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泽润，阳 繁，蒋语嫣，吕 可，胡湘宇

（湖南师范大学文学院，长沙 410081）

中国共产党从1921年成立开始，就重视语言现代化，要用现代化的语言开启民众智慧，使国家从封建愚昧中走出来。

2012年党的十八大提出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要求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2017年，党的十九大提出了更加明确的目标：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

在这个新时代，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语言文字工作对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作用。习近平总书记做了一系列重要讲话，充分利用建党100年来取得的中国语言现代化成果在新时代发挥的威力，把推广普及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提高到助力脱贫攻坚和实现中华民族团结和融合及提高民族凝聚力的战略高度上来。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语言在中国和世界交流沟通中的作用，特别是在构建中华民族共同体和人类命运共同体中的作用。

在这种背景下，2020年召开了新中国成立以来第四次、新时代第一次全国语言文字会议。这次会议跟第三次会议相隔23年，可见它的重要性。会议的一个重要议题，就是要“推进语言文字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因此，我们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的时候，值得总结这个领域的成就，研究中国共产党怎样促进中国语言现代化，在国家建设中，从封建社会的愚民政策中走出来，实施化民政策。

一、中国语言现代化的性质和7大任务

语言现代化是使语言不断适应现代社会的需要，就是根据现代社会发展需要，在尊重语言发展规律的前提下，通过人为力量的引导和推动，使语言的使用效率越来越高，跟世界语言现代化的步调保持一致。语言现代化在西方很多国家，已经完成几百年了。但是在中国是最近100年才逐渐完成的。这是因为中国的社会现代化步伐晚了几百年，长期停留在实行愚民政策的落后的封建社会。

尽管语言现代化的任何一次行动，不论是否成功，都充满了争论，不可能让不同时间和空间的人取得一致的意见，但是我们对它进行用事实说理的研究，还是很需要的，能够取得理性上的基本共识。

语言现代化的内容开始主要概括成4个：语言共同化、书面语口语化、文字简便化、信息电脑化。后来我们分解成7个现代化：语言生活和谐化、口头语言共同化、书面语言口语化、表意文字简便化、文字体制表音化、文本格式清晰化、信息处理电脑化。语言生活和谐化和书面语言口语化可以说是口头语言共同化派生的，可以概括成语言共同化。表意文字简便化、文字体制表音化、文本格式清晰化可以概括成文字简便化。文字简便化，跟英语等语言的文字比较，到现在还是中国文字进步面临的特殊任务。这7个语言现代化分别要解决什么语言问题呢？

第一，语言生活和谐化。在多元化的语言生活中，怎么处理各种方言和跨越方言的共同语的关系？怎么处理各种语言和跨越语言的共同语的关系？怎么处理民族共同语和国家共同语、国际共同语的关系？

第二，口头语言共同化。在民族语言内部，怎么推广和使用一种最有影响力的方言形式跨越方言的语言职能？怎么在推广民族共同语的过程中对它进行规范化，提高它的使用效率？怎么引导这种共同语在保持自己系统性的前提下，适度合理地吸收其他方言、早期书面语的有用要素？

第三，书面语言口语化。在书面语长期脱离口语的背景中怎样跟口头语言共同化配合，建设高效率的新的书面语？怎样引导使用者从留念和追捧旧书面语脱离口语的审美错觉中走出来，建立新的语言美学观念，保证书面语不再次拉大跟口语的距离？

第四，表意文字简便化。在继续使用汉字这样复杂的表意文字的前提下，怎样提高汉字的使用效率？怎样有节制地简化汉字的形体，精简汉字的数量，调整汉字中不合理的安排？

第五，文字体制表音化。面对表意文字汉字不方便的缺陷，怎样配备汉语拼音这样的表音文字性质的文字辅助工具？怎样科学地使用汉语拼音在电脑中输入汉字，在汉字学习中给汉字注音？怎样用拼音按照《汉语拼音正词法基本规则》来直接拼写汉语，用于汉字不方便和不能使用的领域？

第六，文本格式清晰化。面对汉语文言文长期停留在没有标点符号的粗糙的语言记录状态，怎样使现代汉语在引进标点符号后引进词距，提高书面语的信息效率，使文字系统逼真地记录口语？在引进了系统的标点符号以后，怎样避免“一个逗号到底”的标点符号形同虚设的旧习惯？怎样在引进扩展的标点符号———“词距”后，更加精确地、清晰地记录口语中首先区分基本单位词的重要信息？

第七，信息处理电脑化。面对电脑信息时代，怎样科学引导汉字进入电脑的科学编码问题？怎样设计自动分词软件解决汉语文本没有词距的语言信息处理的瓶颈问题？怎样解决排版、自动翻译、人工智能的语言技术问题？在语言基础上建立的计算机人工智能怎样不断升级，接近甚至超过人的体能和智能？

二、党的心中有人民才会高度重视中国语言现代化

从1921年到20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已经有100年。从1892年卢戆章出版《一目了然初阶》到2021年，中国语言现代化已经经历129年。可以说，没有中国共产党，就没有中国语言现代化。项开喜总结中国共产党领导百年语言事业有5个特点：政治性、人民性、科学性、战略性、先进性。但是我们认为根本的特点应该是“人民性”和“效率性”。心中有了“人民”，才会从“政治”“战略”上高度重视，才能尊重语言“科学”规律，保证语言生活的“先进性”，达到提高语言学习和使用“效率”的目的。“人民性”是服务对象的问题，“效率性”是服务效果的问题。

2021年7月1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激励我们研究中国共产党对中国语言现代化的杰出贡献。习近平总书记说：“中国产生了共产党，这是开天辟地的大事变，深刻改变了近代以后中华民族发展的方向和进程，深刻改变了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前途和命运，深刻改变了世界发展的趋势和格局。中国共产党一经诞生，就把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确立为自己的初心使命。”〔1〕

语言现代化就是人民对获得先进的语言工具的追求，中国共产党成立前就有人不断尝试，但是真正取得成功还是在中国共产党成立以后。这主要是因为中国共产党关注到了人民的需求。在早期，中国共产党引导人们开展语言现代化工作只是为了扫盲等应急需要，在近期已经上升到民族团结、国家整体富强、人类命运共同体构筑的高度。

国家通用语言“普通话”的寻求、建设和推广是整个中国社会语言生活的核心大事。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年以来，一直推动人民不断学习和使用普通话书面语。2003年以后，开始重视普通话口语能力，制订了《普通话水平测试管理规定》，并且把测试工作持续到现在。可以说，国家通用语言普通话通过书面语方式广泛使用了100年，通过口语方式也广泛使用了20年。

下面我们从中国语言现代化的7个方面来看中国共产党是怎样通过推动语言现代化把封建社会的愚民政策转变成社会主义社会的化民政策，让中华民族走向伟大复兴的。

三、语言生活和谐化促成中华民族融合实现复兴

语言生活和谐化是使国家的不同语言或者方言和谐相处，减少语言内耗，共同发挥推动社会进步的作用。

中国共产党不断推动中国语言生活和谐化，并且把推广国家通用语言普通话当做语言工作的重心。中国有56个民族，有大约130种语言，大约30种文字，汉语有10大方言区，有几千种小方言。面对中国这样复杂的语言环境，在推进口头语言共同化的过程中，也必须协调好通用语言和非通用语言之间的关系。中国共产党继承1919年五四运动的传统，把普通话的梦想变成现实，又在普通话基本普及的时候，加大力度保护方言资源和少数民族语言资源的力度，建设了国家语言资源保护工程。

在中国古代，语言生活和谐化矛盾不突出。在漫长的封建社会，当时的中国人各自在封闭的小社会里用不同的方言生活，统治者实行愚民政策，认为人民不需要书面语。只有官员和文人等少数人需要书面语，他们就会用千古不变、历代模仿的文言文做书面语。封建社会结束以后的中国，语言和谐问题日益突出，产生了一系列语言问题的群众运动。

中国共产党审时度势，就从语言和谐问题出发，带领人民改造中国。2006年，中国共产党第十六届中央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和谐”包括语言和谐成为中国政治社会生活的热门话题。

语言生活和谐化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年来推动中国语言现代化追求的目标。中国共产党基于国家地域大、语言生活多样化的现实，一方面大力推广“普通话”这种国家通用语言，同时关注它跟非通用语言包括汉语方言和少数民族语言以及外语的和谐相处，让中国复杂的语言和方言面貌焕然一新，让语言在中华民族复兴进程中，既焕发出经济活力，又传承着优秀文化。

习近平同志在十九大报告中强调要“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也规定：“各民族都有使用和发展自己的语言文字的自由”（第四条），又突出“国家推广全国通用的普通话”（第十九条）。可见，在语言生活中，中国共产党始终是在维护国家统一、民族融合的前提下尊重少数民族。

语言的和谐化也出现过一些问题，例如广州在亚运会期间增加普通话电视节目的建议，就遭到狭隘保护粤语的人的反对。

四、口头语言共同化促成中国人民出现共同心声

口头语言共同化，就是要让全体人民在保持自己的特色语言的同时能够使用相同的活语言，实现全国人民无障碍沟通，提高语言使用效率。

在中国共产党成立前，中国人民的口语生活是不能统一的，人们离开家乡稍微远一点就无法沟通，哪怕是有文化的人也难以进行跨越方言的沟通。即使到了中国共产党成立37年后的1958年，毛泽东在《工作方法六十条》中发出“地方干部要学本地话，一切干部都要学普通话”〔2〕号召的时候，党和国家领导人基本上都还不能使用口头普通话开展工作。

不过有意思的是，普通话其实是从书面语开始普及的，因为改变口音太难。毛泽东虽然语音上90%是方言，但是词汇和语法是接近100%的普通话，有时比现代一些文白夹杂的普通话还要靠近普通话。因此中国的普通话在书面上普及80年了，口头上才基本普及20年，还是因为有改革开放的动力才促成的。

中国改革开放以后的最近43年（1978—2021年），特别是最近20年，党和国家领导人基本上可以使用口头普通话开展工作了。现在，除了个别乡村干部，几乎所有层次的领导、80%的人都能够使用口头普通话了。因此，在国家政治和社会经济生活中，普通话已经成为中国人民共同的“心声”。这就大大地提高了国家现代化和中华民族复兴的信息沟通能力。虽然中国的国家通用语言（共同语）建设，比英国等早期资本主义国家晚了几百年，但是在短短100年就走过了别人几百年走的路，已经非常了不起了。

从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到1949年，中国共产党始终把确定和推广普通话当做开展各项工作的重大基础工程，通过大众语运动、解放区的文化活动等唤醒民众推广普通话的意识。

1951年，中国共产党的中央机关报《人民日报》就发表了关于语言问题的社论：《正确地使用祖国的语言，为语言的纯洁和健康而斗争！》。同时，连载吕叔湘、朱德熙的《语法修辞讲话》〔3〕。

1954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直属国务院的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1955年10月，召开“全国文字改革会议”和“现代汉语规范问题学术会议”。在“全国文字改革会议”上明确中国语言工作（当时突出文字问题，叫做“文字改革”）的3大任务：推广普通话，简化汉字，制定和推广汉语拼音方案〔4〕。1956年，国务院通过《关于推广普通话的指示》，同时决定成立中央推广普通话工作委员会。从此，普通话推广工作轰轰烈烈地在全国范围内展开。

1982年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十九条明确规定：“国家推广全国通用的普通话。”从此，普通话不仅是汉族的共同语，还是中国各个民族的共同语，第一次确立了普通话的“国家通用语言”法定地位。2000年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这是对宪法“国家推广全国通用的普通话”的细化，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用一部专门的法律来保护国家通用语言，明确“普通话”是“国家通用语言”，“规范汉字”是“国家通用文字”，“汉语拼音”是“拼写”普通话和给规范汉字“注音”的工具。

口头语言共同化，也遇到一些问题。例如，有的地方干部还不适应在国家通用语言的适用场合用普通话开展工作。

五、书面语言口语化促成国家文化载体充满活力

书面语言口语化，就是要让书面语言紧跟时代口头语言，减少学习和使用的困难，提高书面语使用效率。书面语言让中华民族5千年文化传承到现在。但是，5千年了，几乎都只有个别文人能够享受书面语的作用。广大民众无法直接享受这些文化，因为他们没有条件学习书面语，他们的语言能力仅仅停留在最小范围的方言口语能力中。然而，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年来，中国人民广泛地享受了传承和发展文化的书面语言生活，具备了书写活语言的能力。普通话从口语到书面语，甚至普通话书面语比普通话口语领先，几乎让每个中国人都有条件接受学校教育、阅读报刊和图书，写出自己的情感和思想。这种充满活力的书面语，不仅可以把当前的国家文化建设得有声有色，而且可以用来解读文言文记录的5千年的优秀传统文化。现在文言文虽然在农村的祭祀文章、古典文学爱好者的诗文中还延续着，但是在其他书面语言生活中，文言文都没有活力，因为人们都是用活生生的书面普通话。

中国语言现代化的突破口是容易在书面上操作的文字问题和书面语问题。这是因为读书人才会想到这些问题，他们首先意识到汉字难写，然后意识到文言文不靠近活语言的词汇和语法。他们即使说着各自的方言，也可以在文字和书面语上寻求统一，在统一中寻求进步。所以，即使在普通话的对象都不明确的时候，他们就开始提前追求书面语的口语化。

中国共产党人对书面语言口语化的建设，最早可以追溯到陈独秀和李大钊等人对白话文的倡导。1915年中国共产党人早期成员陈独秀创办《青年杂志》（后来改名《新青年》），到1919年五四运动前后，陈独秀、胡适、钱玄同、刘半农等学者大力提倡白话文，发动了“白话文运动”。

到了中华民国时期，共产党领导的解放区人民一直通过普通话书面语开展宣传和普及文化。当时国家的小学语文教学就从单纯的文言课文过渡到文言课文和国语课文结合的语文教育新时期。即使当时从老师到学生都用当地方言学习书面普通话课文，而且这种局面持续到改革开放后的大约20年，也没有影响普通话书面语比口语提前大约80年开始在全国普及。直到2003年，中国才有条件开展普通话口语能力测试，制订《普通话水平测试管理规定》。

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在1949年建立新中国后，普通话书面语不再停留在基础教育中，而是全面推广到国家政治、经济和文化生活中。1955年，新的书面汉语已经基本普及，书面语言生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普通话书面语被普遍应用在报刊图书，政府公文等领域。毛泽东等党的领导人，即使在普通话普及初期没有来得及学会说普通话，但是在当时就能够熟练地写普通话，写出了全国人民耳熟能详的大量思想文化成果。口头普通话是在最近30年才逐渐普及的，但是最近70年以来，书面普通话在国家发展过程中发挥了文言文无法做到的沟通和开发大众智慧的持久的广泛作用。

书面语言口语化，遇到的阻力主要是一些热爱古典文学的文人，特别是影响力大又墨守成规的报刊编辑。例如有的编辑要把记者或者作者写的“这次会议”改成“此次会议”，“他是中学老师”改成“其系中学老师”。

六、表意文字简便化促使文盲古国走向文化强国

表意文字简便化，就是要使古老的语素文字，在音素文字的帮助下，在新的时代焕发出自身的活力。文字的简便化是世界文字发展的大趋势，也是语素文字挖掘内部潜力的追求。汉字作为生命力最强的语素文字，至今仍然被中国和日本使用。即使日本文字增补了假名等表音文字来书写日语，中国增补了汉语拼音来拼写汉语，汉字还是法定的文字主体。

不管怎样，汉字的繁难，始终是阻挡国民走出文盲状态的一个原因。汉字从甲骨文、金文、隶书演变到楷书以后，还是笔画繁多、结构复杂。中国共产党人敏锐地意识到了这一点。即使在国民党时期多次试图简化汉字，也没有成功〔5〕。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中国把语言文字工作提高到执政基础的高度，成立“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把提高文字效率的工作提上了日程，放在了社会主义建设工作的突出位置。这些工作主要是简化汉字，同时整理影响效率的异体字，淘汰行政区划地名中的生僻字，淘汰印刷用的旧字形。

新中国只用6年时间，在1955年就发布了《汉字简化方案（草案）》，20多万人参加了这次汉字简化的讨论。1956年颁布《汉字简化方案》。1964年完善成《简化字总表》，一共简化了基本可以应对日常书面语需要的常用字2 236个。简化字受到了广泛的欢迎，成为扫盲的利器，很快让文盲古国变成文明新中国。

不过，1977年发布的《第二次汉字简化方案（草案）》①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第二次汉字简化方案（草案）》，文字改革出版社1977年版。在1986年被国务院废除了。当时国家的工作重心是改革开放搞经济建设，从相对不稳定的社会状态进入稳定的社会状态，所以“对汉字的简化应该保持谨慎态度，使汉字的形体在一个时期内保持相对稳定，以利于社会应用”。

但是，一直到现在，还有不少人在故意丑化简化字，说什么“爱”没有“心”，“厂”子里是空的。如果按照这个逻辑，那么没有经过简化的传承字“家”里不是一些“猪（豕）”，“居（民）”不是一些“古尸”？还有就是书法家几乎都长期拒绝写国家通用文字，把现代规范汉字和它的书写格式排除在书法审美范围的外面。

七、文字体制表音化为古老汉字增添新的翅膀

文字体制表音化就是从表意文字体制朝表音文字体制变化。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走出文盲古国的初期，做过文字体制表音化应急的成功实验：直接用表音的新文字代替汉字记录汉语。后来由于现实中传承汉字记录的几千年优秀文化的需要，普及普通话这个使用表音文字的基础也不能在短期内实现，所以到现在甚至将来的很长时间，汉字还要继续服务汉语。但是汉语拼音这个文字体制表音化的产物，已经在中国语言生活中站稳脚跟，成为汉字生存的必备助手。也就是说汉语拼音让古老的汉字增添了有力的新翅膀〔6〕。

拉丁化新文字运动，是新中国成立前文化进步应急的成功实验。成功的基础是在方言差别相对小的北方人群中开展的。如果在方言复杂的南方进行，是不可能成功的。从1928年开始，早期留学苏联的中国共产党人瞿秋白、吴玉章、萧三等人，就开始探索汉字这种表意文字向表音文字改革的道路，最终在1929年写成《中国拉丁化字母》，逐步开始了拉丁化新文字运动〔7〕。他们开始在苏联远东地区的十万中国工人身上试验，积累经验后积极把新文字送到中国。拉丁化新文字传到抗日战争时期的中国后，引起了很大的反响。郭沫若、鲁迅等几百个文化界人士非常支持这种新文字，他们共同发表了《我们对于推行新文字的意见》：“中国已经到了生死关头，我们必须教育大众，组织起来解决困难。但是这教育大众的工作，开始就遇着一个绝大难关。这个难关就是方块汉字。方块汉字难认、难识、难学……中国大众需要的新文字是拼音的新文字。”〔8〕到了1938年，吴玉章等人回国，拉丁化新文字推广在陕甘宁边区达到了高潮。当时的抗日战争已经全面爆发，通过容易学习的文字来记录书面语，进一步宣传党的思想和政策并且发动群众跟着党走，成为迫切需求，所以改革文字一下子被提升到了救亡图存的高度。陕甘宁边区政府确定了新文字的法定地位，边区教育厅发出指示：“我们要用一种最容易懂的文字，当做抗战动员的工具之一，来迅速武装边区千千万万不识字的人民。”②参见边区教育厅《在今年冬学中怎样来推行文字讨论提纲》（1939年），资料来源于陕西省档案馆。

然而，当时的国民党统治区的领导人把这种新文字当做“赤化”，把推行拉丁化新文字说成比“亡国还要坏”〔9〕。他们根本不管人民对书面语的急切需要。有人说这种新文字失败了，这是错误的。只能说立即全面取代汉字，条件还不成熟，因为普通话的普及从那时到现在已经半个多世纪了，还没有全面普及。至于拉丁化新文字为了照顾不同声调系统的北方方言区域的人应急，没有在文字上进行区分，这只是一个技术上的程度问题，不是新文字不能全面取代汉字的主要原因。新文字在当时的应急作用，是必要的，也是成功的。

新中国成立以后，本来想扩大新文字成果，但是最终被现实条件局限，调整了文字改革的节奏。1951年底毛泽东提出了“文字必须改革，要走世界文字共同的拼音方向”〔10〕的目标，中国共产党开始研究更加科学的汉语拼音文字，后来改成了拼音方案〔5〕。1954年在民族形式、拉丁字母和斯拉夫字母中选择，最终决定采用世界通用又最简单的拉丁字母。1958年建立在拉丁字母基础上的《汉字拼音方案》获得协助汉字、服务汉语的法定地位。到现在，汉语拼音既满足了学习汉字的需求，也满足了临时取代汉字拼写汉语的需要。

在这个过程中，中国共产党面对阻挡汉语拼音成为文字的保守力量，非常注重策略，也符合事物发展循序渐进的规律。除了回避“文字”以外，在方案的隔音符号的设计中预留了“拼写”汉语的接口，而且在1988年颁布配套的《汉语拼音正词法基本规则》具体对接方案中的接口。

文字体制表音化的阻力就更加大。一方面是很多人忌讳汉字拼音化，另一方面是小学语文教材长期拒绝用汉语拼音按照国家标准《汉语拼音正词法基本规则》拼写普通话，只是机械地要求拼音给汉字注音。这样就把“一会儿”这1个词长期错误地按照3个字拼写成3个音节，现在已经变成2个音节了，但是还是没有写成1个词。

八、文本格式清晰化促进文字还原口语更加逼真

文本格式清晰化，就是要让文字不只是记录词，而且能够记录词的界线和各种层次的停顿、语气等〔11〕。

我们语言的基础是词构成的主语言，但是还有各种停顿、语气等构成副语言〔12〕。中国几千年来的书面语，只是粗糙地记录主语言，完全忽视副语言的存在。理解古代汉语书面语的时候，需要读者根据现代语言推测，在心里补足副语言信息。这非常不利于书面语逼真地记录口语和还原口语。

1918年中国共产党人陈望道在《学艺》杂志第3卷发表了《标点之革新》，希望在引进标点的同时，对中国文人在读书写笔记的时候萌生出来的标点做系统的改造。1919年和1921年，陈望道分别在《教育潮》和《民国日报》上发表了《新式标点的用法》和《新式标点》〔13〕。其他学者也纷纷响应。1919年，胡适、钱玄同等6名教授在国语统一筹备会第一次大会上，提出了使用新式标点符号的方案。1920年北洋政府教育部发布“通令采用新式标点符号文”，中国第一套法定的新式标点符号正式诞生〔14〕。

1951年新中国发布了《标点符号用法》，1990年进行了修订。现在标点符号在全国范围内已经得到了普遍使用，在教育教学、新闻等领域发挥着积极作用。

标点符号不仅服务现代汉语，还反过来服务到了用简化汉字重新排版的古代汉语文本中。这就把古代文人阅读中的局部的标点意识转化成写作中的全面的标点意识。不过，标点符号的普及还任重道远：手写场合不重视用标点符号的现象很普遍，一个逗号到底的不认真区分标点符号的现象很常见，公共影视媒体还普遍停留在不用标点的古代状态。

对于汉语文本，词的界线不标记，仍然是标点符号进步不彻底的表现，影响汉语书面语对口语转换的逼真程度，特别是不利于提高汉语电脑信息处理效率。可喜的是，1988年国家正式颁布了《汉语拼音正词法基本规则》。这样至少可以保证在拼音文本的书面汉语中看到词的界线，《现代汉语词典》中的大约70 000个词终于可以在拼音文本中明确展现出来，不再跟《通用规范汉字表》中的大约8 000个字，混淆在一起排版和书写。

如果能够像一般标点符号从普通话文本推广到文言文文本一样，把拼音文本的词距和词意识进一步推广到汉字文本，汉语书面语文本就可以实现全方位的标点符号的升级状态，能够跟目前世界上大多数文字一样使用词意识很强和标点技术完善的文字系统。

九、信息处理电脑化促进汉语追赶智能时代脚步

信息处理电脑化，是利用现代技术对语言信息进行网络化、智能化的处理。20世纪后期，中国共产党高瞻远瞩，敏锐地引导中国人民改革开放，不仅刺激了经济的迅速发展，而且带动了高新技术迅猛发展。电子信息技术也不例外。钱学森曾在计算机刚刚进入中国的时候就预测“电子计算机软件也是语言文字工作”〔15〕，并且主张国家抓紧制定语言信息化建设工作规划。

但是，汉字成为语言信息处理的第一难题。语言信息化建设的首要任务是汉字在计算机中的编码和输入问题。1974年周恩来总理批准实施“七四八”工程〔16〕，计划实现汉字文本计算机处理、汉字文本显示和编辑排版等功能。中共中央也再次批示：“解决汉字进入计算机的问题，由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负责。”〔17〕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等部门结合群体智慧，在极短的时间里，先后攻克了汉字在计算机中的输入输出和信息交换编码问题：1981年《信息交换用汉字编码字符集·基本集》国家标准发布通行，规定了汉字信息交换用的基本图形字符及其二进制编码。1990年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颁布《GB13000.1字符集汉字笔顺规范》，共收汉字20 902个，列出了每个汉字的字序、笔画数、笔顺、交换码、区位码、内码等，为汉字笔画排序和形码输入确立了国家规范。1993年中国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制定了面向世界文字的国际标准《ISO/IEC10646.1信息技术通用多八位编码字符集》。

在这个基础工程完成后，国家还不断推进语言信息处理技术水平，实现了对汉语的自动分辨词、自动标注词性，实现了汉语和其他语言的自动翻译，汉语语音自动识别，语音和文字自动转换，智能化的人际对话，等等。因此，我们能够及时跟上世界信息技术进步的步伐，从一元的现实真实世界变成网络虚拟世界和现实真实世界并行的多元世界。信息处理电脑化阻力很少，但是也有个别人拒绝现代化信息技术，例如拒绝使用拼音输入法、拒绝使用微信。

总之，百年中国共产党推动了百年中国语言现代化，百年中国语言现代化助力了百年中国共产党，让中国从愚民政策的封建社会走向了化民政策的社会主义社会，从落后挨打的封建社会走向了实现中华民族复兴的社会主义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