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爱华

各国无产阶级政党关系如何，事关每个国家无产阶级解放运动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能否正确有益地开展，也事关世界社会主义运动能否健康顺利地推进。马克思主义为正确处理各国无产阶级政党的关系确立了基本原则，但各国无产阶级政党在践行这些基本原则的实践中，还是会遇到很多问题和困难。毛泽东在领导中国共产党进行革命和建设的长期历程中，坚持以马克思主义关于无产阶级政党关系的原则为指导，致力于加强和改善同世界其他国家无产阶级政党的关系，形成了正确处理无产阶级政党关系的思想。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继续坚持和弘扬毛泽东这一重要思想，对于促进各国无产阶级政党的交往与合作，构建新型对外政党关系，都具有重要指导意义。

一、倡导各国无产阶级政党加强团结合作、共同奋斗

世界社会主义运动是各国无产阶级争取自身解放同时也争取全人类彻底解放的共同事业，它们的前途和命运是一致的。每个国家的无产阶级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都不是孤立的，而应相互支持、团结合作、共同奋斗。马克思和恩格斯早在《共产党宣言》中就明确提出：各国无产阶级的“联合的行动”是其“获得解放的首要条件之一”，并号召“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419、435页。恩格斯也说过：“无产阶级的解放只能是国际的事业。”(2)《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656页。因此，只有不断加强各国无产阶级政党间的团结合作，才能最终实现共产主义的远大目标。

毛泽东十分注重中国共产党与世界各国无产阶级政党的相互支持、团结合作。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他就指出：我国的革命不是孤立的，而是整个世界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的一部分，是坚决地反对帝国主义即国际资本主义的。对于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法西斯主义的野蛮侵略，毛泽东认为，受危害的不仅是被侵略的国家，也包括侵略者本国民众在内的全世界人民。因此，世界各国共产党，世界各国人民，都应起来反对这种侵略战争，应当团结一致，共同对敌，争取反法西斯侵略战争的胜利。当时，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正处在反法西斯侵略战争的第一线上。毛泽东指出：“我们中国人民，是处在历史上灾难最深重的时候，是需要人们援助最迫切的时候。《诗经》上说的：‘嘤其鸣矣，求其友声。’我们正是处在这种时候。”(3)《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57页。各国共产党从不同方面以不同形式对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进行了援助。联共(布)就从贷款、物资、人员和技术等多方面给中国的抗日战争提供了支援。许多优秀的国际主义战士受本国共产党的派遣来到中国，积极投身于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有的还因之献出了宝贵的生命，诺尔曼·白求恩就是这方面的杰出代表。毛泽东高度赞扬了他“把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当作他自己的事业”的“国际主义的精神”和“共产主义的精神”，并号召“每一个中国共产党员都要学习这种精神”(4)《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59页。。

与此同时，中国共产党对各国无产阶级政党所进行的革命斗争也给予极大的关注、声援和支持。1933年，当德国法西斯疯狂镇压德国共产党人，残酷地迫害德国共产党优秀领导者恩斯特·台尔曼等人的时候，中共中央于8月向全党发出通知，谴责德国法西斯的暴行，号召人们声援在德国白色恐怖下的革命战士，募款援助他们。随后，又致信德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表示要以中国不断革命斗争的胜利来支持他们的正义斗争(5)中共中央书记处编：《六大以来党内秘密文件》(上)，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412—413、427—428页。。1936年，西班牙共产党领导人民开始了抗击德、意法西斯侵略的革命战争，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战争，形成了世界东西方两个同法西斯反动力量作斗争的集中点。1938年7月，中共中央致电西班牙共产党和人民，对他们的英勇斗争表示赞扬和支持。电文中说：“同志们！让我们隔着海洋遥遥地紧握着团结的手吧！让我们肩并肩地反对全世界的公敌——日、德、意野蛮的法西斯蒂强盗……而英勇地进行流血的斗争吧！”(6)中共中央书记处编：《六大以来党内秘密文件》(上)，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967—968页。这给西班牙共产党领导的反法西斯斗争以有力的鼓舞，也使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的抗战斗志受到很大激励。11月6日，毛泽东在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所作的结论中，讲到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革命取得的发展成就时说：“这是无数先烈的热血浇灌出来的革命的鲜花，不但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的光荣，而且是世界共产党和世界人民的光荣。”(7)《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548页。1941年6月，苏德战争爆发后，共产国际执委会呼吁各国共产党采取有力措施支援苏联，中国共产党在极其艰难的抗战情况下尽最大努力响应这一号召，不仅在舆论和道义上积极声援苏联，而且力促建立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以支持苏联，还在军事行动上打击和牵制了日军进攻苏联的战略部署。这对苏联最终赢得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起了重要援助作用。

1949年6月30日，在新民主主义革命即将取得伟大胜利之际，毛泽东总结了革命胜利的基本经验，其中一条就是要“联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的民族和各国人民，共同奋斗”。他还进一步指出：“在帝国主义存在的时代，任何国家的真正的人民革命，如果没有国际革命力量在各种不同方式上的援助，要取得自己的胜利是不可能的。胜利了，要巩固，也是不可能的。”(8)《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472、1473—1474页。可见，中国共产党是非常重视世界无产阶级解放斗争的彼此联系和互相支持的。

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后，中国人民彻底摆脱了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奴役，推翻了统治和压迫人民的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制度，中国人民从此站立起来了。毛泽东为新中国确立了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方针。中国共产党成了执政党，有了更好的同各国无产阶级政党密切联系与团结合作的条件，也更加注重加强这种联系与团结合作，注重为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做更大贡献。1950年6月6日，毛泽东在党的七届三中全会上作的书面报告中，针对当时帝国主义国家叫嚣要打第三次世界大战，制造紧张国际局势的情况，明确指出：“只要全世界共产党能够继续团结一切可能的和平民主力量，并使之获得更大的发展，新的世界战争是能够制止的。”(9)《毛泽东文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99 年版，第67—68页。当朝鲜战争爆发后，尽管新中国刚刚成立，国内百废待兴，我们毅然派出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从而谱写了中朝两党和两国人民用鲜血凝成的战斗友谊的壮歌。越南战争爆发后，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也给予了无私的援助，支持越南共产党和人民最终取得了斗争的伟大胜利。对此，毛泽东曾明确表示：“已经获得革命胜利的人民，应该援助正在争取解放的人民的斗争，这是我们的国际主义的义务。”(10)《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0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版，第340页。

如何维护国际社会主义阵营的团结稳定，也是毛泽东考虑与各国无产阶级政党关系的重要问题。1956年8月，毛泽东在中共八大预备会议第一次会议上的讲话中说：“在国际上，我们要团结全世界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首先是团结苏联，团结兄弟党、兄弟国家和人民，还要团结所有爱好和平的国家和人民，借重一切有用的力量”，“现在我们是讲党内、国内和全世界的团结问题。我们的原则，就是不管你什么人，外国的党，外国的非党人士，只要是对世界和平和人类进步事业有一点用处的，我们就应该团结。首先是要团结几十个共产党，团结苏联”(11)《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 年版，第88、91页。。当时有50多个国家的共产党、工人党、劳动党和人民革命党的代表，从世界各地来到北京参加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毛泽东把这看作是对我们党的“崇高的友谊”，是对我们党“很大的鼓舞和支持”(12)《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 年版，第117—118页。。对于苏联，虽然对外搞大党主义和大国沙文主义，但毛泽东始终对苏联共产党和苏联人民对中国革命和建设事业的支持帮助予以肯定和赞扬，努力与苏联搞好团结，并表示：“我们支持苏联作为中心，这对社会主义运动有利。”(13)《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 年版，第122页。这充分体现了中国共产党致力于同各国无产阶级政党团结合作、共同奋斗的原则和精神。

二、主张各国无产阶级政党独立自主地探索本国革命和建设的道路

无产阶级解放事业是具有国际性的事业，需要各国无产阶级政党加强团结合作、相互支援，但是每一国家的革命和建设事业又具有其特殊性，因而主要还得靠本国无产阶级政党领导人民去努力做好。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就提出共产党既要与其他工人政党联合行动、互相支持，又要保持自己的先进性和独立性。在第一国际时期，马克思强调了各国无产阶级加强团结与联合的必要性，但同时也指出：国际工人协会不是“集权的政府”，“它的组织形式恰恰给地方的主动性和独立性以最大的自由”，“协会没有规定政治运动的固定形式；它只要求这些运动朝向一个目标。国际是联合起来的团体的网，它布满整个劳动世界。在世界上的每一地区，我们的任务都从某种特殊的方面体现出来，那里的工人用他们自己的方法去完成这一任务。……工人的组织不可能在一切细枝末节上都是完全一样的”(1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7卷，人民出版社1963年版，第683页。。可以说，各国无产阶级政党独立自主探索本国革命和建设道路，正是它们实现团结合作、共同奋斗的前提基础。

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领导中国革命和建设的过程中，深刻地领会和正确运用了马克思主义这一原则。毛泽东认为，马克思主义“活的灵魂”就是要对具体事物作具体分析，用不同的方法解决不同的矛盾。他曾批评教条主义者不懂得这个原则，“而只是千篇一律地使用一种自以为不可改变的公式到处硬套，这就只能使革命遭受挫折，或者将本来做得好的事情弄得很坏”(15)《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311页。。1938年11月6日，他在六届六中全会上所作的结论中指出：“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原则是普遍地对的，不论在中国在外国，一概都是对的。但是在同一个原则下，就无产阶级政党在各种条件下执行这个原则的表现说来，则基于条件的不同而不一致。”(16)《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541页。革命不能靠输入，社会主义制度更不能指望他人赠予。各国无产阶级政党应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指导下，去努力探索适合本国实际的革命和建设道路。诚然，对于别国无产阶级政党的好的经验应加以学习，这是十分必要的，然而由于各国历史与现实的政治、经济、文化等条件不同，这种学习决不是盲目地照抄照搬，而只能是吸收其好的、适合本国需要的东西，作为本国革命和建设的参考和借鉴。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实践已经证明了这一点是无比正确的。

中国共产党就是依照苏联共产党的榜样建立起来和发展起来的一个党(17)《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357页。。但是，中国共产党并没有简单地照搬苏联共产党的做法，没有把他们的经验一成不变地移植到中国来。俄国布尔什维克党在列宁的领导下，根据当时俄国所处的特殊国内外条件，一反第二国际各国党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采取首先举行城市武装起义，然后再把革命推向广大农村的道路，取得了十月革命的伟大胜利。尽管这在俄国是一条正确的成功道路，但是由于中国有着与俄国不同的社会历史条件，因此在中国却行不通。王明、博古等人对于中国的具体情况不调查、不研究，把俄国革命的经验教条化、绝对化，一味采取照抄照搬态度，给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革命造成了严重危害。而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独立自主地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来分析中国情况，指导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从挫折和失败中探索出一条开展武装斗争、开辟农村革命根据地、走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全国政协的正确革命道路。早在1935年12月，毛泽东就曾豪迈地说：“我们中华民族有同自己的敌人血战到底的气概，有在自力更生的基础上光复旧物的决心，有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能力。”(18)《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61页。实践证明，中国共产党领导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过程，就是在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下，独立自主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革命发展道路的历程。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又一再强调，我们的方针是要放在自己力量的基础上，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立足于中国实际进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在谈到学习苏联的经验时，他多次提出，我们要向苏联学习，但不能毫无主见地跟着苏联的“风”走；除了学习它的好的经验外，也包括研究它的错误。只有研究了错误的那一方面，我们才能把苏联走过的弯路避开，从而使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搞得更好一些。

中国共产党在革命和建设事业上没有机械模仿别国的模式，也绝不要求别国简单照搬自己的方式方法。在中国共产党的发展历史上，曾吃过照搬苏联经验、一味听命于共产国际的教条主义的苦头，这样的苦头不应再让其他国家的无产阶级政党去吃。为此，毛泽东一再提醒其他国家的党要吸取中共过去的教训。即使一国无产阶级政党取得了革命或建设的巨大成就，也绝不意味着他们的经验和做法完全都是适合自己的。毛泽东说过：“我们不要迷信，认为在社会主义国家里一切都是好的。”(19)《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 年版，第69页。任何一个政党都不可能一贯正确，丝毫不犯错误。对于一国共产党取得的成功的好的经验，尚且不能当作“万应灵药”到处套用，那么对那些错误的不好的东西，则非但不能胡乱搬用，反而应努力避免，不要再重犯类似的错误。毛泽东一再强调，无论哪个国家的党对于外国的经验都要有批判地接受。对于中国革命的经验，毛泽东也一分为二地分析，认为也有好的和错误的两方面，告诫外国的党不要照抄中国的做法。1956年4月，他在同拉丁美洲一些国家党的代表谈话时特别强调：“有一点要跟大家说清楚，就是中国的经验只能提供作为参考，照抄则不可。各国应根据自己国家的特点决定方针、政策，把马克思主义同本国特点结合起来。中国的经验，有好的也有不好的，有成功的也有失败的。即使是好的经验，也不一定同别的国家的具体情况相适合。照抄是很危险的，成功的经验，在这个国家是成功的，但在另一个国家如果不同本国的情况相结合而一模一样地照搬就会导向失败。照抄别国的经验是要吃亏的，照抄是一定会上当的。这是一条重要的国际经验。”(20)《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 年版，第64页。1956年9月，他在会见来参加中共八大的拉丁美洲一些党的代表时，在谈话中既多方面介绍了中国革命的历史经验，又特别告诫道：“中国革命的经验，建立农村根据地，以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城市的经验，对你们许多国家不一定都适用，但可供你们参考。我奉劝诸位，切记不要硬搬中国的经验。任何外国的经验，只能作参考，不能当作教条。一定要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和本国的具体情况这两个方面结合起来。”(21)《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 年版，第133页。之后，毛泽东又就中共的对外联络和宣传工作一再批复指出：不要把我们的思想“强加于人”，“不要宣传外国的人民运动是由中国影响的”，“不要向外国人自吹自擂”，“对于一切外国人，不要求他们承认中国人的思想，只要求他们承认马列主义的普遍真理与该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这是一个基本原则”(22)《毛泽东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1999 年版，第430—433页。。这些话语都充分体现了希望各国无产阶级政党独立自主地探索本国革命和建设道路的重要思想。

三、强调各国无产阶级政党应平等协商相互关系问题，反对大党主义

尽管各国无产阶级政党都是为着共同的事业和目的而奋斗的，但难免也会在思想认识和行动路线上产生分歧或矛盾，从而可能影响彼此之间的团结与合作。这就要求各国无产阶级政党要通过平等协商来化解分歧，消除矛盾；而决不应由个别大国发号施令，强制别国无产阶级政党接受它的意见而达成所谓一致。对此，恩格斯曾精辟指出，“只有在平等者之间才有可能进行国际合作”(23)《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472页。，“违反别人的意志去影响别人的任何企图，都只会对我们有害”(24)《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545页。。他还进一步强调：“有一点是肯定的：胜利了的无产阶级不能强迫他国人民接受任何替他们造福的办法，否则就会断送自己的胜利。”(25)《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548—549页。这些重要论述为毛泽东正确对待各国无产阶级政党的关系奠定了思想基础。

毛泽东始终认为，任何无产阶级政党都有责任把自己正反两方面的经验介绍给别国党，但这绝不意味着一定要别国党接受，更不能强加于别国党，否则就会破坏各国无产阶级政党之间的正常关系，给世界社会主义事业带来损害。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历史已经说明，不需要也不应该有任何一个国家的政党凌驾于其他国家的政党之上，任意支配和指挥其他国家的党，把自己的思想观念和行动纲领说成是“绝对真理”“普遍规律”，强迫人家遵行；而应该在互相尊重、完全平等的基础上交流经验，发展各国无产阶级政党之间团结友好的互助合作关系。在对待中国革命的问题上，苏联共产党曾给予了很大帮助，但也曾提出过不正确的主张，不适当地干涉了中国革命。毛泽东对错误主张作了坚决抵制，坚持根据中国实际确定党的纲领和路线方针。早在1930年5月，毛泽东在提出反对“本本主义”时就强调：“中国革命斗争的胜利要靠中国同志了解中国情况。”(26)《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15页。1945年4月，他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所作的政治报告中又明确指出：“不论什么政党或社会集团，也不论是中国人或外国人，在有关中国的问题上，如果采取不尊重中国共产党的意见的态度，那是极其错误而且必然要失败的。”(27)《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087页。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中国共产党对中国革命的性质、动力、对象、任务、途径和前景等重大问题，分析得最为科学、清晰、透彻，中国共产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最符合全体中国人民的根本利益。

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又同企图控制和指挥中国共产党的苏共大党主义进行了坚决斗争。苏共无视各国无产阶级政党独立自主、完全平等的原则，不断干涉别国党的内部事务，把“兄弟党”的关系，变成了实际上的“父子党”“猫鼠党”的关系(28)《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 年版，第386页。。20世纪40年代后期，苏共曾指挥欧洲多国共产党和工人党，围攻痛批不大听从苏共意旨而行事的南斯拉夫，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造成了极恶劣的影响。斯大林去世后，赫鲁晓夫仍继续对外推行大党主义和大国沙文主义。苏共对中国共产党也任意指手画脚，甚至进行恶意指责、攻击。中国共产党为了维护各国无产阶级政党的团结，维护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的发展，对苏共大党主义行径保持了极大克制，并尽力批评帮助它认识和改正错误。对此，毛泽东说：“苏联那些顽固分子还要搞大国沙文主义那一套，行不通了。我们目前的方针，还是帮助他们，办法就是同他们当面直接讲。”(29)《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 年版，第191页。但苏共非但不接受中共的批评帮助，反而一意孤行，终至挑起了中苏两党意识形态的大论战，进而又把这种论战扩展到恶化国家关系上。在中国经济正处在克服重重困难、开始起步发展的关键时期，苏共撕毁了援华合同，撤走专家，逼还贷款。毛泽东以大无畏的气概带领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国人民同苏联大党主义和大国沙文主义进行了坚决斗争。在论战中，中共中央强调：“所有兄弟党，不论大党小党，新党老党，掌握政权的党或者没有掌握政权的党，都是独立自主、一律平等的。”(30)《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8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第107页。还进一步批评苏共领导的错误说：“在你们看来，所有的兄弟党都不过是傀儡，只有听从你们发号施令的资格。你们的这一套，浸透了大国沙文主义和‘老子党’的气味。”(31)《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对于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六月十五日来信的复信》，《红旗》1964年第14期。通过积极地开展批评斗争，中国共产党维护了独立自主地探索建设和发展道路的权利，维护了各国无产阶级政党自主、平等的相互关系原则。

当各国无产阶级政党在对待革命和建设问题上意见不一，出现分歧和争论的时候，毛泽东强调正确的做法应是通过平等的协商、谈判来解决问题。1957年1月27日，毛泽东在我国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的讲话中谈到中苏关系时说：“矛盾总是有的，目前只要大体过得去，可以求同存异。”(32)《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 年版，第191页。1957年11月，毛泽东亲率中共代表团出席在莫斯科召开的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他在会上既肯定了苏共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发挥的积极的领头作用，也对苏共领导的大党主义错误作了必要的适当的批评，同时与其他国家的共产党和工人党也坦诚地交换了意见，进行了有益的协商。他在这次会议上的讲话中明确提出：“我提议同志之间有隔阂要开谈判”，“我们可不可以在小房间里头两个人或者几个人谈谈呢?可不可以从团结出发，用帮助的精神开谈判呢?……这是共产主义内部的谈判。……也就是说，在不损伤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原则下，接受人家一些可以接受的意见，放弃自己一些可以放弃的意见。”(33)《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 年版，第331—332页。经过中共代表团的积极努力，促成大会发表了《莫斯科宣言》。该宣言规定：社会主义国家之间和兄弟党之间相互关系的基础是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原则。社会主义各国的相互关系应建立在完全平等、尊重领土完整、尊重国家独立和主权、互不干涉内政的原则基础上，并在此基础上相互援助、加强团结。社会主义各国和各党间存在的问题，完全可以通过同志式的平等讨论和交换意见来解决。为了巩固社会主义各国间的兄弟关系和友谊，共产党和工人党必须执行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国际主义政策，用国际主义和爱国主义相结合的精神教育全体劳动人民，坚决克服资产阶级民族主义和沙文主义的残余(34)《共产党和工人党莫斯科会议宣言》，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7—8页。。这些规定和毛泽东的一贯主张是完全一致的。

在批判苏共赫鲁晓夫领导集团的大党主义和大国沙文主义的同时，毛泽东也一再表明，中国共产党坚持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党际关系原则下，努力同各国无产阶级政党搞好关系，团结各兄弟党和各国人民为世界社会主义事业而共同奋斗。毛泽东在向其他国家无产阶级政党的来华代表阐明我们的对外党际关系原则时，也诚恳地检讨过我们党做得不够正确的地方。1956年9月24日，他在会见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代表团时说：“我们有对不起你们的地方”，“一九四八年我们写过文章批评你们。其实也不应该采取这种方式，该和你们商量”，“我们过去对不起你们，欠了你们的账”(35)《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 年版，第119、125页。。后来，中共中央在评苏共中央的公开信中又明确指出：“我们从来反对任何一个党指挥其他兄弟党，也从来没有想过由自己来指挥其他兄弟党。”(36)《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7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年版，第44页。无疑，这是毛泽东正确对待各国无产阶级政党关系思想的真情袒露。

四、坚持毛泽东无产阶级政党关系思想，开拓对外党际关系新局面

实践证明，毛泽东正确处理无产阶级政党关系的思想，既符合马克思主义关于无产阶级政党关系的基本原则，又在新的时代条件下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党际关系理论。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发展历史，实质就是各国无产阶级政党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各国实际相结合，不断推进无产阶级解放运动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历史。各国无产阶级政党能否独立自主地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研究本国的实际情况，探索并确定适合本国特点的发展道路和行动方略，成为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发展的主要内容。但是，每一国家的无产阶级解放运动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都不是孤立进行的，无产阶级政党需要互相联系和支持，互相学习和借鉴。毛泽东正确处理无产阶级政党关系的思想，辩证地科学地解决了各国无产阶级政党相互关系发展中存在的难题，为加强和增进各国无产阶级政党关系，推进世界社会主义运动更好地发展，作出了重要的理论与实践贡献。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党总结以往各国无产阶级政党关系的经验教训，进一步探索和改善对外党际关系。邓小平也强调各国党独立自主的重要性。他在1980年5月说过：“各国的事情，一定要尊重各国的党、各国的人民，由他们自己去寻找道路，去探索，去解决问题，不能由别的党充当老子党，去发号施令。我们反对人家对我们发号施令，我们也决不能对人家发号施令。这应该成为一条重要的原则。”(37)《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19页。1982年9月，在党的十二大报告中明确规定：要在马克思主义基础上，按照独立自主、完全平等、互相尊重、互不干涉内部事务的原则来发展同兄弟党之间的关系(38)《十二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45页。。之后，我们党又将这四项原则扩展运用于同所有政党的交往关系上。这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对毛泽东正确处理无产阶级政党关系思想的继承与发展。

值得注意的是，鉴于过去苏共大党主义造成的危害，各国无产阶级政党在高度重视独立自主的同时，也出现了彼此间相互团结合作、共同奋斗减弱的倾向。东欧剧变、苏联解体之后，世界各国无产阶级政党都受到严重冲击，彼此间要求加强团结与合作、共渡难关、共谋发展的愿望和呼声加强起来，很多国家的无产阶级政党也为之作了积极努力。但总的看来，在这方面做得还远远不够。不少国家的无产阶级政党还没有从过去苏共推行大党主义和大国沙文主义带来的严重危害中摆脱出来，还担心加强彼此间的团结与合作会影响自己独立自主的作为与发展，因而各国无产阶级政党之间的团结与合作进行得并不理想。虽然它们在团结与合作的重要性上都有较好的认识，但在相互团结合作的指导思想及原则、团结合作的方式及目的性上还不够明确一致，尚未形成一种统一的坚强有力的国际政治力量。这种情况与马克思主义关于无产阶级政党相互关系的原则要求是有偏离的，与现实世界社会主义运动振兴与发展的需要也不甚相符。这也说明，毛泽东正确处理各国无产阶级政党关系的思想，是有重要现实指导价值的。各国无产阶级政党要把独立自主与相互团结合作有机结合起来，在坚持独立自主的前提下，努力探讨彼此加强团结与合作的新路径，这样才能更好地应对国际局势变化带来的新挑战，更好地解决世界社会主义运动面临的新问题。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中国共产党是为中国人民谋幸福的政党，也是为人类进步事业而奋斗的政党。中国共产党始终把为人类作出新的更大的贡献作为自己的使命。”(39)《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3卷，外文出版社2020年版，第45页。当前，中国共产党已是拥有9000多万党员的大党，有100年的建党经验和70多年的治国理政实践，已有足够的能力独立自主地解决中国内政外交及党的自身建设问题。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党就不需要与其他国家无产阶级政党团结合作、共同奋斗，而是还应进一步加强党际交流交往、相互支持，吸收借鉴他国党有益的做法和经验，在引领和推动世界社会主义运动上有所作为。鉴于此，党应更加积极地按照独立自主、完全平等、互相尊重、互不干涉内部事务的原则，发展同各国政党尤其是工人阶级政党的交往与合作关系。当然，加强与各国无产阶级政党的团结合作，绝不意味着就排斥与其他类型政党的交往关系。而应在搞好与各国无产阶级政党团结合作的基础上，广泛地开展同世界各种政党的交流与协作。正如习近平同志在中国共产党与世界政党高层对话会上的主旨讲话中所说的：“不同国家的政党应该增进互信、加强沟通、密切协作，探索在新型国际关系的基础上建立求同存异、相互尊重、互学互鉴的新型政党关系，搭建多种形式、多种层次的国际政党交流合作网络，汇聚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强大力量。”(40)《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3卷，外文出版社2020年版，第435页。总而言之，我们要坚持和弘扬毛泽东正确处理无产阶级政党关系的思想，不断开拓中国共产党对外党际关系新局面，为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和人类进步事业作出新的更大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