包大为

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来，我们党来自人民、植根人民、服务人民的历史底色始终没有褪色，并在今天仍然无比坚定地坚持“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与人民同呼吸共命运的立场不能变，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不能忘，群众是真正英雄的历史唯物主义观点不能丢，始终坚持立党为公、执政为民”(1)《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1卷，外文出版社2018年版，第367页。。人民至上立场的理论基础是历史唯物主义，是与一切轻视人民、利用人民、压迫人民的历史唯心主义相对立的革命理论，是由马克思和恩格斯创立并且被革命实践反复检验的历史真理，是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不断践行和发展的历史科学。毛泽东的人民观既凝练了历史唯物主义关于如何看待历史发展动力的理论观点，又凸显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过程中关于如何发挥人民创造历史主观能动性的现实思考。历史唯物主义的科学性在以毛泽东思想为指导的中国革命和建设实践中得到了检验和阐释。从此以后，历史唯物主义不再是中国人民感到陌生的概念，而是成为了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理论指引；中国不再是游离于社会主义发展史的“不够格”的东方社会，而是成为了实践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最具生命力和活力的理论阵地；中国人民不再是被歧视为麻木、消极和未经启蒙的，而是成为了展现出改天换地历史伟力的实践主体。

一、新文化运动时期的历史观对青年毛泽东的影响

今天，我们可以无比清晰地勾勒出历史唯物主义的发展线索，即从马克思、恩格斯到梅林、拉法格、拉布里奥拉、普列汉诺夫、列宁以及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都在理论和实践上对发展唯物主义历史观作出了贡献。对于今人而言，作为社会历史观之空前大革命的历史唯物主义的功绩已经鲜有争议。历史唯物主义结束了由唯心主义所占领的社会历史理论，以“极其完整严密的科学理论”代替了人们长期以来对于历史和政治所持的混乱和武断的见解(2)肖前、李秀林、汪永祥主编：《历史唯物主义原理》，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0页。。但是，在五四运动之前，对包括毛泽东在内的进步青年而言，“历史”“政治”“解放”和“人民”都不是自明的概念，马克思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更是十分陌生的理论。

辛亥革命之后，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属性并没有被改变，而是在帝国主义扶植的军阀统治之下愈发陷入内衰外辱的境地，这导致了中国人民所遭受的政治、经济、文化压迫几乎达到了近代以来空前的程度。一方面，人民尚未找到被科学组织起来以解放自身的客观力量，各种有产阶级的政治力量尽管有的也同情人民的处境，但是却无法真正站在人民的立场上提出最为彻底的政治主张。另一方面，人民尚未形成确认自身力量的历史主体意识，畏惧于统治阶级的道德、文化和宗教权威，无法突破作为客体和“臣民”的心理，不敢自觉投身于扬弃阶级关系的斗争。这一缺乏历史动力、陷入历史危机的境况显然触动着中国的知识分子。但是，在马克思主义被中国知识界广泛接受之前，关于这一境况的理解通常只涉及民族、国家和历史范畴，而不关乎阶级和人民。即使如此，这已经是近代以来一次巨大的思想进步。因为它至少承认了帝国主义时代中国所面临的全方位的危机，并认识到了鸦片战争以来一切传统精英主义和对外投降主义的无效。不论是清末的故步自封或执着于“中体”，还是辛亥革命时期试图“借力”帝国主义的观念，都在垄断资本主义的国际体系中逐步式微，中国知识界开始重新认识中国和世界。章太炎对时人的警醒，在辛亥革命之后的中国知识界已经成为了共识，即那些“怀着兽心的强国，有意要并吞弱国，不说贪它的土地，利它的物产，反说那国本来野蛮，我今灭了那国，正是使那国的人民获享文明幸福”(3)姜玢编选：《革故鼎新的哲理——章太炎文选》，远东出版社1996年版，第409页。。因此，出路只有一条，就是以中国的视角来探索解救人民的道路。尽管到了五四新文化运动前期，影响中国知识界的各种理论大多是“拿来”的，但是对其解读、阐发和宣传的意图大多立足于旧中国的危机。对于青年毛泽东而言，这些“拿来”的多元理论无疑是为中华民族开辟新路径的理论路标。在新文化运动之前，青年毛泽东的革命意识仍然在一定程度上被传统古典教育的知识所束缚。1915年9月6日，毛泽东在写给萧子升的信中认为：“何苦而为中华民？顾吾人所最急者，国学常识也。昔人有言，欲通一经，早通群经。今欲通国学，亦早通其常识耳。首贵择书，其书必能孕群籍而抱万有。”(4)《毛泽东早期文稿(1912.6—1920.11)》，湖南出版社1990年版，第24页。而自1915年9月15日陈独秀主编的《青年杂志》(一年后改名《新青年》)创刊后，经杨昌济介绍，毛泽东成为了《新青年》的热心读者，深受其影响。《青年杂志》是新文化运动的先锋，其中对于西方理论的中国阐释和中国解读开辟了思想解放的新局面。但是在五四运动之前，历史呈现给青年毛泽东的主要还是各种西方思潮的角逐。这些溯源至欧洲启蒙运动和欧洲资产阶级革命的思潮，尽管较之古代人治的思想更注重人民个体的自由和解放，但是较之马克思主义无疑是不够彻底的。其中，影响最为深远的莫过于启蒙主义的政治解放观念与人民观，其迎合了五四运动之前中国思想界在几个方面的理论需求，并且曾一度被青年毛泽东所接受。

第一，形式主义的政治解放观念被应用于证明辛亥革命的合理化。近代西方资产阶级革命所承诺的政治解放无疑是形式主义的，这在实践中体现为以法理之解放掩盖实质之剥削、以选票之平等掩盖阶级之不平等，在哲学中则体现为卢梭、康德等人的启蒙主义政治哲学。作为一次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辛亥革命让当时一些中国学人喜出望外，认为欧洲启蒙运动以来在西方卓有成效的政治解放形式终于也将在中国生根发芽，并进而认为人民获得自由的最终障碍——封建等级制度将被随之废除。但是，辛亥革命失败了，“因为孙中山的领导集团犯了错误”，“向袁世凯妥协是不对的”(5)《毛泽东文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346页。。这种妥协之所以会发生，主要原因就在于对政治解放形式的迷信，为了保住这种形式而不惜一切代价。正如孙中山认为，“中国民族、民权两层已达到，只民生未做到”(6)[美]孙穗芳：《我的祖父孙中山》，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278页。。又如廖仲恺认为“中国既然叫做中华民国，主权的主体，当然就是人民”，辛亥革命之后的问题一是在于“法律上、制度上人民的主权，中途被强盗抢了去，所以人民的主权很不安全”，二是在于人民的主权“在事实上还是有的，不过大家都不晓得”(7)《廖仲恺集》，中华书局2011年版，第6页。。而辛亥革命对青年毛泽东的影响无疑是巨大的，这次革命让青年毛泽东投笔从戎——“当了一名战士，吃七块二”(8)《毛泽东文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346页。。

第二，先验的权利观念被应用于建构“自由主义”的政治。辛亥革命的不彻底性和形式性最终演变成人民遭受的剥削和苦难。一些从形式主义的解放中觉醒过来的知识分子开始追寻比资产阶级国家更为根本的历史条件，而现成的理论则是各种关于先验权利的政治建构。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所批判的正义、自由等“永恒真理”(9)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强调了共产主义社会和阶级社会意识形态的对立，即共产主义要废除宗教、道德，而不是加以革新。参见《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1页。成为时人建构理想社会的依据。例如高一涵在《民约与邦本》中伸张了卢梭主义的人民观——“国家之起，见于人民总意之中”(10)高一涵：《民约与邦本》，《青年杂志》第1卷第3号，1915年11月15日。，又指出“无人民不成国家，无权利不成人民，无自由不成权利”(11)高一涵：《国家非人生之归宿论》，《青年杂志》第1卷第4号，1915年12月15日。，主张作为合法性来源的人民的归宿只能是人民权利，而不是辛亥革命所成立的国家。先验的权利观念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有利于揭示现实的不合理性，但是却无法促成彻底的、唯物主义的变革。在五四运动之前，先验的权利观念和政治哲学无疑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青年毛泽东，他在《〈伦理学原理〉批注》中表述了颇具启蒙主义特征的观点：“国家有灭亡，乃国家现象之变化，土地未灭亡，人民未灭亡也。国家有变化，乃国家日新之机，社会进化所必要也。”(12)《毛泽东早期文稿(1912.6—1920.11)》，湖南出版社1990年版，第200页。

第三，重估传统和批判的思维方法。梁启超认为，辛亥革命所完成的两项任务，“将五胡乱华以来一千多年外族统治的政治根本铲除”和“将秦始皇以来二千多年君主专制的政治永远消灭”，是一次必然的进化，源自“人民一种根本觉悟”(13)《梁启超选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836页。。但是这种觉悟显然无法应对辛亥革命之后的乱象，即保守和反动的习俗、传统、迷信和思想不仅被较为完整地保存于军阀统治下的社会经济政治制度中，更是被占人口大多数的农民阶级和城市底层平民不加反思地接受。萧萐父认为，封建社会的宗法关系中所蕴含的理想人格的设计，消融了人民的主体性，是一种异化的“伦理至上主义”，因此“只有冲破伦文主义的网罗，才可能唤起人文主义的觉醒”(14)吴根友编：《珞珈哲学读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224页。。而新文化运动以来掀起的“新思潮”，且不论其内在各种学说的冲突和局限，其总体社会功能则是向全社会提供了一种批判的视角和思维方法。胡适认为，新思潮的根本意义是“新态度”，即带给人们“评判的态度”(15)胡适：《新思潮的意义》，《新青年》第7卷第1号，1919年12月1日。。周策纵同样也认为，五四新文化运动前期最有价值的工作是“提倡怀疑主义”“理智地批判传统与现状”和“检讨一切”(16)欧阳哲生、郝斌主编：《五四运动与二十世纪的中国》(上)，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36页。。陈独秀则将重估一切的批判工作提升至前所未有的高度，作为“最后觉悟之最后觉悟”的“伦理的觉悟”，即重塑中国人民的精神世界和价值体系，远比“政治的觉悟”要彻底得多(17)《陈独秀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140页。。在完整地接受历史唯物主义之前，青年毛泽东也十分认同再造“新民”的重要性。毛泽东在1917年创办夜校，直接目的是“念列位工人的苦楚，想列位个个写得、算得”(18)《毛泽东早期文稿(1912.6—1920.11)》，湖南出版社1990年版，第94页。，根本目的是认为“我国现状，社会之中坚实为大多数失学之国民，此辈阻碍政令之推行、自治之组织、风俗之改良、教育之普及，其力甚大。此时固应以学校教育为急，造成新国民及有开拓能力之人材”(19)《毛泽东早期文稿(1912.6—1920.11)》，湖南出版社1990年版，第96—97页。。办夜校体现了青年毛泽东已经自觉揭示了启蒙主义新文化脱离群众的问题，因此他试图以最为直接的方式，即通过教育将人民与新文化运动衔接起来。对办夜校寄予厚望体现了青年毛泽东对教育与环境、文化与生产关系之间的辩证关系已经有了自己的理解。而到了五四运动时期，在掌握了历史唯物主义的科学方法后，毛泽东就从当人民的老师转向了作人民的学生。

二、从五四运动到中国共产党成立：毛泽东的历史唯物主义转向

“前马克思主义”时期的新思潮到了五四运动早期已经汇聚成了救亡图存的批判理论传统，为包括毛泽东在内的进步青年走向马克思主义提供了必要的外在条件。作为新文化运动的领袖，陈独秀指出国家和政治的目的在于“保障人民之权利，谋益人民之幸福者”(20)《陈独秀著作选编》第1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50页。。毛泽东在1916年7月18日致萧子升的信中已经描述了抽象政治解放的悖谬现象：“民政府、民政厅同时并立，各自发号，各自施令，怪不可闻。”(21)《毛泽东早期文稿(1912.6—1920.11)》，湖南出版社1990年版，第45页。1919年7月14日，毛泽东在《陈独秀之被捕及营救》一文中则表现出更为自觉和深刻的批判意识，指出“中国的四万万人，差不多有三万九千万是迷信家。迷信神鬼，迷信物象，迷信运命，迷信强权。全然不认有个人，不认有自己，不认有真理……中国名为共和，实则专制，愈弄愈槽〈糟〉”(22)《毛泽东早期文稿(1912.6—1920.11)》，湖南出版社1990年版，第305页。。当然，此时毛泽东的批判的自觉仍然有待于提升至建设性的理论，对人民真正的历史属性的理解尚未完全形成。但是，随着五四运动的进一步发展，青年毛泽东将在人民的革命实践中形成对历史唯物主义及其革命方法论更为完整的认识。

在新文化运动早期，浸润于各种新思潮之中的青年毛泽东很快就认识到了任何改良或复古的主张都无法改变中国贫困落后的现状，只有寻找到最为彻底的理论和道路，才能充分调动人民的积极性和革命性。但是毛泽东并没有马上转向历史唯物主义，而是短暂地受到了无政府主义的影响。主要基于两个原因。一是在早期马克思主义传播过程中，基尔特社会主义和工团主义承接了实业救国的本土主张，加之张东荪等学者的社会影响，使得青年毛泽东以及同时代其他迫切希望改变现状的青年对马克思主义的总体认知受到了干扰。二是无政府主义思潮迎合了中国被压迫的现状和中国知识界小资产阶级的特性，即“哪里存在人压迫人的专制制度，存在资产阶级与小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的土壤，哪里就有可能出现无政府主义思潮；这些因素愈甚，无政府主义思潮便越加泛浮”(23)汤庭芬：《无政府主义思潮史话》，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31页。。但是到了五四运动早期，毛泽东向马克思主义的转向是极其明显的。尽管他还没有形成完整的马克思主义观或历史唯物主义的人民观，但是摇摆于各种新思潮之间的观点却逐渐消退了。在1919年7月21日的《民众的大联合》一文中，毛泽东虽然如其他无政府主义者那样强调“国家坏到了极处，人类苦到了极处，社会黑暗到了极处”(24)《毛泽东早期文稿(1912.6—1920.11)》，湖南出版社1990年版，第338页。，但已经认识到真正彻底的革命理论源自“生在德国的，叫做马克斯”，而克鲁泡特金所代表的主张则是“较为温和的，不想急于见效，先从平民的了解入手”(25)《毛泽东早期文稿(1912.6—1920.11)》，湖南出版社1990年版，第341页。。另外，随着马克思主义的影响逐渐加深，毛泽东指出“贵族资本家及其他强权者”用以“剥削多数平民的公共利益”的“第一是知识，第二是金钱，第三是武力”(26)《毛泽东早期文稿(1912.6—1920.11)》，湖南出版社1990年版，第339页。。

毛泽东的这一转变体现出人民的革命实践对理论界的能动影响。五四运动前后无产阶级的出场，以直击帝国主义和封建地主阶级的斗争表现出了马克思所说的“戴上彻底的锁链的阶级”(27)《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6页。的历史伟力。未开的或许不仅是“民智”，而且是真正能够组织起人民的理论和政党。人民所不满的或许不仅仅是形式上的政治解放的不足，而是这种政治解放本身。事实上，资产阶级政治领袖承认人民变革历史的能动性是由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矛盾逐渐促成的，并非是随着五四运动的爆发或马克思主义的传入一蹴而就的事件。在思想界，以“新史学”为代表的历史观，虽多以进化史观看待历史，但是已经在社会政治功用上生发出了梁启超所总结的新内容，一是认识到“不把国家当作历史的主体则不足以激励爱国心”；二是认识到“不把人民写进历史也不足以激励国民”，前者与辛亥革命所激发并在五四运动中得到发展的民族主义紧密关联，后者则为唯物史观开辟了思想空间(28)罗志田：《20世纪的中国：学术与社会(史学卷)》(上)，山东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17—18页。。

在这种背景下，历史唯物主义在三重矛盾的交织之中开始被传播和阐释。一是现代性政治(辛亥革命)和古典政治(儒家伦理)的交织；二是古代民本思想和启蒙民主观念的交织；三是发动群众的主观意图和群众运动的倒逼态势的交织。历史唯物主义从一开始就凸显出极强的人民性立场，其中最为典型的就是李大钊的“平民主义”对时人的启发。李大钊的“平民主义”有很强的启蒙主义色彩，并摒弃了停留于观念层面的“属于人民、为人民、由于人民的政治”，开始走向历史唯物主义的“属于人民、为人民、由于人民的执行”的政治(29)李大钊：《平民主义》，华夏出版社2002年版，第21页。。人民需要的是切切实实掌握的对公共事务的治理权利。李大钊的“平民主义”只是五四运动前后唯物史观在公共话语中的一种表征，与此同时，处于《湘江评论》时期的毛泽东初步继承了唯物史观，主要体现为两个方面。

其一是关于历史发展动力的唯物史观见解。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对启蒙主义的历史观进行了祛魅。历史的前提不是理性、自由或权利等“真理”的观念。“一切人类生存的第一个前提”或“一切历史的第一个前提”是：“人们为了能够‘创造历史’，必须能够生活。但是为了生活，首先就需要吃喝住穿以及其他一些东西。因此第一个历史活动就是生产满足这些需要的资料，即生产物质生活本身，而且，这是人们从几千年前直到今天单是为了维持生活就必须每日每时从事的历史活动”(30)《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31页。。马克思对“一切历史的基本条件”的表述无疑具有强烈的唯物辩证法特征，即这个条件从表象上来看是人们为了满足自己生存之需而进行的创造，从本质上来看则是人类历史从产生发展至今的根本动力。在《湘江评论》创刊宣言中，毛泽东表达了类似的观点：“世界什么问题最大？吃饭问题最大。”(31)《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41页。谁的吃饭问题？直观而言是人民的吃饭问题，即当时中国最突出的社会矛盾，但是从深层次来看，则是所有人的吃饭问题。一切物质条件都是由人民创造出来的，故而人民的力量最为伟大，“民众联合的力量最强”。正因为联合起来的人民拥有最强大的力量，故而应“天不要怕，鬼不要怕，死人不要怕，官僚不要怕，军阀不要怕，资本家不要怕”(32)《毛泽东早期文稿(1912.6—1920.11)》，湖南出版社1990年版，第292页。。

其二是关于民众联合的唯物史观见解。《湘江评论》时期的毛泽东诚然仍有近似于“民智未开”的表述，但是其意图和内容却已经和自由主义者截然相反。这一时期，毛泽东的立场是明确的，就是人民立场，依靠人民实现“由少数阶级专制的黑暗社会，变为全体人民自由发展的光明社会”(33)《毛泽东早期文稿(1912.6—1920.11)》，湖南出版社1990年版，第293页。。这一社会变革如何实现？宏观上，毛泽东指出须实现平民教育主义、劳获平均主义、实验主义、国际同盟。微观上，毛泽东从俄国革命的经验中寻找克服历史性困难的答案。困难在于人民的涣散——“国民全体是以国民个人做基础，国民个人不健全，国民全体当然无健全之望”(34)《毛泽东早期文稿(1912.6—1920.11)》，湖南出版社1990年版，第507页。。1920年9月，毛泽东明确指出必须“以政治组织改良社会组织，以国家促进地方，以团体力量改造个人”(35)《毛泽东早期文稿(1912.6—1920.11)》，湖南出版社1990年版，第507页。。这个政治组织不是现存的军阀或者形式上的民国政府，而是布尔什维克式的无产阶级政党，是以马克思主义一般原理结合具体客观实际的革命组织。

毛泽东对俄国革命的评价——“澈底的总革命”无疑是历史唯物主义的，因为他深刻地指出十月革命胜利的根本原因在于，特定历史条件下无产阶级政党与马克思主义理论相结合，以及由此组织起来的民众联合的强大力量，“在相当环境相当条件之下，如列宁之以百万党员，建平民革命的空前大业，扫荡反革命党，洗刷上中阶级，有主义(布尔失委克斯姆)，有时机(俄国战败)，有预备，有真正可靠的党众，一呼而起，下令于流水之原，不崇朝而占全国人数十分之八九的劳农阶级，如响斯应”(36)《毛泽东早期文稿(1912.6—1920.11)》，湖南出版社1990年版，第507—508页。。

三、毛泽东的人民观：历史唯物主义的新内容和新方法

从五四运动到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前的大约两年时间内，毛泽东明确指出辛亥革命以来资产阶级政治主张、制度建设和文化变革的历史局限——脱离群众。尤其在政治层面，毛泽东清晰地认识到：“民国成立以来，名士伟人，大闹其宪法、国会、总统制、内阁制，结果只有愈闹愈糟。何者？建层楼于沙渚，不待建成而楼已倒矣。”(37)《毛泽东早期文稿(1912.6—1920.11)》，湖南出版社1990年版，第488页。但是，毛泽东并没有径自走向俄国式的无产阶级政党建设和革命实践。因为直到中国共产党建立，唯物史观尽管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宣传的核心内容(38)建党初期，中国共产党人的理论注意力集中在唯物史观上。其历史原因在于我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接受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主要来自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启示和影响，而十月革命的胜利是对历史唯物主义真理性的一次历史性证实。因此，在五四运动时期，中国早期的马克思主义者都把宣传与介绍唯物史观作为中国革命的前提条件，作为自己理论活动的头等任务。其现实原因在于以唯物史观向劳动群众揭示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实现的历史必然性，以社会发展规律的科学真理加强党的思想理论建设，以对各种唯心主义的清算增强党在思想战线的战斗力。参见庄福龄、杨瑞森、余品华：《毛泽东哲学思想史》，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133—134页。，但在1921年之前，唯物史观的内容大多是零散的、不完整的，理论的根基尚待夯实。随着自发的工人运动的进一步发展，毛泽东的人民观逐渐发展成熟。1920年，关于中国“澈底的总革命”，毛泽东表态“我也赞成，但是不行(原因暂不说)”，这并非由于当时联邦主义观念的束缚，而是由于军阀割据和小农经济占主导的现实使得他不得不趋向于“中国的事，不能由总处下手，只能由分处下手……打破没有基础的大中国，建设许多的小中国”(39)《毛泽东早期文稿(1912.6—1920.11)》，湖南出版社1990年版，第508页。。而到了1921年1月，毛泽东在新民学会长沙会员大会上的发言中却明确指出，“应主张大规模改造”，改造的对象不再是中国与湖南，而是世界与中国，“提出‘世界’，所以明吾侪的主张是国际的；提出‘中国’，所以明吾侪的下手处”(40)《毛泽东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页。。而改造的方法“主用俄式”，毛泽东的态度已经从“暂不说”转向了“极赞成”(41)《毛泽东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页。。而到了1921年11月，毛泽东不仅在组织上已经表明了对俄式革命道路和中国人民革命潜力的肯定，更是以革命实践推动着历史唯物主义从一般原理走向中国的现实，以劳工的联合“养成阶级的自觉，以全阶级的大同团结，谋全阶级的根本利益”(42)《毛泽东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6页。。这既是毛泽东接受唯物史观、生成马克思主义人民观由自在到自觉阶段的完成，也是毛泽东以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推动历史唯物主义发展、引导中国人民走向历史性解放的起点。

中国共产党的建立，预示着毛泽东已经“从纷然杂陈的各种观点和路径中，经过反复比较和鉴别”，最终“毅然选择了马克思列宁主义，选择了为实现共产主义而奋斗的崇高理想”(43)习近平：《在纪念毛泽东同志诞辰120周年座谈会上的讲话》，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3页。。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毛泽东科学分析中国革命发生的原因和胜利的经验，“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社会革命学说”；创立中国化的无产阶级专政即人民民主专政理论，“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国家学说”；形成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过渡时期理论和中国社会主义革命道路理论，“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学说”(44)金民卿：《新中国成立前后毛泽东对唯物史观的运用和发展》，《近代史研究》2020年第4期。。毛泽东的人民观尤其丰富了历史唯物主义的内涵和实践，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又具有国际主义特征的立场、方法、战略和理念。

首先，毛泽东的人民观确立了人民至上的革命立场，赋予了中国共产党人依靠人民创造历史的信心，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东方社会理论。相比欧洲和俄国，旧中国的阶级状况无疑更为复杂，中国人民要打破的“枷锁”也更为沉重。旧中国既不是“帝国主义链条中薄弱的一环”，没有数量庞大的、成熟的城市无产阶级，同时旧中国又不是完全依靠自然经济的古代社会，故而统治阶级所拥有的“剥削机器”远比单纯的地主阶级要强大。在教条主义者看来，革命的客观条件不够成熟，必须满足足够的经济基础条件，才能推动足够成熟的无产阶级投身于革命实践。在五四运动前后，和平主义者或者笃信第二国际的教条主义者对人民表现出极度的不信任。20世纪初，英法两国工人政党更愿意与资产阶级协商和选战而不是组织人民，毛泽东对此评价，“从老虎口里讨碎肉，是不能够的”(45)《毛泽东早期文稿(1912.6—1920.11)》，湖南出版社1990年版，第296页。。十月革命虽然指明了在落后生产力条件下建立社会主义制度的方向，但是彼时的中国并不具备苏俄建成社会主义的客观条件，而列宁在晚年对东方社会的指导又具有很强的假设性，有待具体的实践予以求证。列宁认为苏维埃运动已经在亚洲打下了基础，在推翻了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之后，可以建立“农民苏维埃，或劳动者苏维埃”(46)《列宁全集》第39卷，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第225页。。至于怎么建立，列宁认为“先进国家的无产阶级”和已经建成苏维埃共和国的无产阶级应该而且能够向包括中国在内的落后国家人民“伸出手来”，最终帮助这些国家人民突破“目前所处的阶段”(47)《列宁全集》第39卷，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第235—236页。。事实证明，“等、靠、要”是无法赢得解放的，而毛泽东则从唯物辩证法的视角深刻诠释了这一点——“外因是变化的条件，内因是变化的根据，外因通过内因而起作用”(48)《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302页。。中国革命胜利的内因，在微观上表现为针对中国社会特有的阶级状况推翻压迫人民的主要力量，在宏观上则表现为激发和组织中国人民创造历史的伟力。“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49)《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031页。，这里所说的“人民”范畴当然包括中国人民，而中国共产党的建立和发展，则是将中国人民推上中国乃至世界历史舞台的“内因”的关键。1943年8月8日，毛泽东在延安中央党校发表讲话时指出，中国共产党“就是人民的一部分……是人民的代表”(50)《毛泽东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58页。。这就决定了人民性是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属性和本质属性，同时又决定了为人民的解放奋斗到底是中国共产党责无旁贷的历史担当。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和中国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充分证明，历史唯物主义的革命理论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行之有效。并且，还充分证明了过去国内外教条主义者关于中国实施无产阶级革命“不够格”的偏见是抽象和虚妄的，因为历史的伟力正在于教条主义者并不熟悉的人民群众，历史进步的多条路径只能紧密依靠人民群众才能找到。

其次，毛泽东所推动确立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赋予了人民观以科学性，推动了历史唯物主义一般原理与中国客观具体实践相结合。毛泽东一方面以历史唯物主义辨析了剥削阶级社会的人民观，指出不论“古代还是现在，剥削阶级的生活都离不了老百姓”，古代统治阶级讲“爱民”是为了剥削，“为了从老百姓身上榨取东西，这同喂牛差不多”(51)《毛泽东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58页。。另一方面又以历史唯物主义不断揭示现实矛盾的发展规律。列宁曾针对教条主义的问题，在致伊·费·阿尔曼德的信中指出历史唯物主义一般原理和客观具体实践相结合的方法：“(α)历史地，(β)都要同其他原理联系起来，(γ)都要同具体的历史经验联系起来加以考察。”(52)《列宁全集》第47卷，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第445页。但是，列宁的这一方法本身就是一般的、普遍的规律，仍然需要在具体工作中予以阐释和运用。在革命实践中，毛泽东始终把批判教条主义作为维护人民根本利益的必要环节，提出一切脱离实际情况的主观主义“一定要弄坏事情，一定要失掉群众，一定不能解决问题”(53)《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10页。。因此，要为人民解决真实的客观问题，抓住组织起人民的真实的“牛鼻子”，就必须抛却完全依靠“遥控指挥”和“外援”的幻想，因为“中国这个客观世界，整个地说来，是由中国人认识的，不是在共产国际管中国问题的同志们认识的”(54)《毛泽东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99页。，中国革命斗争的胜利必须“要靠中国同志了解中国情形，不能依靠外国同志”(55)《毛泽东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59页。。在这一历史要求下，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完全脱离群众、脱离无产阶级甚至站在群众对立面的“解放者”就暴露了历史的局限性。五四运动时期，毛泽东就曾告诫这些“解放者”们，“诸位要想留着生命，并想相当的吃一点饭，穿一点衣，除非大大的将脑子洗洗，将高帽子除下，将大礼服收起，和你们国里的平民，一同进工厂做工，到乡下种田”(56)《毛泽东早期文稿(1912.6—1920.11)》，湖南出版社1990年版，第320页。。而在1944年3月5日，毛泽东则试图更为直接地扭转队伍中讲空话、讲概念的“遗风”，告诫党内的同志们必须更加注意“计算数字，实事求是，联系群众”，要实行“首长负责、亲自动手，领导与群众相结合，一般号召与具体指导相结合等等方法”(57)《毛泽东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97页。。而到了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毛泽东则有“以苏联的经验教训为鉴戒，提出要创造新的理论、写出新的著作，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实际进行‘第二次结合’，找出在中国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正确道路，制定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的战略思想”(58)习近平：《在纪念毛泽东同志诞辰120周年座谈会上的讲话》，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7—8页。。

最后，毛泽东所探索的团结人民的战略思想，激发了中国人民投身正义事业、反对帝国主义的主体性意识，发展了历史唯物主义关于社会主义建设和马克思主义政党建设的理论。毛泽东告诫全党，必须要向人民学习，才能为人民解决具体的问题，因为“群众是真正的英雄，而我们自己则往往是幼稚可笑的，不了解这一点，就不能得到起码的知识”(59)《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790页。。故而“共产党的路线，就是人民的路线”(60)《毛泽东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409页。。事实上，人民至上的立场已经成为了我们党在各种风险和挑战中检验工作成效的重要标准、推动自我革命的重要动力。习近平同志指出，毛泽东“创造性地解决了在中国这种特殊的社会历史条件下建设马克思主义政党的一系列重大问题，把党建设成为用科学理论和革命精神武装起来的、同人民群众有着血肉联系的、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完全巩固的马克思主义政党”(61)习近平：《在纪念毛泽东同志诞辰120周年座谈会上的讲话》，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5页。。毛泽东所推动的结合中国实际、基于中国人民的马克思主义政党建设，其立足点是支持解放事业的广义上的人民，即统一战线的广泛对象，包括工人、农民、知识分子乃至民族资产阶级。这一理论的哲学基础是历史唯物主义，是对不同历史阶段中国社会主次矛盾的精准判断，是对历史发展客观规律的充分尊重，是对十月革命乃至巴黎公社以来教条主义的阶级观、人民观的反思和总结。

习近平同志指出：“毛泽东同志创造性地解决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一系列重大问题，深刻分析中国社会形态和阶级状况，经过不懈探索，弄清了中国革命的性质、对象、任务、动力，提出通过新民主主义革命走向社会主义的两步走战略，制定了新民主主义革命总路线，开辟了以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全国胜利的革命道路。”(62)习近平：《在纪念毛泽东同志诞辰120周年座谈会上的讲话》，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4—5页。今天，毛泽东的人民观已经成为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的重要内容，成为我们理解当下、回顾过去的重要视角，成为历史唯物主义在中国诠释自身和诠释时代的必由之路。当今，垄断资本主义仍然影响着世界局势，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我们更应该坚持毛泽东的人民观所内蕴的历史唯物主义的政治立场、工作方法，全心全意为了人民、依靠人民、相信人民。正如毛泽东在党的七大闭幕讲话中所指出的：“我们一定要坚持下去，一定要不断地工作，我们也会感动上帝的。这个上帝不是别人，就是全中国的人民大众。”(63)《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102页。只有真正为了人民、依靠人民，我们才能真正把握推动历史进步的根本动力；只有坚持实事求是，我们才能始终“坚持为了人民利益坚持真理、修正错误”(64)习近平：《在纪念毛泽东同志诞辰120周年座谈会上的讲话》，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16页。、不断前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