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 金

（大连海事大学外国语学院，辽宁大连 116026）

明末清初的中国，由于国内战乱频发、政权更迭、迁界海禁政策等原因，东南沿海地区经济发展受到了严重打击，世代以海为生的居民背井离乡、渡海逃亡，甚至移居异国，形成了中国历史上自宋代南迁大移民以来的又一次因政治原因导致的移民潮。移民路径除逃往南洋地区之外，日本也成为了南部沿海居民逃亡和跨海移居的主要目的地。

明末清初的移民中，有很多福建闽南地区的僧侣渡海抵达日本。究其原因，不但有国内社会政治因素、佛教发展状况、航海条件等因素，江户时代日本的政治、经济状况和民众信仰需求等也是促成闽僧大量东渡的重要原因。东渡日本的闽僧中，以黄檗山万福寺高僧隐元隆琪为代表的黄檗宗僧侣最具代表性，隐元东渡不但促成了中日佛教的深度交流与对话，也对日本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医疗、建筑等诸多方面的发展产生了重要的促进作用，其文化影响力在中日佛教文化交流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本文对明末清初闽僧东渡日本的政策性因素、宗教发展需求、航海条件等背景原因进行了对比分析，以中国佛教名僧隐元东渡和中国佛教黄檗宗在日本的发展为例，从宗教内对话的视角考察江户时代中国佛教对日本社会文化发展的深远影响力，进而立足于中国佛教宗派在日本本土化、世俗化的角度探讨中日佛学对话的历史价值与启示意义。

一、明末清初渡日移民潮形成的历史原因

17世纪初，中国的明朝统治进入晚期，政治日渐腐败，东林党争和天灾外患导致国力衰退，国内爆发了声势浩大的农民起义。公元1644年李自成攻入北京，崇祯帝自缢，明朝灭亡。公元1644年，清军与明朝降将吴三桂勾结，进入关内。同年5月，从农民起义军手中夺取了北京，9月正式迁都。明军北京失陷后，明朝宗室在南方相继建立政权，与清政权对抗，历时18年，史称“南明”（公元1644年—1662年）。清朝统治者为清剿南部明朝遗族，在江南地区开始了血腥的大肆杀戮。顺治二年（公元1645年），清军攻陷扬州，屠杀军民八十余万，而后攻陷江阴，短短3日即屠杀20余万人〔1〕。明末的社会动荡与清朝统治者入关后的残酷剿杀政策、禁海迁界令①清军为剿灭明朝遗族大举南下，遭到以郑成功为首的反清复明军事力量的顽强抵抗。为切断沿海居民对郑氏军事集团的支援，清顺治（公元1644年—1683年）年间开始推行禁海迁界令，不但严禁下海贸易，还勒令东南沿海居民背井离乡内迁30～50里，“沿海幅员上下数千里，尽委而弃之，使田庐丘墟，坟墓无主，寡妇孤儿，望哭天末”。等苛政的推行，让江南地区生灵涂炭，民不保命，大批明末遗民不堪忍受异族统治与残酷镇压，其中部分海商、船主、官吏、士大夫或远走南洋，或流离至日本长崎，长期居于日本。

同时期的日本，公元1600年关原合战之后，德川家康取代丰臣氏政权，成立了江户幕府。公元1615年，德川家康军队攻陷大阪城，彻底消灭了丰臣氏势力，结束了日本自应仁之乱（公元1467年—1477年）以来政局纷乱、群雄割据的混战局面，日本社会进入了德川幕府统治下的政治相对稳定，经济得以发展的江户时期（公元1603年—1867年）。江户时代的日本幕府虽然逐步推行了锁国政策，但为增加财政收入，保留了长崎港作为对外贸易港口和吸收外来文化的通道。幕府对到长崎走私贸易的中国海商、船主们持欢迎态度，并准许流亡长崎的明末遗臣、士大夫、文人在此居住。允许明末流寓至日本的中国人在当地购地置屋，与家人同居，享有永久居住权。据统计，至元禄9年（公元1696年）旅居长崎的中国人占该城市总人口的近六分之一。

此外，航海和造船技术的发展也是明末移民潮形成的重要保障。明朝末年，正值国际大航海时代，远航贸易船只屡见不鲜。中日两国之间的交通，经历了自唐代以来从未间断的长期发展，从中国江南地区的港口启航，直抵日本长崎等港口的南部航路已经十分成熟。福建沿海地区，私人航海贸易盛行，“上通日本……下贩暹罗、交趾、东京各处以富国”②参见江日升《台湾外纪》清朝，卷五至卷六。。到嘉靖末年，居住日本的华侨已达二三万人。当时每年从厦门港往返于日本等地的商船多达几十艘。明代造船技术也较为先进，如大福船，船体狭长，吃水较深，采用传统的密封隔舱，即使船体破损，也只会影响到部分船舱，安全性较高，适于破浪远航。总之，战乱苛政等导致的避难需求、海上贸易发展和幕府的欢迎态度、东南沿海地区造船技术的发展和航行安全保障等主、客观条件的具备，成为了明末清初闽人东渡移居日本的重要历史原因。

二、闽僧东渡弘法与中日佛学对话的达成

明末闽僧东渡日本弘法，表面看是在社会动乱的政治背景下，僧侣因逃亡日本避难而促成的跨国性佛教教内对话与交流，事实上，这种历史现象背后起到重要推动作用的是中日佛教发展态势、民众文化信仰需求等深层宗教文化原因。

（一）江户初期日本佛教政策与发展状况

江户初期的日本，正值贵族文化与武士文化交替之际，封建领主与武士阶级为争夺政权互相征伐，连年内战使日本文化重镇京都几乎沦为焦土。公元6世纪佛教从中国经由朝鲜传入日本，佛教在日本发展的重要特点之一即是较强的政治依附性，寺院经济的发展也在很大程度上依赖势力强大的大名等地方势力扶持。战国时代末期，织田信长与丰臣秀吉先后当政，连年征战与为夺取政权而推行的军事弹压政策，导致佛教寺院所依赖的庄园经济崩坏，日本国内佛教势力严重衰弱，内部失序，乱象迭生。德川幕府成立以后，陆续制定了寺院诸法度、檀家制度、本末制度等政策，凭借国家权力对佛教加以整顿，借机重新划分了佛教界的势力范围。其中檀家制与本末制，更加重了江户初期日本佛教发展的颓靡之势。

“檀家制度”又称寺檀制度、寺请制度，是维系寺院与信徒关系的制度，即幕府规定国民均要加入佛教宗派，归属于某个寺院，成为檀家信徒。寺院费用及僧侣生活之需依赖檀家信徒供养。寺院则对信徒建立宗门户口簿，僧侣具有户籍公证的特权，信徒的结婚、生产、死亡，乃至迁移外出、蓄养奴婢等日常事务，都需从寺院获得核查证明，由僧侣参与主持。德川幕府正是通过这样的寺檀关系，将佛教寺院发展为管理民众的幕府地方政权机构，某种程度来说，僧侣被异化为地方官吏，在国家权力的庇护和檀家信徒的供养中，无须精进修行即可获得稳定的经济收入。这样的制度渐渐让僧侣们不思修行，甚至滥用权力，日渐堕落，逐渐使得江户时期的日本佛教日渐衰颓，失去了活力。同时，幕府还施行了“本末制度”来自上而下管理佛教。日本佛教宗派有大本山与末寺之分，幕府让各宗派本山在江户设立触头①“触头”是江户时期日本佛教宗派本山寺选出的僧侣代表，负责该宗派与政府的接触，传达政府指令给末寺。传达幕府政令，进而再到各末寺。本末制度使得国家政权可以直接或间接地控制全国各宗本山与末寺，进而掌控全国佛教界。这就导致了佛教权限高度集中于各宗派的本山寺，教团活动能力萎缩，失去了拓展新局面的积极性，且日趋世俗化。

（二）振兴禅宗的期待与长崎移民的信仰需求

日本进入江户时代，幕府将军掌握了实际的国家政权，相比旧有的天皇贵族阶层推崇的以研究经典、祈祷法令为主的天台宗、真言宗佛教而言，修行方式更为简朴易行的禅宗主张“不立文字、见性成佛”“生死一如、万物皆空”等理念，加之“棒喝顿悟”“自恃克己”等思想倾向更适合武士阶级的精神需求。禅宗于8世纪前期传入日本，临济禅和曹洞禅较为盛行。到17世纪中叶，禅宗已在日本完成了本土化过程，与日本文化紧密结合且世俗化倾向明显，对政权依附度较高。而此时，中国大陆禅风已变，受净土宗的影响，产生了“禅净合一”的念佛禅等新的修道方式。明代禅宗的“净土宗化”和东瀛禅宗的渐次“日本化”，使得中日两国的佛教禅宗发展差异显著，这让处于衰落期的日本佛教对于中国明代禅宗思想多了仰慕之意。而江户德川幕府为维护政权，实行了闭关锁国政策，许多有志前往大陆求法参学的日本僧人无法出航，仅能获取一些通过长崎港传入的中国佛教的零星消息，因此日本佛教界对聘请明代禅宗高僧赴日传道说法、重整日本禅林之风报以热切期待。一方面，幕府政权需要依靠宗教来稳定统治、归拢民心，另一方面，连年征战后终于进入统一和社会稳定期的日本民众也亟需宗教精神养料给予心灵慰藉，因此，这一时期日本从统治阶层到日本佛教界，乃至普通民众，都盼望通过更为精进的外来禅佛思想给暮气沉沉的日本佛教注入新生机，因此对大陆禅宗僧侣到日本传法持积极欢迎的态度。

对邀请闽僧赴日传法态度最积极的地区当属长崎。这不但与长崎港特殊的地理历史条件有关，统治阶层借佛排耶的政治目的和长崎移民的信仰需求等也成为了中国福建僧侣们在长崎地区长期驻在和传播佛法的重要原因。首先，从地理历史条件和航海技术角度来看，长崎由于其特殊的地理位置和便利的停泊条件，自古即是中日海上往来的重要港口。从中国上海港口出发到长崎，航行距离467海里（864.88千米），遇顺风天气5～7日即可抵达长崎。海路便利条件和明代航行技术、造船技术发达等原因，从福建沿海港口出发抵达日本长崎港也有较高的安全保障。其次，江户幕府积极欢迎闽僧赴长崎传法还有其利用佛教禁绝基督教在日本传播的政治目的。早在16世纪，世界大航海时代拉开序幕，公元1549年基督教传教士方济各·沙勿略乘葡萄牙商船抵达日本，开始在日本传教。正值豪强争霸时期的日本，势力较强的大名希望借助基督教势力来壮大自身，最有代表性的即是武士丰臣秀吉。由于以丰臣秀吉为代表的官方势力的支持，基督教在日本迅速传播。公元1580年，基督教会在日本已拥有教堂百余座，信徒人数达15万人〔2〕。但德川幕府统一日本掌握政权后，逐渐感受到基督教迅猛发展对于自身统治的威胁，因此开始推行打压基督教势力的政策。公元1638年德川家光统治时期发生了因迫害天主教徒而引发的岛原之乱，德川幕府开始在全国范围内严厉肃清基督教、天主教势力，并于次年颁布锁国令，仅保留长崎一港与中国和荷兰进行贸易往来。幕府一方面通过檀家制度将民众置于佛教管控之下，通过扶植佛教来打压基督教，另一方面，对基督教徒进行了残酷的镇压和迫害。庆长18年（公元1613年），幕府颁布天主教徒禁令，居住在长崎的唐人（中国人）需要证明他们不是天主教徒。为此，他们邀请明朝大陆佛僧东渡日本弘法并建立中国佛寺〔3〕。此外，流寓长崎的华侨人数与日俱增，他们的信仰需求也成为众多闽僧东渡日本的重要原因。背井离乡流亡到长崎的华人，通过共同的佛教信仰来增强凝聚力的需求强烈。他们建立共同的信仰和集会场所，设立公共墓地和寺庙，并积极邀请高僧东渡扶桑弘法布道，这种强烈的信仰需求也成为闽僧赴日的重要原因。

（三）明末福建佛教发展受阻与闽僧东渡传法的宏愿

如前所述，江户时代日本统治阶层的政治策略、佛教自身的发展需求与民众的热切渴盼，成为了明末清初闽僧大量东渡日本的积极导向因素。与此相对，明末时期中国佛教，特别是闽南佛教发展遭遇政策性打击的现实也是闽僧决意跨海东渡、赴日弘法的消极驱动力。明太祖朱元璋由于自身有入寺为僧的经历，在明初年间，他对于佛教采取护持政策的同时，还对于元末佛教遗留的道风不正、戒律松弛等问题加强了管理，其后的明朝统治者则逐步对佛教进行限制与整顿，具体表现为：将全国寺院定为禅、讲、教三类，各寺院有自己的职责，不许超出其职责范围；严格施行度僧制度，禁止私度；对寺院的田产也作出了具体规定等。

福建地区由于地处东南沿海，地方经济发展与沿海地区居民的信仰热情，让福建佛教得以兴盛发展，在两宋时期达到极盛。宋代福建寺院不仅数量多，而且规模大，拥有相当多的寺田，寺院经济繁荣。正如明代福建学者蔡清所描述的，“天下僧田之多，福建为最”。此外，明人黄仲昭在《八闽通志》中也提到了闽中佛教寺院，“历晋、宋、齐、梁而始盛，又历隋唐以及伪闽而益盛，至于宋极矣！”①参见陈道修、黄仲昭《八闽通志》，明朝卷七十五，《寺观》二十三。而明代统治者推行的整顿、归并寺院政策则阻碍了福建佛教发展。据《八闽通志》记载，福清县在明洪武年间尚有100多所寺院，其中48所被并入黄檗寺，77所并入报慈寺，26所并入灵石寺，福建地区佛教的发展受到遏制。加之福建地处东南沿海地区，明代倭寇横行，寺院财产被倭寇抢夺之事亦常有之。清初又颁布禁海迁界令，导致大量寺院荒弃成废墟一片。在这样的情况下，众多福建僧侣无奈逃离，远渡东洋。而一些较有影响的高僧则受到邀请，最终应邀渡海弘法。赴日闽僧虽饱经忧患又遭遇亡国之痛，但志气不堕、节操不衰，在保存故国佛教法统、延续法脉的同时，让衰靡不振的日本佛教为之一振。明末清初渡日闽僧中，最具代表性、对促成中日佛教对话与深度交流贡献巨大的代表人物就是福建万福寺名僧隐元隆琪。

三、隐元赴日与黄檗宗在日本的社会影响力

隐元（1592-1673）名隆琪，俗姓林，明代万历二十年（公元1592年）十一月四日，出生于福建省福州府福清县万安乡灵得里东林村林家。隐元大师在普陀潮音洞出家，师从临济宗大师费隐通容，是临济宗的第三十二代传人。崇祯十年（公元1637年）十月，隐元应请住持黄檗山万福寺。隐元住持万福寺17年，他聚集当地士绅及周边僧俗力量，复兴黄檗山，使之成为当时东南地区的一大禅林，名扬日本。流寓日本的华侨及日本德川幕府多次向隐元发出邀请，请求隐元东渡传法。

（一）隐元东渡与日本佛教黄檗宗的形成

清顺治十一年（公元1654年）五月十日，63岁高龄的隐元率弟子性善、性闻、性机等三十人，启程东渡。隐元一行人在郑成功的护送下从厦门起航东渡扶桑，于同年七月五日抵达日本长崎。渡日后的隐元在长崎的兴福寺、崇福寺弘法，因其精通佛法，在诗词、书法、绘画等方面也颇有造诣，名声大噪，日本各地僧人都慕名前来学习。在临济宗妙心寺的住持龙溪等人的斡旋下，隐元拜见将军德川家纲，并获赐衣金。公元1661年六月，隐元奉德川家纲之旨，在京都宇治开山建寺。隐元虽身在日本，却心念家乡，不忘万福祖庭根源，为此将新寺取名为“黄檗山万福寺”，“东西两黄檗”就此形成。日本黄檗山万福寺的建成标志着日本黄檗宗正式创立。

隐元在京都创立的黄檗宗，事实上，是狭义的黄檗宗。中日佛教发展史上，黄檗宗作为禅宗流派，可以从广义与狭义两个方面来界定。广义的黄檗宗，指的是发源于唐朝福建福清黄檗山建福禅寺（今福清黄檗山万福禅寺），光大于洪州高安黄檗山广唐寺（今江西宜丰县黄冈乡黄檗寺），以希运禅师（？-855）为开祖而成立的禅宗流派。希运出生于福建福清，因唐宣宗李忱赠其谥号断际，世称断际希运。其弟子义玄（？－867）弘法于河北镇州临济院（今河北正定县临济寺），成立临济宗，盛行于世，又传播于日本、朝鲜、越南等地，是迄今最有影响力的禅宗流派。明朝隐元隆琦（1592-1673）是临济宗第三十二代，是希运第三十三代法孙，因此，广义的黄檗宗以希运为开祖。而狭义的黄檗宗，指的是发源于明朝福建福清黄檗山万福禅寺，光大于日本京都黄檗山万福禅寺，以隐元隆琦为开祖的日本禅宗流派①参见林观潮《临济宗黄檗派与日本黄檗宗》，中国财富出版社2013年版。。

（二）黄檗宗对于日本佛教发展的重要促进作用

隐元禅师代表的黄檗宗，作为源于中国大陆的新佛教流派，促进了江户时代的日本佛教的内部改革与发展，使得日本佛教重焕生机。黄檗宗的形成，是中日佛教对话与交流的一种成功实践，自此日本禅宗形成了临济宗、曹洞宗、黄檗宗三足鼎立的局面。隐元禅师赴日传法，在复兴日本禅宗的戒律清规、调整禅宗内部势力、融合新旧禅风等方面都作出了重要贡献。其对于日本佛教发展的贡献及其对于日本社会的文化影响力，在亚洲佛教史上至今仍具有重要意义。

如上文所述，隐元东渡带去的“净土宗化”的禅宗，已与“和化”“世俗化”的日本禅宗区别甚显。首先，戒律清规方面。堕落的日本佛教界早已疏于对戒律的规范与尊崇，与之相对，隐元则提倡严持戒律。东渡日本后，隐元便着手开设三坛大戒，制定内部清规，以复兴戒律清规，使日本佛教界“丛林纲纪，为之一新”。《普照国师年谱》中记载：“腊月朔日，设为戒坛，用资恩有，计师开堂将三十载，说戒一十六度，受戒弟子不知其数。而此土则成初会，为开戒之祖。四方间闻，莫不归心，至有感激涕零而不已者，叹戒法之难遇也。”〔4〕其次，黄檗宗的东传调整了日本禅宗的内部势力。东渐的黄檗宗为长期萎靡不振的日本佛教界注入新鲜血液，使日本禅宗内部势力为之一变。隐元至日本弘法期间，公开高扬“禅净双修”的“念佛禅”法，规定僧人上堂需诵《弥陀经》《往生咒》，当时的日本佛教禅宗已没落为贵族趣味的文字禅，黄檗宗具有强烈西方往生色彩的念佛修行方式令日本佛教界耳目为之一新。由于净土宗的念佛与日本佛教深厚的密宗底色融合度更高，因而独具异域特色。伴随黄檗宗弘法活动的开展，日本禅宗界打破了临济、曹洞二分天下的格局，开始了“临济宗、曹洞宗、黄檗宗”三宗鼎立的新时期。再次，黄檗宗在融合日本新旧禅风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受中日两国政治、航海等因素的影响，两国间的佛教交流曾有中断，明末隐元所创的黄檗宗与几百年前荣西传到日本的佛教禅宗在禅风方面已大有不同。正如福建师范大学福清分校黄檗文化与海上丝绸之路研究院常务副院长倪学新所言，“隐元禅师几乎将整套的明末禅林生活方式及与之相关的先进文化带去了日本”，隐元创立的带有鲜明“明朝禅风”色彩的黄檗宗，一改日本旧有禅宗固定化、形式化的积弊，经此洗礼之后，日本禅遂完成了新旧禅风的融合。

（三）黄檗文化对于日本的社会影响力

明末隐元禅师代表的黄檗宗传入日本，在与日本佛教交流和对话中实现了自身佛教理念的传播与发展，形成了新的日本黄檗宗派，其对于促进日本佛教发展贡献度自不待言。而以黄檗宗为代表的中日佛教对话的另一层重要意义则在于，这支源于中国的佛教支脉跨越山海阻隔，深深扎根于日本的文化风土之中，促使中国大陆传来的思想文化影响力超越了佛教层面，深入到江户日本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持久影响了日本文化发展。正如日本学者柳田圣山所说：“近世日本的社会进步，无论从哪个方面看，离开黄檗文化的影响都无法解释。”〔5〕

1.国民精神领域

隐元禅师在日本创立黄檗宗，除了对日本佛教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其可贵之处还体现在他豁达开放、儒释道多元融合的思想理念。隐元禅师推崇儒释道三教融合思想。作为一代宗师，隐元饱学中华传统文化，认为中华儒释道三教在本质上“归源无二致”。他曾作诗题赞儒教宗师孔子“一声木铎响中华，堪作千秋之模范”，也曾盛誉道教始祖老子“曾跨青牛函谷外，真诚万载圣贤师”，对于佛祖释迦牟尼更礼敬尊崇，赞其“一瞻一礼无虚度，成佛全凭方寸间”。隐元禅师屡次强调“知儒方可入佛，入佛而后通儒”，他决心东渡弘法，亦是践行孔子“道不行，乘桴浮于海”的大道行天下理念。隐元融通三教的思维境界，让黄檗文化在日本迅速完成了本土化进程，作为中国明清文化的典型，融入日本江户时代的文化基因中，对日本民族精神的养成产生了很大影响。武士道是日本国民精神的显著特征。实质上，武士道是以禅为骨，以儒为肉，是儒佛融合体。日本有“禅宗属于武士”的说法，武士道与禅有着诸多无法剥离的联系。隐元禅师带来的禅法与儒学自然也就成为滋养江户时代武士精神的土壤，而这也奠定了后来明治维新的基础。就如宇治市日中友好协会会长井上浩先生所说的那样：“黄檗文化在宇治市成型，之后影响了江户川，反哺了关西北九州地区，成为日本明治维新的发展动力和精神源泉。”

2.文学艺术领域

黄檗宗在文学、书画、篆刻等领域也给日本社会带来了深远影响。首先，在文学方面，隐元本人平生诗作禅偈近五千首，堪称中日佛教界的文学巨匠。不仅如此，其弟子也以佛教文学见长。隐元弟子南源性派和高泉性潡尤善诗文，有“诗南源，文高泉”之称。高泉性潡所著的《扶桑禅林僧宝传》《东渡诸祖传》《东国高僧传》，文风晓畅，为中日佛教史留下了珍贵的史料。黄檗宗声明所用经文是依据中国明代经文而作。颂唱的经文被称之为“唐音”，并规定按照当时中国南方方言进行歌唱〔6〕。因此黄檗宗门人所吟唱的声明，带有浓重的福清方言，明代官话亦通过黄檗宗在日本的传播影响了日本的语言艺术，对日本汉音研究也产生了重要的促进作用。其次，书法方面，以隐元为代表的黄檗宗僧侣们在日本书法界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隐元的书法雄浑苍劲、充满张力、超凡脱俗，带有典型的明中期吴门流派的风格，其作品表现出纯朴且蕴含禅机的意趣，是禅家佛门的体现，彰显出书法的最高境界。隐元的弟子中也不乏精通书法之人，弟子木庵（福建晋江人）、即非（福建福清人）与师傅隐元并称为“黄檗三笔”，他们纯粹独特的书法作品，在日本迅速风行，为日本书坛带去了新风。此外，在绘画艺术方面，隐元东渡日本之时，携带大量明末珍贵画卷，现留存于日本黄檗山万福寺，为日本绘画研究提供了宝贵历史资料。黄檗宗门内画师林立，长崎兴福寺住持逸然性融，以佛画人物图著称。其画风以人物画像为中心，以水墨山水图见长，描工精致，侧重写真，对日本南画的产生起到了深刻影响。最后，在篆刻方面，黄檗宗亦促进了日本篆刻事业的发展。隐元在篆刻用印方面，受明末福建“莆田派”影响较深，篆刻作品带有平直对称、字形工整的鲜明特点，为日本篆刻界带去了崭新样式。隐元弟子独立性易同样在篆刻方面颇有造诣，日本近世唐样书法第一人北岛雪山即师从于他。可见，黄檗宗不仅为日本艺术领域带去新风，促其革新，亦为其培养了卓越人才，哺育滋养了日本艺坛。

3.饮食领域

黄檗宗的饮食风格还将中国特色饮食文化传到了日本。隐元东渡日本时带去了福清莲子、福清四季豆种子这两种日本未曾有的农作物，即为后人所熟知的“隐元莲”“隐元豆”。不仅如此，隐元还革新了日本佛寺餐饮。在隐元东渡之前，日本佛寺餐饮以“怀石料理”为主，一人一食，味道清淡，隐元渡日后创制了极具中国饮食特色的“普茶料理”，四人一桌，围桌而食，味道浓厚。现今，“普茶料理”已成为佛寺餐饮的主流形式之一。此外，隐元还将中国冲泡茶叶的饮茶习俗带去日本，起名为“煎茶”。煎茶的习俗一经引入便迅速风靡日本，其中“黄檗松风流”和“花月流”是日本两大著名的煎茶流派，1928年日本还成立了“全日本煎茶道联盟”。煎茶习俗被日本接纳、吸收，内化为日本的茶道文化。

4.医学领域

黄檗宗传播汉方医学，为日本培养了众多医学人才。黄檗宗门内不乏医术高明者，其中属隐元弟子独立性易为最。独立在痘科方面尤为擅长，并著有《生理病理图》《痘科键》等书。与此同时，他还积极传授治痘之术，为日本医坛培养了不少举足轻重的医学人才，如日本历史上著名的医学大师池田正直、北山道长等。池田正直将痘科医术世代相传，宽政年间（公元1789年—1800年）日本始设痘科医官，即由池田的孙子瑞仙担任。北山道长向独立学医后，在大阪行医，医术超群，享有盛名，一生著有《北山医案》《北山医话》《方考评议》《名医方考绳愆》《医方大戌论抄》《首书医方口译集》等大量著作，为传播中国传统医学作出了卓越贡献〔7〕，成为了日本名医。此外，隐元还将大量中医典籍带至日本，促进了日本汉方医学的形成与繁荣。

5.建筑雕塑方面

黄檗宗还深刻影响了日本佛寺的建筑风格。隐元获德川幕府批准，在京都宇治开山建寺。寺庙从设计到建造均仿照中国明朝通行的山寺丛林风格。并且，为更好沿袭此种寺院格调，隐元还从大陆邀请著名工匠东渡建寺，其中代表人物有范道生、方三官、林高龙、吴真君等。黄檗山万福寺著名的韦驮天王和十八罗汉像均出自福建泉州佛雕大师范道生的妙手。除了东渡而来的著名工匠，明末在日闽僧亦对日本佛寺建筑事业产生了不朽影响。长崎兴福寺第二代住持默子如定，传播中国的石拱桥建造技术，他曾用岩石建造起一座眼镜桥，技法新颖，为日人称颂。文化的影响自古以来便是双向的，彰显中国韵味的宇治山万福寺经过历代翻修，亦与日式建筑风格相融合，将日本传统的寺庙美学元素——石庭，融入到了佛寺建设之中。

四、黄檗文化在日传播与中日佛学对话的启示意义

2015年5月23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出席中日友好交流大会的讲话中曾赞扬隐元禅师的功绩：“我在福建省工作时，就知道17世纪中国名僧隐元大师东渡日本的故事。在日本期间，隐元大师不仅传播了佛学经义，还带去了先进文化和科学技术，对日本江户时期经济社会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2009年，我访问日本时，到访了北九州岛等地，直接体会到了两国人民割舍不断的文化渊源和历史联系。”①参见习近平《在中日友好交流大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客户端，2015年5月23日。2017年10月11日，中日黄檗文化交流大会在福州举办，会上深刻缅怀了隐元大师的功绩，认为黄檗文化是中日两国人民的共同财富②参见《中日黄檗文化交流大会举办》，《福建日报》，2017年10月12日。。可见，隐元禅师与黄檗宗在中日文化交流史上的重要价值和地位。

黄檗宗东传日本是明末清初中日佛教交流与对话的代表性成果。以隐元为代表的闽僧东渡弘法，不仅为日本佛教注入了新的生机，还在文学艺术、书画、建筑等专业性领域发挥了重要的推动作用，其影响力甚至深入到日本国民日常的饮食生活，与日本文化的融合度之高，令世人瞩目。黄檗文化将明代中国成熟厚重的文化气韵，注入到江户日本率真质朴的东洋肌体之中，唤起了一种从物质到精神的文化新生。长期以来，相比中国东渡日本的名僧鉴真、日本留学僧空海等知名佛教人物而言，学界对于隐元东渡、黄檗宗东传问题的研究和探讨尚不充分。

事实上，禅宗本身即是佛教从印度传入中国后本土化发展的产物。而禅宗传入日本后在日本本土化，即“禅宗日本化”的过程，尚存在较广阔的思考空间，聚焦黄檗宗东传日本这一典型范例，不失为一个很具说服力的视角。关于佛教中国化问题，学者方立天教授曾有过具体论述，“所谓佛教中国化是指，在印度佛教输入过程中，佛教学者一方面从大量经典文献中精炼、筛选出佛教思想的精神、内核，确定出适应国情的礼仪制度和修持方式，另一方面使之与固有的文化相融合，并深入中国人民的生活之中，也就是佛教日益与中国社会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相适应、结合，形成独具本地区特色的宗教，表现出有别于印度佛教的特殊精神面貌和中华民族传统精神的特征。佛教是一种系统结构，由信仰、哲学、礼仪、制度、修持、信徒等构成，佛教中国化并不只限于佛教信仰思想的中国化，也应包括佛教礼仪制度、修持方式的中国化，以及信徒宗教生活的中国化。印度佛教传入中国后，形成了汉地佛教、藏传佛教和傣族等地区佛教三大支，佛教的中国化，一定意义上也可说就是佛教的汉化、藏化和傣化。”〔8〕那么，黄檗宗东传日本，作为日本禅宗三大流派之一，其表现出的强大的社会文化影响力恰是中国禅宗流派在日本本土化过程中的成功范例。

隐元东渡与日本黄檗宗发展促生的中日文化融合与再生现象背后，潜在着宗教传播的本土化问题、东亚地区佛教宗派间对话与交流的社会影响力问题、隐元东渡在中日佛学对话史、中日交通史方面的价值和意义等诸多课题。例如从佛教日本本土化视角来看，黄檗宗在戒律、修持方式等方面与日本临济宗、曹洞宗的差异，反映了中国禅宗日本化过程中怎样的变化趋势；从黄檗文化的社会影响力角度来看，应怎样从中日佛教对话史的广域视角中定位隐元作为中国佛教代表人物的历史贡献；明末清初中日佛学对话经历了哪些与中日政治、经济、文化发展相调试的过程，隐元东渡和日本佛教黄檗宗的发展与传承问题与此有怎样的历史关联等等，都有待进一步探讨和深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