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泽泉

(中南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湖南长沙，410075)

在百年的发展历程中，中国共产党始终肩负着社会治理的历史重任。1949年新中国建立，我国形成了相对集中的政社一体化的治理体系。1954年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召开，标志着以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为形式的代议制，以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以及以人民公社、单位制和街区制为代表的基层社会治理(控制)体系的形成[1]。从1957年至1978年，我国逐步形成以人民公社、单位制、街居制和户籍管理为核心的社会管控模式，在这期间通过革命型的管理方式，依靠持续的政治动员，实行强有力的行政命令，中国社会实现了从“无组织”到“有组织”、从“旧组织”到“新组织”、从“弱组织”到“强组织”的转变[2]。1978年改革开放以后，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及单位制的解体，中国共产党的社会治理的目标、任务和方式等都发生了巨大变化。新时代，执政党的主要任务不仅仅是要解决社会的组织化问题，还要解决如何引领社会发展的问题，具体来说是如何经由政党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实现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问题；如何在确保党的核心领导地位的前提下，发挥党组织的引领、凝聚和服务基层社会功能的问题。通过党建引领社会基层治理的目的并不是要加强对社会的控制，而是要进一步赋予社会更多的自主性，进一步发挥中国共产党作为整合引领社会基层力量的核心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