邱昌员，郭 婷

（赣南师范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江西 赣州 341000）

洪迈是中国小说史上杰出的创作家，他编撰的《夷坚志》规模宏大、卷帙浩繁，是宋代影响最大的一部文言小说集。他也是重要的小说理论家，他对小说的消遣愉悦功能、小说创作的艺术规律都作过探讨，在一定程度上接触到小说的本质特征。他还对魏晋至宋代的小说非常熟悉，对各个历史时期的作品作了独具慧眼的评述，表达了他对十二世纪前中国小说发展历程的看法，因此，洪迈又可以说是具有朴素小说史观的小说史家。

洪迈的小说史论主要见于《夷坚志》序言和《容斋随笔》。《夷坚志》共有三十二志，前三十一志都有作者自序，只有《四志乙》是绝笔之作，未及成序。可惜这些序言大多已散佚，现存仅《乙志》《丙志》《丁志》《支甲》《支乙》《支景》《支丁》《支戊》《支庚》《支癸》《三志己》《三志辛》《三志壬》序言十三篇，所幸南宋学者赵与时曾对这些序言进行过整理，因此我们今天还能在《宾退录》卷八中看到其余十八篇序言的大意［1］4216。此外，《夷坚志》大量摘录、引用、参照、论析前代小说，也是洪迈小说史论的重要载体。概括而言，洪迈小说史论涉及的主要问题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 对小说与史传之关系及小说起源问题的认识

小说与史传之关系是中国小说史论必须首先面对的问题。史传先于小说诞生，小说晚于史传形成。史传是记人记事的叙述性文体，小说同样是记人记事的叙述性文体。二者间有许多的共性，又有不少的差别。因此，如何厘析小说与史传的关系是小说史家必须直面的问题。对此，洪迈首先在《丁志序》中说：

凡甲丁四书，为千一百有五十事，亡虑三十万言。有观而笑者曰：“《诗》《书》《易》《春秋》，通不赢十万言，司马氏《史记》上下数千载，多才八十万言。子不能玩心圣经，启瞷门户，顾以三十年之久，劳动心口耳目，琐琐从事于神奇荒怪，索墨费纸，殆半太史公书。曼澶支离，连汴丛酿，圣人所不悟，扬子云所不读。有是书不能为益毫毛，无是书于世何所欠？既已大可笑，而又稽以为验，非必出于当世贤卿大夫，盖寒人、野僧、山客、道士、瞽巫、俚妇、下隶、走卒，凡以异闻至，亦欣欣然受之，不致诘。人何用考信，兹非益可笑欤？”予亦笑曰：“《六经》经圣人手，议论安敢到？若太史公之说，吾请即子之言而印焉。彼记秦穆公、赵简子，不神奇乎？长陵神君、圯下黄石，不荒怪乎？书荆轲事证侍医夏无且，书留侯容貌证画工；侍医、画工，与前所谓寒人、巫隶何以异？善学太史公，宜未有如吾者。子持此舌归，姑閟其笑。”［2］537

有人责难洪迈作为文人士子，不将精力放在儒家经典的钻研学习上，却在长达几十年的时间里沉迷于小说编撰，编撰的《夷坚志》篇幅远远超过儒家“五经”的总和，甚至赶上《史记》的一半，而这些小说不过是神奇荒怪的异闻。面对这种责难，洪迈慨然进行反驳，认为《史记》在为秦穆公、赵简子、荆轲、张良等重要历史人物作传时也记录了“神奇”“荒怪”之传闻，涉及侍医、画工、巫隶等卑微寒人，这些“神奇”“荒怪”的传闻，这些卑微寒人的故事也非常具有可读性和艺术性。此后《支丁序》《三志戊序》又指出《周易》《尚书》《春秋》及其“三传”甚至《诗经》中都有“神怪之事”的记录，《左传》尤其多。

稗官小说家言不必信，固也。信以传信，疑以传疑，自《春秋》三传，则有之矣，又况乎列御寇、惠施、庄周、庚桑楚诸子汪洋寓言者哉！——《支丁序》［2］967

“子不语怪力乱神”，非置而弗问也。圣人设教垂世，不肯以神怪之事诒诸话言。然书于《春秋》、于《易》、于《诗》、于《书》皆有之，而《左氏内外传》尤多，遂以为诬诞浮夸则不可。——《三志戊序》大意［1］4219

既然《春秋》《左传》《史记》及儒家经典可以记录传闻，为小人物作传，可以有小说性故事、小说性情节，自己编撰《夷坚志》，即便是“琐琐从事于神奇荒怪”，又有什么可责难的呢！

在上述论述中，洪迈旗帜鲜明地回答了三个问题：

其一，小说的价值和地位问题。洪迈认为，那些看似荒诞虚妄、不可考信的小说情节融于史传之中，是史传的有机组成部分，它们使史传作品变得汪洋恣肆、神奇瑰丽。更为重要的是，小说更多地将笔墨指向寒人走卒、侍医画工，多为小人物作传，多关怀底层社会，它的反映面比史传更加广阔，因而无论是它的艺术价值还是认识价值都非常高，值得肯定。

其二，正统文人是否可以进行小说创作的问题。洪迈在序言中反复提及，儒家经典中有小说内容，史传、诸子作品中更是常见小说性情节，既然圣人、太史公、诸子百家都不排斥小说，文人士子编撰小说作品又有什么不可以呢！

其三，小说的起源问题。洪迈强调自己创作小说是向“太史公”学习、向史学家学习，是秉承史传之精神、弘扬史传之传统。这实际上是将小说创作的渊源追溯到史传，强调史传是孕育小说的母体，是小说创作的仿学蓝本。小说在它的生成过程中，长期以史传为参照，继承其机制中的某些基因，学习其叙事、记述和描写的方法。

基于上述认识，洪迈处处以史传为《夷坚志》编撰的参照，如《支癸序》说：“予既毕《夷坚》十志，又支而广之，通三百篇，凡四千事，不能满者才十有一，遂半《唐志》所云。”［2］1221他的目标就是要创作一部在篇幅上、影响上堪比史传的小说巨创，经过近六十年的努力，他真的做到了。

当然，洪迈对小说与史传关系的认识不可能精准深刻，还远远达不到辨析文体自觉的高度，但他的认识已远比同时代其他小说家的认识要深入，对推动宋人小说史观的进步无疑是非常有价值的。

二 对秦汉、魏晋小说的关注及其故事素材、构思意趣的接受

先秦两汉是我国小说的萌芽期，存在于这一时期诸子经典中的虚构故事首先引起了洪迈的关注，他在《乙志序》中说“齐谐之志怪，庄周之谈天，虚无幻茫，不可致诘”［2］185。《支丁序》说列子、惠子、庄子、庚桑楚等人的著作中存在“汪洋寓言”。此后，洪迈又注意到两汉目录学著作中著录的“小说家”，《支癸序》说：“刘向父子汇群书《七略》，班孟坚采以为《艺文志》，其小说类，定著十五家，自《黄帝》《天乙》《伊尹》《鬻子说》《青史》《务成子》咸在。盖以迂诞浅薄，假托圣贤，故卑其书。最后虞《周说》九百四十五篇，出于稗官街谈巷语道听途说者之所造。当武帝世，以方士侍郎称黄车使者，张子平实书之《西京赋》中。噫！今亡矣。”［2］1221洪迈在继承小说“出于稗官街谈巷语道听途说者之所造”传统观念的基础上［3］118，指出了萌芽期小说的两个特点，一是琐碎荒诞，浅薄而不成熟；二是地位低下，不受重视，所以往往“假托圣贤”。

魏晋是中国古代小说的发展期，洪迈对这个时期小说的关注更为深入，如《乙志序》和《支癸序》反复提到了干宝的《搜神记》，《三志辛序》论及《幽明录》并引述其中的具体作品：

予固尝立说，谓古今神奇之事，莫有同者。岂无颇相类？要其归趣则殊，今乃悟为不广。前志书蜀士孙斯文，因谒灵显王庙，慕悦夫人塑像，梦人持锯截其头，别以一头缀颈上，觉而大骇，呼妻烛视，妻惊怖即死。予尝识其面于临安。比读《太平御览》所编《幽明录》云：河东贾弼，小名医儿，为琅琊府参军。夜梦一人，面齄皰甚多，大鼻瞷目，请之曰：“爱君之貌，愿易头可乎？”梦中许易之。明朝起，自不觉，而人悉惊走。琅琊王呼视，遥见，起还内。弼取镜自照，方知怪异，因还家，妇女走藏。弼坐，自陈说。良久，遣人至府检问方信，后能半面啼半面笑，两手各捉一笔俱书。然则此两事岂不甚同！谓之古所无则不可也。《幽明录》今无传于世，故用以序志辛云［2］1385。

洪迈在这里以“换头”故事为例，说明自己对魏晋小说故事素材、主题的认同接受。《夷坚丙志》卷四中有作品《孙鬼脑》，写眉山士子孙斯文本来长得帅且有风姿，有一天参观成都灵显王庙时，见庙中的夫人塑像非常端丽，内心倾慕，便暗暗祝愿：“得妻如是，乐哉！”结果晚上梦见有人用锯截断他的头颅，换成另一个缀上，从此变得丑陋无比，他自己也不认识自己，他的妻子看见后竟惊怖而死，世人传为笑谈。洪迈自述此虚幻怪异的故事源于刘义庆《幽明录》，《幽明录》曾记载河东人贾弼梦中同意与人换头，第二天早起后却不记得这件事，于是非常诧异地发现他的同僚、朋友、妻子儿女看见他就惊吓奔逃。他揽镜自照，才知道其中缘由。后来他能半面笑半面哭，又能两手各拿一笔同时书写。洪迈由此总结认为，古今小说故事可一脉相承，相辅相生。没有《幽明录》之“源”，就不会有《夷坚志》之“流”。正因为有前代小说的滋养，才有后代小说的繁荣。

《夷坚志》对魏晋故事构思和意趣的继承弘扬还表现在大量的鬼神故事中。洪迈在《三志壬序》中说：“《夷坚》诸志，所载鬼事，何啻五分之一。”这些千奇百怪的鬼事编织了许多人神婚恋、人鬼婚恋的瑰丽篇章，却也是得益于魏晋佳作的启迪，如《丙志》卷十一《锦香囊》、卷十八《星宫金钥》，《志补》卷十五《雍氏女》等对《搜神后记》中的《剡县赤城》《白水素女》及《幽明录·刘晨阮肇》等篇的继承就非常明显。而《乙志》卷九《胡氏子》写女鬼还魂为人妻则是直接模仿《搜神后记》中的《徐玄方女》和《李仲文女》［4］30。

三 对唐代小说的赞赏推崇及对唐代小说家“好奇尚异”风气的辨析

唐代是中国小说文体的独立时期［5］42，尤其文言小说蔚为大观，成就空前绝后。洪迈对唐代小说的研究相当深透并对其推崇备至。他先是在《乙志序》中指出唐代小说如牛僧孺的《玄怪录》、郑还古的《博异志》、薛渔思的《河东记》、张读的《宣室志》等承前启后，继承了“齐谐之志怪，庄周之谈天”及干宝《搜神记》的传统，虚构故事，“寓言于其间”，延续了小说的发展，启迪了宋代小说如徐铉《稽神录》及自己《夷坚志》的创作［2］185。此后他又在《支癸序》中评述道：

《唐史》所标百余家，六百三十五卷，班班其传，整齐可玩者，若牛奇章、李复言之《玄怪》，陈翰之《异闻》，胡璩之《谈宾》，温庭筠之《干》，段成式之《酉阳杂俎》，张读之《宣室志》，卢子之《逸史》，薛渔思之《河东记》耳，余多不足读。然探赜幽隐，可资谈暇，《太平广记》率取之不弃也。惟柳祥《潇湘录》，大谬极陋，污人耳目，与李隐《大唐奇事》只一书而妄名两人作。《唐志》随而兼列之，则失矣［2］1221。

洪迈指出，唐代是小说发展的重要阶段，小说数量众多，佳作迭出，《旧唐书·经籍志》中著录的作品超过百余种、六百三十五卷，其中牛僧孺的《玄怪录》、李复言的《续玄怪录》、陈翰的《异闻集》、胡璩的《谈宾》、温庭筠的《干子》、段成式的《酉阳杂俎》、张读的《宣室志》、卢肇的《逸史》、薛渔思的《河东记》等是唐代小说的代表，这些作品“班班其传，整齐可玩”，“探赜幽隐，可资谈暇”。洪迈的评述言简意赅，认为唐代小说既表达了人间幽微细腻的情感，又精美整齐、形象生动、文质兼备，可供人们赏玩，可作闲暇宴集的谈资，有着消遣娱乐的功能。因此《夷坚志》摘录、引证、比较和参照这些小说集中之作品的情况也非常多。当然，唐代小说中也有极不成功的作品，如柳祥的《潇湘录》，不仅与李隐的《大唐奇事》实为一书两名，且“大谬极陋，污人耳目”，不值一提。

洪迈不仅在《夷坚志》诸序言中对唐代小说大加赞赏，其《容斋随笔》中的有关唐代小说的两段经典评述更是广为人们所知：

大率唐人多工诗，虽小说戏剧，鬼物假托，莫不宛转有思致，不必颛门名家而后可称也［6］192。

唐人小说，不可不熟，小小情事，凄婉欲绝，洵有神遇而不自知者，与诗律可称一代之奇。刘贡父谓小说至唐，鸟花猿子，纷纷荡漾①按：据笔者检阅洪迈《容斋随笔》（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版），并无这一段话。另据李剑国《唐五代志怪传奇叙录》考，洪迈《容斋随笔》《野处类稿》、刘攽《中山诗话》《彭城集》等中都无此语，因此认为是明人伪托（见第89页注①，南开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但自明清至今，历代论者均多引用此语，如《五朝小说·唐人百家小说》序、汪辟疆《唐人小说》序等，且正如李剑国所说“其概括唐稗特色颇为精当”，故本文也引于此。。

这两段评述指出，唐代小说家擅长写诗，是诗人，因而创作的小说特别注重情感，有着鲜明的抒情特性，虽然是“鬼物假托”，是虚构的，但却是对现实生活“情”事的关注，而且语言绚烂华美，理所当然能够获得从鉴赏家到常人的普遍赞赏。洪迈是中国文学史、小说史上把唐代小说与唐诗相提并论的第一人，认为小说和诗都是唐代文学的标志。他也最早对唐代小说中融入的诗赋韵文进行研究，他编辑的《万首唐人绝句》从唐代小说中撷取了许多的仙、鬼、妖、怪诗［7］26。

在研讨品鉴唐代小说的过程中，洪迈对唐代小说家“好奇尚异”的风气做了深入的辨析。我们知道，唐代小说家大都热衷于搜求遗逸、记录怪异，他们或借书名与篇名，或以序言，或用篇首和文末赘言公然标榜自己“好奇尚异”［8］244。洪迈也有唐人遗风，他在多篇序言中宣称好奇不仅是人性使然，而且是史传、小说的共同现象、共同规律。由此，杨义在论及洪迈编撰《夷坚志》的动机时说他是“适性自娱的心态”“是顺适自己的爱奇习气”［9］28。

在校园生活中，班主任是学生成长的主要精神关怀者，是引导学生职业核心技能和职业核心素养全面发展的人生导师。班主任对学生的家庭背景了解，对学生行为举止的了解，远胜于任课老师。任课教师负责上好每堂课，布置作业，跟踪学生的学习效果，并将作业完成情况及时反映给班主任。而班主任从旁协助，从生活上了解学生在学习过程中遇到的困难，及时给予排解。同时，在班级里营造“积极向上，你追我赶，争当优秀”的学习氛围，充分利用课余时间加强理论知识点的学习与巩固，提高学生学习的兴趣，调动学生学习的动力，转变学生学习态度，化被动为主动。任课教师与班主任结对子，多方面关怀学生的成长。

一般说来，唐代小说家所谓“奇”“异”的基本内涵是指神仙、鬼魂、精怪、灵异等故事。然而，在洪迈看来，“奇”“异”不止于此，《丙志序》写道：

始予萃《夷坚》一书，颛以鸠异崇怪，本无意于纂述人事及称人之恶也。然得于容易，或急于满卷帙成编，故颇违初心。如《甲志》中人为飞禽，《乙志》中建昌黄氏冤、冯当可、江毛心事，皆大不然，其究乃至于诬善。又董氏侠妇人事，亦不尽如所说。盖以告者过，或予听焉不审，为竦然以惭。既删削是正，而冗部所储，可为第三书者，又已襞积。惩前之过，止不欲为，然习气所溺，欲罢不能，而好事君子，复纵臾之。辄私自恕曰：“但谈鬼神之事足矣，毋庸及其它。”［2］711

作者在这里说，自己编撰小说源于“好奇”的本意，初心则是谈鬼神之事。然而在实际写作的过程中，却因为种种原因或有意识或无意识地必然要涉及人事，要写到世间百态，因此“奇”既含鬼神也涉人事，这是不以作者个人的意志为转移的。也正因为这样，我们看到，《夷坚志》中有许多作品取材于市井委巷之说，直接写到当时的社会现实。《支甲序》又谈道：

或疑所登载颇有与昔人传记相似处，殆好事者饰说剽掠，借为谈助。是不然，古往今来，无无极，无无尽，荒忽眇绵，有万不同，锱析铢分，不容一致。蒙庄之语云：“恶乎然。然于然。恶乎不然。不然于不然。”又曰：“是不是，然不然。是若果是也，则是之异乎不是也，亦无辩；然若果然也，则然之异乎不然也，亦无辩。”能明斯旨，则可读吾书矣［2］711。

有读者批评《夷坚志》中的一些作品与前人作品非常相似，认为是“剽掠”后加以修饰而已。洪迈首先引用《列子·汤问》的话反驳说，大千世界的存在是永恒的，没有止境；世间万物丰富多彩、千姿百态，各有各的特点、各有各的造化，没有什么物体和事件是完全一致、没有差别的，这就是自然的规律；我们要遵循这种规律，道法自然，而不能强求一致、人工造作。《夷坚志》所要反映的正是这样一个神奇而自然的世界，其对世间万象的记录也许与前人、他人的描述有相似之处，但因为事件本来就不可能完全一样，所以无论如何自己的记录也必然会有所不同。接着，洪迈又借《庄子·齐物论》的观点阐发说，世间万事万物既有值得肯定的也有值得否定的，既有对的也有不对的，肯定的就是肯定的，否定的就是否定的，对的就是对的，错的就是错的，无须过多地加以分辩，一切都自然明了。如果能明白这个道理，则读者对《夷坚志》就会有更深入的理解，就能体会到自己创作的宗旨和甘苦。从这些论述可以看到，洪迈认为，小说创作最好、最直接的题材就是大千世界所发生的形形色色的事件，这也是《支己序》所说“所遇非一人，所更非一事，所历非一境，而莫有同者焉”的意思［1］4217。洪迈所追求的“奇”“异”正在于此，它无疑将“奇”“异”的内涵大大扩展、丰富了，也无怪乎《夷坚志》成为一部反映面异常深广的巨帙之作了。

洪迈对唐代小说的评价往往视角独特、精辟准确，这已得到历代小说史家、小说理论家的肯定，推动了人们对唐代小说史的梳理和研究。他将唐代小说与唐诗并重的观点就卓有识见，影响了此后多位小说研究者的观点，如明人桃源居士在《唐人百家小说》序中说，“唐三百年，文章鼎盛，独诗律与小说，称绝代之奇”［10］24；陈继儒在《太平清话》卷一中也认为小说与诗一样是唐代文学的代表，“先秦两汉诗文具备，晋人清谈书法，六朝人四六，唐人诗、小说，宋人诗余，元人画与南北剧，皆自独立一代”［11］3。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中指出：“小说亦如诗，至唐代而一变。”［12］44汪辟疆在《唐人小说》序中说：“唐代文学，诗歌小说，并推奇作。”［13］序1

四 对宋代小说创作和传播状况的全面观照并引领宋人讨论小说的虚构特性

洪迈对宋代小说的熟稔绝不亚于唐代小说，《夷坚志》同样常常引录、吸收宋代小说故事，被引的小说、笔记集众多，如何薳《春渚纪闻》、沈括的《梦溪笔谈》、孙宗鉴的《东皋杂录》、司马光的《涑水记闻》、范镇的《东斋记事》、邵伯温的《邵氏闻见录》、郭彖的《睽车志》、王彦辅的《麈史》等。

因为《夷坚志》的摘引，许多宋代小说得以保存，如《三志己》卷一《秦忠印背》中曰：“有一书名曰《说异》，自序云罗汉寺僧舍归虚子述，凡两卷，才十事。以其不传于世，择取其三。”［2］1306

东坡《志林》、李方叔《师友谈记》、钱丕《行年杂记》之类四五书，皆偶附著异事，不颛《虞初》九百之篇［1］4218。

李方叔即李廌，字方叔，是“苏门六君子”之一；钱丕，字简之，吴越王钱俶之后，太宗时名臣。洪迈指出，苏轼、苏辙、李廌、钱丕等人的文集中都有志怪故事的记录，其奇异者不亚于“《虞初》九百之篇”。

櫰子、偃孙，罗前人所著稗说来示，如徐鼎臣《稽神录》、张文定公《洛阳旧闻记》、钱希白《洞微志》、张君房《乘异》、吕灌园《测幽》、张师正《述异志》、毕仲荀《幕府燕间录》七书，多历年二十，而所就卷帙皆不能多［1］4218。

徐鼎臣是北宋初期的徐铉，张文定是太宗、真宗两朝时的名相张齐贤，钱希白（钱易）、张师正（张不疑）主要活动于仁宗朝，张君房于真宗咸平年间在世，吕灌园、毕仲荀也都是北宋前期人，他们都是著名的小说家。洪迈对他们的作品作了深入的品鉴，肯定了他们的创作成就，同时认为与自己编撰《夷坚志》相比还有较大差距，因为他们创作历时最长者不过二十年，卷帙也不算多。

洪迈还细致地观察到宋代小说的接受和传播情况，如《三志己》卷二中的《程喜真非人》一文提道：“新淦人王生，虽为闾阎庶人。而稍知书，最喜观《灵怪集》《青琐高议》《神异志》等书。”［2］1463《灵怪集》《青琐高议》《神异志》都是宋代标志性小说集，从此记载可知流传非常广泛，脍炙人口，即使稍通文墨、最普通的平民也对之爱赏有加。

《三志辛》卷十中的《周子瑶池仙》一文甚至记载了通俗小说《三国志》的接受与传播：

安仁崇义乡老儒周德材，以文学著声里社，多为人师。尝首冠乡书，晚年就恩仕亦不遂。始有一子，甫十岁，颖脱强记，甚过绝人。一日，求观《三国志》，父嗤其躐等，不肯与。翊日再请，乃取以付之。旬日即以归。父问：“小子颇能记省否？”子曰：“尽在儿腹中矣。”漫摘数语试之，琅然成诵，凡十余通，不差一字。父始嗟异之［2］1363。

在对宋代小说创作和传播状况做全面观照的同时，洪迈还引领宋人开展了小说虚构特性的讨论。虚构是小说文体的本质特征之一，没有虚构就没有小说。而洪迈又是如何看待小说的虚构呢？《乙志序》道：“若予是书，远不过一甲子，耳目相接，皆表表有据依者。谓予不信，其往见乌有先生而问之。”［2］185看来，洪迈对这一问题颇为纠结。一方面，他继承了传统的小说观，认为小说是史传之附庸、史学之末事，小说作者必须遵循史传“实录”原则，因此他说《夷坚志》所载是真实可信、有根有据的。另一方面，他又明知其中很多故事并不真实，是不能真正以“实录”原则来衡量的，为了消解时人可能提出的疑问，他让人们“往见乌有先生而问之”。“问乌有先生”即无可考问，无法证实。在这里，洪迈表现出求实、求信与虚构间的矛盾认识。又《戊志序》大意：

在闽泮时，叶晦叔颇搜索奇闻，来助纪录。尝言：“近有估客航海，不觉入巨鱼腹中，腹正宽，经日未死。适木工数辈在，取斧斨斫鱼胁。鱼觉痛，跃入大洋，举船人及鱼皆死。”予戏难之曰：“一舟尽没，何人谈此事于世乎？”晦叔大笑，不知所答。予固惧未能免此也［1］4216。

洪迈在福建任职时，曾与时人叶晦叔讨论小说的特性。在听完叶晦叔讲的“估客航海”故事后，洪迈推导出故事的漏洞，进而认为故事不可能发生，纯属子虚乌有。不过，他又不得不承认《夷坚志》中也存在类似的作品，“予固惧未能免此也”。这也表明，洪迈还不认同艺术想象，对小说的虚构、杜撰还存在着无法理解的疑问。

但在《支丁序》中，洪迈又似乎醍醐灌顶、豁然开朗：“稗官小说家言不必信，固也。信以传信，疑以传疑。”这非常通达地强调了小说家可以虚构，不必求信。而到《支戊序》，洪迈再次回归对小说虚构的质疑：

《夷坚》诸志记梦，亡虑百余事，其为憰恑朕验至矣，然未有若《吕览》所载之可怪者，其言曰：齐庄公时，有士曰宾卑聚，梦有庄子，白缟之冠，丹缋之，东布之衣，新素履，墨剑至。从而叱之，唾其面。惕然而寤，终夜坐不能快。明日，召其友而告之曰：“吾少好勇，年六十而无所挫辱。今为是人夜辱，吾将索其形。期得之则可，不得则死之。”于是每期与其友俱立于衢，三日不可得，退而自殁。予谓古人志趣虽若不同，其直表径行者，盖有之矣。若此一事，决非人情所宜有，疑吕氏假设以为词。不然，乌有梦为人所凌，旦而求诸衢，至于以身死焉而不悔。所谓其友，亦一痴物耳。略无片言以开其惑，可不谓至愚乎！予每读其书，必为失笑。支戊适成，漫戏表于首，以发好事君子捧腹［1］4219。

宾卑聚的故事当然不可能是真实的，是“假设以为词”，是《吕氏春秋》作者的虚构之作，洪迈却认为其太过不经，荒诞可笑。然而，洪迈自己也清楚，《夷坚志》中的记梦作品如此之多，又何尝有真正发生过的故事呢！此外，在《三志庚序》《三志癸序》中，洪迈又记录其“考徐铉《稽神录》，辩杨文公《谈苑》所载蒯亮之事非是”［1］4219，言“《太平广记》《类聚》之误”［1］4219，这都说明洪迈并不认同其中的虚构，是用实录原则来衡量这些作品的。

由此可见，洪迈试图探讨小说的本质特征问题，但限于当时的认识水平，洪迈不可能解决这一问题，他的理解不明确、不自觉，粗浅朦胧甚至是矛盾的。但无论如何，他的努力难能可贵。

总之，洪迈对魏晋唐宋各个历史时期的小说都给予了大力关注和深度品鉴。从诸多评述来看，洪迈对秦汉萌芽期、魏晋发展期和北宋时期的小说评价都不高，但对唐代文体独立时期的小说却推崇备至、赞赏有加，这样的认识相当准确，慧眼独具，基本把握了十二世纪前中国小说发展的整体规律，体现出洪迈具有一定的小说史家的眼光，是非常值得我们关注和研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