段江丽

(北京语言大学中华文化研究院，北京，100083)

胡适《红楼梦考证》于1921年撰写、刊发①，距今年恰好一百年整。透过历史的风雨烟尘，从学理上对“新红学”及相关问题做更精细、更深入的反思，这既是学术史研究的需要，也是对前贤先哲的缅怀致敬。在反思“新红学”的问题时，有一个角度尚未得到应有的关注，那就是胡适在撰写《红楼梦考证》前后其《红楼梦》研究旨趣的转变问题。弄清这个问题，不仅能更好地说明胡适个人红学观的发展与变化，也能从一个侧面说明研究旨趣对于学者学术立场及观点的影响。

一、《藏晖室札记·小说丛话》中涉红文字的研究旨趣

胡适《藏晖室札记·小说丛话》中有关于《红楼梦》的札记八则②。苗怀明曾以这几则札记为依据对胡适早期红学观做过介绍，强调“胡适曾是索隐派”[1](30-34)；王惠则不仅关注到这批札记的“索隐”倾向，还辨析了胡适在1913—1919年间的“外译中”小说翻译与其《红楼梦》研究之间的关系[2]。这些都颇具启发意义。不过，要全面了解胡适新红学的旨趣，这几则札记仍有进一步讨论的必要。

《藏晖室札记·小说丛话》的涉红札记无写作日期，最早见于耿云志主编的《胡适遗稿及秘藏书信》影印本[3]，后收入曹伯言整理的《胡适日记全编》第1 册。整理者加按语云：“本文系未刊稿，无写作日期，所用的笔记本、封面题字、行文款式、无标点符号等，与《藏晖室日记》庚戌第二册大体相同，题为《藏晖室笔记之一·小说丛话》，与他在中国公学时主编《竞业旬报》，写《无鬼丛话》，‘文苑丛谈’等颇一脉相承，其中关于《红楼梦》的看法，与他后来的观点迥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