喻 景

（北京电影学院导演系，北京100088）

2020年，一部名不见经传的中小成本电影《半个喜剧》荣获金鸡奖7项提名，以黑马姿态引起业内关注，证明了其不俗的艺术质量。影片由周申、刘露担任编导，灵感来自创作者真实的生活经历，讲述了一个初入社会的年轻人如何做出爱情抉择的故事。影片最突出的艺术特征是将当下社会现实以类型叙事的方式进行探讨，区分于以往通过“转换和隐喻的方式折射现实”［1］的中国类型片，体现了国产喜剧片罕见的现实主义美学追求，让其在众多国产类型片中脱颖而出。

一 爱情喜剧片的类型定位

从类型界定上来讲，《半个喜剧》属于爱情喜剧片。我们可以从两方面来厘清该片在这一类型中的基本特征。

其一，《半个喜剧》作为都市爱情片，融合了爱情片、都市片、喜剧片的类型特点。它的叙事框架可以找到统一、可遵循的固定叙事模式。故事以北京为背景，以在北京打拼的年轻人的爱情故事为叙事核心展开矛盾冲突。开端是男女主角孙同和莫默相识，中段交代俩人恋情的发展，之后俩人恋情经历波折，最后故事将危机推至顶点，并在高潮中解决危机，且以恋人大团圆作为落幕。这一过程完全遵循了爱情片的基本叙事模式。

其二，《半个喜剧》作为喜剧片，并无固定的类型规律可遵循。喜剧作为一种内在的基本精神，在形式上是没有固定模式的［2］363。“开心麻花”团队充分发挥自身话剧功底优势，从戏剧中汲取喜剧技巧，“寓庄于谐”，以夸张手法、巧妙结构、误会冲突、诙谐台词和喜剧性格的刻画等，表现导演对都市青年生存状态及精神世界的观照与思考，探讨他们在生活的压力面前如何坚守生命尊严等问题。导演将舞台场面调度技巧融于电影的视觉表达艺术中，展现了扎实且独特的喜剧风味。

二 爱情片叙事模式——对立矛盾的多重设置

“爱情片的发展段落要描写他们相识以后如何发展到相爱，但是爱情片中总要为爱情的圆满设置障碍。”［2］41基于这一类型公式，《半个喜剧》在剧作上利用男女主人公爱情圆满前的障碍设置来反映当下社会现实。

首先，影片最突出的障碍是爱情与现实利益的对立。影片对现实利益的“物化”是通过郑多多这一富二代角色实现的。我们从影片开端了解到，男主人公孙同的工作、住所、北京户口均因依靠富二代同学郑多多所得。随着爱情故事的进展，郑多多以现实利益为筹码逼迫孙同和自己初恋女友分手，让孙同在两难选择中如履薄冰。正如孙同母亲所说“在北京不靠多多你能活吗”，台词背后反映出孙同作为平民阶层所面临的强大社会压力，以及当下年轻人渴望独立却难以挣脱舒适圈的生存困境。

其次是爱情与亲情的对立。这体现在故事中孙同与母亲的关系上。故事中，孙同的母亲站在功利现实的角度，不惜采用各种手段对儿子进行亲情绑架，阻止儿子做出自我选择。演员赵海燕用略带夸张的喜剧神态、急促的说话速度、嗔怒的双眼将这一精明、强势的母亲形象诠释到位。编导则通过这一典型的中国式母子关系揭示出主人公所面临的另一层亲情困境，加重了主人公的爱情阻力。

再次是道义与现实的对立。影片的故事始于一场骗局：孙同因为自身利益不想得罪郑多多，选择帮助他隐瞒出轨一事。在道德底线前的失守，导致孙同在之后的考验中逐步丧失自我，成为利益与亲情的傀儡。而影片高潮矛盾的解决也来自于男主人公在道义前的抉择：男主人公在经历了与莫默的恋爱后，选择揭露郑多多的出轨真相，完成道德上的自我救赎。可以看到，这一层对立是深埋在情节表层之下的，它属于男主人公内心深处的自我挣扎。影片通过展现男主人公内心底线逐步失守的过程，质问了我们这个依偎权力的人情社会，将人们彼此沉默、心照不宣的社会潜规则赤裸裸地暴露在银幕上，编导的勇气与大胆值得肯定。

编导正是通过多组矛盾的设定，丰富立体地展现了一个初入职场的年轻人在社会现实面前价值观念的动摇与选择，也让观众对主人公产生了深刻的心理认同。当故事走向结尾，主人公因战胜了内心的怯懦却做出另一种选择时，观众的情绪达到最大程度的宣泄与疏导，在虚拟场域中完成了一次自我成长。类型片作为当代流行文化商品，这种观众体验机制也是其所具备的基本特征之一。《半个喜剧》的优秀之处也在于它利用这一观众心理引导机制，引导观众对现实生活进行正面反思，而不是低俗、虚伪地进行情感宣泄。正如编导所说：“我们也希望通过《半个喜剧》让更多的人看到你有机会回头，你有机会选择你需要的，你认为对的生活方式。”［3］

三 喜剧形式的构建——错位技巧与讽刺精神

从观众的反应来考察，衡量喜剧的标准就是让观众发笑。值得探讨的是，喜剧不仅仅是给观众制造笑料，更重要的是引导观众笑什么。能否在笑声中给予观众正确的引导，是衡量一部喜剧优秀与否的重要因素之一。

“错位”是整部影片制造喜剧效果、推动故事发展的核心技巧。“《半个喜剧》的叙事缘起是两个房间错位的骗局”［3］。主人公孙同和郑多多想要隐瞒出轨一事，互相制造了身份错位，而一系列意外事件让他们身陷谎言随时被拆穿的戏剧情境。故事进展伴随着危机的逐级递增，他们的境遇也越来越窘迫，捧腹大笑的喜剧效果也由此产生。我们看到，“开心麻花”在电影中充分发挥舞台场面调度技巧，结合商业电影流畅而又富于节奏的视觉效果，将这场“错位游戏”表现得淋漓尽致。

在分析这一喜剧效果建立机制的背后，我们更应该关注编导的出发点。可以发现，影片幽默技巧完全是建立在男主人公孙同违背内心道义、包庇出轨行为的后果之上的。在错置的人物关系中，通过主人公窘迫的处境，观众能够潜移默化地感受到编导对这一负面现象的强烈批判态度。值得注意的是，在搞笑段子、无厘头网络剧充斥互联网的今天，影视剧创作者在制造娱乐效果、讨好观众的同时，大多忽略了这样一个严肃的喜剧创作问题：我们应该让观众笑什么？少量文艺作品嘲讽善良、嘲讽弱者、嘲讽老实人，无不透露着精致的利己主义色彩，这无疑需要引起高度警惕。

除了“错位”技巧的运用，影片在众多小配角的塑造上也充分体现出喜剧的讽刺精神，描绘了形形色色的都市众生相。在莫默相亲的一场戏中，相亲男的塑造就以一种略为夸张的小品化形式呈现。快板作为这一人物的象征性道具可谓点睛之笔，配合首尾押韵的台词、抑扬顿挫和自以为是的说话语气，将一个能言巧辩、谄媚世俗的中年男人形象刻画得淋漓尽致。公司经理一角更是将职场“变色龙”的特质暴露无遗，编导时不时插入经理一角作为喜剧效果的点缀。这一角色见风使舵，左右逢源，对待同一件事情、同一个人的态度前后反差很大。编导利用这种前后反差带来的喜剧效果，刻画了一个圆滑世故、只顾私利、毫无道德立场的职场老油条，并对其讽刺了一把，让人快慰。

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的喜剧电影多样化发展，有讽刺喜剧、歌颂性喜剧、生活喜剧等。其中，讽刺喜剧发挥着“发扬真理、支持正义”的独特作用［4］53。

四 残酷现实的一抹亮色——编导的希冀与宣言

“喜剧也有很多种表达方式，也可以表达很深刻的主题。”［3］导演之一的刘露在被访谈时直言自己的喜剧理念。确实，编导在现实主义风格的整体基调下，将一种理想主义的精神品格寄托在女主人公莫默一角及孙同的自我救赎上，这也成为影片中的一抹亮色。

女主人公莫默的年龄设定为29岁，属于中国90后独生子女一代，在女主人公身上体现着新一代年轻人刚刚步入社会的缩影：她反对孙同隐瞒出轨真相，在面对爱情的阻力时坚守光明正大的底线；她了解社会规则，却坚守内心所认为的正确之路。这对于在现实中曾饱受争议、过于强调自我、被称为“垮掉的一代”的90后而言，本片可属正名之作，用莫默这一人物形象对现实中的90后给予了正面肯定。在21世纪的中国，90后一代正在用自身行动改变着中国社会原有的不良秩序，为中国崛起注入一股清新的活力。莫默一角既是编导的希冀，亦是新一代青年人的自我宣言。

影片结尾的处理也体现着这种理想主义色彩：孙同最终选择了揭穿谎言，奔向真爱。而此前焦虑的工作、户口等现实问题被隐去，取而代之的是孙同寄居在莫默家，影片在欢乐声中落幕。但部分评论认为，结尾的处理方法削弱了影片整体的现实主义批判力量，在类型策略中消解了人物的现实困境，使影片最终变成了一个爱情童话。

笔者认为，结尾与其说是对现实批判力量的削弱，不如说是一种对青年人的呼吁与希冀。首先，结局虽然在欢乐的气氛中落下帷幕，但却是开放性的，对于孙同和莫默的爱情命运并没有做出闭环交代，那些现实问题只是暂时退居幕后。其次，孙同在结尾走出了自己的舒适圈，奔向独立之路，这说明人物的整体命运方向是前进且充满现实意义的，并非只停留在童话般的圆满结局上。最后，作为一部爱情喜剧类型片，我们必须尊重这一类型片的基本创作规律：它要求在欢乐的结局中完成观众的情绪宣泄并进行正向的价值引导。以一部文艺片的社会批判力度与深度来要求一部商业类型电影，显然是不合理的。

《半个喜剧》作为一部有着严肃现实主义美学追求的商业类型片，可谓2019年国产类型片中的一抹亮色。一方面，它借由类型片的叙事策略充分满足了大众对流行文化的消费需求。另一方面，它自觉地承担了社会批判作用，用喜剧手法真实地反映了人性弱点与中国当下社会现实，体现了喜剧类型片的深化与开拓。这无疑为中国未来喜剧电影的创作提供了良好借鉴，对类型片的本土化实践产生了积极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