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 净

（丽江东巴文化研究院，云南丽江 674100）

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全世界对动物保护的问题再一次引起人们的高度关注。1970年，Ryder使用了“物种主义”一词，提出了人们以不同物种为依据进而确定不同生命的价值的不公平行为。1971年，牛津大学哲学家Stanley、Roslind Godlovitch、JohnHarris与Ryder合著的《动物、人和道德：对虐待动物行为的思考》，开启了国内外学者对动物问题的研究〔1〕。彼得·辛格（Peter Singer）是“动物解放主义”的拥护者，倡导人们要更加合理地关注动物，在趋乐避苦的法则面前要同等地对待生物，要把人们的道德原则扩大至动物；以伊曼努尔·康德（德语：Immanuel Kant）为代表的义务论者提倡“动物权利”，承认具备思维理性的人与不具备思维理性的动物具有相同的价值，同样值得尊敬与敬畏，应纳入人类道德关注的范畴。西方学者对动物伦理进行了深入系统的研究，逐渐形成一种思潮及实践。

我国对野生动物的保护一直以来都很重视，早在五帝时代就开始了对野生动物的保护，掌管山泽鸟兽的官员称为“虞”，“虞”可以说是我国最早的生态保护机构和官职。公元前十一世纪西周王朝颁布的《伐崇令》曰：“毋坏屋，毋填井，毋伐树木，毋动六畜。有不如令者，死勿赦。”〔2〕新中国成立之后，相继出台了保护野生动物方面的相关法律法规，主要包括《野生动物保护法》《陆地野生动物保护实施条例》《水生野生动物保护实施条例》《自然保护区条例》《北京市动物防疫条例》《北京市实验动物管理条例》《兰州市养犬管理条例》等。2020年2月24日，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全面禁止非法野生动物交易、革除滥食野生动物陋习、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健康安全的决定》。2020年5月1日广东省颁布了《广东省野生动物保护管理条例》。动物保护法案的发展和完善充分体现了人们尊重和善待动物生命体的人文自然道德观念已逐步形成。

东巴古籍是几千年纳西族古文明的积淀，其中蕴含着许多关于人与动物和谐共生的哲学思想，是贯穿于纳西族宗教信仰、民俗传统文化中具有悠久的传承历史、群众基础的传统动物伦理观念，与现代动物伦理观有着高度的契合性。从目前的研究现状来看，对东巴古籍中动物伦理思想尚缺乏系统的梳理，而这些传统动物伦理观念对丽江纳西族聚居区生态环境保护起到十分有利的作用。同时，古籍作为一种人类的文献遗存，其体现的思想也有助于国家生态建设。在新时代，尤其是当前全球抗击新冠肺炎疫情背景下，应当重新检视动物伦理的根本性问题，深入挖掘纳西族东巴古籍中的传统动物伦理观念，充分发挥传统民族文化优势，铸牢人们的动物伦理意识并彰显其民族性。

一、东巴古籍中的传统动物伦理观念

所谓动物伦理意识，其实质是人类随着社会的发展，自我审视对待动物行为的一种秩序规范和道德礼遇。这里所谈论的动物指广义的驯养与非驯养动物。纳西族经历了从采集、狩猎、游牧到定居农耕的生活形态，生产生活中与动物有着密切关系，同时形成了爱护动物的民族文化心理。东巴古籍中从相互尊重的角度体现了生物多样性的价值，也为人与动物之间的冲突提供了解决方案。只有把动物保护观念转化为具体的行为实践，动物伦理意识才能水到渠成，这必然会对人与动物和谐发展产生积极影响。东巴古籍中塑造了“人与动物生命同源”“人与动物和谐共处”“人对动物的尊重和崇拜”等传统动物伦理观念。这些观念千百年来影响着纳西族人民的行为，且与西方动物伦理思想具有相通之处。

（一）东巴古籍中人与动物生命同源的观念

在纳西族的观念中“人与自然是同父异母的兄弟”，反映了人类与动物生命同源的意识。

《退送是非灾祸·创世纪》中记述：“在那高天星崖下，有一对天女在那里。一个是善的，一个是美的。善的是横眼，美的是竖眼。崇忍利恩和竖眼天女，他们两个结成夫妻伴侣，成为一家人了。成家之后，竖眼天女一胎生下了松树和栗树，一胎生下了熊和野猪，一胎生下了猴和鸡，一胎生下了蛇和蛙，就是没有一胎生出人来。好男无妻子，上天找妻子，崇忍利恩和天女衬恒褒白他们两相结合，生下了三个恩恒儿子，大儿子成为了藏族的祖先，小儿子成为了白族的祖先，二儿子成为了纳西族的祖先。”〔3〕纳西族有个宏大的祭署（祭自然神）仪式，告诫人们要爱护自然，保护动植物，不能乱砍滥伐，不能随意杀害动物生命体，要约束自身的行为，维持自然界的生态平衡才能五谷丰登、六畜兴旺。《祭署·神鹏与署争斗的故事》中提到：“由于人类在署家的泉水边杀牲出血，污染了泉水；在署家的山上伤害动物，放火烧山。因此署不让人类开天辟地，建屋筑寨；不让砍柴取水，上山打猎。人类无法生存，请来东巴什罗和神鹏进行调解，署与人签订了互不伤害的条约，人类与动植物和谐生存。”〔4〕303-332《祭署·都沙敖吐的故事》中提到：“都沙敖吐杀了一条青蛇，伤害了人类与动物的兄弟之情，都沙敖吐回到家就生了病，白天骨痛，夜间肉痛。”〔4〕251-254“纳西族传统观念中认为既然是兄弟，就不能相互征服，要具有互惠互让，和谐共处的兄弟情谊，人类才能受益。这种兄弟之情的道德观使人与动物的生存环境都和谐有序”〔5〕。

（二）东巴古籍中人与动物和谐共处的观念

《中庸》中提到，万物并齐而不相害，道并齐而不相悖。充分说明人与自然应相互尊重，和谐发展。人与动物都是自然的一部分，加强对动物的保护，也是对人类可持续发展的考虑。纳西族先民的原始生活更多地依赖捕猎活动，与动物和谐共处也显得尤为重要，在东巴古籍中描述了许多人与动物亲密共处的画面，孕育着人类与动物和谐相处的观念。

《超度男能者·虎的来历，分虎皮》中提到：“崇忍潘迪与崩人地方的赤虎是互相友好的伙伴，他们两个互相约定，如果楞启斯普鬼前来与崇忍潘迪结仇起兵时，崩人地方的赤虎就要前来帮助崇忍潘迪。如果绿松石色的豪猪用刺跟崩人地方赤虎结仇时，劳苦人们就要来保护和帮助赤虎。”〔6〕29《割断楚鬼绳索·将楚鬼和壬鬼分开》中提到：“鸡和人类，就像梨树林里的花，花开千万朵，千朵万朵都是一样的梨花，鸡和人类的心也是一样的，应该推心置腹的交谈。”〔7〕《超度美利董主·把美利董主和东巴什罗像神一样地送去上面》中提到：“人们生活的辽阔大地上，能干的白头黑鹰，像神一样地把它送去上面。能干的巨掌赤虎，像神一样地把它送去上面。能干的白海螺色狮子，像神一样地把它送去上面。能干的绿松石色的青龙，像神一样地把它送去上面。能干的神的白马，像神一样地把它送去上面。”〔6〕251敬重动物如神灵，充分体现了人们对动物的尊重。遵循动物保护和动物权利等“文明”思想，不能违背“人与动物之间相互尊重的需要”的精神。东巴古籍中对待动物和自然界都是不相分离，且相互联系的，把尊重生命善待自然置于人类生存和发展的重要位置。纳西族的观念中，人与动物都是自然界中的生命存在，要把动物当作朋友，给予充分重视，只有相互尊重、平等对待、相互依托，才能共同发展。这种具有纳西族本土性的传统动物伦理观念是人们在生产生活实践中，通过口耳相传所传承下来的宝贵文化资源，形成了人与动物和谐共处的伦理思想。

（三）东巴古籍中人对动物的崇拜观念

古代纳西族先民把蛋视为人类的母体，说明纳西族先民原始观念中存在着动物崇拜的观念，尊重动物也成了纳西族的文化心理，塑造并形成了“敬畏动物”与“和谐共生”的传统动物伦理观。对神兽和图腾的崇拜最能体现人与动物间的关系。纳西族古代先民有着图腾崇拜的历史遗迹，图腾种类丰富多样，有青蛙、老虎、牦牛、羊等不同动物。纳西族独具特色的时空占卜图——巴格图，依青蛙形象构画而成，上面以十二属相、八个空间方位相对应的五行等内容构成，体现了动物对纳西先民在探索和认知空间、时间等外部客观环境过程中的启发性作用，是纳西族对青蛙崇拜的最有力见证。从东巴古籍《虎的来历》中可以了解到，远古时代的纳西族先民对虎的崇拜。有许多东巴古籍起始第一页都画有一个虎头（纳西语读作la33），意为“远古时代”。丽江许多地名中都有“虎”之音，如“拉八”，意为“虎族之花”或“虎啸”，今丽江玉龙石鼓镇。“老白”意为“出虎”，今丽江宝山乡。东巴古籍中记录有数以百计的动物与神兽，其形象各异，有些神灵是由一种或几种动物组合而成，比如最具代表性的是署神（自然神），由蛙头、人身、蛇体构成。仁神（生育神）是由兽角、翅身构成。优麻战神生大鹏鸟头、长翅膀、生爪子、生虎头、生头角、生牦牛头、生斑纹、生利爪利刺。东巴古籍《超度男能者·虎的来历·分虎皮》中提到：“祭祀的人家，祝出现白海螺色大鹏鸟胜利者那样能干的后代；祝出现像白鹤白鹰一样能干的后代；祝出现巨蟒一样有福禄的后代；祝出现像金黄色大象一样稳重的后代；祝出现白海螺色狮子那样英勇无畏的后代；祝出现赤虎胜利者那样有威风的后代；祝出现鹤鹰胜利者一样灵快的后代；祝出现白牦牛胜利者那样常胜的后代；祝出现像金黄色乌龟一样长寿的后代；祝出现金黄色蜜蜂一样有福禄的后代。”〔6〕61《超度女能者·合集》中还记述：“长有斑纹的动物有五种最能干，即：能干的绿松石色青龙，能干的白海螺色狮子，能干的猛豹和猛虎，能干的白鬃野马，能干的狼狗和豺狗，它们是高山上最能干的动物。长蹄的动物中有五种能干的动物，即：能干的公犏牛和公牦牛，能干的长角白犏牛，能干的胜利神白牛，能干的拿道居卢马，能干的松林里的黄野猪，它们是果古盘高原上最能干的动物。”〔6〕145可见，关于动物保护的伦理思想早已在东巴古籍中出现，且还被赋予了人类的感情。

二、东巴古籍中传统动物伦理观念的现代体现

纳西族传统动物伦理观念中蕴含的哲理具有深刻的现实意义，在东巴舞蹈艺术和丧葬仪式中得以承载和强化，带有传承性、权威性和神圣的实践性，使传统的历史回归与当代超越相结合，为铸牢人们的动物伦理观念提供导向和保障。

（一）纳西族东巴舞蹈艺术是对动物保护意识的升华

任何一种艺术都与其所赖以生存的文化生态环境息息相关。以东巴舞蹈艺术为透镜，展现纳西族先民对生活“感知”的一个方面，与日常生活中的现实生存方式和经验紧密相连，可以清晰地认识到纳西族社会的动物保护文化。马克思认为，宗教的根源不是在天上，而是在人间。纳西先民在长期的游猎生活中、与动物们殊死搏斗的过程中、与动物相互依存的生活中创造出了模拟动物体态的舞蹈艺术，也可以说东巴舞蹈艺术起源于动物肢体动作。东巴古籍《神寿岁与舞谱》中提到“人类居住的富饶大地上，舞蹈的出处与来历，是由于看到金黄色大蛙的跳跃而受到启发的”〔8〕。东巴古籍中记录了大量动物舞蹈，如大鹏鸟舞、孔雀舞、飞龙舞、白鹤舞、绶带鸟舞、黑鹰舞、飞蟒舞、大象舞、狮子舞、老虎舞、豹子舞、白鹿舞、豪猪舞、牦牛舞、犏牛舞、白牛舞、白山羊舞、白神马舞、黑飞马舞、水獭舞、金蛙舞等，近乎已有21种动物舞蹈〔9〕。这些动物舞蹈都是依据每种动物的动作特点创作的，形象地表现出动物体态的原型，具有浓郁的生活气息。只有人与动物和谐相处，人类才能从动物身上学习到起动欢跳、悠然漫步和愤怒冲撞的舞姿，张翅飞翔和走动抖身的动作，跳出与动物之间的感情和相似神韵。纳西先民将动物神化、灵化体现于东巴舞蹈中，这一过程中不同动物类型的功能性被东巴教升华并赋予了其解决人类社会生活问题的能力。

纳西先民从社会生活中深刻体会到爱护动物、尊重动物，与动物和谐共处的现实意义。东巴舞蹈艺术是纳西族社会中的一种文化记忆的形象展示，通过东巴舞蹈中肢体动作的象征意义表达了对动物的崇拜，现仍流传于东巴祭祀活动中。活跃于丽江旅游市场的东巴舞不仅与更多的社会应用文化元素相结合，并以舞蹈艺术欣赏形式向世人传递了社会文化结构中的人与动物和谐共存意识，使艺术背后蕴含的传统动物伦理逻辑和理念得以呈现。

（二）动物在纳西族丧葬仪式中的符号表达

丧葬仪式是纳西族生命历程中一个庄严而隆重的仪式，体现了纳西人对死亡的理解。在一些传统的纳西族村落，如香格里拉市三坝乡、玉龙县塔城乡、鸣音乡等地的丧葬仪式中，主祭东巴都要给死者献冥马、献猪、献鸡。给死者献冥马的出处和来历在东巴古籍《超度男能者·马的来历》中有记述：“马投靠做活的劳苦人，劳苦的人们，到冬天喂给它白米。到夏天，喂给它小麦，又喂给它蔓菁的根叶，煮给它其他植物的根叶，并把它关在温暖的畜圈里。马与做活的劳苦人，在美利卢神与沈神前面，要放着一根白骨头商量发誓了，做活的劳苦人，发誓今后用其他牲畜肉吃饱肚子，也不吃马肉；今后穿其他畜皮来温暖身体，也不穿马皮衣。好男子吃一碗饭时，也要给马换一个吃草的地方……当死者还活着的时候，帮助活者快步行进的是马儿，现在变为死者了，献给死者帮助快步行进的冥马。”〔10〕马驮着死者的灵魂快步到达祖先故地，是因马为了还报人类的恩情。

让猪作为带领死者灵魂回到祖先故地的出处和来历在东巴古籍《超度死者·献给死者猪和鸡》中有记述：“死者不知道要走的道路时，让猪和鸡把他领上去……到了苏补固啊空地方，楞启斯普鬼看见猪以后将要启程了，猪杀死了楞启斯普鬼。猪的前面将要放着荨麻束了，猪吃光了九束荨麻。高地里的强盗看见猪以后将要启程了，猪杀死了高地里的强盗。深谷里的豹子看见猪以后将要启程了，猪杀死了深谷里的豹子。从美刷给尤坡，从堆迪惹孜坡，猪要把死者领去上面。把死者送去上面，祝死者富裕幸福。”〔11〕猪把死者灵魂沿着先民们的迁徙路线一站接一站地带到祖先故地和神地，并扫清路上的障碍。

让鸡作为人的替身做死者伴侣的出处和来历在东巴古籍《超度夫和妻·放陪伴鸡》中有记述：“你们夫妻两个人，白天共同在一起座谈、夜间共同睡在一起的伴侣也没有了。鸡的身体虽然温暖，但没有人的身体温暖；鸡的气息虽然温暖，但没有人的气息温暖；鸡的打鸣虽然洪亮，但没有人的喊叫声洪亮；鸡的羽毛虽然温暖，但没有人的身毛温暖；鸡的容貌虽然美丽，但没有人的容貌美丽。鸡的血虽然很甜，但没有人的血那样甜……用鸡去做死者的陪伴鸡，用鸡去做死者白天共同交谈，夜晚共同睡眠的伴侣。夫妻一方先死亡时，男的用母鸡、女的用公鸡作陪伴。”〔12〕在纳西族丧葬仪式的文化语境中运用动物符号为表达手段，赋予动物超越性的价值，以象征的形式体现了潜藏于仪式背后的动物与人类之间的密切关系，体现了纳西族对本民族传统动物伦理观念的认同，将神圣的仪式作为对传统动物伦理观念的承载和强化，并为传统动物伦理观念注入了固化仪式的实践持续，使得规范人们的行为显得越来越世俗化，进而转化成人们的一种动物文化自觉。

三、东巴古籍中传统动物伦理观念的价值

习近平总书记在推进浙江生态文明建设时提出，要化解人与自然的各种矛盾必须依靠文化的熏陶、教化、激励作用。东巴古籍中记载的传统动物伦理观念原始而质朴，但其所蕴含的人与动物和谐共处伦理智慧，与习近平总书记的生态文明思想有着相通之处。重温纳西族东巴古籍中的传统动物伦理观念，有助于人们重新认识人与动物间的关系，反思人类中心主义至上的动物观念，并为我国动物伦理的研究提供文献资料。

第一，东巴古籍中的传统动物伦理观念有助于人们重新认识人与动物间的关系，反思人类中心主义至上的动物观念。

动物伦理意识把同属于自然的人与动物以一种文明的生存方式理性的共同和谐生存进行整体拷问。动物是人类生活中的重要衣食来源，具有内在价值，也应受到人类的平等对待和尊重。人类中心主义是一种以人为中心的观点，过度张扬人的能动性，随着工业化的不断推进、现代社会的发展对环境造成严重破坏，越来越多的物种出现数量骤减现象，动物生存空间不断压缩，特别是野生动物，面临着物种灭绝的危险。人类中心主义思想的泛滥，加之过度的物质主义和以人的利益为出发点，把动物置于人的对立面，并将人与动物之间的关系推向极端。为了追求更多的物质财富和更高的生活水准，人们毫无节制地捕杀野生动物，破坏了生物多样性，各种动物问题引发的危害严重影响着生产生活，出现了人与动物之间关系紧张的局面，这都是由于人们不遵从动物伦理价值观念造成的严重生态后果。一部分人长期奉行“舌尖文化”，毫不顾忌野生动物体内携带的病毒或寄生虫会给人类身体健康造成危害，无度侵犯动物权利，直逼人与动物的伦理道德底线。一些由人类中心主义而引发的全球危害公共卫生安全事件越来越凸显出保护动物、解决人与动物关系的重要性，给世界人民敲响了警钟，引人深思，同时也是现代化高速发展中亟待解决的一大问题。近年来，由于对人与动物之间的冲突缺乏深层文化因素的认识，保护动物的传统思想意识逐渐淡薄，有利于动物保护的民族习惯和禁忌正在慢慢改变。在新的时代语境中，要立足习近平总书记的生态文明思想，吸纳传统动物伦理观念中的精髓，从思想文化层面反思人类对动物的尊重和对自身的精神自治，借助东巴古籍中的传统动物伦理观念，结合现代伦理思想的发展趋势，铸牢继承传统且超越传统的动物伦理观念。人与动物相互依存，所有动物也都渴望像人类一样快乐地生活，远离痛苦。人类不能因自身的喜好或私欲对动物进行伤害，要规范和抑制自己的行为，保护动物的生存环境，尊重动物存在的价值，这是动物保护伦理的最基本要求。千百年来，我国少数民族同胞在生产生活过程中形成了“敬畏动物”“崇拜动物”“人与动物生而平等”的动物伦理观念，如哀牢山区的彝族供奉“涅罗摩”（母虎祖先）、云南新平县鲁奎山地区不准捕杀和使用獐子、崖羊、斑鸠和蛤蟆等动物〔13〕。这些传统动物伦理思想对我国民族地区动物保护产生了积极的社会正功能。在以工具理性为主的现代社会，人们应该学会运用我国少数民族传统动物伦理观念矫正人类中心主义对动物工具论的影响。

第二，东巴古籍中的传统动物伦理观念可以为我国动物伦理的研究提供文献资料。

纳西族东巴古籍中的传统动物伦理观念话语体系积累形成的动物保护观念和习俗，具有族群历史和文化特征，在纳西族集体意识中形成了一种规范秩序，为人类动物伦理观念的重构提供了动力场源和有益的文化借鉴，并充分展现了少数民族传统动物伦理观念集体智慧的时代价值，为再解释人与动物和谐发展的新理念具有广泛而深远的影响。对纳西族东巴古籍中的传统动物伦理观念进行继承和发扬，是为人类与动物之间的沟通向本源回顾。从传统动物伦理观念入手，检视人的生活认知方式，形成人与实际生活关系进行权衡和取舍的判断尺度，形成内在的价值信念，树立“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伦理观念。动物伦理学的全境视域性，不仅要求人类要爱护动物，更要求人类对动物的人文关怀。人类与动物都是“生命共同体”中的一部分，应遵循传统动物伦理观念而不能凌驾其上，自觉约束自身行为，实现保护动物，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目的。在尊重和包容多元文化基础上，充分利用东巴古籍中逐渐培养出的尊重、善待和爱护动物的意识行为。一些动物保护学者指出，动物与人类一样具有思维、情感、生命和内在价值，有权利得到尊重，人类应该以爱护动物的责任和担当支撑对传统动物伦理观念的义务情怀。

借鉴东巴古籍中人与动物、人与自然之间的存在方式构建人与动物和谐共生的美好环境，通过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方式，引导人们保护动物的自觉性。纳西族聚居区一直以来都认真履行一种道德义务，履行人与动物之间的兄弟情谊，如将白蝙蝠看作能言善辩的信使。东巴古籍中充分展现了以仁爱之心关怀动物的情怀，用偿债意识来约束自己对动物的过度索取，审视人类对动物的态度。人是他者性的人，人的存在和生存与动物有着不可分割的依存关系，人类不仅要尊重动物，更要敬畏动物。当代动物伦理观念的重构，要多渠道、多载体地深入挖掘少数民族传统文化中蕴含的动物伦理观念，拓展研究的广度和深度，以马克思主义思想为引领，解决人与动物之间的矛盾，引导人们树立人与动物和谐共生的价值理念，坚定人与动物可持续发展理念，铸牢动物伦理观念。