姜寿田

中国书法家协会学术委员会委员

20世纪90年代中期，随着中西学术的双重深化进展，学术文化界对本土学术理论开始进行反思，这主要表现在基于现代西学范式下，对本土学术艺术理论的“失语症”反思。按最早提出“失语症”观点的曹顺庆的说法：“我们根本没有一套自己的话语—一套自己特有的表达、沟通、解读的学术规则。我们一旦离开了西方文论话语，就几乎没有办法说话，活生生一个学术哑巴。”“古代文论话语只是一种知识形态，从而从一般文学理论中消失了……失去了传统和历史，我们成了文化上的断裂人，文学精神上的断裂人。”

由此看来，当代本土文论基本没有建立起自己的理论体系、框架、概念、范畴，完全是在模仿追随西方文艺理论。这种说法虽语涉偏激，但却不无道理。相形之下，当代中国文论确实没有提出或建构起具有世界性影响的理论体系。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西方文论包括哲学、文化思潮涌入本土，如存在主义、现象学、阐释学、符号论、接受美学、结构主义、后殖民主义、法兰克福学派、后现代主义等等。上述西方文化艺术思潮，对当代本土文论包括文化思想领域产生了广泛深刻的影响，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当代本土文论的格局与价值影响，而本土文论在这种对西化论的价值追寻中，并没有获得自我确认，建立起主体话语，反而在西化论中陷入迷失，患上了“失语症”。在这种情形下，当代本土文论自然也就不可能获具世界性影响。由此，由“失语症”到“话语重建”，便成为20世纪90年代以来，文论界乃至整个人文学术领域的重要话题。一时间，重写文学史，重写哲学史也被提上学术日程。学者们认为，中国古代并没有西方现代学科意义上的哲学，本土言道学、玄学、理学，而无哲学的概念，现代中国哲学史学科是在西方现代哲学学科框架、范畴、概念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因而并不能反映出本土哲学的真相，因而不具合法性，需要反思重写。除重写哲学史外，重写文学史则因对现代文学史的认识与价值判断发生改变。由此我们便看到了对现代文学史主观臆断下的任意重写。在一个由当代文学评论界代表人物发起的“世纪文学60家”评选中，张爱玲超过茅盾、老舍、巴金、曹禺、郭沫若名列鲁迅之后，位居第二，而贾平凹也超越茅盾、巴金、曹禺位居第六。这种颠覆性重写到底是接近了文学史的真相，还是根本的歪曲？

简单来说，“失语症”与“话语重建”是有联系的两个方面。“失语症”是由于对中西方文化的双重失落，因而在“失语症”下话语重建的前提，是要深入中西文化内部，在对中西方文化深入认识理解的前提下，建构新的人文学科体系，而不是盲目激进地改写与颠覆。这不仅不能走出“失语症”，走向“话语重建”，反而会与历史真相背道而驰，离真正的学术境界愈来愈远。

从另一方面来说，古今文论在内容对象方面已发生巨大变化。如古代中国文学以文章、诗词为主，而排斥小说，小说几无文学地位，而为勾栏瓦当之属；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后，受西方现代文学影响，小说跃居正宗，而文章诗词边缘化，所以传统以诗文为中心的文论话语，如气韵、风骨、神采等已无法阐述现代以小说为中心的文学创作，由此，其失语是必然的。而其话语重建似也只有在本土书画领域才有可能得以实施，其葆有传统文论精髓的书论、画论，与西方现代文论相参酌，将会体现出古代文论现代转换的有益体现。20世纪80年书法美学的兴起，便显示出这方面的努力。在这方面，值得深入反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