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光圻

题材是文艺作品编创时所采用和演绎的社会生活领域。由于社会生活领域涉及面非常广泛，因此题材在广义上可分为工业题材、农村题材、传统题材、历史题材、现实题材、红色题材等。所谓红色题材的“红色”乃是一种借喻词。红色意味着太阳的光明和热力，是一个积极向上、充满正能量的形容词。结合我们文艺的具体编创，红色题材乃指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反映全国各族人民所进行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的重要事件、重要人物的题材。从时间上看，其上限或起自于1919年“五四运动”和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中经两次国内革命战争、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以及新中国成立以来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目前正在进行的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时期是其最新的发展阶段。红色题材与历史题材、现实题材有共性，都是由社会现实生活构成的，但也有所不同，它更注重或偏向于共产党人和革命志士对共产主义理想和信仰的追求，更注重和偏向于为国家和人民利益而奉献和牺牲自己的奋斗。简言之，红色题材更注重和偏向于无产阶级的政治信仰、革命精神和英雄气概。

正因如此，红色题材文艺作品的编创会有其自身的一些规律，或者说需要我们共同去关注的一些基本范式。这里所用的“范式”一词，原是一个科学哲学概念，是由美国著名科学哲学家托马斯·库恩（Thomas kuhn）于1962年在其论著《科学革命的结构》（The Structure of Scientifi c Revolutions）中提出的，其核心意涵是“范式就是一种公认的模型或模式”，是一种“广泛共识的单位”。就红色题材的编创而言，范式就是在文艺创作中某种“公认的模型”“广泛共识的单位”或“同一级别关系模式的集合”，需要我们共同注意和认真把握。

本文试以一些苏州评弹为例，对红色题材曲艺作品的编创范式作一探讨，以供参考。

一、历史性与现实性的辩证统一

历史性与现实性的辩证统一，是红色题材曲艺作品编创在素材选取上应予注意的一个范式。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各个不同的历史时期，都有着本质相同而各具特色的红色题材。以江南优秀曲种苏州评弹书目为例，其红色题材所及书目，有《初心》《最熟悉的陌生人》《大浪淘沙》《叶挺将军》《万水千山》《红军故事》《芦苇青青》《芦荡枪声》《白求恩大夫》《铁道游击队》《王孝和》《刘胡兰》《海上英雄》《红色的种子》《林海雪原》《一定要把淮河修好》《钱学森》《邓稼先》《焦裕禄》《军嫂》等。历史是昨日的今天，这些红色题材的素材内容相当广泛，是各个历史时期共产党人和革命志士英雄奋斗精神的反映，具有厚重的记忆性和真实的历史性，要求我们在编创时把握住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观点，去真实地再现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而艺术编创中的这种历史典型性，除历史真实的细节外，还可以包含基于历史真实的艺术真实，即适度编创一些历史典型环境中可以或可能发生的故事和情节。例如《大浪淘沙》中，增加了我党早期领导人恽代英在狱中痛斥中共高层叛徒顾顺章的一节，其对白和私白完全符合两人的真实身份和性格特色。但需要注意的是，不能以今天的思想意识和行为特征来取代、美化和包装当时的英雄人物和革命斗士，因为任何一个历史人物，无论是英雄还是群众，都是生活在历史的某一阶段和某一场景之中，存在决定意识。

同时，必须注意到，红色题材编创的历史性不只是为历史而叙述，不能割斷历史中事物的联系。如今编创历史上的红色题材曲艺作品，是从革命和建设发展过程完成的结果开始的，去追溯和再现一幕幕历史场景、事件和人物，是为宣扬其精神内涵服务的。因此，历史和现实是一脉相承的，就文艺作品而言，只有符合现实需要的历史故事和人物，才具有当代的生命力。例如，两个反映建党初期红色题材的中篇评弾《初心》和《最熟悉的陌生人》，虽然其演绎的是“党的一大”的历史过程，但它和当前“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的现实教育是紧密联系的。广大观众在参观党的一大会址和南湖红船的同时，聆听这两个曲艺节目，可以说是上了一堂生动的艺术党课，既可以弄懂党的历史，又可以理解政治现实，这一相互烘托和彼此协同的艺术呈现，对于红色基因的代代相传是大有裨益的。

二、党性与人民性的辩证统一

党性与人民性的辩证统一，是红色题材曲艺作品在演绎内涵上应予注意的又一范式。党性，是一个政党所固有的本性，是其所代表的阶级属性的集中体现。不同阶级的政党有不同的党性。无产阶级政党的党性，是无产阶级阶级性最高、最集中的表现，是无产阶级性的自觉表现。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艺事业的组成部分，曲艺作品通过塑造具有无产阶级党性素养的英雄人物是责无旁贷的。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这些英雄人物的革命思想和言行可以彰显和传承红色基因，使广大受众得到精神感染、道德教育和思想引导，从而更好地投入到当代的革命与建设事业中去。

在红色题材的苏州评弹作品中，就有着许多这样的革命英雄形象。例如，有为了党的理想和利益甘愿赴死，慷慨就义的革命烈士王孝和、刘胡兰；有为救新四军，甘愿牺牲亲生儿子的革命老人钟老太；有关切湖南瑶族沙洲村姐妹抵御风雪，在长征途中剪开并留下半条红军被的女红军战士；有带领兰考广大群众打翻身仗，把个人利益和剧烈病痛置之度外的模范县委书记焦裕禄；有为了科学救国，甘愿放弃国外优厚待遇，冒着巨大风险毅然回国的科学家钱学森；有为保护《共产党宣言》和党章等革命文献，不惜冒险离沪、费尽周折的普通党员张人亚；有为保卫党的一大会议和代表安全，与敌人斗智斗勇的李达夫人王会悟；有为支持军人丈夫安心在边关服役，全心全意辛苦持家，忍辱负重的军嫂梅芝。这些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的英雄形象无不体现了站位的高度和纯洁的党性，对传播红色基因，发扬革命精神，起到了很好的教育、鼓励、引导作用。因此，通过艺术形象生动地体现党性是红色题材曲艺作品责无旁贷的历史使命。

但是，这些闪烁党性光辉的革命楷模并非脱离广大群众的孤单英雄，恰恰相反，红色题材曲艺作品中编创的坚持党性的英雄人物，又同时必须坚持人民性，是人民的整体利益需求、集体意志表达以及权利诉求的忠实代表者和坚决捍卫者，是始终和广大群众站在一起的中国人民的一分子，在他们身上体现了党性和人民性的有机统一。例如，在评弹《焦裕禄》中，我们这位兰考县委书记在贫苦农户面前，始终坚持“是毛主席派我来看望你的，我就是你的儿子”。他严格管束家人，始终代表人民、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时刻把群众疾苦心中装”，直到肝癌恶化的临终病榻上，“最最舍不得的就是对兰考的治理”。又如评弹《一定要把淮河修好》中的民工英雄赵盖山，面临党的号召，本着“人民当家做主人，国家大事要关心”的觉悟，主动推迟约定的婚期，坚持说服母亲前去报名修河；后又因赶修工程需要，主动决定在工地留过年。这位民工英雄也是有血有肉的人，也曾想过“做亲毕竟是终身事，改期岂能再拖延”，但在党的教育下，始终能将个人私家的“小我”与人民大众的“大我”联系起来，将自己和家乡的父老乡亲的命运融为一体，并以“小我”服从“大我”。这类艺术编创，不是将在历史中行走的英雄当作一个简单的红色符号，而是视为活生生的真实人物，在党性中体现人性，在人性中突出党性，将党性与人民性高度统一起来，这是红色题材曲艺作品在编创中必须把握好的内在尺度。

三、个体性与社会性的辩证统一

个体性与社会性的辩证统一，是红色题材曲艺作品在表现途径上应予注意的另一范式。所谓个体性与社会性的辩证统一，就是要从多层次、多维度、全视角出发，去考察和评估艺术形象所处的纵横时空环境，通过与其发生接触或纠葛的各种性质的社会关系的有机整合，去揭示具有红色基因的人的本质。

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谈到：“人的本质并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在现实社会中，每一个人是在一定的社会环境中生存，每个人的价值理念或者社会本质必须通过与他人的关系才能实现出来，因为事情是这样的：以一定的方式进行生产活动的一定的个人，发生一定的社会关系和政治关系。”这一重要的哲学思维，要求我们在观察和判断人的本质时，不是从个人的“实体”出发，而是从个人与他人的“关系”，即人与人的“主体间”去理解。这一认知，揭示了人的本质的社会性、实践性和历史性，也揭示了红色英雄人物的信仰、使命和情感等红色基因的内涵，必然是其与各种社会关系的相互交集和冲突的具体表现，是其生活所在的社会环境和各种社会关系彼此制约和助推的逻辑产物。

在这方面，苏州评弹红色题材书目的编创作出了艺术实践上的说明。例如，《芦苇青青》中的钟老太，之所以要舍弃亲生儿子梅生而去救新四军班长顾春林，就是她心里对面临的几层“社会关系”深刻考虑和综合处理的结果。第一层是与新四军的关系，因为“军民如同一家人，血肉相连心连心”；第二层是与日本侵略者的关系，因为“不救春林何人去报警讯，不报警讯怎能消灭鬼子兵”；第三层是与冲山全体老百姓的关系，“为了冲山山前山后家家户户男男女女老老少少众乡亲，我决计舍却亲生来救春林”。又如《王孝和》的主人公，他的铁骨铮铮和侠柔心肠也是在与各种社会关系的总和中得以充分展现。在对党组织的关系上，他无限信赖和听从党，他心目中，有了党是“找到了灯塔出迷雾”，“是党召唤我、指引我、搀扶我、教育我、培养我、考验我、锻炼我，使我像生铁，投入到斗争的大熔炉。有了你，共产党，方有我今日的王孝和”，因此在接到党的“不要暴露自己的身份”的指示后，他慨然就义，在刑场上心中默默高呼共产党万岁；在与敌人的关系上，他忍受老虎凳和钉钢针等酷刑折磨，面对死亡的威胁，发出“看他们能有几时好横行”，让敌特破坏发电机想栽赃共产党的阴谋彻底破产；与监狱中难友的关系上，他团结革命群众与反动看守、派进来的小特务作坚决斗争，还分析时局，说“天就要亮了”，把党的关怀传给大家；在与家中亲人的关系上，他在“写遗书”中坦露了一片深情，要他们“保重身体最要紧”“千万莫伤心”，说“今天完成了我一生，总算是做人目的未违背，也未曾轻抛好青春”，表达了“反动政府要垮台，看他们还有几时好横行”的必胜信念。

以上，本文从素材選材、演释内涵和表现途径几个主要方面，对红色题材曲艺作品的编创范式作了一些初步的探讨。笔者认为，任何事物的运动和实践都有一定范式可循的。把握了范式，就能抓住规律，科学和正确地处理问题，做到事半功倍，行稳致远。红色题材曲艺作品的编创也正是这样，把握了范式，抓住了规律，我们就能“用好这样的红色资源，讲好红色故事，搞好红色教育，让红色基因代代相传”。

（该文章选自第四届全国曲艺理论学术研讨会）（作者：大连海事大学航海历史与文化研究中心原主任、博导、二级教授）（责任编辑/陈琪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