大革命时期；内战时期；抗日时期。最后，他强调，学习研究党史的重要问题是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研究党史特别是总结党的历史经验教训，离不开评价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毛泽东将重要历史人物和事件置于“一定的时间和一定的空间”去研究，既体现了对马克思主义历史观的科学把握，也蕴含着马克思主义政治家的卓越智慧。

毛泽东确定“七一”建党纪念日

吴海勇在《毛泽东邓小平理论研究》2021年第1期撰文指出，1937年，中共中央不举办建党16周年庆祝活动的主要原因有两个方面。一是共产国际为中国共产党举办建党15周年之庆的有关讯息没有及时传递到陕北，当时陕北与莫斯科的电讯联系有时会出现乱码问题；二是即便知道已过15之龄，中共中央仍依惯例而无大张旗鼓庆祝之意。中国共产党在早期没少采用纪念活动方式来整合政治力量，就是不热衷为自己“庆生”，这不是有人揣度的那样政党意识不强，反而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人谦谨大器的品质。1938年，毛泽东倡导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7周年的原因，在其《论持久战》首日演讲有关“两个伟大纪念日”的说辞中即已明示。易言之，庆祝建党17周年与抗战一周年纪念紧密相连，才是毛泽东确定“七一”建党纪念日的历史奥义。经过促成全民族抗日统一战线的关键期奋斗，毛泽东强化了三方面的自觉：深化中国共产党与中华民族的联系，加强中国共产党对工农武装的领导，积极探索推进党的建设的康庄大道。毛泽东将建党纪念日定于7月1日，充分体现了他的决策艺术。这是出于历史与现实、科学性与可操作性的考虑，以下两条则为基点。一是做事能领先不居后的思维。二是抗战纪念周双主题的设定。正是为了提振全党全军全国人民的抗战信心，彰显中国共产党在中华民族抗日战争中的中流砥柱作用，毛泽东创造性地做出决策，提出了以7月1日为建党纪念日，从而与“七七抗战”纪念形成前后照应、持久振奋的庆祝纪念活动。

毛泽东关于党的建设的思维方法

柴念、王跃在《党的文献》2021年第1期撰文指出，《〈共产党人〉发刊词》是毛泽东在抗日战争时期运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总结中国革命的历史经验，结合中国革命的具体实际，对党的建设这一课题进行思考和总结的理论成果。其中蕴含着深刻的关于党的建设的思维方法，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坚持理论与实践有机结合，结合中国革命历史和中国现实国情推进党的建设。二是坚持唯物辩证法，将党的建设问题同统一战线问题、武装斗争问题联系起来，从战略全局高度统筹推进党的建设。三是运用马克思主义阶级分析法，对中国社会阶级状况进行科学分析，坚定无产阶级立场，巩固党的组织。毛泽东的这篇著作蕴含着深刻的关于党的建设的思维方法，值得我们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进行借鉴、转化、创新和运用，以不断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不断增强党的政治领导力、思想引领力、群众组织力、社会号召力，把我们党建设得更加坚强有力，为推进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坚强领导和根本保障。

毛泽东对《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的修改

阮平、胡安全在《湖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1年第1期撰文指出，毛泽东对《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至少有四次修改。第一次修改在“1937年年底、1938年年初”，只是“作了个别文字的修改”，是作为决议案的一部分进行审阅修改的。它的依据来自中央档案馆编的《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5册，文末注有“根据一九三七年底，一九三八年初毛泽东审阅过的抄件刊印”的版本信息。第二次修改在编纂《六大以来》时，在增加内容和形式的规范性、准确性的同时，注重决议案的原始性。这种规范性、准确性体现在字词、标点、语法和结构等方面，并适当地吸收了毛泽东修改《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版时的有益成果。原始性指与决议案原始版保持一致。第三次修改在1942年4月初前后，节录出决议案第一部分中的四节内容拟题为《反对党内几种不正确的倾向》，以独立成篇的形式发表在1942年4月10日《解放日报》上。该版本较与《六大以来》版相比，对字、词的改写有14处，增加只有4处，删减却高达15处，这体现了简明性。其中有1处将“之”改写为“的”，2处删减“之”，体现了通俗性。前三次修改与纠正党内存在的教条主义有关。第四次修改适应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国内外广大读者了解或学习毛泽东思想的迫切需要，以独立著作收入《毛泽东选集》，突出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一般原理的运用，完善和发展党的建设理论，重申和强调人民军队的建军理论，明确党内错误思想来源及其对应的阶级关系。它的修改发展了毛泽东建党建军思想，对中国革命和建设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反官僚主义斗争的制度向度

杜家丞在《现代哲学》2021年第1期撰文指出，以往学界对毛泽东反官僚主义斗争的研究多偏重于其发动群众运动、开展思想教育方面，不同程度地忽视了毛泽东反官僚主义斗争的制度向度。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着眼于防范和克服官僚主义，推动创立干部参加劳动制度，探索以党委领导下的厂长负责制和“两参一改三结合”的管理制度代替一长制，对干部等级工资制也有独特的批判性思考。在毛泽东看来，坚持干部参加劳动制度不仅能够彻底克服官僚主义，使党的干部永远以普通劳动者的姿态出现；随着国内外斗争形势日渐严峻，干部参加劳动还成为反修防修的有力武器。毛泽东对企业领导和管理制度的探索主要围绕两个问题：一是确立党委领导下的厂长负责制，二是实行“两参一改三结合”的管理制度。他的出发点在于构建社会主义制度下人与人之间的新型关系，落脚点都在于防范生产劳动领域的官僚主义倾向，两者从根本上说是内在一致的。作为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毛泽东在持续纠治官僚主义思想作风问题时，从未放弃对官僚主义形成的经济体制根源的反思。他认为，一定上层建筑必然是一定经济基础即生产关系总和的反映，反之，要彻底克服官僚主义必须从调整与生产关系相联系的制度体制入手。出于调整生产关系中产品分配关系的考虑，毛泽东对干部工资制度进行批判性思考。要客观评价毛泽东反官僚主义斗争的制度向度，必须正确理解“制度”概念的层次性，正确看待运动治理与制度治理之间的关系，正确认识制度设计与制度执行之间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